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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哥（贾芝）告诉我的，他是文学所的领导，掌握内部情况。”
复旦凇庄（第六宿舍），和当时其他几个宿舍一样，原是日本占领军的兵营，矮小、简陋、潮湿。1953年我入学时，这里是学生宿舍，前面还住着几户助教。1954年成为教工住房。我在1959年结婚之后，几经周折才分到了楼下一间房子，一直住到1978年。
贾植芳先生爱才，而且慷慨大方，颇有江湖侠气，所以许多同学都喜欢与他接近。贾先生也常常请学生吃饭，接济金钱，帮他们看稿，介绍发表之处，接洽出版事宜。然而这样一来，却就成为拉拢学生、腐蚀青年的罪行，有人在全校大会上声讨，有人在报刊上进行揭发。这些文字，就收在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编辑、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揭露胡风黑帮的罪行》一书里。
第一部分革命与反革命之间（3）
在复旦，除了贾植芳和他的学生受到拘留和审查之外，作为反胡风运动领导小组成员，曾送章培恒到高教局去审查的校党委副书记王零，他自己在不久之后也受到了审查。据说有一次市高教局召开各校反胡风运动领导小组成员开会，王零也接到通知，但到得会场，主持人却宣布王零不得参加，这无疑给他当众难堪。王零是因为与刘雪苇的关系而被审查的。他与刘雪苇原是华东革命大学的同事，刘雪苇后来做了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新文艺出版社社长，曾到复旦大学做过报告，王零略尽地主之谊，请刘到家里吃过饭，为这事就审查了将近一年，但不久也就官复原职了。大概王零与刘雪苇只不过是工作关系吧，否则怕是难以过关的。王零原是新四军军部的作战参谋，一向从事“武化”工作，与文艺界本来并不搭界。不过在“文革”结束，刘雪苇复出并继续研究鲁迅时，却仍找他的老朋友王零帮他查找资料。王零还特地跑到我家来要我帮忙，后来又转来一本刘雪苇的赠书。胡风案平反以后，有一次与王零坐在一起开会，我曾问及此事，王零很超然地说：“唉，那个时候，总要审查一下的。即使没有这件事，也会找别的理由来审查的。”遂一笑了之。
反胡风运动虽然牵涉到很多人，但毕竟不能把所有的人都卷入。因为并不是人人都与胡风和“胡风分子”有交往的。接着而来的肃反运动就不同了，它几乎与全校师生都有关系，谁也不能置身事外。大家先是学习公安部长罗瑞卿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用以武装思想，擦亮眼睛，提高警惕，接着就展开检举揭发运动。不但要揭发反革命的事实，而且要揭发反动言论。而这“反动言论”又无明确的界限，于是弄得人人自危了。比如，谭其骧教授在浙江大学历史系教书时，很受到该系系主任张其保У钠髦兀写酥鲋鳎匀换崴邓妇浜没啊Ｕ牌浔＇是历史学权威，尤长历史地理，与谭其骧是同行，他著作等身，影响很大，谭其骧说他是有学问的人，而且对浙大很有贡献。这原本没有错，但张其保У纳矸萑词拐饧妇浠俺闪宋侍狻８且虺虏祭鬃陨鄙硗鲋螅牌浔＇接替了陈布雷的工作，做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秘书长，成为蒋介石的又一个文胆，后来又担任台湾的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这就成为反革命人物，在政治决定一切的年代里，谭其骧肯定张其保У难剩褪俏锤锩肿咏泻茫獾比槐蝗衔欠炊月郏艿脚惺悄衙獾摹Ｋ淙缓罄床⒚挥懈ㄗ铮笔抡咝那槭呛懿挥淇斓牧恕！ �
第一教学楼，建于1953年。直到它建成，我们才有了像样的教室。由于学生日益增多，有很多课就移到临时搭建的平房里去上。在这幢大楼里，我听过郭绍虞、蒋天枢、刘大杰、王欣夫、吴文祺、张世禄、郑权中、方令孺、余上沅、鲍正鹄、蒋孔阳、胡裕树诸位老师的课；朱东润、赵景深、濮之珍、伍蠡甫、杨烈等老师的课，则是在平房教室里听的。这些课程，为我打下了治学的基础，给我留下终身难忘的记忆。
更有甚者，则以言论定罪，或以社会关系定罪，被打成为反革命分子，就更是冤哉枉也。当时“肃”出的反革命分子不少，比如，中文系的余上沅教授，只不过是杨帆的老师，他做戏剧专科学校校长时，对杨帆这个学生颇为赏识，将他留校工作，后来国民党政府溃败时，教育部指令戏剧专科学校迁至台湾，余上沅在杨帆的影响下，抗命不迁，将学校保存下来，交给共产党的军代表，而且自己也拒绝国外的高薪聘请，留在大陆。这些行动，应该说是对革命有贡献的，但潘汉年杨帆事件出来后，余上沅就被作为这个集团的同伙捉将进去，一年之后才放出来，已经是毫无生气了。新闻系的赵敏恒教授，是一位相当活跃的名记者，曾担任过一家外国新闻社远东分社的负责人，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做过许多重要的报道。他留在大陆不走，应该说是一种爱国行动，但却被怀疑为潜伏的特务分子，也坐了很多年的牢。在学生中也有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我们中文系有一位两手残疾的学生，被揪了出来，说他当过还乡团，手持大刀残杀农会干部，自己的手也被砍伤了，因而被关进了监狱。“文革”结束之后重新复查，才证实他的手是患小儿麻痹症而致残，而且那时他才十二三岁，不可能参加还乡团，也并没有杀人，参加还乡团的是他的父亲，并不是他，因而得到平反。但此时他已年老，而且与社会脱节太久，无法正常工作了，听说是让他领退休金了事。
双百方针与向科学进军
但是，到得1956年，情况就有了很大的变化。
1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强调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并且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次会议还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
5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认为文艺上应该提倡百花齐放，学术上应该提倡百家争鸣。
为了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中共中央宣传部马上抓两个重点：在文科，组织了一场美学讨论；在理科，召开了一次遗传学会议。
第一部分革命与反革命之间（4）
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又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复旦于当年5月份借校庆51周年之机，举行了第三届科学讨论会。照片上，陈望道校长正在会上作报告。之后各系分场讨论，学生亦有专场，连续数天，热闹非凡。
美学讨论是由朱光潜的自我检讨开始的。他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否定了自己原有的美学观点，表示愿意接受大家的批评。然后在对朱光潜的批评中，形成不同美学见解的争鸣，有主张美在主观的，有主张美在客观的，朱光潜也参加争鸣，他提出了新的美学见解，主张美是主客观的统一，还有人从苏联引入新的理论，强调美的客观性在于它的社会性，一时间争得很是热闹。我们系的蒋孔阳先生也参加了讨论，在复旦带动起一股美学热。后来蒋孔阳的文艺思想受到批判时，他就转入美学，特别是西方美学的教学与研究，使复旦中文系的文艺学学科形成一种特色。听说组织这次美学讨论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后来对《美学概论》编写组的人说过：让他们主观客观地争论去，反正不涉及现实问题。他无意间透露了百家争鸣的底线：不能涉及现实问题。可见，文科学术研究之脱离现实，实乃有意为之，是一种政策导向。而胡风、冯雪峰的文艺思想之所以受到批判，就是因为现实性太强之故。一方面批评大学教师的学术研究脱离现实，另一方面又深怕别人接触现实问题，这是自相矛盾的事情，而大学教师之受到责备，实在是冤哉枉也。
遗传学问题，与复旦关系更加密切些。因为这里有个摩尔根学派的代表人物谈家桢教授。在“一边倒”年代，我们对学术问题的看法也是紧跟苏联的。苏联学霸李森科将遗传学分为米丘林和摩尔根两个对立的学派，认为前者是无产阶级的，唯物主义的，后者是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而基因学说更被说成是捏造的伪科学。复旦生物系谈家桢教授是摩尔根的入室弟子，曾经从事果蝇种系进化和亚洲瓢虫色斑变异研究，提出了“异色瓢虫斑镶嵌显性遗传理论”，在国际遗传学界很有影响，现在当然是首当其冲了。1950年，苏联遗传所副所长努日金来华，就指名要与谈家桢讨论，1952年，国内生物学界又一再强调坚持米丘林方向，公开批判摩尔根学说，这对谈家桢形成很大的压力。1952年5月27日《复旦》校报上登有一张谈家桢看显微镜的照片，文字说明是：“生物系主任谈家桢教授学习米丘林学说研究遗传学。左图为谈教授用显微镜观察果蝇。”这显然是对外界压力的一种应付，因为从照片上，实在看不出来谈家桢是用米丘林学说来研究遗传学，还是用摩尔根学说来研究遗传学，反正顺着形势来说就是了。
1956年8月间在青岛召开的遗传学座谈会，是在苏共20大之后。那时，苏联已经开始对斯大林进行批判，以斯大林为靠山，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扶植起来的李森科，也开始遭到苏联科学界的清算。这不能不对中国生物学界产生影响。所以在双百方针的推动下，摩尔根学派就有了翻身的机会。对于谈家桢说来，无疑是一次精神解放。次年，毛泽东又两次接见，鼓励他把遗传学搞上去。有毛泽东撑腰，事情当然就好办了，复旦在1959年成立了遗传研究室，后又扩建为遗传研究所，终于在遗传学上搞出了成绩来。
抓重点是为了推动全面。那一年知识分子特别兴奋，觉得发挥作用的时机到了，都有点跃跃欲试的样子。我印象较深的有：周谷城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形式逻辑和辩证法》一文，引起了持续数年的形式逻辑问题讨论；王中在新闻系提出新闻改革的观点，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在我们中文系，一些曾经在反胡风运动中被批判的观点，又提出来讨论，如写真实问题，文学的艺术特征问题，蒋孔阳还在校庆科学报告会上提出了一篇长文：《论文学艺术的特征》，——当然，这与苏联文艺界的新变化也不无关系。这年的科学报告会，办得特别热闹，不但教师提供论文，学生也另辟专场。此后每年举行一次，持续了很多年。应该说，这对复旦的科学研究，是有推动作用的。可惜到得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的时候，就在无形中中断了。后来虽然恢复，可已不再有当年的盛况。
那时，使我们特别兴奋的，是领导上还提出要鼓励“独立思考”，这是以前所没有过的。本来，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正是知识分子创造性工作的基本要求，在1949年以前，复旦学子还将“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写入校歌。而百家争鸣与独立思考更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独立思考，何来不同意见的争鸣？既然要百家争鸣，当然需要独立思考。但在多年强调思想统一、形成舆论一律的形势下，这种精神已经失传了，现在重新提出独立思考问题，的确是鼓舞人心。当时不但领导上鼓励独立思考，而且教授们也都现身说法，强调独立思考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复旦》校报上还登着一大篇郭绍虞教授谈独立思考的讲话，很具说服力。
但是，“独立思考”的口号，与“驯服工具论”却是针锋相对，不能兼容的。要独立思考，就不可能盲目地服从；要做驯服工具，就不能进行独立思考。两者冲突的结果，当然是“驯服工具论”取得胜利，凡认真进行独立思考者，无不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第二部分“阳谋”下的落网者（1）…（图）
1956年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心情最舒畅的一年。
这一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出了“向科学进军”和“独立思考”的号召，这种方针和号召，切合文化科学工作的特点，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因而激发起知识分子最大的积极性。
这一年，人民政府实行工资改革，知识分子的待遇有大幅度的提高。以上海八类地区计算，一级教授的工资有360元，副教授和讲师相交叉的六级工资是156元5角，比原来多出几倍，有些刚工作四年的新讲师就有92元，最低级别的助教也有65元5角。而当时的物价，虽然已经上涨，但还算低廉，一个大学生每月的统一伙食标准是12元5角，大食堂里每客客饭是2角钱。所以这次工资改革，对知识分子的生活的确是大有改善，解除了他们在经济上的后顾之忧。
本来，在这个基础上，是可以出现一个文化繁荣，科学昌盛的新局面的，但是，到得1957年夏天，情况却发生突变。整风运动原先是号召大家提意见，鼓励鸣放活动，但当人们经过一再动员，开始鸣放时，却突然一转而为反右斗争，将积极鸣放者大批打成右派分子，定性为敌我矛盾，而且说，这本来就是一个“阳谋”，目的在于“引蛇出洞”。这真使人惊诧莫名，突兀万分。但现实又是这么残酷，这些中计落网者，从此走上了悲惨的人生之旅。
层层动员，大鸣大放
虽然有了1956年的政策变化，但知识分子毕竟经历过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和1955年的反胡风斗争和肃反运动，仍旧心有余悸，并不是马上就肯大鸣大放。为了造成鸣放局面，上面可以说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从中央到基层，层层动员，毛泽东还亲自出马，在天津、山东、江苏、上海等地发表讲话，这才将群众发动起来。
我们可以排一个大致的日程表：
1957年2月27日—3月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第十一次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并在会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这是一个纲领性文件，它提出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矛盾学说，正式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确定为文艺学术的方针，并提出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这个文件在没有正式发表之前，就破例将记录稿传达到各文化单位，起到全面动员的作用。
3月6—13日，中共中央召开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即后来公布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这里，进一步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打消顾虑，鼓励鸣放。这是一个中央级的鸣放动员会。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1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这个整风运动指示。
4月底5月初，中共上海市委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吸收党外人士参加，动员鸣放。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周予同、王造时、陈仁炳等都参加这次会议，并且做了发言。
5月8日—6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举行了13次座谈会，倾听他们的意见，推进整风运动。
6月初，复旦党委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动员鸣放，号召大家帮助共产党整风。有全校性的鸣放会，如6月3日和7日两次教授座谈会，也有党委派人到各系召开的鸣放会，约有几十次之多，有些会议，如物理系、历史系的会议，都有党委副书记王零到场，听取意见。
这种座谈会一直开到基层。在学生中，各年级党支部也都召开年级座谈会，鼓励鸣放，听取同学对党支部和上级党组织的意见。
如此层层动员，造成鸣放气氛，许多人终于打破顾虑，直言提出意见。这些座谈会上的发言，每次都作有记录，墙上贴的大字报，也有专人抄存，名曰留作整改依据，实则作为“反攻”时备查之用。这些会议记录和抄存的大字报稿，想来现在应该还是保留着的罢。但是复旦虽说建立了档案馆，而这些40多年前的历史档案却并不开放，所以我只有摘录一些当时校报上的记载和根据对过来人的访谈记录，来说明那时复旦的鸣放情况。
共六人举行了座谈，党委王零同志也参加了这一座谈会。物理系系主任王福山教授说：“过去党做错了事，总不肯公开地向群众承认错误。只是个别的道歉，群众不知道。这就不能发挥人的积极性。党又不愿意接受群众的意见，直到碰了鼻子，还说有理，群众很不服气。而且以前一味强调苏联怎么好，怎么好，这实际上是一种洋教条。”在“以党代政”方面，他举出与自己有关的三件事情：系里请某教授任副系主任，调某教师到安徽师范学院去教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