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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瞧着摆在面前的检举揭发信，不好不写，又没什么可写，真正体会到“如坐针毡”是什么滋味。尖尖的屁股坐累了，在椅面上挪来挪去。不单是他，别人也是这样。
时间，就这样从每个人身上匆匆又空空地艰难地虚度过去。
崔景春走进来。屋里的人都眼盯着自己手里的揭发信，装做思考的样子。这时张鼎臣站起来，手拿着两张纸凑上前，交给了崔景春。样子卑恭，并小声嗫嚅着说：
“这是我一份申请材料。要求领导每月在我的工资里扣去十块钱，补还我十年中所支取的定息。这是剥削的钱，不该拿，我主动交回……还有这份，揭发我叔叔。解放前我叔叔开米铺时，曾往米里边掺过不少白砂子，欺骗劳动人民。详细情况都写在这上边了。”
崔景春听了，脸上毫无表情。问道：
“你叔叔现在哪儿？”
“死了。五九年死的。”
“死了你也要揭发？”崔景春说着，严肃而平板板的脸上露出一点鄙夷的神气，随后拿着这两张纸走了。
张鼎臣回到座位上，两眼直怔怔，嚼味着崔景春这两句话的意思。
吴仲义想在自己手中的检举信上写点什么好交差，但他脑袋里依然没有一块可以用来回忆和思考的地方了。混混沌沌地盈满了有关那封丢失了的信的种种想法。笔下无意识地在检举信上写了一个“信”字，跟着他心一惊，觉得这个不祥的字会泄露他全部秘密似的。他赶忙在“信”字上涂了一个严严实实的大黑疙瘩。这当儿，赵昌走进来。
他赶紧把这张检举信折起来，用一只手紧紧按着，好似按着一个活蚂蚱。赵昌一屁股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笑呵呵地问：
“写的什么，能给我看看吗？”
吴仲义连忙说没写什么，攥在手里，不肯给赵昌看。他神色有点紧张和慌乱，使处于戒备状态的赵昌误以为吴仲义所写的什么与自己有关，由于险些被自己闯见而发慌。但赵昌表面上装得很自然，拍了拍吴仲义的肩膀，脸上还带着笑说：“你可得实事求是，瞎写会给自己找麻烦。你写吧，我走了！”说完一抬屁股就走出去。
赵昌走出门，在走廊上站了一忽儿。掏一支烟点上，连吸了几口。嘴里吐出的烟团，如同他此时脑袋里旋转着的疑团，绕来绕去。他把刚刚吴仲义反常的神态猜了又猜，各种可能一个个排除，最后仍做不出确切的判断。他非常疑心吴仲义在打自己的算盘多半就是自己所担心的，即揭发自己那次酒后之言，以此来把自己从 “组长”的职位上推下去……想到这儿，他将一团烟留在走廊中间慢慢消散，急忙返回自己的房间去思谋对策。
十二
两天里，吴仲义和赵昌在互相猜测、疑心和害怕。
赵昌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碰到吴仲义就故意板着面孔，冷谈对方；眼睛也不瞧着对方，只微微一点头就走过去。他想以此给吴仲义造成心理压力，使吴仲义清楚地感到自己已然察觉到他的动机。同时，赵昌每天下班前的一个小时，都坐在工作组的房间里不动，等候崔景春交上来近代史组的检举信，察看一下有无吴仲义揭发他的材料。
赵昌的态度使吴仲义忧虑不安。他误以为拾到信的人已经把信交到工作组，赵昌也已经获知自己的问题。因为他俩平日接近，赵昌怕牵连自己才故意冷淡和疏远他。正象运动初期赵昌给他贴大字报时的动机和想法一样。
他把赵昌对他的态度，当做自己的事是否败露的晴雨表。这就糟了！因为赵昌也正把他的态度当成某种反应器。
他很紧张。遇见赵昌就更不自然。一双惊慌和不安的灰色的小眼珠在眼镜片后边滴溜乱转，如同一对滚动着的小玻璃球儿，躲躲闪闪，竟没有勇气正视赵昌。更使赵昌认为：“好小子，你怕我，看来你已经朝我赵昌下手了！”
赵昌还想到，之所以没见到吴仲义揭发自己的材料，多半由于崔景春见那材料关系到自己，收在一旁，没给自己看。或许背着他悄悄交给工作组组长贾大真了。于是他开始对贾大真和崔景春察言观色，留神有什么异样而微妙的变化。虽然他比吴仲义老练，沉得住气，掩饰内心情绪的本领略胜一筹。但心中也非常苦恼，烦乱，担惊受怕；此刻的心理活动与吴仲义无甚两样。因而他把吴仲义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吴仲义得急病，在上下班路上遇到车祸，或突然出现什么问题叫自己抓住，将他狠狠置于死地，好回不过嘴来咬自己。
十三
贾大真是所里一位铁腕人物。虽然仅仅是一名政工组长，二十一级的人事千部，天天骑一辆锈得发红的杂牌自行车上班，每顿饭只能买一碟中下等的小菜，得了病也不例外地东跑西跑求人买好药。但在那个人事驾驭一切事情之上的非常时期，却拥有极大权力。许多人在命运的十字道口上，全听从他的信号灯。可是别人在他手中，有如钱在高布赛克的手中，一个也不轻易放过。
一连串整垮、整倒、整眼别人，构成他生活的主要内容，工作的主要成绩。他是那个时期生活的主角和强者当然是另一种主角和强者。把握着人与人关系绝对的主动权。同他打交道，便意味着自己招灾惹祸，沾上了不好的兆头；他带着一种威胁性，没有人愿意同他接近。他却自鸣得意。说自己是“浓缩的杀虫剂”。由于到处喷洒，连益虫也怕它。
他敏感、锐利、精明、机警。能从别人的眼神、脸色、口气以及某一个微小的动作，隔着皮内窥见人心。还能想方设法迫使人把藏在心里的东西掏出来。每逢此时，他就显得老练而自信。好象一个提蟋蟀的能手，能将躲在砖缝里的蟋蟀逗弄出来那样心灵手巧，手段多得出奇。非正常的生活造就了这样一批人，这批人又反转过来把生活搞得更加反常。在那个不尚实干的年月里，干这种行当的人渐渐多了，几乎形成一种职业。人家天天用卡尺去挑检残品，他们却拿着一把苛刻得近似于荒谬的绳尺去检查人们的言行；人家用知识、经验、感情、血汗，以及心中的金银啡紫写成文章，他们却在写文章的人身上做文章。把活泼快乐的生活气氛，搞得窒息、僵滞和可怕。这些人还有共同的职业病：在平静的生活中就显得分外寂寞，闲散无聊，无所作为；当生活翻起浪头，他们立刻象抽一口大烟那样振作起来，兴致勃勃，聪明十足。又好似夜幕一降，夜虫在鸟就都欢动起来。此时此刻的贾大真正是这样，如同一个刚上场的运动员那样神采奕奕，浑身都憋足了劲儿。
特殊职业还给了他一副颇有特色的容貌：四十多岁，用脑过度，过早秃了顶。在瘦高的身子上头，这脑袋显得小了些。他也象一般脑力劳动者那样，长期辛苦，耗尽身上的血肉，各处骨胳的形状都凸现在外；面皮褪尽血色，黄黄的，象旧报纸的颜色。只留下一双精气外露、四处打量的眼睛，镶在干瘪瘪的眼眶里。目光挑剔、冷冰冰、不祥、咄咄逼人。而且总是不客气地盯着别人的脸；连心地最坦白的人，也不愿意碰到这种目光。
早上，张鼎臣写了一份矛头针对自己的大字报，名日《狠批我的剥削罪行之一》。吴仲义主动帮他到院子里去张贴。
吴仲义这样做，一来由于在屋里心惊肉跳坐不住，二来他想到院中看看有什么关于自己的迹象。他还有种天真的想法幻想到院子里，可以碰到拾信的人把信送来，他好上去截住。
院墙上贴满大字报。有表态式的决心书、保证书、批判文章，也有揭发运动中两派斗争内幕的。充满纷繁复杂、纠缠绞绪、说不清道不明的派性内容。有攻击，有反击，也有反戈一击；或明或暗，或隐或露，或曲折隐晦，或直截了当；在这里，人和人的矛盾公开了，激化了，加深了。由于公开而激化和加深了。
吴仲义和张鼎臣在这些大字报中间找到一块空当，刷上浆糊，把张鼎臣那张骂自己的大字报贴上去。贴好后，张鼎臣嫌自己的大字报贴得不够端正，他举着两只细白的手进行校正。吴仲义站在一旁，手提浆糊桶，给张鼎臣看斜正。这当儿，吴仲义觉得身边好象有个人。他扭头，正与两道冷峻而通人的目光相碰。原来是贾大真！他倒背着手，两眼不动地直盯着自己看，仿佛把自己心里的一切都看得透彻和雪亮。他不禁一慌，“啪”地一响，手里的浆糊桶掉下来，浆糊洒了一地。
贾大真见了，微微一笑，笑得不可捉摸，好似带点嘲讽的意味。
吴仲义直怔怔呆了几秒钟，才忙蹲下来，一双控制不住的颤抖的手在地上收拾着又粘又滑的浆糊，一边抬起头强装笑容地说：“桶把儿太滑，我……”他努力掩饰自己的失常。
贾大真什么话也没说，转身走了。他不需多问，已经意外地得到一个极大的收获。他回到工作组，只赵昌一个人在房中整理各个组交上来的揭发材料。他坐下来，掏出烟点上火，抽了一阵子。头也不扭，说：“老赵，你认为吴仲义这人怎么样？” 赵昌一惊。他立即敏感到吴仲义和贾大真可能接触过了。是不是贾大真已经掌握了自己的问题，现在来试探自己？他感到手脚发麻，心中充满恐怖感，脸上也明显地表露出来。如果这时贾大真与他面对面，肯定又给贾大真意外发现一个有问题的人。而使贾大真有机会大显身手，建树功绩。但是贾大真没有这么多好运气。运气象个没头没脑的飞行物，一头栽到赵昌的怀里。他瞬间的流露没给贾大真瞧见，便赶忙垂下眼皮，翻着手中的材料，边看边说：“这个人……很难说。”“怎么，你不是同他很好吗？”贾大真扭过脸来问道。“好？”赵昌淡淡哼了一声，“他和谁都那个样子。”“你不是挺照顾他吗？”“我俩在一个组里，又搞同一项工作，总比较近些……”“每年入冬时，他家的炉子不是你给安上的？前两个月，他哥哥病了，你还借过他二十块钱。是不是？”贾大直目不转睛地瞧着他说。
赵昌见他对自己同吴仲义的关系了解如此详细而略感惊异。贾大真一向对人与人的关系感兴趣，全所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他都了如指掌。而且还把握着大多数人的业余活动。赵昌与贾大真在运动初期虽属于一派，贾大真对他还挺重用（譬如调他来工作组），但赵昌很清楚，只不过自己没有什么短处抓在贾大真手里。如果有问题叫贾大真抓住，就是贾大真的至爱亲朋也不会被轻易放过。此时，赵昌不明白贾大真同他谈这些话为了什么，只觉得没有好事，便推说：
“是啊，他找我借钱，我怎好不借。那只是一般往来。”“吴仲义这人的思想深处你了解吗？”贾大真又问。
赵昌从这句问话听出来，贾大真所要了解的事与自己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心里便稍稍轻松一些，问题回答得也比较自如了：“您要问这个，我可以告诉您，我虽与他表面上不错，实际对他并不很了解。我俩在一起时，只谈些工作或生活上的事，他的想法和私事从不对我讲。有时他长吁短叹，我问他，他不肯说。弄长了，他再这样唉声叹气，我连问也不问了。”赵昌一方面想把贾大真的兴趣吸引到吴仲义身上，一方面有意说明自己与吴仲义从来不说知心话，好为否定一旦吴仲义揭发他那些酒后之言做铺垫。他防守得十分严密，如同一道无形的马其诺防线。
“他家的收音机有短波吗？”贾大真转了话题，问道。
“没有吧！恐怕连收音机也没有。”赵昌说。他虽然不明白贾大真问话的用意。但已明确地觉到这些问话的矛头不是针对自己。
“他写日记吗？”贾大真又问。
“那就不知道了。要是有也不会给我看呀！怎么，他怎么了？”赵昌开始反问。他懂得光回答别人的话，会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对人发问才会变得主动起来。
贾大真忽然站起来，以一种非常有把握的肯定的语气对赵昌说：
“他有问题！”
当赵昌听到了贾大真说这句话，他兴奋得眼睛都亮了。这看上来是对准自己的枪口，原来是对准别人的。如果他现在一个人在屋里，会喊出一声：“谢天谢地！” 可是他还是不清楚贾大真怎么会从吴仲义这样一个胆小怕事、循规蹈矩的人身上发现问题。他不禁问：“他能有什么问题？”
贾大真膘了他一眼，并没把刚才自己偶然间的发现告诉赵昌。他在屋子中间来来回回踱着步，考虑着，一边抽烟。最后他走到桌边，把烟头按死在一个玻璃烟缸里。扭过脸面对赵昌说：
“你先别管他有什么问题，但我肯定他有。我……打算叫人去进一步观察他一下，看看他有什么反常的表现。如有，随时告诉我。我叫你去，是因为你平时同他关系较近。你接近他，不会惹他起疑。不过，无论你发现了什么也不能惊动他。你能不能做到？”
赵昌听了很快活。从贾大真给他这件任务来看，大概吴仲义尚未把自己的问题揭发出来。他心想，不管吴仲义有无问题，或有什么样的问题，他都可以借此将吴仲义控制在自己手中。如果能把一张于自己的安危祸福有直接关系的嘴巴，捏在自己的食指和拇指中间，他就有利和主动了。他便说：
“我可以做到。不过请您和崔景春打个招呼。否则我总去接近吴仲义，崔景春会感到莫名其妙。再说崔景春这个人脾气古怪。”
“什么古怪？！右倾保守！他一贯如此。对搞阶级斗争总有些抵触情绪。这些你都别管了，自明天起，你以工作组的名义下到近代史组去参加运动。好不好？” “那好！好极了！”赵昌产生一种整人的欲望。
十四
赵昌坐在近代史组的七八个人中间，表面上不动声色，暗中留神察看，果然发现吴仲义有些异常。吴仲义的脸象墙皮一样灰白，镜片后边的目光躲躲闪闪，只要别人一瞧他，他立刻垂下眼皮，躲开别人的视线。赵昌特意地试了几次，结果都是一样。他显得没有兴致，带一种愁容和病容。有时眼盯着窗外或墙角什么地方，能一连怔上半个小时。这时他脸上会一阵阵泛出一种惧怕与愁惨的神情。当人招呼他一声，或有什么突然的响动，他就象麻雀听到什么声音那样浑身微微地惊栗般地一颤。动作失常，时时出错，那是一个人心不在焉时的表现。吴仲义平时衣衫不整，不修边幅，大家对他这样子习以为常。可是赵昌有心仔细察看，就从中看出毛病：他面皮发污，眼角带着干结了的眼屎，脖子黑黑的，大约有四、五天没好好洗脸了。也有几天梳子不曾光临到他的头上，乱蓬蓬好似一窝秋草。而且居然瘦了许多。颧骨在塌陷的脸颊上象退潮后的礁石那样突出来，眼圈隐隐发黑……
“他失眠了？”赵昌想，“究竟怎么回事，难道真有什么问题吗？”
他瞧着吴仲义可怜巴巴的样子，心里生出怜悯的感情；他与吴仲义相处十来年，在这个老实、厚道、谦让的人身上，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憎恨的根由。他甚至有个想法想和吴仲义个别交谈一次，弄明究竟，帮他一把儿。可是转念一想，这样做是不可以的。如果吴仲义真有严重问题，自己就要陷进去受率累，再说，他还不能排除吴仲义揭发他的可能。愈是吴仲义自己有问题，愈有可能为了减轻一点自己的问题而来揭发他。从事研究工作的人都把握着一种思维方法：当各种迹象都存在时，需要做的是进一步研究这些现象再做结论；当把无可辩驳的论据全部拿在手中时，由此而做出的判断才是可靠的。
中午饭前，崔景春忽把吴仲义叫出去谈话。等他俩走出去三分钟后，赵昌也走出屋子，在走廊上转了两圈，发现崔景春和吴仲义在地方史组那间空屋子里谈话。他在门外略停了停，里面的谈话声很小，听不清楚。
午饭时候，赵昌在食堂乱哄哄的人群中，透过雾一般飘动的饭菜的热气看见崔景春独自一人坐在一张桌前吃饭。他端着自己的饭盒走过去，坐在崔景春身旁。吃了几口，便悄声问：
“你刚才找吴仲义干什么？”
崔景春抬起脸，看了赵昌一眼，平淡地说：“没什么，随便扯扯。”“他说些什么？”
崔景春又瞥了赵昌一眼，依旧平淡地说：“没说什么。”看样子，他根本不想把他们谈话的内容告诉给赵昌。
赵昌想，这不肯告诉自己的话是否与自己有关？那种怀疑吴仲义有害自己的想法重新又加强了。他心里再没有对吴仲义任何怜悯，只想把吴仲义快快搞垮，才能确保自己的安全。他草草吃过饭，回到工作组就把自己上午在近代史组那些宝贵的发现，加些渲染，告诉给贾大真。贾大真点着尖尖的下巴，高兴又得意地笑了笑，似乎满意赵昌的收获，又满意自己昨天在吴仲义身上敏锐的觉察和神算。他说：
“我回头叫崔景春给他点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