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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把丁松喜欢的女人也一并捎上。如此，丁松的京城党校生活便显得繁忙且多彩。在他任上，江大伟再次官升一级，成为市府大总管。
洪大光、丁松们也知道江大伟的为人，对机关里的非议多有耳闻，可最后还是无一例外地喜欢并提拔之，如此便形成了一个大大的悖论，更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江大伟现象”。
“有些能力差、品德一般、口碑不佳的干部，正是因为在群众中比较孤立，自己有相当重的危机感，所以也就不敢有个性，不敢张扬，只能忠心耿耿紧跟领导，除此，别无他途。这样的人，领导既不用提防他耍什么花招、搞什么阴谋阳谋，更加不怕他颠覆自己的官位权威，容易让领导放心。反之，如果身边工作人员能力太强、水平太高、群众基础太好，在下边一呼百应，这样的干部容易起哄闹事，也易于滋生野心与反骨，领导往往不容易驾驭，你说能让人放心吗？” 冯开岭曾经隐晦评点过“江大伟现象”。
对于秘书的命运结局，黄一平曾经听到过很多说法。有人说，跟随不同的领导，便有不同的命运；也有人说，不同的跟法，就有不同的结局；还有人说，不同能力水平的秘书，会有不同的下场；更有人说，性格即命运，就是说的秘书。从江大伟身上，黄一平倒是非常倾向于最后这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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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秘书2 第二章 12（1）
“好的。有你江秘书长亲自掌舵、把关，我一定加倍努力，把事情做圆满。在这过程中，有什么困难和疑问我会及时请示汇报。”
对于江大伟的阳奉阴违、推诿耍滑，黄一平心里虽然不满，嘴上却不好说什么，甚至连表情也不便流露出来。
平心而论，自从十一年前调来市府办，江大伟就一直是他的顶头上司，对他即使算不上多么关照，却也没有坏过他的事。去年那次风波，周围不少同事或是冷眼旁观，或是幸灾乐祸，甚至落井下石，江大伟则基本处于中立，暗中甚至表示了适度的同情。眼下，虽然自己是廖市长秘书，可江大伟依然管着他，属于那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角色。因此，黄一平在处理与江大伟的关系上，还是要把握分寸、善藏不露。
可是，黄一平也知道，江大伟的推诿，一方面是其性格、品行特点所决定，另一方面也有客观存在的难处。说到底，江大伟之所以把皮球踢给他，其实是对廖志国的“鲲鹏馆”信心不足，生怕因此卷入矛盾，弄得一身腥气。
其实，黄一平又何尝没有这种顾虑呢？江大伟踢出的这只皮球，委实也不太好接哩。
黄一平明白，廖志国此时推出的这个项目，困难和阻力可以想象——
先说当下阳城官场现状。八个月前，正值N省地级市政府换届前夕，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廖志国与冯开岭分别由阳江、阳城两地对调，并于不久之后各自顺利当选市长。期间，阳城原任市长丁松改任政协主席，市委副书记张大龙任人大常务副主任。稍后，省里也召开两会，阳城市委书记洪大光作为副省长候选人，本来十拿九稳笃定当选。不料，会议期间，忽然出现很多举报洪大光的材料，在各代表团住处悄悄散发。选举前一天，又有上百名滨江新城工地上的建筑工人，因为追讨工资在会场前静坐，结果洪大光以区区二十票之差，输给了另一位候选人，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来阳城考察的副省长。如此一来，洪大光只好回阳城继续做他的市委书记兼人大主任。表面看，省市换届尘埃落定，各种政治势力已经各就各位，可实际上，根本矛盾并没有平息，对立的源头依然以自己的方式存在，只是暂时处于休整、蛰伏状态。就洪大光一方来说，在阳城官场苦心经营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周边地区资历相当的市委书记大多都已上升，这次进省府班子本来已是煮熟的鸭子，谁知还是被人搅了。至于谁是幕后黑手，闭着眼睛都能猜得出来，必定是丁松联络了省里一帮老干部所为。在丁松这一边，虽说通过种种努力，暂时阻止了洪大光前进的步伐，可并没能一击置其于死地。省里一位领导曾经劝他，说：“大家一起共事几年不容易，有点矛盾也属正常，当饶人处且饶人，事实证明洪大光并无多大问题，最多过个一年半载，迟早还会安排到省里工作嘛。”丁松听了，心里自然不会服气。这两股势力的暗中较劲，就像一只巨大的火药桶，不知何时就会爆发，再次把阳城搅得天翻地覆，岂容你一个新来的市长从容做事！
再说阳城的特殊市情与财政状况。阳城与阳江虽然都是地级城市，人口、地域状况大体相当，可是区位情况却区别很大。阳江地处江南，得交通、地理之便利，又受几个大城市的直接辐射，经济社会发展基础雄厚，属于N省的发达板块。而阳城则偏居江北一隅，因为地理位置的局限，几乎成为一个交通与商贸的死角，幸而开放以来建了长江大桥、铁路、港口等等，才开始加速追赶。然而，毕竟思想观念、社会基础、经济指标诸方面差距明显，在阳江可行的事情，在阳城则未必。试想，区区六百万人口的城市，城区人口不足五十万，却要建“鲲鹏馆”这样一座超大体量的场馆，不说建成之后是否能派上用场、收回成本，单就建设费用恐怕也是一个不能承受之重，凭借阳城目前的财力状况，何以承担得起啊！何况，所谓政绩、面子工程，向来为阳城政坛大忌，尤其是省里一帮老人，更是与阳城这边遥相呼应，时刻把警惕的目光盯在一帮官员身上。前几年，洪大光与丁松主政市府，几次提出要建造万人体育馆、超高摩天楼，无一例外遭到扼杀。
中国式秘书2 第二章 12（2）
还有，廖志国目前在阳城的实际地位也不容乐观。说起来，作为一座六百万人口城市的市长，又兼着市委副书记，在阳城这方土地上可谓位高权重，一言九鼎，不说为所欲为，至少也应该少有顾忌。其实并不然。熟悉官场结构者皆知，像阳城这等地方，市府之上有市委，左右有人大、政协，很多事情的拍板决定权并不在政府行政主官手上。加之，阳城官场向来就有排外的习惯，尤其是近些年，鲜有党政领导在省里得到提拔重用，虽然主要是因为内部争斗导致两败俱伤，可很少有人主动从自身找原因，而是结怨于上边的不公，并把怨恨直接发泄到外来干部身上。古语云，强龙难压地头蛇。廖志国作为一位外来官员，任职阳城不过七八个月，担任市长时间更短，尚处于阳城官场中人眼里的见习期，是个倍受挑剔目光审视的新媳妇，按照常规远未达到可以动手大干的时候。阳城官场本就复杂，外来官员更是受到特殊关注，前边说到的那两句顺口溜，说是一则民谣，却也是对阳城官场的一个生动总结。廖志国以其立足未稳之态，马上就要搞这样一个偌大项目，风险系数颇高。
当然，黄一平也清楚， 廖志国性格外向，个性偏强，是个气盛之人。面对阳城如此复杂的环境，他绝不可能等闲视之、无所作为，更不会像民谣所言被动等待别人把自己撵出阳城。新任市长，情况不熟，政府组成人员的任命，基本听从于阳城市委市府老班子。廖志国工作一段时间后，感觉有些部门主管不太顺手，曾试图作个别调整，却在常委会上以刚刚换届的名义遭到否决。一时间，好多重大事项因为牵涉复杂的关系与矛盾，他都鲜有表态发言权，更加别说决策主导权。眼下，这个“鲲鹏馆”工程，其实带有试水性质，也正如他所言，是希望以此为杠杆和支点，来撬动阳城官场这块庞然大物。直白些说，廖志国的这一举动，多少带有赌的性质，而且一旦真正启动了，不论困难与阻力多大，都不会有多少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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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志国没有退路，黄一平自然也没有退路。
这时，他不由想起廖志国的那个“肌体论”与“境界论”。现在，他所充当的角色，就是廖市长所说的耳目、喉舌、手脚。他只能冲锋陷阵，别无选择。
话说回来，即便江大伟不推诿、不逃避，像“鲲鹏馆”这样重要的事项，从廖市长的本意出发，也希望他这个贴身秘书勇于担当，冲在前边，而不能假手于那个滑头滑脑的江大伟。按说，廖志国与江大伟本来就没有多少交情，也不具备信任的基础，凭后者的能力水平自然也难办成什么大事。可黄一平就不同了，廖市长刚上任，就将他从党校调到身边，提了职务不说，还解决了老婆的调动问题。当此关键时刻，江大伟可以耍滑头，他却不能辜负了廖市长的信任与期望。而他，也正需要通过这样的机会，来报答廖市长的知遇、再造之恩，最后的结果只能听天由命了。
想到这里，黄一平眼前不由得浮现起换届选举前夕，冯开岭让他帮助操作的那些事，包括拉选票、写文章、搞小动作等等。往事历历，不必细思便尽现眼前，点点滴滴痛犹在心。可是又一想，眼下这件事毕竟不同。冯氏那些勾当大多在暗中进行，摆不上台面，见不了阳光，而眼前之事却是光明正大的政务，完全可以摆上台面大曝于光天化日之下。由此，他禁不住感到十分的坦然，且陡然产生了一种义无返顾的凛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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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秘书2 第三章 13（1）
“嗯，不错！一看就是正宗农家小院里种出来的小油菜。这种菜，本地传统品种，施的有机肥，也没有农药或化工类污染，吃在嘴里虽然略微有点苦味，可无论营养价值，还是环保指数，同那种大棚产品完全不一样。”苏婧婧就像一位蔬菜专家，对着那堆绿油油的小油菜，研究了足有十分钟。
三天内，黄一平已经两次前来阳江，专门给苏婧婧送这种阳城特产的小油菜。
廖志国出差欧洲了，是参加省政府一个经贸代表团，省长亲自带队，时间大约一个多星期。这一来，黄一平突然就清闲下来，有了自由支配的时间。
“婧姐真厉害，这菜是我父母在自家门前种的，施的全是鸡鸭粪肥，一点农药和化肥也没用，而且我们老家远离城镇，周围十几里都没有什么工厂，浇水、施肥也是从土壤中间接渗透，不污染菜的表面。”黄一平笑笑说。
几次送廖志国回来，在这里就餐，黄一平看到苏婧婧食量很小，挑拣得相当厉害，除了鱼虾之类，基本上以蔬菜为主。对于蔬菜，苏婧婧也非常挑剔，只吃当地菜农自产的几个品种，不喜食大棚里批量生产的那些反季节蔬菜，尤其讨厌过量使用农药、化肥。说来有些神奇，从小在城市长大的苏婧婧，味蕾特别丰富、敏感，一盘熟菜端上桌，她只要品尝那么一小片，当即便能品出是否出自大棚、有无使用农药与化肥。
时间是在午后，苏婧婧照例留下黄一平喝茶聊天。这时，楼上传来动静，是苏婧婧父亲午睡完起床了。黄一平从老家买了两百只鸡蛋带给老人，也是出自农家散养的三黄鸡，便提出到楼上问候一下老人。
苏婧婧父亲已经是八十多岁的高龄了，曾经做过区、县的党政主官，行署副专员、市委副书记，最后从阳江市政协主席任上离休。苏老主席虽然长期在故乡阳江任职，可与一江之隔的阳城也有些缘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作为省里“四清”工作队的队长，曾在黄一平老家海北县工作一年，不仅足迹遍布全县的每个乡村，而且以其平易近人、踏实肯干、实事求是的作风，在当地留下良好声望。据说，那时的“四清”运动声势浩大，工作队下来如同钦差大臣一般，苏老主席以其资历与队长职衔，在县里享有一言九鼎的权威。直至今日，但凡稍微上了些年纪的海北老人，仍有不少人记得当初那个苏队长，穿草鞋、抽水烟、骑辆破旧自行车。
眼前的苏老主席，表面看慈眉善目、面色红润，整天张嘴乐呵呵笑，与平常长寿健康老人无异，可实际上脑子却不行了，整天坐在轮椅上要么顾自口中念念有词，要么流着哈喇子打长盹，与人对话答非所问、文不对题，其症状应是老年痴呆。平时，苏家请了两位中年妇女，都是廖志国的远房表姐，大表姐主要负责买菜、烧饭、日常家务，二表姐则着重照顾、料理老人。作为回报，两个表姐除了领取固定薪金，其丈夫、儿女也都在阳江市里安排了不错的工作，甚至买了房子安下家。因此，两个表姐就像家里人一样，活计做得尽心尽力、一丝不苟。
“苏伯伯，我是小黄，海北县来的小黄。”黄一平握着老人的手，大声问候。
他曾经听苏婧婧说过，老人脑子虽然不好了，可是也没差到那种程度，属于时好时坏那一类。而且，像所有年迈者一样，老人的记忆具有记远不记近的特点，尤其是对那些影响重大的陈年往事，还时常能从记忆深处清晰反刍出来。
中国式秘书2 第三章 13（2）
“苏伯伯，海北县还记得吗？河南招待所，北大街，望仙桥的二麻子烧饼，县政府开水房的杨拐子，汤聋子豆腐脑儿……”黄一平一口气报了海北好多人名、地名、当地特产，意在引起老人的记忆与回应。
果然，老人的眼睛开始放光，嘴角慢慢扯动。
“二麻子的烧饼，酥脆，香！杨拐子烧的开水，烫！招待所的铺板，让雨漏烂了，睡在上边不舒服，要让马县长修一下。”苏老主席的眼睛盯着黄一平，以其独特的方式与之聊天——依旧顾自念叨，语句相当短促，跳跃性非常大。很显然，老人的思维并不顺畅、连贯。那个马县长，并非现任官员，而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海北县长，已经过世多年了。
“苏伯伯，那个二麻子不在了，二麻子的烧饼摊还在，是他两个儿子在经营，还注册了商标哩。下次我再来，一定带点烧饼过来给您尝尝，好吗？”黄一平一脸虔诚，语气恭敬，并不因为老人脑子不好就显得虚假、应付。
苏婧婧端只茶杯，饶有兴趣地站在一旁，看着黄一平极尽努力的表演，不时抽张纸巾帮父亲擦拭嘴角的流涎。
其实，黄一平知道，廖志国在这个家庭里，之所以显得有些怯意，或者说如同外界传闻的那样怕老婆，表面看是忌惮苏婧婧的强势，实际上真正畏惧的，应该是面前这个老者。没有苏老主席，就不会有廖志国的今天。
像众多身居高位的官员一样，廖志国也出身于普通农家，父母都是农民，兄弟姐妹众多，家境相当清贫。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廖志国以复读三年的代价，才考取省农学院植保专业。之所以选择这个学校与专业，除了分数限制，也有经济条件的制约——师范、农业、公安类院校入学费用相对较低，在读期间还有一定的补贴。毕业后，分到老家所在的乡里当农技员，一头扎在广阔天地里，风里来雨里去，晒得跟农民乡亲没有两样，课堂所学知识也很快变成经验教训。不久，他便成为当地农业方面的一个小专家。
也是机缘凑巧，廖志国工作不久，正赶上全国范围整党，他所在的那个乡正是时任县委书记的联系点，而书记大人正是面前的这位耄耋老人。那时的县委书记，与时下同等职级的官员大为不同，衣食住行简单朴素，完全一副农村基层干部的做派；进驻乡里绝不似今日这般浩浩荡荡，一辆北京吉普，随行者只有司机加秘书；在乡里一住就是好多天，同周围普通干部群众马上就能打成一片。而且，彼时整党也不单纯是关起门来学习，或者在报刊上发表些空而无当的讲话、文章，而是走村串户深入基层，到了田间地头随便找个搁屁股处坐下，老汉的旱烟袋也抽，挑粪妇女的茶碗也接，说说笑笑间就把调查研究、宣传教育工作做了。浑不似现当今，不管多大级别的官员，但凡下到基层视察、调研之类，动不动就是黑糊糊、浩荡荡一字长蛇轿车阵，同级、下级、下下级，迎接的、陪同的、汇报演示的，电台、报纸、电视台，录音机、录像机，大材料连着小材料，不仅跨疆界迎送，而且常常动用警车鸣笛开道，用句时下流行的网络口号，叫做哥搞的不是调研，是排场。
扯远了。话说当年苏书记刚到乡里没多久，就认识了年轻的农技员廖志国。起初，看着乡政府里这个小伙子满脸黧黑，一身朴素装扮，见面了也只是打个招呼，脸一红便远远躲开，只当是从下边村里借来的临时工。后来熟悉了一聊，才知道是省城正规大学生，了不得的知识分子哩。须知，在那个“*”结束不久、刚刚进入改革开放的年代，大学生还是稀有人才，一个偏僻乡里居然藏龙卧虎，而且从小伙子外表、行止上不难看出，已然融入农村、与农民打成了一片，足令县委书记惊异与欣喜。当然，苏书记的惊异与欣喜，起初一直处于某种不动声色的状态。自此，他开始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