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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作为外来思想传入中国，而且中国化了，其根本在说世间的苦，苦的原因，苦的消灭和灭苦的方法。人生就是苦，这是人间真实，很得人心的。“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要出世，做和尚，做尼姑，实行的人就少了。
要之，思想是为人而存在的，人不会为思想而存在。鲁迅思想在21世纪的命运，关键也还在他是不是为民众为人所需要的。
鲁迅思想的根本是什么？在哪里？1981年为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我在《致力于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伟大思想家》一文中，提出是“立人”，在“立人”。当时也曾想即以鲁迅的“立人”思想为题，简单明了，还是放弃了。因为我估计会遭到批判。事实也正是这样。直到1991年纪念鲁迅诞生一百一十周年的时候，还有我尊敬的学术前辈为文予以鞭挞。其实，那时我不过罗列文证证明“‘立人’是鲁迅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幼稚得很，简单得很。是的，我当然知道并且铭记着鲁迅的话：“你们的嘴里既然并无毒牙，何以偏要在额上贴起‘蝮蛇’两个大字，引乞丐来打杀？……”现在是当年摇头的人也对记者发表这样的谈话了。
《鲁迅和我们》 第二部分鲁迅在二十一世纪（3）
“立人”是鲁迅一生要做和在做的大题目，他的纲要即“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半个月后，1925年5月8日鲁迅在《北京通信》中作了一个补充和一个说明。
补充说：“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
说明是：“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然而向青年说话可就难了，如果盲人瞎马，引入危途，我就该得谋杀许多人命的罪孽。……但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这是鲁迅“为别人设计的话”，为什么这样说呢？
至于补充，不仅避免了“误解”，实在因表达的精确而呈现出“理想的人性”的光辉；也使达到这一境界，必须经过“人性”的磨炼。“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虽大智慧者如诸葛孔明也难免，而“奢侈”与“放纵”，“便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罢了。”鲁迅后来又说：“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试将儒家、庄子、道家和佛家关于人的生存，人间苦以及解脱这苦的学说拿来比较考量，鲁迅这思想是不是更贴近民众，更切合实际，更富有人性，并鼓舞着人们为“改良这人生”而奋斗呢？
我曾经长久百思不得其解：鲁迅为什么把“生存”单独提出来，并放在“温饱”前面？人不是必须不饥不寒才得生存吗？饥寒交迫，冻死饿死，还有什么生存！后来我才觉悟，从古至今，人在温饱之前，首先有一个生存问题。“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这第五章的话，鲁迅也曾写赠景宋。草菅人命的权势与恶势力多么强大，多么普遍；草菅人命的事又是多么层出不穷，多么罄竹难书。单是我们传统思想中重男轻女的观念，古时溺杀女婴且不说，时至今日还使人利用高科技手段辨认胎儿性别，如果是女的就毫不留情地“做”掉。女性胎儿何辜，连母亲的一口奶还没有吃，就被扼杀了生存的权利了。
人是生物，是进化出高度智能的生物。所以人的生存，有温饱所需的物质的一面，又有自身精神生活的一面，而人的精神或智能既具理性又具情感。人这种生物以个体生命为单元，又进化出群居的天性，必得群居才能生存，而群居形成的社会性与社会状态，使人际关系出现复杂的层次与复杂的方面，族群，机构，制度，规则，礼仪，习俗等等及其相关的思想，观念，观点，个人性和群体性的心理情愫；而这一切又都在进化的长河中变动不居，从而又出现变与不变，可变与不可变，怎样变，为什么变，变的计划与实际，变的目标与风险等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一切既从人的生存中产生，又制约着人的生存。
鲁迅自觉到他生活在一个“大时代，动摇的时代，转换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鲁迅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社会人生背景上，以每个人的“生命第一”为出发点，通过“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的过程，达到群体的——民众的“生”来展开他关于生与死的思想。
《鲁迅和我们》 第二部分关于自杀
1。关于自杀
自杀，也是“古已有之，于今为烈”的。鲁迅曾探索或一种心理状态，发为“小杂感”：“要自杀的人，也会怕大海的汪洋，怕夏天死尸的易烬。／但遇到澄静的清池，凉爽的秋夜，他往往也自杀了。”
范爱农溺水死亡，鲁迅怀疑他系自杀。十五年后作文纪念他仍说“我至今不明白他究竟是失足还是自杀”。当时的哀诗有“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的沉痛词句。
鲁迅在北京西三条居住时，老虎尾巴藏了一把刀，于是而有传闻，并引起许广平的耽心与提问：“褥子下明晃晃的钢刀，用以克敌防身是妙的，倘用以……似乎……小鬼不乐闻了！”鲁迅随即答复说：“短刀我的确有，但这不过为夜间防贼之用，而偶见者少见多怪，遂有‘流言’，皆不足信也。”
鲁迅为两位女性的自杀撰文分析原因，揭露社会与传统文化对于女性的压迫，抨击舆论的错误导向。一则说：“至于阮玲玉的自杀，我并不想为她辩护。我是不赞成自杀，自己也不豫备自杀的。但我的不豫备自杀，不是不屑，却因为不能。凡有谁自杀了，现在是总要受一通强毅的评论家的呵斥，阮玲玉当然也不例外。然而我想，自杀其实是不很容易，决没有我们不豫备自杀的人们所渺视的那么轻而易举的。倘有谁以为容易么，那么，你倒试试看！”这是一种深刻的同情的理解，一种人性的关怀。一则说：“责别人的自杀者，一面责人，一面正也应该向驱人于自杀之途的环境挑战，进攻。倘使对于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辞，不发一矢，而但向‘弱者’唠叨不已，则纵使他如何义形于色，我也不能不说，——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实乃是杀人者的帮凶而已。”（黑点原有，系发表时被删去的标记，鲁迅收集时所恢复的原文。）
今年春天《中国青年报》报道，自杀是当前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十五岁的少年已进入自杀高峰人群。上星期《中国青年报》报道一位十三岁小学生用跳绳上吊殒命。而我们的心理学家却发表谈话，指责为自杀者心理有病。还有不到半年的时候就进入21世纪了，即此一端，也可见鲁迅在未来的生命力。
《鲁迅和我们》 第二部分关于牺牲
2。关于牺牲
鲁迅生活在一个革命的时代，改革的时代，他知道牺牲是难免的。不但人类的历史是“血战前行的历史”，牺牲是巨大的，“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尤其是中国，他沉痛地告诉他的学生：“可惜中国太难改革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
鲁迅的思想和主张，总是借鉴人类历史的史实，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实际，所以他不取列夫·托尔斯泰的“大爱”、“无抵抗”，他认为“其所言，为理想诚善，而见诸事实，乃佛戾初志远矣。”他也不取老子的“不争”、“无为”，认为“老子书五千语，要在不撄人心；以不撄人心故，则必先自致槁木之心，立无为之治；以无为之为化社会，而世即于太平。其术善也。……为理势所无有。”
鲁迅赞同“斗争”，但他的理由是“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并以为“不争之民，其遭遇战事，常较好争之民多，而畏死之民，其苓落殇亡，亦视强项敢死之民众。”所以鲁迅的斗争，是为了反抗压迫，为了“翻身”，为了改革；决不是作威作福，箝制人，压迫人，随意置人于死地。
鲁迅思想的卓异即在于：他力主革命，力主改革，力主斗争；但同时认为：“战斗不算好事情，我们也不能责成人人都是战士，那么，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贵了，这就是将来利用了亲权来解放自己的子女。”尤其在根本上，鲁迅认为，“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在如火如荼横扫一切的“革命”怒潮中，他一再抗议“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的思想、观念、作为。鲁迅站在青年学生的血泊中大声疾呼：“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会觉得死尸的沉重，不愿抱持的民族里，先烈的‘死’是后人的‘生’的唯一的灵药，但倘在不再觉得沉重的民族里，却不过是压得一同沦灭的东西。”
鲁迅太珍惜生命了。他是主张“生命便是第一义”的人，所以他坦承他不能做领导，因为“凡做领导的人，……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的刺激的结果）”。鲁迅甚至推而广之，表示“我并不想劝青年得到危险，也不劝他人去做牺牲，说为社会死了名望好，高巍巍的镌起铜像来。自己活着的人没有劝别人去死的权利，假使你自己以为死是好的，那末请你自己先去死吧。诸君中恐有钱人不多罢。那末，我们穷人唯一的资本就是生命。以生命来投资，为社会做一点事，总得多赚一点利才好；以生命来做利息小的牺牲，是不值得的。所以我从来不叫人去牺牲，但也不要再爬进象牙之塔和知识阶级里去了，我以为是最稳当的一条路。”熟悉鲁迅生平的人大都知道，清朝末年他在绍兴府中学做监学，学生要剪辫子，他劝他们不要剪。学生甚至怪他言行不一致，因为他自己在留学日本的时候就把辫子剪掉了。当学生还是把辫子剪了，鲁迅装着没看见，保护着他们。别的学堂的剪了辫子的学生，是立即被开除了。杨霁云先生为鲁迅编《集外集》，写了序言，鲁迅认为是好的，“但结末处似乎太激烈些，最好是改得隐藏一点，因为我觉得以文字结怨于小人，是不值得的。至于我，其实乃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不知先生以为何如？”这样的事例还有一些。鲁迅提倡“壕堑战”是有名的，这同他提倡的“韧性”战斗相辅相成。“壕堑战”就是先保护自己，守住阵地，不到短兵相接的时刻不挺身而出。写文章也是这样。1925年鲁迅告诉他的学生：“政府似乎已在张起压制言论的网来，那么，又须准备‘钻网’的法子——这是各国鼓吹改革的人们照例要遇到的。”在国民党政府检查书报，密令禁毁，乃至逮捕作家，秘密杀害的“文化围剿”中，鲁迅说他自己就把文章的“骨头”先抽掉几根，他的许多杂文集的书名，如《伪自由书》、《二心集》、《准风月谈》，都显示出“壕堑战”的精神与本领。这也是一时代的精神，必将为后人所纪念与景仰的。“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杜牧《阿房宫赋》的这几句名言，早已揭示历史是怎样令人回顾与前瞻的了。
中国的圣贤总是鼓励、教导人们做牺牲，而且是为了一种思想、一种观念。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臣死忠，子死孝”，“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乃至扩展到一点公物，几张钞票，都必须不惜牺牲生命赤手空拳去与持刀持枪强盗搏斗。在这样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心理中，鲁迅力排传统，不鼓励牺牲。然而，革命与改革又是难免牺牲的，鲁迅的见解是：“为社会计，牺牲生命当然并非终极目的，凡牺牲者，皆系为人所杀，或万一幸存，于社会或有恶影响，故宁愿弃其生命耳。”
《鲁迅和我们》 第二部分关于屠杀（1）
3。关于虐杀
鲁迅痛恨虐杀。他自己说：“我其实并不是急进的改革论者，我没有反对过死刑。但对于凌迟和灭族，我曾表示过十分的憎恶和悲痛，我以为二十世纪的人群中是不应该有的。斧劈枪刺，自然不说是凌迟，但我们不能用一粒子弹打在他后脑上么？结果是一样的，对方的死亡。”
鲁迅不仅抨击中国古代割舌、剥皮、幽闭等虐杀的酷刑，尤其针对现实抨击及身而见的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等虐杀的酷刑；鲁迅对虐杀的憎恶不仅散见于许多篇杂文，而且曾著专文如《电的利弊》，指出“许多人赞颂电报电话之有利于人，却没有想到同是一电，而有人得到这样的（按，指电刑）大害，福人用电气疗病，美容，而被压迫者却以此受苦，丧命也。”
统治者发明种种虐杀手段，施行种种虐杀手段，不仅镇压了民众，尤其在扼杀了民族的坚卓刚毅的性格。向统治者自首，这是革命者的变节行为，向来受到社会的普遍谴责。鲁迅却将矛头指向统治者而对他们区别对待，流露出同情的理解。这也是我从青年而至于今，四十多年来留在心里的震撼之一：“自首之辈，当分别论之，别国的硬汉比中国多，也因为外国的淫刑不及中国的缘故。我曾查欧洲先前虐杀耶稣教徒的记录，其残虐实不及中国，有至死不屈者，史上在姓名之前就冠一‘圣’字了。中国青年之至死不屈者，亦常有之，但皆秘不发表。不能受刑至死，就非卖友不可，于是坚卓者无不灭亡，游移者愈益堕落，长此以往，将使中国无一好人，倘中国而终亡，操此策者为之也。”国民党之所以能够推行法西斯独裁，蒋介石之所以能够享有与皇帝比肩的“一个领袖”的权威，无疑得力于他的严密的特务组织和史无前例的遍及全国的虐杀。但国民党内几乎没有“坚卓者”，几乎没有信仰其主义的“真正的党徒”，中华民国的名存实亡，也和他“操此策”分不开的。
4。关于屠杀
鲁迅一生经历了两次屠杀。第一次是北洋政府枪杀徒手和平请愿的北京学生，第二次是国民党背叛大革命实行“清党”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工农民众。前者鲁迅指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下了《无花的蔷薇之二》、《“死地”》、《可惨与可笑》、《记念刘和珍君》、《空谈》等一系列留下不朽的教训的文字。后者促使鲁迅转变政治立场，从支持国民党及其北伐转而支持中国共产党反抗、打倒国民党，并几乎用后半生的全部心血撰写杂文，解剖国民党的“党国”思想及其体制，国民党的对外对内政策，国民党治下的社会状况和文化状况，以其“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的人格与文风，留下了一部独特的中国现代史和中国人心史。
鲁迅对于生存，对于死、死后、“轮回”（“他们〔指穷人〕确信自己并未造出该入畜生道的罪孽，他们从来没有能堕畜生道的地位，权势和金钱。”见《死》）的思考，是鲁迅思想核心内容之一。
他说：“中国人的生命圈”＝“生命○”。
他说：人被杀于万众聚观之中，比被杀在“人不知鬼不觉”的地方快活，因为他可以妄想，博得观众中的或人的眼泪。但是，无泪的人无论被杀在什么所在，于他并无不同。
杀了无泪的人，一定连血也不见。爱人不觉他被杀之惨，仇人也终于得不到杀他之乐：这是他的报恩和复仇。
死于敌手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战友乱发的流弹，病菌的并无恶意的侵入，不是我自己制定的死刑。他说：……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
……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
……答我。否则，离开！……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我读鲁迅，觉得“未知死，焉知生”，这恐怕是一对相反而又相成的人生哲理的命题吧？
人必须温饱，这是天经地义，不言而喻的事，显而易见的生存之理。老子力主“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