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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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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路中央,几只鸡互相追逐着,来来回回地跑;一只大白公鸡叼着虫子似的东西晃晃悠悠地很神气地跑在前面,一边咕咕叫……他放心地从上衣小口袋取出那东西,塞向邮筒。当那件东西快要投进邮筒的插口时,他的手陡然停住,他发现将投人邮简内的是一个红色的小硬本,原来是他的工作证,险些扔了进去。真若扔进去,怎么向邮局的工作人员解释呢?他微微出点冷汗,伸手再去掏信,可是上衣口袋里什么也没有了。他不禁诧异地一怔,两只手几乎同时紧紧抓住上衣的两个大口袋,但抓在他手里的仅仅是两片软软的口袋布。随后他搜遍全身,所有口袋都翻过来了,里面的纸条、粮票、硬币、钥匙全都掉在地上,叮叮当当地响。还有刚才揣在口袋里的那块啃了几口的馒头,滚到马路上去。但那封信没了!不翼而飞了!
  他从整个内脏里发出一声惊叫:“哎哟!”然后一动不动地呆住了。上衣小口袋象狗舌头似的耷拉在外,几枚铝质的硬币在足旁闪亮;如果他的眼睛再睁大些,那对灰色的小眼珠恐怕就要掉出来了;半张着的嘴,好似一个半圆形的小洞。
  迎面而来的那个提菜篮的老妈妈已走到他跟前,瞧见他这副怪模样,停住脚步,盯着他的脸看了好一会儿,他也不曾发觉。

  七
  从七点十五分到七点四十五分,他在由家门口到邮筒这段路上来回跑了两趟,也没有找到丢失的信。他还在楼里的楼梯和走廊上仔细找过,惊动了楼下的邻居杨大妈。“吴同志,您在找什么?”
  “一封信。信!您瞧见了吗?”
  “信?怎么没瞧见?!”
  “在哪儿?”他惊喜得心儿在胸膛里直蹦。
  “您昨儿下班时,我不交给您了吗?您弄丢了吗?”杨大妈问。
  “噢……”他的心又噗噔一下沉落下来,嗫嚅着说;“不是那封。是另一封不见了!”
  他沮丧地回到自己屋中。屋里没有那封信。桌上只有少半本信笺,墨水瓶开着盖儿。一点点淡淡的丝一样的烟缕,从没有益严的炉盖旁边的缝隙处钻出来。这是他早晨烧那些废信纸的残烟。恍惚间,他突然想到,是不是早晨烧废信纸时,把那封信也糊里糊涂地烧掉了?跟着他又否定了这种乐观的假设。他清楚地记得,临上班时是把那封信怎样从桌上拿起来放进上衣口袋里的,而且他站在走廊上,还用手按过口袋,当时摸到信的感觉直到现在还保留在手指头上。没有疑问,信丢了,叫人抬去了。可能被谁拾去了呢?于是他想到那个蹲在道边玩耍的穿绿褂子的小男孩儿。
  “多半是他!那时路上没别人。”
  他认准是那小男孩,就跑出去,找到刚才那小孩玩耍的地方,却不见那孩子。他想那孩子可能就住在附近哪一个门里,于是他站在道边的树旁等候着。他看看表,八点钟了,已是上班时刻,昨天赵昌通知今天任何人不准请假或迟到。但那一切都不如眼前的事情更重要。他大约站了十多分钟,还算幸运,忽从身旁一扇门里走出一个斜背着绿书包的小男孩,他从这小男孩胸前别着的一枚特大的像章,立即辨认出就是刚才那孩子,他一步跨上去,就象一个藏在树后拦路抢劫的匪徒,一把抓住小男孩的胳膊。
  “你说,你看见那封信了吗?”
  小男孩吃惊地看着他白晃晃、由于过分紧张和冲动而显得任可怕的一张脸。突然哇地一声哭了。
  “别哭,我的信在哪儿?”他扯着小男孩的胳膊说。
  这时,隔墙的院子里传出女人的叫声:“小庆、小庆,怎么啦?”跟着跑出一个矮身材、黄脸儿的女人,腰上系一条蓝条格的小围裙,两只手水淋淋的,看样子是小男孩的妈妈。这女人见有人抓她的孩子,便生气地冲着吴仲义问;
  “你这是干什么?”
  小男孩见到妈妈,索性放声大哭起来。吴仲义放开小男孩,发窘地解释道:
  “我,我丢了一封信。刚才这孩子在这儿玩,我问他看见没有……”
  小男孩儿哭着说:“他抓我,抓得好疼……”他对妈妈还有点撒娇。
  女人不满意地对吴仲义说:“你问他好了,干什么抓他?他又没惹你!”然后转过头问小男孩:“小庆,你瞧见他的信了吗?”
  “没有。我什么也没瞧见。他抓我……”
  小男孩只是委委屈屈地哭着。没瞧见他的信。吴仲义只好道歉说:“那对不住了,对不住了!”随即匆匆忙忙转过身走了。样子显得很狼狈。耳朵还听着身后孩子的哭声和那女人一边劝孩子,一边怒骂他的话:
  “丢一封信算什么?值得这样?这么回,欺侮一个小孩子,真没见过!我看你离倒霉不远了!”
  他听着,跟着这声音从耳边消失,脑袋嗡一声响起来。他意识到,那封信叫不知名姓的路人拾去了。要命的是,他为了不叫哥哥那里的人知道是一封私信,而用了印有单位名称的公事信封。信封上又没署上他的姓名地址。抬到信的人肯定很快地就会把信送到他的单位,这等于他把自己送入虎口。

  八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吴仲义一进单位大门,就见迎面墙壁上贴着这样一条大标语。每个字都有一人多高;标语纸上有刚刷过浆糊的湿痕,字迹还汪着黑亮亮、未干的墨汁。白纸黑字,赫然人目,好象是针对他写的。
  今天单位里分外静,气氛异常。院子里没人,走廊上也没人,各个房间的门都关着。他推开自己工作室的门,里面静无一人。阳光从四扇宽大的窗子照进来,使几张办公桌上的大玻璃板反射出耀眼的光芒。机关单位已过了熄火的日子。早晨没有炉火和暖气的空屋子,浮着一些寒气。他见自己的桌上有一个小字条,上边写着 
  仲义:
  从今天起,咱组与近代史组合并一起搞运动,人都到那边去了。你见条也快去吧:
  赵昌匆匆
  他赶紧到近代史组。这间房子比他的工作室大一倍。但见他同组的秦泉和张鼎臣与近代史组男男女女四五个人混在一处;张鼎臣换了一件破旧而洗得发白的蓝布褂。不知是何原因,每次运动一来,他立刻换上这件衣服。人家都称他这件破褂子叫“运动衣”。此时,大家忙着写什么。屋内只有五张桌子,人多了一倍,显得拥挤,却没有声音,各干各的。大家见他进来都没打招呼,只有秦泉偏过半张瘦长而黯淡的脸,对他点了点下巴,也未出声。人与人的关系,在一夜之间变得不可思议了。乎日的友情变得不可靠了。友情好似一种水分,被蒸发掉,只剩下干巴巴的利害关系,而且毫无掩饰地突现在外。
  吴仲义见老秦正在用他擅长的楷体字写大字报。标题字有拳头大小,叫做“欢迎对我狠揭狠批”。下边的字和火柴盒一般大,写得工工整整,行距整齐。以往运动乍到,他都写这么一份,但丝毫拦不住对他批判斗争的凶猛扑来的浪潮。其他人手里都拿着一种十大开表格似的纸张。有的在埋头填写什么;有的笔尖对着纸面呆呆发楞,也有的见他进来,用手把写在纸上的字挡住。他不去看,因为此时此刻总去注意别人写什么的人,就象自己心里有鬼似的。
  门轴咔嚓一响,走进一个瘦高个儿,中年人,带一副黑色窄边方框的眼镜,镀金的钢笔卡子在平整整的制服上熠熠问亮。在大学校、研究单位和机关里都有这样的文职于部。一看即知是个能干、谨严和在各方面都富有经验的人;虽然他略显严肃和矜持,却因为人正派、办事规矩,在群众中很有些威信。他叫崔景春,是近代史组组长。他平时与所有人都保持一定距离,人缘好却谁也接近不得。而且在任何时候都是如此。别人对他更深一层的内心的东西很不容易得知。“你来迟了。怎么,你不舒服吗?”崔景春发现吴仲义脸色有点异常,故问。“不,不,我挺好……” 吴仲义忙说。可是他跟着又说,“我有点头晕,可能昨晚中点煤气……不过现在好了。”
  他平时不说瞎话。此时一说,再加上心慌,有些前言不搭后语。崔景春马上意识到对方表现异常的原因不是生理上的,而是,心理上的。吴仲义在每次运动中都无此表现,这是为什么呢?崔景春心里浮出一个小小的浅浅的问号。此种时刻,人们都变得极其敏感;连最麻木的人,神经都通了电;感觉的触角探在外边。崔景春把这个问号记在心里,表面不动声色地说:“从今天起,你们地方史组与我们组合并一起活动。所里成立了运动工作组;政工组老贾是组长。你们组的组长赵昌调到工作组去工作。咱们这个大组的运动暂时由我负责。这个给你。”他说着,回手从桌上拿了一叠纸递给吴仲义,“你写好,都交给我!”然后转过身对秦泉用一种完全公事化、一本正经的腔调说:“老秦,你随我到工作组去一趟。他们找你。”
  “好!”秦泉答应一声。显然,工作组找他没有好事。但他比较老练,并不惊慌,从容地把手中墨笔套上竹管的笔套,又把没有写完的大字报折成三折,用墨盒压好,然后拿起桌上的茶杯,将不多的一点热水“咕噔”咽下去,声音分外响,好象吞下一块鹅卵石。他撂下杯子就随崔景春走出去了。
  这种气氛对吴仲义来说,形成一种压力。他坐在秦泉走后的空座位上,看着崔景春交给他的那几张纸,原来是两种油印的表格。一种是“检举揭发信”,上边印着“检举人”、“被检举人”和“检举有功,包庇有罪”的字样;另一种是“坦白自首书”,印着“坦白自首人”和“坦自从宽,抗拒从严”的字样。尤其是这空白的“坦白自首书”对他有种逼迫感。
  他一双眼盯着窗外的一株柳树。返青的枝条在微风里轻轻摇着它淡绿色的生机,却没有给他任何动心的感受。他脑子象马达那样飞快旋转着。他把那封遗失的信所能引起的后果想象得毛骨悚然,就象一个胆小的孩子,坐在那里,想出许多可怕的情节吓唬自己。这时,他的虚构能力抵得上大仲马。可是他忽又想到,刚才找信时,家里书桌最下边的抽屉底下的空处没有找过。往往抽屉里的东西太满,一拉抽屉,放在上边的东西最容易从后边掉下去。早晨他慌慌张张收拾桌上的东西时,很有可能把那封信塞进抽屉里去,再一拉抽屉就掉下去了。他便将早晨那封信带在身上的印象,归于人紧张时常有的错觉。他恨不得马上跑回家把书桌翻过来看看。他坐不住,甚至想装急病好回家一趟。
  他使自己轻松了五分钟的光景,很快又觉得这些想法都是不牢靠的自寻安慰的假设。于是,他早晨站在自己家中的走廊上用手按了按上衣口袋内那封信的感觉,又执拗、清晰、不可否定地出现在手指上。信明明丢掉了。只有盼望拾到信的人好心肠,把信替他丢进邮筒里。但如果是另一种人呢?拆开看了,发现了他的秘密,拿这封信立功和牟取政治资本,那么他的一切就都不可挽回了。这时,他眼前出现一个可怕的画面:工作组长贾大真从一个告密者手中接过信,现在正拆开看呢
  这当儿,有人叩门。他心里一惊。屋内一个同事说:
  “进来!”
  门被推开一条缝,伸进一张陌生的又宽又长的脸,吊稍小眼,扁扁的大嘴,象一张河马的脸,用一口四川腔问:
  “这是办公室吗?我有事。”
  “这儿在搞运动。你有事到后楼二楼革委会。要是外调就到后楼的三楼。工作组在那儿:”那同事淡淡地说。此时人人都不爱管闲事。
  吴仲义的座位正对着门。他忽然发现这张河马样的大脸下边,隐约可见一只手捏着一个白色的东西。他的心顿时提到喉咙处。是不是送信的人来了?
  那人已把门带上,走去了。
  吴仲义猛地站起身。哐嘟一声差点儿把椅子碰翻,他过去抓开门,跑上走廊。这一连串动作十分迅疾,仿佛救人去似的。使同屋的人都莫名其妙。他在走廊尽头的小门口追上那人。
  “你找谁?”
  “找你们所里的领导。”
  “你,你手里拿的是不是信?”
  “是信。!,
  “是不是在路上捡到的。”他急渴渴地问。
  “捡到的?”那人一双吊梢的眼睛几乎立了起来,惊奇地打量着这个举动、言语和表情都象是有些失常的人,含着温怒反问道:“怎么是捡的呢?我是重庆博物馆来联系业务的。这是我单位开的介绍信,难道是假的。看,这是公章。我身上还带着工作证。”那人板着大脸,打开手里的那个白色的东西,果然是封介绍信。上边还盖着圆形和红色的单位图章呢!
  吴仲义松了一口气,但这误会的确闹得人家挺不合适.他给一种尴尬的表情扯得嘴角直扭动。只好向人家道歉,却无法解释明白。
  那人嘟囔一句什么“岂有此理”之类的话,脸上带着明显的不满走了。吴仲义转身往回走,只见赵昌迎面走来。赵昌胖胖的脸上带着笑,走到他跟前就说:
  “老弟,听说你在写检举信。写好了可得给我看看哟!”
  “什么?检举?检举什么?”他给赵昌的话弄得糊里糊涂。不明自赵昌为什么对他说这样的话。
  “检举我呀!瞧你,干什么眼险得这么吓人。我跟你开玩笑呢!再说,你写了检举信也不会交给我。你得交给崔景春,不过最后还得到我手里。……哎,老弟,你可别拿我的笑话当真。咱俩互相心里最有底儿。谁也没问题,对吧?!”说着,赵昌亲热地拍了吴仲义一巴掌说;“有事找我,我在后楼三楼的工作组里。哎,早晨你怎么迟到了呢?我没见到你,在你办公桌上留张条,瞧见了吧!”然后不等吴仲义说什么就走了。
  吴仲义站在这里,浑身感到一阵莫名的舒服。既然赵昌对他这样亲热,不是等于告诉他工作组还没有见到那封信吗?在事情没有落得最坏的结局之前,一切都是大有希望的。此刻,他不愿意去想刚刚发生的那件事不愿意再想那封信了。他要象淋热水澡一样,长久地沉浸在刚刚赵昌对他的这种亲热里,永远不清醒地面对现实。他与赵昌是要好的朋友,赵昌的又软又胖的手常常亲热地拍一下他瘦削的肩头,但他从来没感到现在赵昌拍他一下有这样珍贵。
  可是,赵昌刚对自己说的那些话又是什么意思呢?
  恐怕他此生此世都不会明白。

  九
  心与心,有时能象雨滴水珠那样一碰就溶成一个;有时却象星球之间距离那样遥远。从这个星球向那个星球上遥望,那里云包雾裹,玄奥莫测,是一个很难解开的谜团……
  谁能知道,赵昌在役有发现吴仲义的秘密之前,竟是害怕吴仲义的?
  他原是公用局业务科的一个办事员。喜欢地方的风物、历史、遗迹、习俗和掌故。业余有点时间就去访问遗老,搜奇寻异;并注意收集有关地方史方面的零零星星的材料,绝版小书,以及有价值的能对某一史实或事件作为佐证的物件;如本地名人的书信、农民运动中散发过的揭帖、民间年画、城砖庙瓦、大量的旧照片等等。往往一个专家开头的一步并没有什么宏伟的目标,全凭着浓厚的兴趣;而且学识渊博的学者不见得就是专家,对于专家来说“精”比“博”更为重要。赵昌对地方风物的兴趣,并没有停止在单纯的爱好或收藏家那样的嗜好上。他还致力于研究与发掘,并常在报刊上发表些小文章,来公布他的研究成果。地方史的研究一直是冷门。一般历史学家因其内容偏狭而不屑去做;而他们一旦需要这方面的史料或知识,还得求教赵昌这样的地方通。渐渐他就成了一名业余专家,有些小名气。五八年后,所里为了加强地方史研究而专门成立了一个组,就把他调进来;前后调人的还有张鼎臣。秦泉是所里的元老之一,五七年划为右派,摘掉帽子后也调到这个组工作。最后一个是吴仲义。
  吴仲义进所不久就与赵昌成为相好。
  人之间,好比锁和钥匙,只要合适,一拨即开。赵昌性情随和,没有是非,很好相处。他热衷于自己的工作,对别人很少有意见,这些都和吴仲义合得来。
  他外表胖胖的,肌肉松软,全身的轮廓和线条都是圆的;和他的性格、说的话一样,没有一点棱角;弯弯的小眼睛总带着和蔼和亲切的笑。将近五十岁的人。在过光中脸上还有一层软软发亮和战样的汗毛。他给人的全部感觉,颇象只温驯的猫儿。有人认为他圆滑,有人认为他平和,不过他从不招惹人、干涉人,工作热情又高,怎能说他不好?
  在吴仲义没调进来时,地方史组的三个人归属近代史组,由崔景春代管。业务上由赵昌负责,但没有明确职务。吴仲义调入后,地方史组就从近代史组分出来,独立了。所里委派吴仲义做“临时组长”。因为吴仲义大学毕业,又是个老团员;赵昌和张鼎臣、秦泉三人都是白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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