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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我们》 第一部分我和鲁迅（2）
那么，这个工作实质是一种什么样的工作呢？实质是把鲁迅及其作品纳入到中国学院派文化并使之成为中国学院派文化的一部分的工作。我喜爱鲁迅，有的人就以为我是反对胡适的。实际上，我早已知道，我实际上已经不是鲁迅文化传统中的人，我是一个大学的教书匠。这个传统是胡适给我们开创的，我写的那些鲁迅研究的论文，从方法到风格都与鲁迅的小说和杂文没有多少相同之处，倒是和胡适的学术论文更加相近。但我又是喜欢鲁迅的，同时也对我自己所处的学院派文化有着诸多的不满。鲁迅本质上就不属于学院派知识分子，他之离开了学院而走进了上海的亭子间，是因为学院派关心的更是历史而不是现实，更是书本而不是人生，更是学理而不是人的情感和意志。关心这些的是作家、艺术家、新闻记者和报纸编辑，他们是在动荡的生活之流中生活的。不像我是在书房里、图书馆里找生活的。我希望中国的学院派文化能够接受新文化、新文学，接受鲁迅，同时也使自己与现实人生、与中国人的精神发展建立起更紧密的联系。但所有这一切，又都离不开胡适开创的这个学院派文化的传统。我讲的仍然主要是学理，是历史，是书本子。《鲁迅全集》在我这里也同《老子》、《论语》、黑格尔的《美学》、马克思的《资本论》、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样成了书本子。我尽量使它们不要失去烟火气，但我的语言本身就是没有多少烟火气的。我要是有创作的才能，我可以离开这个学院派。但我又没有那种才能。没有才能光有勇气，离开我所在的学院派我就没有饭吃了。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这样，我就眼睁睁地看着我离开了鲁迅的文化传统。这里不仅有虎狗之分，而且也有话语方式的不同。鲁迅是很伟大，但我却伟大不起来。新文化发展了，会写文章的人多了，鲁迅在当时的中国是几个人中的一个，我却是十二亿人中的一个。新文化、新文学和鲁迅都不属于我自己，它们已经成了全民所有制的，我无法把它们据为己有。就是作为一个“教授”，在当代的中国也早已不是多么稀罕的玩意儿。像我这样的教授，只要把手伸到大学校院里，闭着眼也能抓出一把一把的来。我不比他们更有知识，也不比他们更有智慧。除了我的几个学生怕我不让他们毕业而不得不承认我的权威之外，其余的人都不会把我当成多么了不起的人而崇拜我，服从我，把我的话当语录引。也就是说，新文化、新文学，乃至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民族，已经不是我们搞鲁迅研究的这几个人的，而是大家伙的了。大家伙的事得大家伙来负责，不能叫我们搞鲁迅研究的这几个人来负。别说我们不想负，就是想负也负不起来。这，我就伟大不起来了。伟大的人是负大责任的，我是负小责任的，怎能伟大起来呢？但我也不自卑。我认为，人活着不是为了要伟大的。伟大的人在世界上才有几个？怎么会偏偏落到我的头上？但是，我不伟大，但并不意味着就应该歧视伟大，反对伟大。把伟大的人说成是不正常的人，只把我们这些不伟大的人说成是人的楷模。或者在伟大的人的脸上抹上几道子黑，让他们变得和我们差不多，甚至还不如我们。我倒不这样看。我认为，中华民族能够多出几个伟大的人物，对我们这些平凡人物是有好处的。我们做不到的，他替我们做了，有什么不好呢？但我们也不能要求他们一定得多么伟大。我们自己既然伟大不起来，我们就没有理由要求那些伟大的人物都伟大到一个什么程度。他们伟大到什么程度就伟大到什么程度，有点伟大就比我们这些不伟大的人伟大。譬如说，我们写不出《狂人日记》、《阿Q正传》、《孔乙己》来，写不出《野草》来，写不出鲁迅杂文来，鲁迅给我们写了，这就比我们伟大点了。至于他为什么不像谭嗣同那样去为改革而死，我们这些平凡人是没有理由去要求人家的。那得叫人家自己拿主意。当然，那些造作出来的伟大和崇高我是厌恶的，但像鲁迅这样的伟大和崇高我感觉不到有什么不好。他伟大了，崇高了，也没有对我们这些不伟大、不崇高的凡人表示多么轻蔑。我认为，在中国的伟人中，鲁迅是最少“精英”气，最少教师爷的派头的，所以我不拒绝鲁迅的伟大。与此同时，鲁迅伟大，但他死了；我很平凡，但我活着。他能做的事，当然我是绝对做不了的，但我现在能做的事，尽管平凡，尽管不伟大，他也无法替我做。我承认他的伟大，但我也有我的自尊和自信。我不想成为他，也不能成为他。他做了他的事，我现在做我的事。在这一点上，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路。
我之所以说以上这些话，是因为至今为止，社会上的人对我们鲁迅研究界的要求还太高，太切。他们以为我们是研究鲁迅的，就得个个像鲁迅。别人没有做到似乎不要紧，而我们一旦表现出一点自私，一点软弱，一点狭隘，一点无知，大家就觉得好像不可忍受似的。实际上，研究鲁迅的人也是和大家一样的人，甚至还不如从事其它行当的人说话更方便，更有效。对我们有更高的要求当然也无不可，但对我们不能没有的局限性也得有点同情、有点谅解。大家的事大家做，中国的事是够麻烦的，不是几个人就能做好的，得彼此扶助着点。而另有一些人对我们尽说鲁迅的好话也有许多不满。实际上，我们说鲁迅的好话，并不就是说我们自己的好话。自然我们研究鲁迅，就是认为鲁迅有些地方比我们强，我们得对他的好处有所认识，有些了解。假若我们认为他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或者这些特殊的地方对我们当代人已经毫无用处，我们还搞鲁迅研究做什么呢？当然，这绝不意味着鲁迅就是一个完人，一个圣人，一个没有任何可挑剔的地方的人。但我总觉得，一些不喜欢鲁迅的人有点非要逼着我们说出鲁迅的若干不好的话来才行，非要逼着我们爬到鲁迅的窗口拍下他和许广平性交的镜头然后在大庭广众前放映才行。要是那样，把我们搞鲁迅研究的变成一些什么样的人了？我们是研究鲁迅的，不是窥探别人的隐私的，也不是专挑别人的毛病的。作家的趣闻轶事别人说说也无妨，但我们搞鲁迅研究的不能老是把镜头对准那些地方。只要我们不拿着鲁迅的伟大压人，大家就得原谅我们这些搞鲁迅研究的人的古板和梗顽。鲁迅已经死了，在他活着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已经把他奚落得差不多了。再奚落，还是以前那些旧话，奚落不出什么新名堂来了。我们这时多朝严肃的方面用劲，也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现象，对谁都没有大的妨碍的。至于那些用鲁迅压人的言论，已经不是鲁迅的言论。谁用鲁迅压人，就得与谁理论，光奚落鲁迅是不解决根本问题的。
“鲁迅果真像你们说的那么伟大吗？”这就又回到了我说的第二个问题。有人认为鲁迅伟大，有人认为鲁迅不伟大，这得通过认真的鲁迅研究来解决。不是举出鲁迅生活中的一个或几个例子来就能说明问题的。
《鲁迅和我们》 第一部分我们遇到的问题（1）
四我们遇到的问题
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搞鲁迅研究的学者，总觉得现在社会上反对鲁迅的人增多了，感到有些受不了了。我的看法与之不同。我认为，自从鲁迅逝世之后，我们现在这个时期是鲁迅精神和鲁迅作品获得中国人的理解和同情最多也最深刻的一个时期。并且这个势头有一种不可阻挡之势。远了我不敢说，在今后的二十年内，不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鲁迅的影响都会在波折中呈迅速上升的趋势。
文化大革命前的鲁迅研究看起来很红火，很纯粹。人人把鲁迅捧得很高。但在那时的中国真的像表面看来那样重视鲁迅和鲁迅精神吗？实际上，在那时，鲁迅与中国的国民乃至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没有多大关系的。读鲁迅不如不读鲁迅。连我们这些当时的小青年都知道，研究鲁迅的容易成右派。那时的人只能住在一座思想的房子里，但这座房子不是鲁迅的房子。新时期以来，思想开放了，中国知识分子一下子散开了，但他们不是从鲁迅的房子里跑出来的，而是从另一座思想的房子里跑出来的。这种一哄而散的现象未必是一桩多么好的现象，但中国知识分子跑散了却是事实，他们大多数没有跑到鲁迅这里来也是事实，但到底有一些人跑到了鲁迅这里来。只有到了这时，这些人才真正地感受鲁迅、思考鲁迅、阐释鲁迅，而不是用鲁迅阐释别人的思想。形式上好多知识分子离开了鲁迅，他们过去是说鲁迅的好话的，现在不说鲁迅的好话了。实际上凡是这样的人都是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鲁迅的。我们现在好说文学观念和思想观念的变化，实际上最难变的就是文学观念和思想观念。一个人可以从看不出一部作品的好处来变到看出它的好处来，却绝对不会从看出一部作品的好处来变到看不出一部作品的好处来。一个人一旦喜欢上了一部文学作品，一旦建立了一种思想观念，往往终其一生是不会变化的。变了，说明他原来就没有。说有那是骗人的，是跟着别人乱起哄。只要看一看我们现在的那些鲁迅研究著作，特别是中青年鲁迅研究者的研究著作，我们就会感到，现在真正感受到鲁迅伟大处的人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鲁迅与这些作者在精神上的融合程度甚至超过了与胡风、冯雪峰、陈涌、李何林那些在30、40年代建立起对鲁迅的信仰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些人中，鲁迅的思想和精神正在重新发芽，重新滋长，并且不论以后遇到什么样的变化，这些人的鲁迅观也不会有根本的变化了。我很看好现在的鲁迅研究，我们已经不能依靠一部鲁迅研究著作升官，也不能依靠一部鲁迅研究著作发财，但还是有这么多人研究鲁迅。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现在鲁迅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下降了呢？
对鲁迅的不满是有的，概括说来，这种不满来自以下四个方面。但我认为，在这四个方面来的不满都带有一种过渡的性质，它们都不是绝对地远离了鲁迅，而是在一种文化趋向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一种文化现象，一个社会的思想总是在流变的过程中，一个人的一生也有从幼年到童年、从童年到少年、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中年、从中年到老年的诸种变化，即使在同一人生阶段，人的思想感受也不是绝对相同的。我们这些鲁迅研究者对鲁迅的看法就是始终如一的吗？也不是！再伟大的人物的思想也不是所有人在所有人生阶段都能够接受的思想。伟大人物的思想的惟一标志是，一当接受了它就再也无法完全回到此前的原初状态，再也无法完全摆脱它的影响，而不是人人都把他奉为神明。我们可以看到，当前所有对鲁迅的不满乃至反叛都还没有真正上升到理论的高度，都还停留在一种直观、直感感受的层次上。而这也就是它的过渡性、不稳定性的表现，并且虽然它们表现的都是对鲁迅的不满，但它们的不满又往往是彼此矛盾的。它们之间的矛盾甚至大大超过了它们彼此与鲁迅之间的矛盾，有的人则是用鲁迅的主张、鲁迅的语言攻击鲁迅的。这种不满不是没有任何道理，但这些道理都是在一种过程中随时可以变化的，正像人的直观、直感感受是经常变化的一样。今年的流行色是蓝色，明年的流行色就可能是红色了。只有那些有了理性框架支持的感受，才能在较长时间中保持不变。我们看到，新时期以来，只有层垒式发展而没有急剧折转式变化的研究领域几乎只有鲁迅研究界。其它所有社会文化领域几乎都像折跟头一样翻了几翻。这说明这些文化领域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公理系统，没有一个牢固的统一的基础。它们是在变化中形成这种基础的，而在没有这个基础之前，它们也不可能确定与鲁迅的关系。他们的鲁迅观还会有急剧的变化。
我所说的四个方面是：
一、外国文化研究领域
新时期是以“改革开放”为旗帜的，部分学院派知识分子在介绍、输入、借鉴外国文化的过程中发展着自己的文化倾向。鲁迅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开放过程中走入中国文化界的，是积极介绍和输入外国文化的，这原本不会影响到鲁迅在他们心目中的位置，但由于鲁迅当时的世界文化思潮与现在的有了很大的不同，现在的学院派知识分子所输入的具体文化学说与鲁迅当时所重视的文化学说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上是有矛盾、有对立的。他们重视的是当前的西方文化思潮，在他们的心目中，鲁迅就有些过时了，对鲁迅的文化思想也会有一种否定趋势。但是，这时期的文化开放又是有自己的特殊性的。它是在长期封闭之后的开放。西方那些旧的和新的学说在中国都呈现着极为新鲜的色彩，对它们的直接运用一时也很有效用，但西方任何一种现成的学说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都是极其有限的，这在开始表现为各种不同的西方文化学说以极大的速度相继出现，并在中国知识分子中获得普遍的重视乃至信奉。现实主义很快变为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很快变为后现代主义，社会历史批评很快变为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很快变为解构主义。在每一个小的发展阶段上，人们都是以当时最走红的具体思想文化学说为标准感受鲁迅、观照鲁迅的，鲁迅自然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局限性。但一旦把由于半个世纪的封闭所生疏了的西方文化学说都陆续介绍到中国，一旦这些学说本身已经变得并不稀罕，我们就会看到，外国文化输入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一个个具体的文化学说，而在于我们自己思维方式的变化，在于我们能通过对外国文化的了解而发展我们自己的文化。而一旦进入这样一种思考，鲁迅当时输入和介绍的具体学说的局限性变得并不像现在这些学院派知识分子想得那么重要，而鲁迅在接受了外国文化的影响之后对中国文化的解剖和对中国新文化的建设才是更为重要的价值。而在这方面，并不是每一个外国文化的研究者都能做到的。当然，在这方面还可能出现新的甚至比鲁迅更伟大的中国文化巨人，但即使这样的文化巨人，也不会轻视鲁迅，恰恰相反，他们可能是比我们更为重视鲁迅的人，正像爱因斯坦比我们更尊敬伽里略、牛顿，马克思比我们更尊重康德、黑格尔一样。我们对他们的观照是从外面进行的平面观照，是多中选一的比较，而他们重视的是创造性行为的本身，而在这种创造性行为上，后人又未必是能够绝对地超过前人的。在我们看来，爱因斯坦是比伽里略和牛顿都伟大的，马克思是比康德、黑格尔都伟大的，但爱因斯坦和马克思自己怎么看呢？恐怕和我们是不同的。外国文学界对鲁迅翻译中某些错误的指正，对他的翻译思想的质疑，都是合理的，但一个真正杰出的外国文化学者，是不会把这些问题当做多么了不起的问题的。他们知道何为大者，何为小者。
《鲁迅和我们》 第一部分我们遇到的问题（2）
二、现代文学研究领域
新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在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几乎所有中国现代作家的基础上重新开始的，有些现代作家还是用鲁迅的话予以否定的。当新时期重新恢复这些作家的文学地位时，常常伴随着对鲁迅一些言论的质疑或否定。这在中国现代作家的研究中不是没有积极意义的，对鲁迅的一些言论也有某些矫正作用。但从整体看，却不能不表现为一种对鲁迅的否定趋势，这也使鲁迅在一些现代文学研究者的心目中失去了原有的光环。但是，必须看到，鲁迅及其作用原本就不是在他独霸文坛的情况下表现出来的，原本就是与这些作家的对立统一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的。我们、包括我们中国的鲁迅研究者往往认为，对鲁迅之外的其他作家否定得越多、越彻底，越能显示出鲁迅的伟大，而一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