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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纪念鲁迅
●一平
课余到阅览室翻阅中国去年的旧报，看到了中国纪念鲁迅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报导。中国每年都纪念鲁迅，但这一次尤为隆重。大幅照片上，鲁迅的像在正中，左右是他的生辰卒年，这大约是他死的那一年照的，清瘦，苍弱，带着很重的病态。他的眼睛向上，且有些茫然，既有对现存的蔑视，又有对终极真理的疑惑。鲁迅不爱修饰，他随意的短发和简朴的布装显出他对生活的淡漠。他的面部骨骼突出，加上他重重的唇须，让人感到冷峻、严厉、不可触犯。那时，死亡的阴影已经来临，但他漠然无视。的确，他是中国近代少有的性格之一。
把鲁迅安排在这样的场合，是违背于他的。他一生厌恶庸俗，容不得欺世盗名，更容不得为他人捉弄驭用。他活时，人们不敢冒犯他，连同他的敌人，但他死后，事情就由不得他了。命运的报复常常是残酷的。我想他死后的遭遇大概是对他活时的报应，报应他的孤傲洁癖和对庸俗的谴责，也报应他对各种敌手和政客的毫不宽容。社会和历史荒谬地嘲弄了他的批判。
每在不恰当的地方看到他，或那些强施于他的无聊言词，我便为他感到悲哀。事情相距得如此遥远，我既惊讶于中国人的荒谬无稽，又愤于现今人对事实的无能为力。好在现在中国人对什么都不再认真，是也好，非也好，没人去计较。但这又有了另一重悲哀，就是他真的要被人忘记了。不过这担忧也没有必要，对于历史，半个世纪算不得什么，时间会慢慢偿还他的真实。我倒不是相信人的品质，而是认为长远而言人是无法在欺人与自欺中生活的。
鲁迅的三百万文字我是熟悉的，这得益于那个缺少书籍的年代。当然那时的阅读和现在不同。现在倒是真有一些他那时的心境，这大抵是阅历和年龄的缘由。或苦恼或空虚，在深夜灯下打开他的文集，便感到淋漓的畅意。那些硬朗的文字既亲切又冷峻，既热暖又犀利。悲哀也罢，空虚也罢，都能在其中得到力量。尼采说：“在一切书中，我唯爱以血书之者。”鲁迅一生之文字多以血书就。当然鲁迅不像尼采那么幼稚虚妄，他老辣地站在生活的深处，严厉而敏锐。鲁迅大抵是可以教人立世的——对混恶的抵抗。鲁迅三十六岁进入文界，五十六岁去世，他的短寿很自然，他太用心力了。晚年他写了《这也是生活》，他感到死亡的来临，有所遗憾，但他又说他对他的敌人一个也不宽恕。鲁迅的写作近于严酷，一个废字都难以容得。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小说家，《阿Q正传》显示出他卓越的才华，但他终于没有再写。他厌恶虚名，不在意生前死后他人的评价，他宁可选择杂文，更淋漓，更有血性，更接近生活的真实和真理。他的文字是为人生的——人之立世。鲁迅说他想写一部中国农民的小说，我遗憾人们最终没有见到。
鲁迅是负重的人，用基督教的话说是承难者。以天下为忧，对于他是深入骨髓的。鲁迅批判传统，但他实际上很传统。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嵇康、杜甫、东林党人……当然也可以看到韩非。鲁迅评述嵇、阮说：“他们不是不信，而是太信。”这话可以用于他自己，对“国”对“民”对“仁”对“义”他都太信，他一生沉重大致由此而来。中国文化作为非神文明，知识分子承负着民族生活的道义原则之责任。中国只要存在，这个责任总还要有人承负，而且承负道义和责任，在任何文化中都是可贵的品质。
《鲁迅和我们》 第一部分也纪念鲁迅（2）
孙中山在革命后撰文说：“溯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也；今及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革命自然是破坏了旧制度，但秩序与道德的瓦解，随之而来的即是人性恶力的膨胀，弱肉强食，生灵涂炭，人陷于赤裸之野蛮。这很自然，丧失约束的人性是可怕的。革命者在革命之时热衷于理想，对这些不去想或不愿想，革命之后便感到困惑——如果他不是更恶者。鲁迅是主张革命的，他参加了新文化运动，说：“救救孩子！”想见他在辛亥革命后，对人对社会依然怀有热烈的理想。但鲁迅又是一个极理智敏锐的人，他对现实很清醒。他写了“阿Q革命”，表现了革命后的悲哀。但鲁迅的性格，不允许他仅仅做一个表现者和认识者。身边的种种血腥和卑劣，不能使他平静。他进而冲入旋涡、拔匕相见。他放弃小说，着力于杂文，大抵由此。他说他是战士，我以为是的。有时我想鲁迅有欠于“明智”，在崩溃之时，好的丧失，坏的更坏，且有新恶滋生，他于纷乱之中，维护已不存在的道义，可谓孤身格于乱阵。鲁迅说他主张壕堑战，但他的壕堑是修于“敌营”之中的。他进入种种具体的争端，他对真理和道义祭之以血。在时间流逝中，具体事情不再重复，重要的是人类的原则有了永久的血性。古人说明哲保身，中国人的智慧早已看出个人救不了世，也救不了人，何况是真理和道义。但人类历史上，有价值的事偏偏多少是少数个人负重而为，基督、释迦牟尼、屈原、司马迁、伽利略、牛顿……鲁迅说：“中国自古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隶于其中，可谓知不可为而为之。鲁迅自然可以退世，写他的伟大小说，但倘如此，我们就读不到他那些血性淋漓的文字，犹如德语中少了尼采。比如《无花的蔷薇》我们就不能读到。
鲁迅的著作是有毒的，他自己也这样说。这倒并非是封建的残余，而是他的极端。极端是一种专制心理，这可以说和中国封建传统有关。但任何社会都有极端的产生。鲁迅决不宽容，也绝不妥协。他憎恶公允圆滑，他的犀利和刻薄是少有的。他“严”而近“酷”，他说“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个也不宽恕”。
《鲁迅和我们》 第一部分也纪念鲁迅（3）
虽然待敌手他自有他的道理，但于精神这大抵是有害的，因为人并不可由始自终处于敌意之中。但是如果我们回到中国现实的残酷，对鲁迅又不得不默许了，中国即无“体面的”的胜利者，中国的恶力向来是铲尽除绝。
极端的残酷产生极端的反叛，这不是好事情。鲁迅是愤世嫉俗的。大约一个社会越长久其沉垢便越多，以致最后将人埋没。在没落和窒息中，血性之人自然愤世嫉俗，但鲁迅尤甚，近乎病态。例如：生了孩子，人们去贺喜，他却要说：“这个孩子以后要死。”对世俗他可谓愤嫉之极，非要以死抵生了。鲁迅写了《狂人日记》，他确是叛逆的“狂人”，只是他的“狂”锲在骨中，并不喷泄，不像尼采。鲁迅身上有“虐性”，他鞭笞敌手，也吊打自己。于人、于世、于己，他都明烛毫发、锱铢必较。他的言语不留余地，字字剔入骨隙。他说他喜欢“投枪”“匕首”，他的笔锋确是刀刃。他喜于沥血的快感，而这也是他给人阅读时的快意。“血”与“虐”是鲁迅文中的毒液。读鲁迅的书要有充分的阅历，对中国世态的世故，也要有强力而健全的精神才好，否则或不知所云，或为其所伤。读他的书时我精神尚幼，至今心中仍留有他烙印的鞭痕，很长时间中我都力图摆脱他极端的暗影。鲁迅的文章是加了蛇胆的烈酒，要能饮会饮才行。我知道文学中一向有这类的作品，陀斯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爱伦堡、波特莱尔……虽都是杰作，但阅者要有抗力。
苏格拉底说他是神赐给雅典这头伟大牲口的一只牛虻，他要不断刺激它才能激起其活力。对于健全的国家，这样的人是不可缺的。鲁迅是个天才的批判作家，他越犀利、越敏锐，越可以刺激民族的神经、活力，清洗它身上的污垢，保持真理原则原有的光泽。这样的天才是难得的。一个国家有这样的作家是幸运。如果它不容他那仅仅是它的脆弱或怯懦。雅典处死苏格拉底是一个象征，雅典由此走向衰败。我不说鲁迅的遭遇——如果不死，其命运亦可想而知。我遗憾他的死没有使我们听到另一番淋漓的声音。
鲁迅思想多是批判的，虽然他以肯定的姿态承负道义之责任，但批判却是否定。鲁迅对理想和道德抱有近乎绝对的信念，但却欠于具体立论——例如《论语》。把他作为思想家，这是一个欠缺，因此我倒宁愿把他看作一个作家。人生首先是肯定——以生存的立论为根据，这就是生存的肯定原则，肯定原则是人的第一原则。中国近代以鲁迅为精神代表，这是悲哀，它说明中国近代精神的主要倾向是否定。凡以否定为生存根据的生命大多不幸，生命采取否定的姿态最终总是导致自身的毁灭。中国近代对否定精神的选择在于其危机的深重。否定是危机生命的选择，这类于小动物受到威胁便转向攻击。中国的危机迫使中国人走向否定，这是中国的悲哀。我还是以为在一片颠覆后的空荡中，整个民族需要回到肯定中去，这需要另一番工作——立论的建议。生命、个性、生活、精神、道义……都需要像孔子、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歌德、富兰克林、惠特曼等等，那种巨大的肯定。中国需要建设的立论精神。
鲁迅终不会为人所忘记，他的文章也将继续被人们阅读。我们对他的尊重应该是对他本人的尊重，唯有这种尊重不愧于他。
《鲁迅和我们》 第一部分“费厄泼赖”的背后（1）
“费厄泼赖”的背后
●丁帆
读小学的时候，我们在《社戏》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读到的是一个童趣盎然、烂漫活泼的鲁迅，鲁迅在我们的心中是一个在蓝天碧草中寻觅天真的无忧无邪的少年形象。
读中学的时候，我们在《藤野先生》、《故乡》和《祝福》中读到的是一个善良恭谦、温文尔雅和悲天悯人的人性和人道的鲁迅，鲁迅在我们的心中是一个在灰暗苍穹下为人世间祈祷的青年形象。
当“文革”期间，没有什么更多的书可读的时候，鲁迅的杂文却成为文化大革命中除了《毛泽东选集》之外的最有力的战斗武器，那时的鲁迅在我们的心目中则是一个尖锐犀利、充满着战斗激情的斗士形象。当然，他的老到、尖刻与冷峻，也成为那个时代的一种深刻战法。这个其貌不扬但又高大伟岸的小老头成为我们一代人的精神偶像。
在那个弥漫着战火硝烟的严酷阶级斗争年代里，读《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样的文章，对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来说，无疑是太深奥了一些。但是，那“痛打落水狗”的战斗主旨，也还是略通一二的，尽管这种误读扭曲过我们的灵魂，但它毕竟为我们以后更深刻地认识鲁迅提供了一个参照系。
正因为“文革”时期把鲁迅思想充分地阶级斗争化，而且将他推上了无产阶级文化的“主将”和“旗手”的宝座，成为当时阶级斗争的工具与武器，才会引起如今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皮肉之苦而未经过灵魂自剖的人，以及一批不知深浅的新新文化人的无比厌恶与反感，这似乎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因为经济上的全球一体化是必定要尊崇“费尔泼赖”（Fair Play）这样一种公平竞争原则的，难怪文化界的一些“遗老”“后少”们都要来纷纷打倒和搬去这块“老石头”了。
好在鲁迅生前是从来不怕“谩骂与恐吓”的，死后也就更无所谓了。鲁迅死去已经六十多年了，骂他的名人也不少，难道还怕这些想靠谩骂鲁迅出口恶气与更加出名的蝇营狗苟者吗？！
其实，历史上在谩骂鲁迅的阵营中，许多人都是站在背叛“五四”精神的立场上，对先生的那种穷追猛打的非绅士精神给予不屑与嘲讽的，而这位尖刻的小老头却以一种不屈不挠的韧性，站在最基本的人性和人道的立场上，站在社会进化的审视角度，痛陈了形形色色迎合主流话语霸权的“叭儿们”与“乏走狗”的媚态和奴性。历史一次次地证明，每当到了历史转型期的关键时刻，鲁迅连同他的思想都要被作为武器或靶子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无论从什么意义上来说，这只能证明他和他的思想的伟大与不朽。鲁迅死后，他的论敌叶公超曾经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又把鲁迅所有的作品重读了一遍，不顾同党们的侧目，写下了《关于非战士的鲁迅》和《鲁迅》的长文，斩钉截铁地说：“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在这些杂感里，我们一面能看出他的心境的苦闷与空虚，一面却不能不感觉他正面的热情。他的思想里时而闪烁着伟大的希望，时而凝固着韧性的反抗，在梦与怒之间是他文字最美满的境界。”像叶公超这样的集自由主义的“士”和官僚主义的“仕”为一身的文人，实乃为先生的文章与思想所折服，就此举而言，叶氏之言行远比胡适之流客观与大器得多，则更不要说苏雪林们在鲁迅身后的鞭尸与吐口水的委琐和渺小了。
与“五四”同时代的文人们，当然也包括那些自由主义派的文人，在大革命的前后，处于各种不同的思想情境，就有意无意地背离了“五四精神”，他们这种劣根性为从根本上消泯“五四精神”提供了思想的温床。殊不知，狂飙突进的“五四精神”在中国尚未真正得以有一丁点儿的实施，就早已灰飞烟灭了。
《鲁迅和我们》 第一部分“费厄泼赖”的背后（2）
科学与民主、自由与人权的呐喊之所以显得那么底气不足，恐怕就是与这些标榜为自由派的文人们的一味提倡“费厄泼赖”有关，鲁迅之所以将“咸与维新”、“二次革命”以及秋瑾和王金发作为革命溃败是因为缺少彻底精神的论据，就是感到在这个苍茫的天地间太少了可以与之并肩战斗的狼性改革者。陈独秀们所提倡的那种“五四”的“兽性精神”也早已被这些先驱者们自己抛到了九霄云外，在太多了的绅士精神的包围下，在满目精神疮痍的铁屋子里，到处行走徘徊的是媚态的“叭儿”与“乏走狗”，鲁迅自然是“孤独者”，是一匹彷徨于漠漠荒野之中嗥叫不已的狼！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鲁迅，我们才能真正懂得什么是“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情感内涵，才能真正知晓为什么鲁迅会说出“一个也不宽恕”的决绝言辞。
且不谈鲁迅去世后的漫长半个多世纪之中的风风雨雨，就是这十年左右对鲁迅的种种明枪暗箭的攻击也是司空见惯了。先是90年代初的“新国学”“新儒学”从侧面迂回对鲁迅精神和“五四精神”的剿杀；然后是一批“后主们”的佛头浇粪，以“搬掉老石头”为由，来“开创文学的新纪元”。如果说后者只是为了出名而更多的是带有盲目的情感色彩，表现出对“五四”的无知的话；那么，前者则是更多地带有鲜明的理性色彩和目的性，他们对“五四”和鲁迅的态度，当然是有着深刻的时代思想背景的。
这是一个多元思想杂生的时代，这是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但这仍然更是一个主流话语霸权的时代，尽管资本主义后现代的许多思潮蜂拥而至，但是由于与西方文化的滞差所形成的政治文化与经济的不协调性，给中国的文化走向提出了一个带悖论性的命题，在重新回眸和反思20世纪中国文化的时候，“五四”这个结穴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反封建的命题也仍然是一个不衰话语结构，因而，只要有人简单地将“五四”和文化大革命与阶级斗争划等号，鲁迅便自然而然地在讨伐之列了。然而，正是由于“五四”的不彻底性，也正是“五四”先驱者们的“费厄泼赖”精神的倡扬，才带来了民主与科学、自由与人权很快就被淹没在中国强大的政治文化体制之中了。或许许多人可以指责鲁迅的尖刻，但是却无论如何不能抨击鲁迅的矫枉过正的姿态，因为即便有千百个鲁迅，恐怕也很难撼动封建基础的毫发。因此，我们常常看到的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的鲁迅面影。
不要以为我们已经走过了“五四”时代，不要以为我们已经完成了启蒙的大业，就再也不需要鲁迅精神了。殊不知，新世纪最大的新启蒙就是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什么时候我们真正懂得和理解了鲁迅，中国的现代化（尤其首先是思想的现代化）才可能有希望。
将鲁迅比作阶级斗争的大棒，非但是简单化的问题，我甚至以为这是一种“叭儿”的行径。在当下形形色色貌似公允的绅士风度下，往往掩藏着的是遏制人性与人道的价值判断和阻碍社会前进那股潜流。
面对着八面来风的围攻鲁迅的思潮，我们只能大喝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