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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都谈不上了。说得确切些，那就是警察局也罢，旧的或新的罪行也罢，罪犯也罢，全都化为乌有厂，只有被鼠疫‘判了刑’的人在等待着它的完全独断独行的恩赦，而在这些人中间就有警务人员。”因此，根据塔鲁的解释，科塔尔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用这种宽容、体贴而又满意的态度去看待市民们忧虑和惊慌失措的表现，他那副神情仿佛在说：“你们尽管讲吧，反正这种事我比你们领教得早。”
“我曾经告诉他——但也是白说——要使自己不脱离群众的唯一途径，归根结底，就是要做到问心无愧。他带着恶意看了我一眼，对我说：‘那么，照您这么说，人与人就决不能相处（口罗）。’他接着又说：‘您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不过我跟您说，使人们团聚在一起的唯一途径，仍然是把鼠疫带到他们中间去。您还是看看您周围的情况吧。’其实，我懂得他想讲什么，我也明白今天的生活对他说来是多么舒适。旁人对事物的某些反应有时正好和他相同，他当然不会不看到：人人都企图使大家跟自己在一起；有时候热心地给迷途者指路，可是有时候却显得很不耐烦；人们争先恐后地拥进豪华的饭店，乐滋滋地呆在那里久久不去；每天，闹哄哄的人群，站在电影院门口排队，把所有的剧场和舞厅都挤得满满的，像奔腾而来的潮水一样拥人公共场所；人们怕与别人进行任何接触，但对人类的热情的渴望却又驱使男男女女相互接近，肩摩肘接。显然，科塔尔对这一切早就领教过了。不过对女人除外，因为凭他的那副嘴脸……我猜想当他需要找妓女时，为了避免造成恶劣印象而害了自己，他就自我克制。
“总之，鼠疫对他有好处。鼠疫使这个不甘孤独的人成了它的同谋者。是的，很明显，是一个同谋者，而且是一个乐此不疲的同谋者。他赞许他所看到的一切：那些惶惶不安的人的迷信、莫名其妙的恐惧、易于冲动的脾气；他们力避谈及鼠疫、却又不停地谈及鼠疫的怪癖；他们从得知这种病是以头痛开始的这一天起，一发觉有点头痛就心惊胆战、面无人色的表现；还有他们一触即发的脾气和反复无常的心理——这使他们会把别人的遗忘看作是冒犯，或者会因丢失一粒裤子纽扣而伤心不已。”
塔鲁经常和科塔尔在晚上一同出去。他后来就在笔记本里记叙他们如何在傍晚或深夜走人人影幢幢的人群中去，摩肩接踵地夹杂在若隐若现的人堆里，因为每隔相当距离才有一盏发着微弱亮光的路灯。他俩就这样跟随着人群去寻欢作乐以摆脱鼠疫的阴影。这就是科塔尔几个月前在公共娱乐场所寻求的奢侈豪华的生活，也就是他一直梦寐以求而又无法得到满足的放荡不羁的享乐生活，而现在全城的人都趋之若骛。各种东西的价格都在上涨，无法遏止，而人们却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挥金如土，尽管大部分人都缺乏生活必需品，但人们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大量地消耗奢侈品。所有各种为有闲阶级服务的游戏赌博场所开办得越来越多，而这种有闲生活却只不过反映了失业现象。塔鲁和科塔尔有时花了不少时间跟在一对男女的后面。过去，这种成对的男女总是小心翼翼地要避人耳目，而现在却是相互紧紧偎依，肆无忌惮地在全城游逛，火热到忘乎所以，把周围的人群完全置之度外。科塔尔情不自禁地说：“啊！真是好样儿的！”面对着这种群众性的狂热，面对着明目张胆的调情，在周围一片响亮的大手大脚丢小费的闹声中，他兴高采烈，高声喧嚷。
然而，塔鲁认为，在科塔尔的这种态度中并没有多少恶意。科塔尔常说：“这些事我在他们之前早就领教过了。”这句话与其说是显示了他的得意心情，毋宁说是表明了他的不幸遭遇。塔鲁在笔记本里写道：“我觉得他开始疼爱这些飞不上天、出不了城的人了。比如，一有机会，他就向他们解释鼠疫并不像大伙儿所想象的那么可怕。他曾对我说：‘您且听听他们说些什么：鼠疫过后，我要做这，鼠疫过后，我要做那……他们不想安安逸逸地过日子，而偏偏要自寻烦恼。他们甚至看不到对自己有利的一面。难道我能说：在我被逮捕之后，我要做这做那吗？被逮捕是事情的开始，而不是结束。可是遇到鼠疫……您要我谈谈我的看法吗？他们很可怜，因为他们不能听其自然。我这样说并不是信口开河。’”
塔鲁接着写道：“确实，他并不是信口开河，他恰如其分地猜测出奥兰居民的矛盾心理。他们一方面迫切需要使他们相互接近的热情，一方面却又由于存有戒心而彼此疏远。人们都深深懂得不能轻信自己的邻居，因为他会在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乘您对他毫无戒备之机，把鼠疫传染给您。如果有人，像科塔尔那样，花上许多工夫在他所找的同伴中间去发现一些可能会告密的人，那么，他就能理解这种心情，就会十分体谅有下述想法的那些人：他们认为，鼠疫会在旦夕之间降到他们身上，可能准备就在他们庆幸未被传染上的时候，突然来临。尽管有这种可能，但是在恐怖的气氛中，科塔尔仍能泰然自若，因为他早在别人之前就领教过这一切了，所以我认为他不会完全像别人那样受到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的折磨。总而言之，跟我们所有这些还没有丧命于鼠疫的人一样，他也感到他的自由和他的生命每天都濒于毁灭。但是，由于他已亲身体验过恐怖的味道，他认为，现在轮到别人来尝一下这种滋味，这也是完全正常的。说得更确切一些，在他看来，大家分担恐怖，那比他一个人单独忍受要好受得多。他错也就错在这一点上，而且就在这一点上，他比别人更难被人了解c但是，不管怎么说，正因为这样，他才比别人更值得我们去了解。”
最后，塔鲁在笔记本里叙述了这样一件事，它证实在科塔尔和鼠疫患者身上同时存在着一种奇怪心理。这件事大致上可以说明一下当时难以忍受的气氛，因此笔者认为它很重要。
那天，科塔尔邀请塔鲁到市歌剧院去观看歌剧《俄耳南斯与欧律狄刻》①。演出该剧的剧团是在春天鼠疫刚发生时来到本城的。这个被鼠疫封锁在城里的剧团在与市歌剧院协商以后，迫不得己每周把这部歌剧重演一次。因此，几个月来，每逢星期五，市歌剧院里就响起了俄耳市斯的回肠荡气的悲歌和欧律狄刻的微弱无力的呼吁。但是，这部歌剧却继续受到观众的欢迎，卖座率始终很高。科塔尔和塔鲁坐在票价最高的正厅前座中，周围坐满了本城的上流人士。那些姗姗来迟的人总是竭力让人注意到他们的进场。在耀眼的幕前灯光下，当乐师们在轻声调音的时候，只见一个个人影清晰地从一排座位走到另一排座位，温文尔雅地向座上的人鞠躬致意，在斯文的轻声交谈中，人们又恢复了几小时前他们在城中阴暗的街道上行走时所失去的那种镇定情绪，服饰打扮驱走了瘟神。
①这部歌剧是德国音乐家格卢克（1714一1787）谱写的。根据古希腊神话，俄耳甫斯是个善弹坚琴的歌手，传说他奏的音乐可感动鸟兽木石。他的妻子欧律狄刻在结婚那天被毒蛇咬死，他到阴间去，用乐曲感动了阴间的神灵，获准放回他的爱妻，但规定在离开阴间之前，不能回顾。俄耳南斯没有能够遵守诺言，最后还是回头看了一下在他身后的欧律狄刻，随即被雷击死。
在整个第一幕中，俄耳南斯引吭悲歌，如泣如诉，唱得十分出色自如，几个穿长裙的妇女开始高雅地评论俄耳甫斯的不幸，接着他用小咏叹调唱出了他的深情。全场以一种颇为适度的热情作出了反应。人们几乎没有发觉俄耳甫斯在第二幕的唱腔中带有一些不应有的颤音，以及他在向阴间的神灵哭诉，恳求怜悯时，悲哀的声调稍为有点过分。他有些动作做得不稳，可是连行家也把这种失误当作是别具风格，认为它使这位歌剧演员的表演增添了光彩。
演到第三幕，在俄耳甫斯和欧律狄刻唱二重唱时（即在欧律狄刻和她的爱人诀别的时候），场内才出现某种惊讶的反应。好像这位男演员就是在等待观众的这一波动，或者更肯定地说，好像来自正厅的嘈杂声证实了他此刻内心的感情，他选定这个时刻穿着古装，伸出双臂，分开两腿以滑稽的姿态向台前的脚灯走去，在一片牧歌声中倒了下去。这些牧歌向来是不合时宜的，但观众们感到，此时此刻它是第一次变得真正不合时宜，非常不合时宜，因为，就在这同一时刻，乐队停止了演奏，正厅前座上的观众都站起身来，开始慢慢地退出场去。起先是肃静无声，就像人们刚做完礼拜离开教堂，又像瞻仰死者遗容之后走出殡仪馆，妇女们整理了一下衣裙，垂头丧气地离去，男人们手挽女伴，领着她们退场，不让她们碰撞那些挡道的加座。但是，这种波动逐渐加剧了，窃窃私语变成高声惊叫，人群拥向出口，挤作一堆，相互冲撞，大声叫嚷。科塔尔和塔鲁这时方才站起身来，亲眼目睹了他们当时生活中的一幅画面：从一个古怪地弯曲着四肢的蹩脚演员身上看到了降临在舞台上的鼠疫，而这时剧场里一切豪华的装饰品，比如那些被遗忘的折扇和红色椅子上的凌乱的花边织物都变成了一无用处的废物。
20
在九月头上的几天里，朗贝尔一直跟里厄一起非常认真地工作，他只请过一天假，因为他那天要在国立男子中学门口会见贡扎莱斯和那两个年轻人。
那天中午，贡扎莱斯和记者看到那两个小伙子笑嘻嘻地来到会面地点。他们说上次运气不好，不过这也是可以预料得到的事。总之，这星期没轮到他们值班，只好耐心等到下星期，一切再重新安排。朗贝尔说他也这么想。贡扎莱斯建议下星期一再碰碰头。不过，这次他们将把朗贝尔安置在马塞尔和路易家里。贡扎莱斯说：“咱俩再碰一下头。要是我不在，你就直接到他们家去。有人会把他们俩的地址告诉你的。”但这时，马塞尔和路易两人中有一个说，最简单的办法是立刻领这位朋友到他们那儿去。要是他不挑剔的话，他们那儿有够四个人吃的。这样，他就知道地址了。贡扎莱斯认为这个主意不错，于是他们就向港口走去。
马塞尔和路易住在海军区的尽头，靠近通往峭壁的关卡。这是一幢西班牙式小屋，墙很厚，有油漆过的木外板窗，几间空荡荡的阴暗的房间。这两个小伙子的母亲是一位笑容可掬、满脸皱纹的西班牙老大娘。她用大米饭来招待客人。贡扎莱斯表示惊讶，因为城里已经很少有大米了。马塞尔说：“住在城门口附近总可以想到一点办法的。”朗贝尔又吃又喝，贡扎莱斯说他是个好伙伴，而这时候记者的脑子里却只是在想他在城里还得呆一个星期。
实际上，他还要等上两个星期，因为为了减少值班班次，警卫值班已改为两个星期换一次。于是在这两周中间，朗贝尔持续不断地拼命于，几乎闭着双眼从黎明一直埋头工作到夜晚。他总是到深夜才上床睡觉，而且睡得很沉。从以前的闲散生活突然转人现在的令人疲乏不堪的工作，使他几乎丧失了幻想和精力。他很少谈及关于他即将潜逃出城的事c只有一件事值得注意：在一个星期以后，他私下告诉里厄医生说，在头天夜里，他第一次喝醉了酒。他走出酒吧时，突然感到他的腹股沟胀得厉害，两臂上下活动也感困难。他想，这下子传染上鼠疫了。当时他唯一的反应——后来他与里厄一致认为这种反应是没有道理的——就是奔到这个城的高处，在那儿，从一个狭小的地方可以看到比较开阔的天空，但是仍看不到大海，就在那儿，他大声地呼唤他妻子的名字，吼声回荡在城墙的上空。后来回到家里，他没有发现自己身上有任何感染的征兆，因此，他对自己这种突如其来的冲动感到有些难为情。里厄说他很理解在这种情况下是会做出这种事来的。“不管怎么样，”他说道，“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可能感到需要这样做。”
当朗贝尔向里厄告辞的时候，里厄突然补充说：“今天早晨奥东先生对我谈起了您。他问我是否认识您。他对我说：‘劝劝他不要同走私贩子们打交道。他已经引起别人注意了。’”
“他这是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是说要您赶紧办。”
“谢谢。”朗贝尔握着医生的手说。
他走到门口突然回过身来。自从鼠疫发生以来，这是里厄第一次看到朗贝尔笑。
“那您为什么不阻止我离开这儿呢？您是有办法这样做的嘛。”
里厄习惯地摇摇头说，这是朗贝尔自己的事，朗贝尔已作出了选择，要的是幸福，那么，他里厄就没有什么理由反对。在这件事情上，他感到没有能力去判断哪是好的，哪是坏的。
“在这种情况下，您为什么催我快点办？”
这下轮到里厄笑了。
“这可能是我自己也想为幸福出点力吧。”
第二天，他们俩什么事也没有再提，只是照常一起工作。第二个星期，朗贝尔终于在这幢西班牙小屋里住了下来。房东给他在大家共用的房间里搭了一张床。由于那两个年轻人不回来吃饭，加上人家又要求他尽量少出门，因此，他大部分时间是一个人呆在屋里，或者和那位西班牙老大娘聊天。老大娘个子很瘦，但人倒挺精神，穿着一身黑色衣服，于净的白发下面是一张布满了皱纹的棕色的脸。她不爱说话，当她瞧着朗贝尔时，只有她的一双眼睛充满笑意。
有时候，她问他怕不怕把鼠疫传染给他的妻子。他认为传染的风险是有的，但总的说来风险极小，可是如果他留在城里，那么他俩就要冒永远分离的风险。
“她人可爱吗？”老大娘微笑着问道。
“很可爱。”
“漂亮吗？”
“我认为是的。”
“啊！”她说道，“原来是为了这个原因。”
朗贝尔沉思了一下。他想或许是为了这个原因，但不可能只是为了这个原因。
这位天天早晨要望弥撒的老大娘问道：“您不信仁慈的天主吗？”
朗贝尔承认他不信，于是老大娘又说他是为了这个原因。
“应该去和她团聚，您是对的。要不然您还有什么奔头呢？”
在剩下的空闲时间里，朗贝尔就顺着四周光秃秃的涂着灰泥的墙壁来回转，有时用手摸摸钉在板壁上的装饰用的扇子，或者数数台毯边缘垂着的羊毛小球。晚上，小伙子们回来了，他们也谈不上几句话，至多说一下今天还是没机会。晚饭后，马塞尔弹吉他，大家喝茵香酒，朗贝尔显得心事重重。
星期三那天，马塞尔回来告诉他：“明天半夜可以走了。您准备好吧。”另外两个与他们一起值班的人，其中有一个传染上了鼠疫，另一个因为平时常跟前者呆在一个房间里，已被隔离观察。因此，在两三天内，只有马塞尔和路易在值班。当天夜里，他们将安排一下最后的一些细节问题。第二天，就有可能走了。朗贝尔表示感谢。老大娘问：“您高兴吗？”他日里回答高兴，但是他心里却在想另一件事。
第二天，气压很低，天气又潮湿又闷热，使人十分难受。关于疫情的消息很不妙。然而，这位西班牙老大娘很镇静。她说：“这个世界造孽太多，非得这样不可！”跟马塞尔和路易一样，朗贝尔光着膀子。但尽管如此，汗珠还是从他的肩胛和胸部冒出来。在百叶窗紧闭、光线暗淡的屋内，他们的上身看上去像涂了一层棕色的油漆一样。朗贝尔一声不响来回走着。下午四点钟时，他突然穿好衣服，告诉他们他要出去。
马塞尔对他说：“注意，半夜就要动身的。一切都准备妥当了。”
朗贝尔走到医生家里。里厄的母亲告诉朗贝尔，他可以在城内高地的医院里找到她的儿子。在岗哨前面始终有这么一群人在原地转来转去。一个长着金鱼眼的中士嚷道：“走，走厂人群走动了，但还是在周围徘徊。这位汗水湿透了上衣的中士对众人说：“没有什么可等的了。”这也是大家的看法，但尽管烈日当头，大家还是呆在那儿不走。朗贝尔向中士出示了一下通行证，中士就向他指了一指塔鲁的办公室。办公室的门面向院子。他迎面见到帕纳卢神甫刚从办公室里出来。
在一间散发着药味和潮湿的被褥气味的肮脏的白色小屋里，塔鲁坐在一张黑色的木制办公桌后面，卷起了衬衣袖子，用一块手帕在臂弯上擦汗。
“您还在这儿？”塔鲁问道。
“是啊，我想找里厄谈谈。”
“他在大厅里。不过，要是没他也可以解决问题的话，最好就别找他。”
“为什么？”
“他太累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