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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西支付了大约两万美元的现金，并同意只要找到石油，他都从销售中支付给国王16％的矿区使用费。这样，这个偏执的澳大利亚人得到了当时一份最有价值的法律文书，该文书赋予他本人及他的继承人或受让人、朋友，开采石油的特权，这项特权一直持续到1961年。达西第一次真正找到石油是在波斯湾北部的舒什特尔地区。
赖利在1905年想方设法找到达西。当时，达西通过巴黎罗斯柴尔德银行集团正打算与法国签署合作开发石油的协议，准备告老还乡，回到祖国澳大利亚。
赖利假装成一位教士，利用达西虔诚的宗教信仰，施展种种伎俩说服达西把他拥有的波斯石油独家开采权转让给“虔诚的基督教”英国公司——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苏格兰金融家士达孔拿爵士由英国政府举荐，当上了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的重要股东，而英国政府在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中的地位却秘而不宣。赖利因此使英国获得到了第一个重要的石油资源。
【柏林－巴格达铁路】
1889年，在德意志银行的领导下，一群德国工业家和银行家，从奥斯曼政府那里获得了一项特许权，建设从首都君士坦丁堡横穿小亚细亚安纳托利亚的铁路。这一协议持续十年后，到1899年，奥斯曼政府又批准了第二阶段的建设任务，即大家所熟知的“柏林－巴格达铁路项目”。第二项协议是德皇威廉二世1898年访问君士坦丁堡的成果。在这十年里，德－奥关系变得日益重要。
德国决定，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与土耳其建立牢固的经济联盟，大力开发德国工业品出口东方的新市场。柏林－巴格达铁路项目是这一重大而可行的经济战略的核心。隐藏于这个项目后面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获得潜在的石油供应，对此，英国当然会跳出来反对。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东以悲剧形式表达了对西方的仇视，其种子就是这个时期埋下的。
20多年来，连接欧洲大陆和巴格达的现代铁路建设问题，一直是德英冲突的焦点。德意志银行董事卡尔·贺尔菲里奇认为，在1914年之前的15年里，除了德国海军舰队日益强大之外，没有任何问题能像巴格达铁路建设那样引起伦敦和柏林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紧张的了。卡尔当时负责巴格达铁路项目的谈判。
1888年，德意志银行牵头成立了一家公司，该公司获得了建设和维护在君士坦丁堡外，连接海达－帕莎与安哥拉之间铁路线的特许权。公司被命名为安纳托利亚铁路公司，其主要股东是奥地利人、意大利人，也有一小部分英国股份。铁路前期建设进展得非常顺利，并提前完成，项目将延伸到科尼亚的南部。
1896年，柏林到科尼亚的铁路开通。这是一条深入土耳其安纳托利亚高地内陆，全长约1000公里的铁路。在一个经济十分闭塞的地区，建设期不到八年，这真是工程与建设史上的一项伟大成就。古老而富裕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河谷从此被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连接在一起。在此之前，中东的铁路设施都是英国人或法国人建的，所有这些铁路都很短，只在叙利亚境内或别的地区，连接了几个关键的港口城市，从来没有将广大的中东内陆地区与现代工业化地区相连接。
这条铁路第一次把君士坦丁堡和奥斯曼帝国的亚洲内陆腹地与经济发达的现代化地区联系了起来。这样的铁路，一旦扩展到巴格达，再延伸到不远的科威特，将在欧洲和整个印度次大陆之间建立起一条价格低廉而快捷的交通通道，这也是当时最高等级的世界级铁路。
在英国看来，这正是问题的关键。当时被派往塞尔维亚军队的英国资深军事顾问拉方（Laffan）警告说：“如果柏林－巴格达铁路建成，这块生产数不尽的经济财富、海上军事力量根本攻击不到的巨大内陆疆土将统一在德国的周围。俄国与它的西方朋友——英国和法国，将会被这一屏障阻隔开。”拉方还说：“我们在埃及的利益处于德国和土耳其军队的有效打击范围之内，并且两国军队从波斯湾可以直接威胁到印度。很快，亚历山大港和达达尼尔海峡将极大地加强德国在地中海的海军力量。”
拉方暗示，英国的战略是要摧毁柏林－巴格达铁路。
“看一眼世界地图就会发现，从柏林到巴格达，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土耳其一字排开。只有一小块条状地带横亘在这条链条上，阻止了东西两边的联系，这就是塞尔维亚。塞尔维亚虽小，但处于德国与君士坦丁堡港和萨洛尼卡等大港口之间，如鲠在喉。这些港口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把守着东方的大门……塞尔维亚是我们东方财富的第一道真正防线。如果塞尔维亚被征服，或是被利诱加入柏林－巴格达体系，那我们辽阔而不设防的帝国将很快感受到德国刺向东方的利剑。”
因此，毫不奇怪，在1914年之前的十年，巴尔干地区战火连绵，动荡不安，曾经发生的战争有土耳其战争、保加利亚战争以及连续不断的地区冲突。冲突和战争极大地削弱了柏林－君士坦丁堡联盟，特别是阻碍了柏林－巴格达铁路的建设。拉方反复强调了这一点。但是，把柏林－巴格达铁路建设项目看成是德国针对英国的单方面对抗行动是不对的。德国曾经反复向英国寻求这一项目上的合作。19世纪90年代，德国与土耳其政府达成协议，建设通往今天的科威特的最后2500公里铁路。为了完成这一庞大的项目，德意志银行和柏林政府作出了无数的努力，寻求英国参与，希望与英国一起为这一巨大工程提供资金支持。
1899年11月，德皇威廉二世访问君士坦丁堡后，在温莎城堡会见了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亲自说情，邀请英国参与巴格达项目。德国人十分清楚，为了保卫共印度通道，英国一定会维护他们在海湾和苏伊士的利益。没有英国的积极支持并不积极，很明显，这项工程将面临极大的困难，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困难，也有财政上的困难。这条铁路最后一段的建设规模远远超出了德国银行的资金调配能力，即使有德意志银行这样的大银行，仅靠德国也是不能胜任这么巨大的工程融资任务的。
然而，英国方面，在随后的15年里，运用各种手段和伎俩，延误和阻挠铁路的建设进度，同时总是让德国心存达成最终协议的希望，弄得德国捉摸不定。这样的游戏一直持续到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英国女王在关于巴格达铁路的最后谈判阶段，打出了制胜的一张牌，她与科威特酋长有紧密联系，1901年，停在科威特海域的英国军舰，命令土耳其政府必须考虑把阿拉伯河下游的海湾港口（当时由穆巴拉克－萨巴赫酋长的阿纳扎部族控制）划为“英国领地”。
当时，土耳其在经济和军事上势力弱小，对于英国对奥斯曼帝国这一遥远地区的事实占领除了软弱的抗议外别无他法。英国控制了科威特，成功地阻止了柏林－巴格达铁路向波斯湾水域甚至更远的地方延伸的企图。
穆巴拉克－萨巴赫酋长生性残忍，据说在1896年，他利用自己的两个同父异母兄弟在他宫殿睡觉的机会谋杀了他们，从而得到了这一地区的控制权。1907年，穆巴拉克－萨巴赫酋长签署协定，把土地永久出租给“尊贵的英帝国政府”，共同签署这一文件的是英帝国政府驻科威特代表梅杰·诺克斯少校。据说，为了让酋长签署协定时开心，英国政府软硬兼施，给了他大量的黄金和武器。1913年10月，珀西·科克斯中校得到了向来出手大方的酋长的一封信，信中酋长同意：“除非英国政府提名或推荐”，酋长不会把这块土地上的石油开采权授予任何人。
1902年，这个由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地区叫美索不达米亚，即今天的伊拉克和科威特。这一地区有丰富的石油资源，究竟有多少，如何开采，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石油的发现，使这一地区成为全球经济和军事控制的巨大角斗场，这一局面一直延续至今。
1912年，在为巴格达铁路融资的过程中，德意志银行与奥斯曼皇帝谈判，巴格达铁路公司获得了在铁路两旁20公里范围内的所有石油和矿产开采权。铁路线一直延伸到摩苏尔今天的伊拉克。
1912年，德国工业界和政府已经认识到，石油是未来经济的燃料，对未来的陆地运输和海洋运输同等重要。在当时，德国已经被美国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牢牢地控制手中。标准石油公司所属的德国石油销售公司控制着德国石油销售总额的91％。德意志银行拥有标准石油公司德国石油销售公司9％的股份，只是个小股东。而德国在1912年时，还没有建立独立、安全的石油供给体系。
然而，地质学家们已经在摩苏尔和巴格达之间——美索不达米亚（伊拉克）的部分地区发现了石油，建设中的柏林－巴格达铁路的最后一程正好穿过这一地区，也被认为一定存在着大量石油资源。
1899年英国政府和科威特酋长·穆巴拉克－萨巴赫签署的著名协议文本，从此以后，英国就把科威特纳入其阿拉伯湾特殊利益的范畴之内。
伦敦《泰晤士报》（1899年10月3日）和《金融新闻》（1899年10月6日）披露了英国外交政策领域的关键人物对于德国巴格达铁路项目的强烈的地缘政治观点。
1912～1913年间，德国议会一直努力立法，希望建立一家自己的国有公司，以独立于与美国洛克菲勒的合资公司，来开发和经营新发现的石油资源。但这一努力始终进展缓慢，一直拖到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最终不得不放弃。德意志银行的计划是，通过巴格达铁路从陆地运输美索不达米亚的石油，避免英国的海上拦截，这样就可以确保德国的石油需求得到满足，实现独立自主。
【新“无畏号”战舰】
直到1909年，费舍尔将军将英国海军舰船改用石油作燃料的计划才开始实施，而德国刚好在这时完成了对英国“无畏号”战舰系列的第一次改进。德国的“冯·德·坦恩号”战列巡洋舰拥有八万吨马力的引擎，虽然还是用煤作燃料，但航速能达到令人震惊的28节。在英国，只有两艘军舰在速度上可与之媲美。英国的燃煤舰队受到了技术上的限制，而德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已经对英国的海上优势提出了挑战。
1911年，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接替费舍尔爵士担任第一海军大臣。丘吉尔立即开始游说，把海军军舰的动力燃料改为石油。根据费舍尔的观点，丘吉尔指出，同样大小的船，用石油可以获得更快的速度，且同样吨位的舰船，因为不必中途补充燃料，所以在活动范围上具有决定性的优势。
1912年，美国生产的石油占世界产量的63％，俄罗斯的巴库大约占19％，而墨西哥占5％。英国的波斯勘探公司还不是石油的主要供应商，但即便如此，英国政府做出战略决策：对国家利益来说，英国在波斯湾的存在是完全必要的。正如我们看到的，德国不停歇地建设柏林－巴格达铁路，对英国政府的这一决策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
1912年7月，在丘吉尔的敦促下，阿斯奎斯首相领导的政府任命退休了的费舍尔爵士担任皇家石油和石油引擎委员会主席。1913年初，同样是在丘吉尔的要求下，英国政府秘密购买了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今天的英国石油公司（BP））的大多数股份。从这点看，石油已经处于英国战略利益的核心位置。
如果英国不仅能确保自己未来石油运输和能源技术的需求，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她还能阻止经济竞争对手染指世界上的石油资源储备，那么，她的霸权地位还能再维持几十年。简言之，即使英国的工业停滞不前，无法与德国新兴的戴姆勒汽车公司竞争，那么她将控制戴姆勒汽车公司所必需的原料。英国的石油控制政策对世界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影响正变得清晰可见。
【决定命运的巴黎之旅】
1914年，英国为什么要冒着世界大战的危险，去阻止德国工业经济的发展呢？按照德国银行家卡尔·赫尔弗里希的解释，英国1914年8月对德宣战的最大理由是基于“英国政策由来已久的传统。通过这个传统，英国建立起强权地位，并且寻求继续保持这种强权地位”。他还强调，“英国的政策总是以对抗欧洲大陆最强大的政治经济强国而定。”
自从德国成为欧洲大陆最为强大的政治经济强国后，英国在全球的经济地位和海上优势，都感受到了来自德国的威胁。自此，英德分歧无法弥合，她们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难以达成一致。
1897年，赫尔弗里希伤感地记述了俾斯麦宣言的精髓：“只有一种情况能促进英德之间关系的改善，那就是勒住我们经济发展的缰绳。然而这是不可能的。”
1914年4月，在巴黎，英王乔治七世和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对法国总统庞加莱进行了一次特别拜会。这也是爱德华·格雷爵士离开英国本土的为数不多的出行之一。俄国驻法大使伊斯沃尔斯基也加入了其中，三个国家结成了一个对抗德国和奥匈帝国的秘密军事联盟。出于谨慎，格雷没有发出警告，预先让德国人知道这个秘密联盟——一旦英国发动一场战争，为了对抗德国而小心建立起来的联盟中的所有成员国都将参战。
早1914年前，英国当局的许多人都认定，只有战争控制欧洲局势的唯一途径。英国的利益集团根据其权力均衡逻辑，使英国从19世纪传统的“亲奥（斯曼）反俄”联盟策略转变为“亲俄反德”。而早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这一转变已经十分明显。当时法国的加布里埃尔·阿诺托和俄国的萨济·维特之间形成的联盟，连同新兴的工业化德国一起，就已初见端倪。
【法国的失误和俄国的雄心】
的确，到19世纪90年代末，英国上层对新兴德国的经济挑战的恐惧达到了顶点。为了使欧洲的事态发展有利于自己的利益，英国对十年未变的大陆联盟策略进行了一次彻底的调整。
直接导致联盟策略调整的是发生在埃及的一次重大军事对峙事件。在埃及，英法两国都在历史上通过苏伊士运河公司拥有巨大经济利益。1898年，马尔尚上校率领的一支法军，穿过撒哈拉沙漠抵达东部。在那里，他们遭遇由基钦纳将军率领的驻尼罗河法绍达的英军。两军对峙，互不相让，局势剑拔弩张。最后，马尔尚请示巴黎后，率法军先行撤离。这就是著名的法绍达危机事件，最后因英法两国为联合抗德达成权力均衡联盟而结束。在这次事件中，法国错误地放弃了使非洲工业化的好机会。
当时的法国殖民部长是泰奥菲尔·德尔卡塞，正是他给在非洲法绍达与英军对峙的马尔尚上尉率领的法国远征军下达了撤退命令。尽管自拿破仑时代起法国对这一地区就有领土主张，但英国却步步推进，事实上占领了埃及和苏伊士运河。自1882年英国军队“暂时”占领埃及后，英国公务员为“保护”英法在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利益事实上管理着埃及政府。最后，英国人在法国人的眼皮底下悄悄地窃取了埃及。
德尔卡塞的撤退命令违背了法国的利益，也违背了法国外交部长加布里埃尔·阿诺托明确的政策设想。阿诺托原本对法国非洲殖民地的发展和工业化有一个完整构想，可是在处理法绍达冲突的关键的六个月当中，他偏偏没有参与。阿诺托是一个著名的反英共和主义者，他的构想是以法属非洲乍得湖为中心，再用铁路将位于内陆的法属塞内加尔达喀尔和位于红海的法属吉布提连接起来，使之形成一个经济共同体。这个设想在法国国内指的就是跨撒哈拉铁路项目，它将从西到东改变整个非洲撒哈拉地区的面貌。这一构想也将阻断英国的主要战略目标，即控制从非洲横跨埃及进入印度的整个地区。
阿诺托小心翼翼维护法德之间关系的正常化，法德关系是英国“权力均衡”策略的最大威胁。1896年初，德国外交大臣就曾询问法国驻柏林大使，法国是否愿意考虑加入非洲联合行动，“限制英国的贪得无厌……必须让英国知道，她们不能再从法德对抗中渔翁得利，肆意攫取任何资源”。
然而就在不久之后，臭名昭著的德雷弗斯事件就在法国媒体上公开曝光，它的直接目标是破坏阿诺托努力打造的法德稳定关系。当时，一位名叫德雷弗斯的法国陆军上尉被指控向德国人出卖军事秘密。阿诺托在1894年审判开始的时候进行干预，警告说德雷弗斯事件会导致“与德国外交的破裂，甚至战争”。几年之后德雷弗斯被判无罪，因为有证据显示，在罗斯柴尔德银行的支付凭证中，费迪南·威尔辛－埃斯特哈齐伯爵伪造了对德雷弗斯不利的证据。到1898，阿诺托被赶下台，由亲英派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