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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所敬重的尼采在《偶像的黄昏》里把天才比喻成“蕴藏着巨大力量的炸药”，他描述道：“一旦这一堆物质中的紧张状态超过了极限，那么最偶然的刺激都足以将天才，将业绩，将伟大的命运召唤入世。然则，环境、时代、时代精神或舆论有什么关系呢？”从环境、境遇和经验的角度其实很难解释鲁迅。作为一个特异的人物，鲁迅并非环境、境遇和经验所能造就。
《鲁迅和我们》 第三部分必将保留的和不必保留的（1）
必将保留的和不必保留的
●朱正
作家的历史地位，是个老题目。杜甫说的是：“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作这诗的杜甫，历史地位就比王杨卢骆更高。比他晚生了几十年的韩愈就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同样是关于李杜，过了一千年，就有人从新的角度来思考了。清人赵翼的诗说：“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他是看到一千年里出现的那许多新人新作，新的文学观念和新的文学体裁，才有这样的见地，发这样的感慨吧。
在20世纪的中国作家当中，就声望和影响来说，鲁迅当推为第一人。进入21世纪，对于鲁迅的遗产应作怎样的估计呢？他的著作，大体上说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文学创作，即《呐喊》、《野草》、《彷徨》、《故事新编》和《朝花夕拾》，他自己说的：“可以勉强称为创作的，在我至今只有这五种”（《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此外，大约还得加上新诗和旧诗。二是学术研究，即《中国小说史略》和一些单篇研究文章。三就是那十多本杂文集了。现在就来探讨一下这三者的情况。
他的创作，我想，是必定会永远流传下去的。如果说韩愈的古文运动是“文起八代之衰”，那么“五四”前后开始的新文学运动就更可以说是“文除百代之弊”了。当然，首先提出文学改良和文学革命口号的，是胡适和陈独秀，而最早“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的，却是鲁迅创作的小说。这些作品的历史地位，不仅是开风气之先，更重要的是，不论就艺术还是思想来说，都达到了当时无人企及的高度。
《中国小说史略》当然也是开创性的工作，是第一本体例谨严的中国小说史。可是万事起头难，因而也就不免有些粗疏之处了。作学术研究，不能没有必要的条件，这也就是他慨叹过的“数年粮食，一屋图书”，可是当年他并没有这样的条件。他自己说的，“说起来也惭愧，我虽然草草编了一本《小说史略》，而家无储书，罕见旧刻，所用为资料的，几乎都是翻刻本，新印本，甚而至于是石印本，序跋及撰人名，往往缺失，所以漏略错误，一定很多。”（《华盖集续编·关于〈三藏取经记〉等》）不但是他“家无储书”，像《金瓶梅词话》这失传多年的孤本古籍，是在《小说史略》成书之后才出现的。还有出现更晚的，“三言二拍”在国内久已失传，《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一篇“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及后来选本”中，不得不说“‘三言’云者，一曰《喻世明言》，二曰《警世通言》，今皆未见，仅知其序目”。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日本收藏的原本将这几种书影印行世，今天的学者来写这一节，就会有比鲁迅更好的成绩。
《鲁迅和我们》 第三部分必将保留的和不必保留的（2）
不但有资料不足的缺陷，唐代“变文”早已在敦煌发现，《小说史略》理应设置专篇，可是没有，这也不能不说是一失。此外在理解和论述方面，也已经有学者指出了书中某些可议之处，这里只举一例。第十二篇“宋人话本”中说：“什九先以闲话或他事，后乃缀合，以入正文。……大抵诗词之外，亦用故实，或取相类，或取不同，而多为时事。取不同者由反入正，取相类者较有浅深，忽而相牵，转入本事，故叙述方始，而主意已明，……凡其上半，谓之‘得胜头回’，头回犹云前回，听说话者多军民，故冠以吉语曰得胜，非因进讲宫中，因有此名也。”针对这一段文字，胡适在《宋人话本八种序》中说：“鲁迅先生说引子的作用，最明白了；但他解释‘得胜头回’，似不无可以讨论之处。《得胜令》乃是曲调之名。本来说书人开讲之前，听众未齐到，必须打鼓开场，《得胜令》当是常用的鼓调，《得胜令》又名《得胜回头》，转为《得胜头回》，后来说书人开讲时，往往因听众未齐，须慢慢地说到正文，故或用诗词，或用故事，也‘权做个得胜头回’。”《胡适文集》第4册第46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凡此种种，都是后出的研究著作可以超过先出者的地方。后来的人能够看出前人的不对和不足，是很自然的事情。在这本书的“题记”中，鲁迅表示了“诚望杰构于来哲”的愿望。我深信在21世纪必将有人写出水平更高的中国小说史。那时，鲁迅的这一本，当然还是有学术史上的价值，却不再是一般读者的读物了。
他的那些杂文集不分门类题材，按年编集。其中怀人忆旧、悼亡抒情诸篇，属于散文创作。而一些书评序跋、文学短论之类，多带有一点学术著作的性质。这些文章后世读者当会同散文作品和学术著作一样去阅读和欣赏。通常人们所说的杂文主要是指那些社会批评、文化批评以及时评和政论。从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那些随感录开始，他就在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之下，对数千年流传下来的中国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旧制度采取了鲜明的、坚定的批判态度。这些文章显出了他对中国传统和现实的深思和洞察，显出了他对国家命运和世道人心的深切关怀。他在生前被人称为“思想界前驱者”，身后被人称为思想家和革命家，主要就是因为他的这些杂文作品。可是，鲁迅自己并不希望这些文章有多长的生命。他在为第一本杂文集《热风》写的“题记”中说：“我以为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杂文还有生命，即证明它所攻击的时弊还没有消除。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痛苦地承认，虽说时间已经过去八十多年了，就是这本《热风》中所收的文章，有的似乎还并未过时。例如《随感录四十八》中说的，“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要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驼了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请他发挥多年经验的老本领。”似曾相识燕归来。这新一代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者，我们不是都看见过吗？这篇杂文也就至今还有批判这种人物的作用。这也显出了鲁迅思想批判社会批判的力量。社会总是在不断变化和进步的，鲁迅杂文所攻击的时弊完全消除的一天迟早总会来临的吧，那时，这些作品就将作为思想史上的一种文献得到读者的赞叹和欣赏。
《鲁迅和我们》 第三部分必将保留的和不必保留的（3）
对于鲁迅另外一些时评和政论，却需要作更具体的分析。这些文章，或者是写作的当时并不真正了解相关的情况，或是受了某种情绪或偏见的影响。而当时的读者，或者同样不了解情况，或者因为相同的情绪和心态，接受了这些文章。几十年之后，情况变化了，档案公开了，新一代的读者能够了解到相关的真相，也少有那些情绪和心态的影响，就很容易发现这些文章说的不对，也就不再接受它。这里且举一点他涉及苏联的文章为例。
鲁迅写过好几篇热情赞颂苏联的文字，以为这代表了人类的未来。他说：“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南腔北调集·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因为苏联历史的终结，其内幕渐渐为世人知晓，已经不再有人宣称它代表人类的未来了。
在赞颂的文章中，《南腔北调集》中的《我们不再受骗了》一篇曾被编入中学课本。其中为当年苏联排队购物所作的辩解，我已根据解密的官方档案作了分析，这里就不重复了。见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辫子、小脚及其它》。此外，这篇文章还赞颂了苏联的政治情况，说是“正面之敌的实业党的首领，不是也只判了十年的监禁么？”这里说的，是1930年11月25日至12月7日在莫斯科审判的所谓的“工业党”案件。据称“工业党”的党员连同地方组织在内多达两千人，大都是高级技术知识分子，这次出庭受审的八个人，都是专家、教授和经济主管部门的高级领导干部。被列为首要的拉姆辛，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鲁迅全集》的注释译作拉姆仁。就是莫斯科热工学院院长，热工学和锅炉制造专家。他们被控进行破坏活动和间谍活动。这都是要杀头的罪名。结果只判十年徒刑，难怪鲁迅要赞颂这十分宽大了。可是，现在人们已经知道，这不过是斯大林制造的无数假案、冤案中的一件。史学家罗·亚·麦德维杰夫所著《让历史来审判》一书对这一案件有颇为详细的介绍。关于这“首犯”拉姆辛的奇怪的结局，这书中说：“监禁时他也被允许继续从事科研工作。过了五年他被释放了并授予列宁勋章。据《苏联大百科全书》上说，他于1948年去世时是莫斯科热工学院的院长，这还是‘工业党’审讯前他担任的职务。”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页。鲁迅写这篇的时候，无论他有怎样过人的想象力，也想象不出这些离奇的变化吧。斯大林太会变戏法了，这赞颂的文章真不容易做呀！
再举一例。九一八事件发生，9月21日鲁迅答文艺新闻社问，谈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意义，其中有一句说：“在另一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见《二心集》）鲁迅为什么写上这样一句话呢？原来，中国共产党于9月20日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其中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占领中国东三省，不过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计划之更进一步的实现。”《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第39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想来是这样：这宣言发表的次日，文艺新闻社的朋友，袁殊或者楼适夷，拿给鲁迅去看，就请他写了这几十个字的回答，表明政治立场。可是斯大林在外交方面的“现实主义”和灵活性又是鲁迅想象不到的。斯大林并不认为日本占领东三省是怎样不可接受的事情。证据之一是不久之后苏联提议将中东铁路出售给“满洲国”，证据之二是1941年，那时已经是中国抗日战争中间了，苏联同日本签订条约，表示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哩！假如鲁迅多少预料到了事态的这些发展，他该不会这样说了吧。当然，后世史家还是要研读这些文章，从这里可以看看鲁迅受到过一些什么积极的影响和消极的影响。扩大些说，可以据以研究一下苏联这一历史现象。在上一世纪30年代，苏联的赞颂者、拥护者、追随者中间，为什么竟会有萧伯纳、罗曼·罗兰和鲁迅这样卓越的人物。
鲁迅几百万字的遗著，其中很大一部分必将永远受到读者的喜爱，后世读者将以一种赞叹和欣赏的态度阅读它。有一部分时过境迁，不再使人感到兴趣。更有若干篇在写作的当时就并不正确，就更只能作为一种研究资料保留下去了。比起文章来，更重要的是鲁迅这个人，他的入世的态度，他的爱国心和正义感，他对强暴的反抗和对弱者的同情，他为了中国进步不懈的努力，他身上那种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传统的骨气，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他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这形象，这精神，必将永世长存。
2000年5月4日
《鲁迅和我们》 第三部分文字后的历史（1）
文字后的历史
●孙郁
一
我这个年龄的人，曾经有个时期，不大注意前世的东西。在二十岁前，那还是“文革”的后期，我对脚下的土地曾发生过什么，知之甚少。后来偶然读到了鲁迅的书，才知道文章还有另一类的写法，那文字的背后，隐隐地拖着长长的影子，似乎几千年来的苦楚，都集中于此了。而在同代人或父辈的作品中，永远看不到词语后悠长的时光，以及远逝者的灵魂。我那时便感到了鲁迅的神奇，最初的印象，不是斗士、勇者，倒仿佛看到鬼气和血腥。那森然的气息，几乎将我窒息了。
这感受一直持续了多年，伴着我度过了无聊的青春年月。直到三十一岁赴京，成为鲁迅研究室的工作人员，还那么强烈地挥之不去。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以文字的方式，向我们暗示了那么丰富的历史。在和他碰撞的瞬间，我懂得了回溯过去的快意。
鲁迅是中国的异类，昨天是，今天是，明天大概也会是。自20年代起，围绕他的争论，从未停过。我记得在编《被亵渎的鲁迅》时，翻看前人的资料，一个重要的感受是：他一直在世俗的话语之外，但又是世俗语境绕不开的存在。那些自命是鲁迅弟子的人，与其均有距离。鲁迅的寂寞，是必然的。
他似乎从未年轻过。读他最早写下的文字，虽不乏冲荡之气，但暮岁般的苍冷，尽入笔端，给人以悠远浑厚的感觉。这一切缘于他早期的记忆，家境的破败，世间的冷眼，富人的歧视，甚至儒道释渗入民风中的苦涩，已把他少年仅有的快慰驱走了。我读到他中年时写下的随感，曾经感动于他的惨烈、沉郁。那仿佛从地狱里喷出的岩浆，恐怖里夹带着无边的热浪。在明暗交替之际，在高低起伏之间，身边的冷意似乎在慢慢消失。你可以在那儿读到一点章太炎，读到一点尼采，但仿佛又都不是，那是只有他自己才会有的声音。和那些仅会憧憬，只能呻吟的“五四”文人比，鲁迅的气象，是驳杂的。
没有谁像他那样在自虐中苦苦地书写着，好像蘸着自己的鲜血。他其实是一个很悲观的人，对家庭，对社会，自有一种绝望的看法。但他又不甘于沦入“前定”的苦境，而在灰暗的大泽里踽踽而行。但他的苦行又非顾影自怜者的弱态，那里流动的声音是那么强大，常常让人惊魂动魄。你读一读《孤独者》、《野草》，当会惊异于它们的阔大。张承志与刘恒，都从中学到了什么。鲁迅的文字，直到今天还滋养着那些不甘沦丧的人们。
记得林贤治对我说：“鲁迅远远地走在前面，我们跟他不上。”是的，当我们无法与其并行的时候，看到的只是他的背影。而这背影，把百年间的历史罩住了，把我们的命运罩住了。我们命定在他的影子下生活。当向鲁迅说几句笑话的王朔直面生活时，与其共存的，不还是大大小小的阿Q们么！
《鲁迅和我们》 第三部分文字后的历史（2）
二
这也是一个怪事，研究鲁迅的学者越多，越说不清鲁迅是谁。围绕他的论战常常是政治式的。但在纯粹学理的静观者中，争执之烈，亦非外人可以想到。如果谁要了解近八十年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鲁迅研究，是个标本。各个时期的文化流行色，都涂在了那里。
鲁迅不是一个不可以说“不”的人。但也许是最经得起说“不”的人，他的隐秘似乎是揭示了人的有限性。而在颠覆正人君子的神圣、庄严的仪表时，他也颠覆了自己。他的一本论文集取名《坟》，用意正是埋葬自己，把与己身相关的人间什物，通通葬于深处，使之不复存于人间。我每读其抉心自食的文字，便暗暗地想，在拷打着黑暗里的动物时，他其实也在拷打着自己罢？谩骂鲁迅的君子们，其实很有点不着痛痒，倒是鲁迅煮自己的肉时，常常触动他的隐痛。他知道自己的痼疾在哪里，于是拼命地劳作，以翻译、创作、出版，来刺痛自己的灵魂，并唤起和自己有同样苦难的人，一同前行。《呐喊》、《彷徨》，与其说是写给别人的，不如讲是自己心灵的自白。那其中昭示的，正是不甘于做奴隶的苦心。而这些，不仅与中国的近代化主题吻合了，也与人本的困惑吻合了。
他的带有痛感的文字，连带他牵动着他的周边环境，以及那环境映现的文化史。他有相当的时间在读古书、抄佛经、探赜野史。但他最初的文学活动是翻译而非创作。他和周作人在东京苦苦译书的时候，中国的文人们还在睡着。许寿裳后来赞叹他是介绍域外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