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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的一切保证，在大的经济问题上，像所谓政府买卖，将没有什么留下给德国人，而小商业显然也将全部转入日人手中。（《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三卷，第443页）。
读这些德国人多年前的观察与分析，就该知道黑色“九一八”的降临，远不是一个偶然。
5 幻想破灭了
目光从柳条湖移到旅顺口，从1931年上溯到1905、1900、1894……我看到了东北由来已久的苦难，看到了中国不断地被蚕食的悲哀，也就更加有必要去细细体味中国民众当年面对日本的崛起和虎视眈眈所产生的复杂情感：反省、痛切、尴尬与忧愤，它们无奈地缠绕、混杂、交织在一起，伴随着一个民族的兴衰与救亡。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中清王朝舰队全军覆没，台湾因而被割让，这对中国人的精神打击恐怕更大于鸦片战争中败给西方列强。一个习惯于以泱泱大国姿态傲立于东方的古老帝国，忽然发现自己竟是如此不堪一击，一夜之间就败在历来被轻视甚至被藐视的一个小小岛国邻居手下。然而，在这场战争中被打败后，中国与日本却形成了一种特殊关系。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迅速崛起，为渴望实现强国梦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参照系。戊戌变法失败后，日本是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的避难所，是他们创办刊物的首选地。义和团运动之后，赴日留学掀起高潮，在世纪初奔赴日本的青年人中，我们可以看到诸多重要人物的身影：秋瑾、蔡锷、黄兴、廖仲恺、陈独秀、蒋介石、汪精卫、阎锡山、孙传芳、鲁迅、李叔同、周作人、周佛海等。孙中山等志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党人，也把日本作为主要活动基地。1905年，同盟会在此成立；1914年，国民党前身中华革命党也在此成立。辛亥革命后，赴日留学再掀高潮，在后来诸多重要历史人物中，可以看到周恩来、郭沫若、郁达夫、田汉等人的身影。
这的确是世纪之交时中国出现的特殊现象。痛定思痛，中国青年想亲身考察日本崛起的奥妙，清王朝则想借派人留学为自己培养未来的人才。不管动机如何，最后发展方向如何，有一点则是明显的，它影响着中国未来的发展，也深深影响着现代中国与日本的复杂关系。
在注意留学高潮的同时，更值得注意的、对现代中日关系影响更为直接的，是大批反清志士前往日本寻求日本政府、民间势力的支持，在大量中国留学生中发展新生力量。有一点必须正视，一些革命党人为了急切地借助日本力量达到推翻清王朝的目的，从而淡化或忽略了日本对台湾的殖民化和东北的蚕食。当孙中山的同盟会最初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时，不少仁人志士还停留在排斥满清政权的明王朝遗民的意识上。他们想恢复的是几百年前汉人的王朝，他们把统治中国几百年已经与中华融为一体的满清，还视为“异族”，甚至把关外的东北，还看作是征服明王朝之前的游猎民族驰骋的荒漠大地，与传统意义上原有的中华无关。他们的这种口号和意识，对一般民众也产生一定影响，使他们更关注列强对自身利益和权利的侵害与蚕食，而对遥远的关外中国领土上正在发生的更大范围的侵害与蚕食，相对淡漠，反应也不强烈。这一点，直到“五四运动”前后民众的国家意识开始得到加强、爱国主义成为社会主题之后才有很大改变。当我们研究近代史时，需要研究这一特殊现象，才能更深刻和更全面地认识东北问题的历史渊源，乃至中日关系的复杂性。
与日本崛起并打败中国相伴随的，还有更为复杂的一种情感存在于近代中国的革命家心中。这就是对西方列强的强烈敌视和对同为东方民族的日本的幻想。这在孙中山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
1924年秋天，孙中山应冯玉祥邀请，离开广州，前往北京与奉系军阀谈判合作，共同对付直系军阀吴佩孚，以尽快统一中国。他先到上海，取道日本长崎、神户前往天津，最后抵达北京。几个月后，他因病在京去世。
神户是孙中山熟悉的地方，1913年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流亡日本，首先抵达的地方就是神户。1924年他又来到这里，这将是他的最后一次访问。11月28日，在妻子宋庆龄的陪同下，孙中山来到神户高等女校，出席由神户商业会议所、神户新闻社等五团体举办的演讲会。他在这里发表一次重要演讲，阐述他的“大亚洲主义”思想。前来聆听演讲的，一说达三千余人，另一说则为两万人，甚至称“如此人数众多，实打破日本开国以来之记录”。（参见《宋庆龄年谱》）
孙中山特地提到了1905年发生的日俄战争。他的侧重点则是从一个亚洲人的角度出发，为历来备受西方白人列强欺压的东方民族，终于打败了欧洲列强俄国而感到扬眉吐气。他回忆说，当日俄战争爆发时，他正在欧洲，俄国舰队全军覆没的消息传来时，他亲眼看到“欧洲全部人民为之悲忧，如丧考妣”。
这是孙中山在日本发表的最后一次演讲。
几年前，我曾到日本神户参观孙中山纪念馆。走出舞子公园火车站朝海边走去，不到十分钟，即可见高耸的明石海峡大桥旁有一幢尖屋顶共三层的老建筑。小楼原名移情阁，是神户著名华商、宁波人吴锦堂的私人住宅。楼房为六角形，系参照杭州六和塔而建，故又称“六
角堂”。1913年，孙中山流亡日本逗留神户时，应主人邀请，曾在移情阁居住。前些年修建明石海峡大桥时，移情阁整体搬迁至现址，并辟为孙中山纪念馆。
走进纪念馆，记得是在二楼展厅，我看到，孙中山在神户演讲中阐述“大亚洲主义”的一番话，用中、日两种文字抄录，醒目地悬挂在墙上。孙中山说：
我们讲大亚洲主义，研究的结果，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为亚洲受痛苦的民族，要怎么样才可以抵抗欧洲强盛民族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要为被压迫的民族来打不平的问题。受压迫的民族，不但是在亚洲专有的，就是在欧洲境内，也是有的。行霸道的国家，不只是压迫外洲同外国的民族，就是在本洲本国之内，也是一样压迫的。我们讲大亚洲主义，以王道为基础，是为打不平。美国学者对于一切民众解放的运动，视为文化的反叛，所以我们现在提出来打不平的文化，是反叛霸道的文化，是求一切民众平等解放的文化。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国家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孙中山文集》，第409页）
读孙中山的演讲，不难体味他内心深处的悲愤，一种渴望中华民族尽快摆脱受西方列强欺压的紧迫。王道与霸道，这是他从文化角度着力强调的主题。他认为东方文化曾经拥有“主张仁义道德，是由正义公理来感化人”的“王道”，西方文化咄咄逼人的则是“主张功利强权，是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的“霸道”。面对神户热情的日本听众，心里充满悲愤、忧虑和历史紧迫感的孙中山，对已经崛起的日本显然仍抱有幻想，甚至寄予了厚望。
厚望最终只是奢望。现实远比忧虑更为残酷。当1931年来临时，对于中国，日本早已不再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的问题，而是军国主义的霸道大行其道了。此时，距孙中山发表演讲还不到十年，世事变迁如此迅疾而无情，绝对是孙中山不可能预料到的。如他九泉有知，想必会有深深的失望与悲愤。
所有中国人的幻想都在一个晚上破灭了。
6 抵抗或放弃
幻想破灭的中国人，震惊地看到了沈阳及东北被侵略者瞬间吞没。
谁能料到，“九一八”之夜，张学良麾下留驻沈阳的东北军，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抵抗，让只有几百人的日本关东军轻而易举地攻占北大营，占领整个沈阳。随后，几天之内，完成对南满铁路沿线城市的占领，几个月内全面占领东北……张作霖去世仅仅三年多，少帅张学良就永远失去了父亲经营多年的东北地盘。
张学良再也不是东北的主人。
一个令中国人难以相信的现实，一个令中国人难以原谅的少帅。如果没有后来惊天动地的“西安事变”，人们在描述张学良的历史形象时，很容易地在他的名字前加上这样一些词语：自负、轻率、软弱、卖国……
“九一八”夜晚降临之前的一两年时间里，正是张学良春风得意之时。作为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巨头，他的军事实力不亚于南京政府，更拥有当时中国最强大的空军。1931年6月，他答应借给蒋介石的二十架飞机飞向南方，用以对付广州政府的“叛军”。我对史料中提到此事时用“借”这样一个字印象颇深。怎一个“借”字了得！少帅此时在蒋介石等诸军政要人面前怡然自得风光无限的样子，被恰到妙处地渲染出来。
同是在1931年6月，张学良在沈阳的兵工厂生产了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辆载重卡车，在当时中国民族工业开始兴起之时，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也再次昭彰东北的工业实力。这就难怪《时代》也以《在轮胎上》为题，报道了他的这一成果：
据传，南京政府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元帅，上周在北京的协和医院坐了起来并露面。伤寒病愈的张还有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由中国制造的第一辆载重汽车，历史性地在他的沈阳大型兵工厂里完工。
张的载重汽车的发动机、齿轮及其它复杂的部件均从美国进口，但他的兵工厂自己生产钢材、车架、散热器等简单部件。一位发言人谈到中国制造的第一辆载重汽车：
“这是100型的，我们计划建立一条生产线，每月生产五辆，每辆车的轮胎载重量为1万磅（约5吨——引者）。我们还将每月生产十辆75型的，每辆轮胎的载重量为7500磅。（《时代》，1931年6月22日）
然而，就在“九一八”的晚上，随着北大营的被占领，张学良的停放在沈阳机场的数百架飞机、刚刚生产出载重汽车的兵工厂，都成了日军的囊中之物。
具有一定实力的张学良，“九一八”的晚上为何决定放弃最低限度的抵抗，他自己在1990年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时这样说：“我当时没想到日本军队会那么做，我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误了。”“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国民政府，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参见《“九一八”当夜不抵抗政策的责任争议》，《三联生活周刊》总329期）他的这一回忆，与他在“九一八”之前的思路是吻合的。1931年9月6日，张学良曾给留守沈阳的省主席臧式毅等人发去这样一封电报：
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万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张学良文集》，第174页）
从电文看，张学良对日方可能进行挑衅有预感，“不可与之反抗”则是他的指示，这显然与蒋介石的思路和主张也是吻合的。这一电文对沈阳当局在9月18日晚上决定放弃抵抗显然起到了直接作用。《时代》也报道了张学良“九一八事变”时的决定，说：
深知自己的军队根本无力与日本抗衡，精明的张学良元帅欲尽量赢得世界的支持。他命令自己的满洲军队放下武器，不抵抗日本军队。他在病床上签署声明。（《时代》，1931年9月28日）
放弃抵抗，张学良晚年称与自己的判断失误有关，这有一定道理。我还同意专家曾景忠的意见：
所谓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方针，其前提是将“九一八”发生前后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单纯地视作前者绝对听从后者的指示命令，这未免将蒋张之间的关系看得太简单了。事实上，东北易帜这种统一在相当程度上还是表面的、形式上的。当时国民政府的号令并不能畅通无阻地行于全国，一些地方军政势力拥兵自重，自成体系，东北当局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当时亦是如此。……张知道如果此时抵抗必败，他在东三省的势力以及在国内的地位将不保……会宁愿采取这样的政策。（《“九一八”当夜不抵抗政策的责任争议》，《三联生活周刊》总329期）
抵抗必败——这是1931年张学良的忧虑与惧怕；保存实力——这是作为继承父亲统治权的少帅必然要考虑的现实。在这里，我想还有一个更重要、更直接的因素也值得关注，这就是两年前的1929年，为争夺中东路控制权张学良与苏联爆发的大战，即有名的“中东路事件”，在这场军事冲突中，张学良惨败。
与张作霖在日、俄间多年周旋以求得生存和发展相比，年轻的张学良更有资格被称为具有现代意识的、热情的爱国主义者。1928年他宣布东北易帜，归属南京政府，一夜之间东北挂满青天白日旗，军阀长期割据东北的局面第一次得到改变，堪称自辛亥革命后中国的重大事件。1929年，张学良又决定从苏联手中收回中东路控制管理权，他的爱国主义者声望顿时得到更大提高。
中东路，即北满铁路（从长春经哈尔滨至满洲里的铁路），1905年日俄战争后由俄国控制，苏联成立后继续维持这一现状，仍由苏方派人担任铁路局局长和副局长，管理人员也多由苏籍人士担任。1929年7月，张学良下令解除苏方人员职务，改由中方人士担任，将苏方被解职人员驱逐出境。苏方随即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方恢复原状，并说“将采取有效的措施以保障它的合法权益”。张学良毫不退让，并将苏方员工一千二百余人押解至哈尔滨关押。美国记者鲍威尔称“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敢于采取如此有力和果断的排外运动”。
就在张学良即将与苏联发生冲突时，外交家顾维钧正在欧洲旅行，观察世界政治趋势。在巴黎，在和一些欧洲政治家交谈中，他特别关注他们对苏联军事能力的看法。根据他对张学良的了解，他估计张学良很有可能对苏联采取强硬手段，而这是他所担忧的轻率之举。后来他这样说：
张学良无疑是个爱国者，对日俄两国的政策都特别怀疑。根据报纸上的报道和从我个人所收到的书信来看，张少帅关于苏俄对他在满洲的积极政策可能作出的反应的估计是相当不现实的。记得有一次我和贝特洛先生谈话。他是法国外交部的政务司长，对法国外交政策有很大影响。……他暗示，中国应当小心谨慎，少帅更应该特别小心，因为他首当其冲，并负责处理苏俄的问题。他说苏俄的军事潜力还很小，不能用欧洲任何一个强国的标准来衡量。但是考虑到中国的情况特别是满洲的军事准备情况，如果采取任何行动挑动与苏俄的战争，那就是个错误。由于西欧和美国对于苏俄仍旧抱有成见，苏俄必须采取克制政策，在西方苏俄一定不会挑起任何冲突。但是苏俄对远东特别是对满洲的态度就不同了。据他从官方的和非官方所得到的报告，苏俄的现有实力，在远东特别是满洲制造任何出人意料的局势是绰有余裕的。（《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第401页）
法国外交官的预测和顾维钧的担忧很快将被证实。
顾维钧还认为，促使张学良热情高涨，铤而走险，与苏联发生冲突，很可能是蒋介石的一个阴谋，因为张学良做出以上决定时，蒋介石的几个高官正在东北：
对付少帅则用外交手段。中央政府打算把少帅诱入圈套，因为少帅妄自尊大又无充分外交经验：吴铁城、张群甚至李石曾可能设法使他陷于对俄的困境，使之必须依赖南京，这样中央政府就能控制他了。（《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第406页）
1901年出生的张学良，1929年还不到三十岁，他当然没有想到国际纠纷和政治斗争交织一起的复杂性。在这一点上，他显然没有父亲老练和狡猾。
中东路战争终于爆发，历时数月。到前线采访战事的鲍威尔这样描述战况：
战争在满洲的东西边境，沿着中东路很快爆发。在满洲里，中国军队损失惨重，大约八千名士兵丧生。位于中东铁路东端的绥芬河，几乎被苏联的大炮和飞机夷为平地。而位于松花江口的城市拉哈苏苏，与伯力隔着黑龙江遥遥相望，在被飞机轰炸后成为一片焦土。两艘停泊在江上的中国炮艇，也被苏联飞机炸沉。……在我们那艘汽船后面，还有另外一艘汽船，船上全是中国政府方面的官员，结果遭到苏联飞机的扫射，死伤惨重。（《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第167—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