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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曹真自始至终，只执掌过兵权，面从来没有主管过行政，从来没有兼任过“录尚书事”。自始至终，替曹丕在名义上与事实上都担任过“录尚书事”、替曹丕“当家”的，只有这位工于狐媚的司马懿一人而已。
曹丕的儿子魏明帝曹叡，为人比曹丕略好，天资也高，却也看不清司马懿的本质。他给了司马懿以相同于曹真的兵权，叫他镇守宛县（南甲）。
司马懿在镇守宛城的期间，做了一件大事：消灭了孟达。这件事，我在前文已经提到过。孟达造反，是在魏明帝太和元年（公元227年）十二月，也就是蜀汉后主的建兴五年的十二月。他以新城郡太守的身份宣布反魏归汉，仅仅过了八天，司马懿已经率领兵马，来到了孟达的上庸的城下（上庸城，在今日湖北竹山县东南，房县西北）。
这是司马懿有生以来第一次单独指挥作战，而所获得的是一个全胜。
魏明帝曹叡特别召见他，问他：对于东吴、西蜀，应该先征讨哪一个。司马懿回答：不妨先征讨东吴。曹叡问他，如何去征讨东吴？司马懿回答：不妨先攻皖城，引吴军去皖城，然后乘虚直捣夏口（汉口）。因为，夏口是吴国的心脏。曹叡认为很对。不过，并没有予以施行。
曹叡不叫司马懿去征讨东吴，却在太和四年（公元230年）升他为“大将军，加大都督，假黄钺”，命令他与曹真共同领兵去打西蜀。
三年以后，魏明帝青龙二年（蜀汉后主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带了十几万人，由斜谷出兵，来到郿县城附近，屯扎在渭水南岸五丈原。
这一次，曹叡加派了两万兵来，交给司马懿调度。司马懿挨了一百多天，不敢对诸葛亮决战。在这一百多天以内，诸葛亮曾经对他多方挑战，而他一概不理。
诸葛亮病死在五丈原，蜀汉的军队撤走。司马懿不知道诸葛亮已死，追到赤岸，才得到确实的情报。
魏明帝曹叡景初元年（公元237年），辽东太守公孙渊在夏天宣布独立，自称燕王，不再听命于魏。次年，曹叡拨四万兵给司马懿去讨伐公孙渊。
司马懿到达辽东，不攻公孙渊所设防的辽隧，而迂回到公孙渊的根据地襄平（辽宁省辽阳县之北）。司马懿把襄平围了，断绝粮食的供应；围了差不多三个多月，然后猛攻。
司马懿攻破襄平城，杀掉公孙渊与城里的两千多文武官吏、七千多无辜的男性人民。他这一股残忍劲儿，十足暴露了他是狼，不是人。
另有一件小事，也显出了司马懿的为人。辽东的气候极其严寒，有些兵士实在抵挡不住，便向他请求，把辽东郡仓库中储存的短袄赏给他们。司马懿竟然不肯，他打着官腔说；“接收下来的敌人物资，是公家的。我怎么可以擅作主张？”
司马懿的次一重要事迹．是在景初三年（公元239年）受到魏明帝曹叡的顾命（托孤）。与他同受顾命的，是曹真的儿子曹爽。曹爽原任“武卫将军”，而此时升为“大将军、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司马懿的官职，只是“太尉”。
曹叡所托的孤，是他的养子、封为齐王的曹芳。曹叡这个人也够特别。自己生不出儿子，却不肯选一个侄儿或堂房侄儿，或弟弟，作为曹家帝位的继承人，偏要抱一个来路不曾交代的曹芳为养子，而且一定要把这个未必姓曹的八岁小孩子，托给曹爽与司马懿。
于是，在曹爽与司马懿二人的保护之下，曹芳顺利即位。司马懿被升为“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
是谁把他升到与曹爽几乎一样高的地位并掌握实权的？不可能是“少帝”曹芳，因为曹芳才有八岁；而事实上是曹爽，因为当时，“录尚书事”的只有曹爽一人。这是曹爽所做的一件糊涂事。
曹爽不久便后悔了。他把司马懿明升暗降，升他为“太傅”，去掉他的“录尚书事”的兼差，剥夺了他的行政实权。
少帝曹芳正始二年（公元241年），孙权派遣大军，分三路伐魏：叫全琮攻芍陂，朱然、孙伦攻樊城，诸葛瑾、步骘攻（木且）中。
司马懿向少帝曹芳与曹爽讨得了一个差事：带兵去救樊城。他在六月间南下。朱然、孙伦在他快到樊城之时，撤军而去。
两年以后，正始四年，司马懿又有了一个机会掌兵：攻打吴方的皖城。这一次，吴军也是闻风而逃。皖城的诸葛恪，在司马懿到达舒县之时，便烧了存粮放弃皖城而去。
司马懿可算是得到了一个空城。他为了补偿未能获得敌人存粮的这一个缺憾，便加宽淮阳渠与百尺渠，用这两个渠的水灌溉更多的田，并且把颍水两岸的坡，也整修了。从此，在寿阳（安徽寿县）与洛阳之间，有不少的屯田兵士的聚居之地；也有了不少的粮食仓库，分布在这一条路上，使得魏军对东吴有所举动之时，不必忧虑粮食的接济与运输问题。
司马懿虽则是一个心狠手辣、不顾道义的人，论行政能力，他却也有过人之处。他一向很知道重视水利与屯田的工作。
倘若他永是于曹爽主持的朝廷之下，以官居太傅为满足，有时带兵出京，打打仗，散散心；有时督率文武官吏，开开水渠，办办屯田，我们就不会把他批评得一文不值。相反，我们会夸奖他是魏朝的一位“能臣”。
他不以官居太傅、打仗开渠为满足，他定要与曹爽争权，他定要打倒曹爽，取曹爽而代之。
这个，其实也不太严重。争权的事，在历史上极多。他以能臣而与一个无能之臣争权，我们可能会同情他，说他是为了想“做事”而不得不争权。
可惜，他夺得了大权以后，又不满足。他硬要杀掉曹爽三族，杀掉曹爽的几个“党羽”的三族，又借口有人告发王凌，想背叛少帝曹芳，另立楚王曹彪当皇帝，把王凌抓了，把王凌及其“余党”的三族也屠杀了；同时，强迫楚王曹彪自杀。
他也命令所有姓曹的王爷、公爷、侯爷，都搬到洛阳来住，不许互相来往，一切行动由他派人监视。
他这样做，分明是为儿子与孙儿铺下一条将来篡位的路。
因此，我们才对这样的一个司马懿深恶痛绝。他地下有知，应该后悔。对曹爽、王凌、曹家宗室，做得太绝、太缺德。
曹爽也有他的取死之道。
他应该为国求贤，进君子，退小人，增强少帝曹芳的力量。最好，把若干在事实上等于囚犯的曹操子孙，都“放”出来，分别给以文武官职。也只有这样，曹家的天下才能稳固。
也许，曹爽自己在心里有毛病。他的父亲曹真，原本姓秦，不姓曹，是曹操的养子。他曹爽不是曹家的亲骨肉，犯不着把姓曹的都“放”出来，排挤自己。
他和司马懿同受魏明帝曹叡的顾命（托孤），在地位上与司马懿相等而略高一筹。为了礼貌，为了使司马懿明升暗降，他表请少帝曹芳，把司马懿由太尉升为太傅（太尉是从秦朝沿袭下来的中央最高的三个大官之一，执掌兵权，其余的两个，丞相管文官，御史大夫管监察。太傅是从西周沿袭下来的，在名义上高于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而事实上并无权力的“皇帝的师傅”。太傅的同级是太师、太保。太师、太傅、太保，这三个官合起来，称为“三太”）。
曹爽叫司马懿做太傅，把太尉的位置转送给征东将军满宠。满宠是一员老将，兖州山阳郡昌邑（山东济宁县）人，对曹家很忠心，曾经做过汝南太守、豫州刺史和“前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满宠在正始三年（公元242年）三月间去世，继任太尉的是“领军将军”蒋济。
蒋济也是魏朝的一个忠臣。他是扬州楚国平阿（安徽怀远县）人，是曹操一手提拔起来的，先后当过魏方所虚设的丹阳太守、扬州别驾、丞相府主簿、“西曹属”。魏文帝曹丕叫他做“东中郎将”、散骑常侍。东中郎将是带兵的军官，军阶次于将军，高于校尉，属于“中郎将”的一级。散骑常侍，在名义上相当于今日的“随从秘书”，而地位甚高。
魏明帝即位，调他为“中护军”。“中护军”三个字的意思，是“在朝廷内部主持军官升迁调降的人事处长”。
他在中护军的任上，敢于对魏明帝曹叡进谏，劝曹叡裁减后宫女子的人数，把一些闲着无聊的与尚未成年的，都放出宫外。
他对曹叡的又一次谏诤，是关于朝廷中的两个小人：中书监刘放与中书令孙资。
汉朝本没有所谓“中书”，只有尚书。尚书在汉朝开始之时，是在宫里面侍候皇帝的小书记，职务是把各衙门送来的奏章等文件，整理出来，呈给皇帝批示。有时候，他们也替皇帝代笔，或拟办诏书文稿。过了相当时候，他们的实权越来越大；因为，皇帝每每向他们就近征询意见。对于臣下某一个请求，他们倘若说“似乎可以”，皇帝也每每不再加考虑，而决定予以批准。他们倘若说“似乎不可以”，皇帝每每就加以批驳了。
再其后，几个尚书之上，有了“尚书令”。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的身份，兼“录尚书事”，他的权力又比尚书令高出许多；而且，虽则于名义方面仍在丞相之下，在实权方面已经使得丞相位同虚设。
曹操把自己封为魏王以后，在魏王的宫中设了秘书与秘书令，以免与汉朝廷的尚书与尚书令相混淆。
曹丕篡了汉朝，把汉朝的中央政府接收下来，把魏国的“秘书”改称“中书”，于是汉朝的尚书与魏国的中书，都成为朝廷的机构，同时存在。这便是隋唐以后，何以有了“尚书省”，又有所谓“中书省”。加上以“侍中”为长官的“门下省”，形成了一种变相的三权鼎立的局面。
本来，尚书的权大；有了中书以后，中书的权更大。尚书只管例行的公文；中书管了机密。
魏明帝曹叡朝廷中的中书监刘放与小书令孙资，官位虽小，而全朝的文武除了辛毗、蒋济等极少数的几十人之外，没有不向他们低头的。真正的皇帝，等于是他们两个人做（中书令之上的中书监，是曹丕所设；用意在于制衡中书令。结果，中书监有时候也会与中书令彻底勾结，狼狈为奸）。
蒋济向曹叡上表，慨乎言之地说：“大臣太重者，身危；左右太亲者，身蔽。……左右忠正远虑，未必贤于大臣。至于便辟取舍，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辄云中书，虽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犹惑世俗。况实握事要，日在目前，傥因疲倦之间，有所割制。众臣见其能推移于事，即亦因时而向之。……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达。”
曹叡用诏书答复蒋济，褒奖他忠义奋发，升他为“护军将军、加散骑常侍”。那刘放、孙资二人，仍旧当他们的中书监与中书令，曹叡并不肯免他们的官。
刘放与孙资所做的最大的坏事，是在曹叡临死之时，排挤了燕王曹宇、领军将军夏侯献、骁骑将军秦朗、屯骑校尉曹肇。这几个人，都是曹叡想委托以后事的。
曹叡召见了曹宇，叫他做大将军，辅佐即将继位的少帝曹芳。曹宇谦辞（这是曹宇的错）。曹叡问刘放、孙资，曹宇为什么坚辞。刘放、孙资说：“他自己知道能力不够。”曹叡说：“用曹爽来代替他做大将军，好不好？”刘放、孙资说：“好！”于是曹叡不再挽留曹宇，而用了曹爽。
刘放、孙贤又向曹叡建议，把司马懿找来，与曹爽同受顾命。曹肇反对。结果，曹叡还是听了刘放、孙资的话，召来了司马懿。
曹肇与夏侯献、秦朗，这三人不仅不再列名于被“顾命”的大臣以内，而且丢了他们原来的官。
曹爽做了“顾命大臣”，当然很感激刘放、孙资，听他们的摆布。然而，曹爽也竟然把反对过刘放、孙资二人的蒋济，继满宠的太尉之任。
这是曹爽糊涂呢？还是故意向刘放、孙资二人以及与他们一鼻孔出气的司马懿挑战呢？糊涂，不见得。挑战，有可能。在曹爽自己看来，这不是挑战，而是镇压。
曹爽提拔三个“自己的人”，做“尚书”，专管“选举”，分刘放、孙资的权。这三个人．是何晏、邓飏、丁谧。事实上，“选举”只是选拔新的青年才俊，管不了朝廷大官的升降。
曹爽也早就把自己的三个弟弟提拔起来。曹羲当了“中领军”，曹训又当了武卫将军。中领军与武卫将军都是统带作为皇帝的卫队的禁军的。另一位弟弟曹彦，当了“散骑常侍”。
曹爽最叫司马懿吃不消的，是叫两个亲信毕轨与李胜，分别担任司隶校尉与河南尹。司隶校尉所主管的是中央直属地区（明清两朝的所谓“直隶”）的行政，同时也有权弹劾、甚至逮捕任何一个住在这中央直属地区的大小官吏。河南尹相当于太守，然而高于任何太守，因为河南郡是首都洛阳的所在地。
司马懿一向是与曹爽共“录尚书事”，由太尉升为太傅以后仍然如此。不过，自从那何晏、邓飏与丁谧，三个人做了尚书以后，他们就很少把尚书部门的公事送到司马懿那里去请示了。毕轨与李胜当了司隶校尉与河南尹，也不常把公事送到司马懿的办公室里去。
司马懿气不过，就称病请假，不再上班。他并不辞职，仍旧在家里当他的太傅。不仅如此，他也已经在朝廷中布置了自己的人，与曹爽的人对抗。
曹爽有一个弟弟曹羲当“中领军”，司马懿也有一个儿子司马师当中领军。曹爽有一个弟弟曹彦当散骑常侍，司马懿也有一个儿子司马昭当散骑常侍。曹爽有三个自己的人：何晏、邓飏、丁谧当尚书，司马懿也有一个自己的人、而且是自己的弟弟司马孚，当尚书令。
司马懿而且有一种曹爽所没有的秘密力量。这秘密力量，是大儿子司马师所豢养的，散居在民间的三千名“死士”。
除了这些以外，司马懿又有一套曹爽所猜想不到的功夫：骗。
在正始九年（公元248年）的冬天，曹爽叫河南尹李胜改任荆州刺史。李胜到司马懿家里去辞行。司马懿躺在床上装病，叫人把李胜请进卧房。丫头送上稀饭，司马懿喝到嘴里，又从嘴角流了出来，弄脏了胸前衣服。李胜向他说话，他把“本州”听成了“并州’。在回话的时候，他又下气不继上气地勉强说出了几句。李胜以为司马懿果然病得很厉害。就去报告曹爽。曹爽听了，大为放心，便不再对司马懿有所防备。
过了不多久，正始十年正月，曹爽兄弟四人陪少帝曹芳出洛阳城，到南门外若干里去拜谒魏明帝的陵墓（称为高平陵）。
他们谒陵完毕，回洛阳来，没想到城门已闭，整个洛阳城已被司马懿父子占领。司马懿带了兵马，站在城门外的洛水浮桥之上，叫人送一张表给少帝，交曹爽转。
在这一张表里，司马懿列举曹爽的罪，说曹爽广用私人，“尽据禁兵”，又说他以黄门（宦官）张当为都监：“看察至尊，候伺神器”。
司马懿又在表里说，太尉蒋济与尚书令司马孚，均认为曹爽与曹羲、曹训，都不宜于继续“典兵宿卫”。蒋济与司马孚已经奏请皇太后（郭氏），将曹家兄弟的官职免去，以侯爵的身份各归其在京城的寓所。皇太后已经准了他们的奏，叫臣（司马懿）执行，臣已经通知主管人员，立即遵办，不许放任曹氏兄弟“逗留”，以致耽误了皇上回宫的时间。倘若曹氏兄弟敢逗留，便以军法从事。
曹爽一时不敢把司马懿的这一张表，送请少带曹芳过目。他不知如何应付才好。
这时候，位居九卿之一的大司农桓范，已经冒险从城里跑出来，跑到了曹爽的面前，劝曹爽赶快去许昌（许县是在曹丕篡位以后，改名为许昌的）。桓范说：“你到了许昌以后，便可以集合全国兵马，申讨司马懿。”
曹爽身边，有主张向司马懿投降的许允、陈泰，许允是侍中，陈泰是尚书。
曹爽终于派人向司马懿投降。司马懿暂时不为已甚，就让他们兄弟四人平平安安地进城，各回寓所。他们不再是官，而仅仅是侯。
过了不久，司马懿把宦官张当抓了来，严刑拷打，叫张当不仅招供了曾经以宫内的“才人”（宫女）若干名送给曹爽；而且也“承认”了曹爽曾经和他与何晏等人同谋，准备在正始十年三月间造反。
结果，司马懿无中生有，把曹爽兄弟四人，及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桓范，一共十个人，治了谋反大逆之罪。不仅十个人都杀了头，他们的父族、母族、妻族，不分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