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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建筑，辉煌是空泛的、无机的，再精致也不美，至少在我是这样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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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染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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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诺是尼日利亚的第二大城市，排位仅在拉格斯之下，并且很古老，有一段千年城墙。从中国回到阿布贾，我一下飞机听说一帮朋友要去卡诺，也不顾三十几小时旅途的折磨，拿了几件衣服就跟着上了路。一部中型商务车里坐了七八个人，看来是想以人多壮胆。卡诺在几个月前发生了一场血战，出动了上万基督教徒和穆斯林教徒，牺牲者有几百。而且公路上有土匪出没，有时歹徒装扮成警察，提着卡宾枪，借口搜查逃犯，停不停车都在劫难逃。同路有一位刚从美国来的实习生，说她昨天早晨四点从机场出来，不久就碰上了土匪，幸好有武装警卫押车，闯了过来。我问：那又怎么区别土匪和警察呢？有人回答：没有区别。大家常常在阿布贾的马路上碰到一群警察，荷枪实弹，截下车就把巴掌伸到你鼻子下，说行行好吧，这年头当警察太苦了，午饭钱都挣不来。他们倒不完全是胡扯，政府常常欠发工资，他们的制服费用、摩托车油费、饭钱都得靠他们在马路上劫持车辆；挑到毛病的罚款，找不出碴子的就软硬兼施地伸手，逼人为善。
进了卡诺城就觉得气氛和阿布贾不同，一些地方有“美国人必须走！”的标语。看来是需要靠人多壮胆的。穿过城区，到达王子酒店，门口见一群卖水的人，坐在手推车旁边，车厢里装满巨大的黑色塑料方桶。一桶水花十个尼拉，周围居民就靠这样买水过活。王子酒店是当地的五星级，房间里搁一张大床，剩的空间就只容人侧身横一行。我和来瑞都变得多礼起来，动一动就相互咕哝“对不起”。浴室倒是赏心悦目，一片天蓝色，但毛巾只有一块。水是从一个悬吊在浴池上方的大桶里出来的，但并不是你想叫它出它就出；它不出也早有对策，屋角放了个塑料桶，盛了些备用水，请你自己动手。餐厅非常讲究，蜡烛、假花、雪白的台布，至少是美国假日酒店的规格，菜的价格却是伦敦的或巴黎的。当晚是大使馆做东，请当地的几位名流。客人一到场，我吓了一跳，男的一身名牌，女的素雅高贵，让我错觉是在曼哈顿。一路进城时，说到卡诺的富人，谁指着树林深处告诉大家：巨宅豪门，在此地都是隐蔽的。看来客人们都是从那些隐蔽的住处来的。谈话内容也是高尔夫、欧洲和美国。他们是黎巴嫩人，拥有一个工厂，设计和印染非洲的传统花布。
第二天我们到了黎巴嫩人的印染工厂。厂部设在不比一个公寓大多少的店面房里，朝街的一半放了几部计算机，坐着几个工作人员。后面的走廊里陈列了几百种设计布样，一条一条悬挂在架子上。老板的办公室就在走廊拐弯处。没有坐的地方，大家就围着办公桌站着。一会儿，黎巴嫩的早点和咖啡送进来了，我们站着吃喝起来，一面听老板介绍了几种在非洲女人中最盛行的花色，说它们从织到染再到印的一系列工序。一块布的完成，竟需要两个礼拜。可惜工厂很不景气，因为中国人的仿制品冲进了市场。两个礼拜的工序，仿制只需要几小时。老板的悲剧原来和我的同胞有关。
卡诺还有一个古老的染坊，有五百年历史。染坊是一个大院子，地面上布满一个个染坑。染坑有一丈多深，大小相当于中国的水井，只是没有井沿儿。院子里跑着一群群羊羔和孩子，都敏捷地在坑上跳跃。染浆绝大部分是深蓝，相仿于中国民间的印花布颜色。我们小心翼翼地绕着坑走，怕一失足就改了肤色。染浆都很陈，有的有上百年的历史，上面浮着落叶、虫尸、花瓣、纸屑。富有的染匠一家拥有几口染坑，大体上能从染坑里捞是衣食住行。但多数染匠都很贫穷。染匠们坐在坑边，把一块布料浸没在染浆里，然后把它拎起来，在空中待上几秒钟后，再将它浸入水中。这两个动作要重复八九天，一块布才能染成。把布料拎起，为使颜色在氧气的作用下产生化学反应。我以为染布都靠煮，颜色是煮上去的，这儿的染法似乎更古老。美国人看见古老的东西不照相是不行的。于是都找上那个形象最古老的染匠合影。老染匠一下子就把头挡起来，张开没剩几颗牙的嘴，笑着嚷了句什么。翻译告诉我们，他说相不能白照，得给钱！翻译说现在已经够开通了，过去照相是犯忌讳的。我们全傻眼了，问他要多少钱。照一张两百尼拉。一百怎么样？一百就一百。非洲人喜欢漫天要价，你杀价杀得再狠也不伤和气。
穿过染坑，有几间矮房，里面的人是专门给布抛光的。十六个汉子盘腿坐成四排，两人一组，面对面，中间搁着折成四方的布料，两人的木锤就往布料上抡。木锤一头大一头小，有些像中国洗衣的棒槌，只不过粗数倍，也稍短，木料是非洲特有的硬木，木质极硬，木色温润，长年把握在人的手里，它们也都借了人气，透出皮肉般的圆熟来。汉子们全部上身赤裸，黑色的皮肤泡足了汗水，便有了他们手中木锤的质感。我们都上去试了试木锤的分量。好几十磅重的木锤举是举得起来，但落下就狼狈了，砸的东一处西一处。胡乱碰了几下，师傅又返工，整齐密集的棰打形成一排一排波浪形花纹，锤过的地方闪亮如锦缎。非洲不长桑树，养不了蚕，绸缎靠进口，人们都是穿麻和棉，据说这种打上去的绸缎光泽是很经久的。抛光房没有窗，泥墙上溅起木锤的回音，便有一种舞步在里面。十六个人你起我伏，必须十分讲究节奏，否则就会碰在对方的木锤上，或砸到对方的手指。这是个依赖节奏生活的民族，捣木薯、砍香蕉、织布、染布、锤布，都可以成为丛林篝火旁的鼓音，都可以抒发流淌在他们血液中的歌舞。
染坊后面是个居民区，失修的窄街两边，密集地坐落着低矮的房子。门全都大开，磊落地展示着房内的赤贫。大部分人家没有家具，坐就坐在水泥地面上。住宅区的生计似乎也是从染坊里挣来，街上晾晒了许多染出的布料。女人们坐在门口的地上，把白布用针线打起皱褶，皱成一圈圈网形图案，这便是扎染的第一步。她们缝一块布需要一天时间，可以挣两百尼拉。扎染和蜡染的工序和中国很接近，隔着两大洋和一大洲，不知最初是谁向谁取的经。一条街走到了头，我们中的某人指着一块晾在绳子上的扎染布料，随口向一个大嫂打听价钱，她不会英文，表情却极其兴奋，打发一个孩子去叫人。很快一条街的人都来了，大人孩子，男女老少，手里都抱着扎染布料。我们给包围起来，看他们一块一块地展示作品。布料的确很漂亮，但这种供与求的巨大悬殊令人恐怖，一旦买开了头，大概就更难脱身了。几次突围失败后，我们最终买了十多块床单和长条桌布。后面还有人抱着布料跑来，没做上生意的人跟着我们往街外走，不时举一下手里的布料，希望我们中的某人再给他（她）一次机会。由于逃得惶恐，大家都没听清翻译介绍的处理布料方法，似乎是先用盐水泡，然后用醋水，使颜色永驻。
走出染坊大院，看见一只小羊羔，灰褐色，大概刚刚断奶，头上还没有长角。不知为什么，染坊里外都没什么青草，却养了一大群羊。灰褐色的羊羔从地上叼起一根玉米皮，已经干枯，它嚼了嚼，吐出来，味道一定是太差了。但它看看周围，不吃的话连这片玉米皮也没得吃了。它再次叼起玉米皮，一点一点地嚼着，吞了下去。我看不出这只小羊活着的乐趣是什么。正如我很难看出是什么样的信念在支撑染坊里几百年如一日的艰辛生活。但我坚信，毫无乐趣的生命是绝不会延续和繁衍。
回阿布贾的路上，有一个沿公路摆开的集市。停了车大家就从车窗买一些水果、蔬菜、鸡蛋，一个朋友还买了些草药。交易刚刚开始，突然听见一片噪杂声，往车子的另一边看去，只见一大群人向我们狂奔过来，头上顶着大盆，里面装着冰块冰着的鱼。还有顶着牛肉和羊肉的。苍蝇也来了，司机吼叫：“快关窗！”但有的人拿了货还没付钱，有的人付了钱还没拿货。车子一时动不了，渐渐关上的车窗玻璃上满是黑色的面孔，白色的眼睛，粉色的手掌。司机说：“他们知道美国人有钱，见了美国人的车就堵上不让走。”车子被围得不见天日，司机连声按着喇叭。再来看看人群已不都是小贩了，许多乞丐正穿过马路拥来，孩子们架着残疾的父母，少女搀扶着瞎眼的老人，我们的车像是舍饭棚，点个铆就有分儿似的。司机一再嘱咐不能给钱，不然车子今天真的动不了了。得了钱的人会去召集更多的老乡来，那就要出乱子了。还是有人扔了些小钱出去。终于突围出来，一群盲人仰着面孔，“目送”我们的车离去。老远了，还看见残疾的人群歪歪斜斜地站在灰尘里。难怪美国人那么容易对自己救世主的角色信以为真。
来瑞拿着买回的蓝色扎染布料去一位裁缝那儿。下一个星期五，是大使馆便装日，他把裁缝做的非洲行头披挂起来。下班之后，他脱下袍子，发现自己的肤色成了蓝的。在染坊逃得太慌，大概把洗布的配方弄错了，反正不是少了盐，就是多了醋。据说头一次的泡洗非常重要，好比冲洗相片的药剂，错了就难改过来。果然如此，后来那身袍子穿一回，人就要蓝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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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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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五大洲，可利亚去过三个。不到七岁的狗，它已然是个老江湖倦客。早晨遛它走在阿布贾的街头，它是一副哪儿都逛过的神气，要不是我手里牵的狗链拴在它脖子上，大概就成它遛我了。街口上有个荒弃的楼房，二层楼没有顶，荒草从黑洞洞的窗口伸出来。弃屋里住着四五户人家，大概相当于中国称为“盲流”的一类人。他们有一大群孩子，可利亚一出现在街上，这群孩子就欢呼：“快看啊！我们的狗来啦！”他们背上驮着弟妹，或者头上顶着大水桶，一下子跑上来，眼睛看着可利亚，再来看我，希望得到允许能碰一碰它。可利亚却有点儿势利眼，爱答不理的样子，或干脆就跑到一边翻他们家长扔出来的垃圾。孩子的情绪丝毫不受挫伤，跟在我们后面叫：“拜拜！可利亚！”一直叫到我们远去。有一次，我带可利亚到几英里外的地方远是，路上碰到两个穿校服的小学生，一男一女，看上去是一对兄妹。他们站下来，瞪着可利亚。我赶紧捋住狗链，怕吓着他们。但两个孩子突然叫道：“可利亚！”可利亚居然有这样大的名气，令我大大吃惊。想来那群盲流孩子和这两个孩子同上一个学校，可利亚的名声就那么流传开来。
一路走过许多大使馆的住宅，碰见门卫和杂工们，也都会跟我开玩笑说：“把你的狗赏给我吧！”我一来就发现尼日利亚人不用“give”，而多用“dash”，似乎是一个不经意、随手一掷的动作。给小费，就是“dash”几个小钱。若送礼，也是“dash”。我把一个收音机送给我们的司机，他跟来瑞说我把收音机dash给他了。我脑子里不由出现这样的画面：某人把几个铜板随手往身后一抛，镜头切过去：一双手接住这些铜板，镜头上摇：接钱者感恩的脸。我久久玩味这个词，认为应该把它作为“赏”来理解。仅仅一个动词，就把这地方的传统表现出来了。一个多世纪的殖民历史，提炼出这样一个动词。现在满街的人要我把可利亚dash给他们。难怪可利亚更加狗仗人势，浑身的优越自在。
三个月后，可利亚不自在了。它常常坐卧不宁，前爪后爪一起开弓，满头满脸，浑身上下地挠痒。我扒开它头上又长又卷曲的毛发检查，发现了我最不想发现的东西。它居然长了癞痢。可利亚没有交上过任何狗朋友，哪儿来的传染途径呢？想必是非洲活力无限的细菌可以空降。从黄页上查到了几位兽医的名字，马上和他们取得了联络。不巧接电话的都是护士小姐，告诉我兽医全出诊去了。一位朋友说最好不要病急乱投医，在阿布贾做任何事都要有熟人推荐。找兽医一定要在外交人员中打听，等谁推荐一位医术医德可靠的。被推荐的兽医叫默罕默德，一打电话，他也出诊去了。看来此地的兽医服务十分到位，全是行医上门。我说我可以去兽医院，省得医生跑腿。护士小姐口气犹豫起来，但最后还是把地址告诉了我。医院就在很有名的超市旁边，想来兽医院的招牌也不小。
我的司机对阿布贾熟悉至极，再偏僻的门牌，他毫不费劲就能找到。而他开车在超市前面的马路上走了几个来回，仍是找不着这家兽医院。忽然一开窍，他把车拐进了一条小巷。巷子里荒草丛生，荒草上晾着洗干净的衣服。两旁不规则地坐落着一些棚子，挂有饭店、酒吧、发廊的牌子。依照门牌号码往里走，兽医院应该就在小巷深处。路过一家礼品店，是由一个集装箱大货柜改装成的。据说尼日利亚什么都可能在一夜间消失，不知是否包括此类大货柜。它从某个地方一夜间消失了，再从另一个地方一夜间冒出来时，已经成了个礼品店了。等司机把手里的门牌号码和眼前的对照时，我想他这回一定找错了门。一个锈迹斑驳的大货柜，门框上用白漆懒洋洋写了个门牌号码。我在门口探头探脑，门内昏暗中一声喝问传出来：“找谁？”一听是个女人，我释然了。我说找一家兽医院。她说：“这就是兽医院。”
假如不是顾虑民族礼节，不愿给她难堪，我肯定转身就上车走了。她问我是不是今天约诊的那位，说医生出诊回来，已经等候多时了。一时找不出逃跑的理由，只好把可利亚带下车来。护士小姐请我替可利亚登记，她要为它建立病例案宗。我看看周围，连个座位都没有，只好站着登记。我一面在表格里填写，一面打量这个医院。迎门摆一张旧书桌，上面有一部电话，一个登记簿，相当于美国医院的接待台。靠墙立着两个架子，腿还站不稳，上面陈列的是本地产的各种狗食品。集装箱货柜内的空间本来已经局促，还用一块布帘隔出了另一间屋来，想来里面是医生、手术床、各种医疗器具。布帘早先是白色，眼下的颜色似是而非。帘子一撩，出现了一位面无表情的年轻男子，个子十分瘦小，穿短袖汗衫和牛仔裤。我心里祈祷，这位可别就是默罕默德医生。小个子一点儿寒暄都没有，指着可利亚问：“来了？”我心想，谁来了？我说：“您是默罕默德医生？”他说正是。我发现他眼睛根本不和我对视，只看着可利亚。可利亚给他看得心乱，尾巴在两个后腿间夹没了。他这时看着我了，问道：“听说是癞痢？”我又想，谁是癞痢？看来他倒是把我在电话里告诉护士的症状记得颇清。因为大货柜里温度高，他和护士小姐的黑皮肤油亮油亮。
他抱起可利亚，凑着门口的光线，翻看了一下，似乎自己跟自己说：“还是打一针吧。”这时从门帘里又出来一个男子，一样的瘦小，面无表情。他们捉起可利亚就要往门帘里面走。我这时顾不上给他们留情面了，说可利亚长到七岁从来没打过针，为什么一定要打针？默罕默德医生说他不认为可利亚得的是癞痢，而是被它自己抓伤之后感染了。假如打针制止了炎症，就证明不是癞痢。如果不好呢？那就是癞痢。他的逻辑没有错，但怎么听也有点荒谬。我跟着他们往帘子内走，他们想阻止我是妄想。至少我得确保他们用的是一次性针管针头。这个艾滋病猖獗的地方难说没有狗艾滋病。进到里屋，我倒吸一口冷气：里面除了一张长方桌，什么也没了。地面上铺的塑料地板已有多处破洞，破了的地方卷了皮儿，没破的地方染着红药水、紫药水、碘酒、血迹。他们其中一个从抽屉里取出注射包。可利亚预感到处境不妙，锐声叫喊起来。
我问是不是非打针不可。他们不答理我，只是将可利亚按在那张桌上。白色的桌面更不堪目睹，上面布满的各色斑点立刻在我脑子里刺激出一连串恐怖画面。但他们的果敢和毫不解释的态度莫名其妙地镇住了我，我退到了布帘后面，听可利亚的惨嚎拔着高调，最后到达了它的音域极限，嘎然而止。我心里想，料理后事吧。
不久默罕默德医生抱着可利亚出来了。我一看，它除了抖跳蚤一样哆嗦，其他无恙。医生说明天若不见好就再来一针。我心里说，你想得美。我问他怎么判断它是否好了呢？他说没有变坏，就是好了。
第二天，我发现可利亚的病症的确没有变坏。第三天，伤口结出一层薄痂。又过了几天，可利亚痊愈了。我不由对那个集装箱大货柜里的医生刮目相看起来。货柜是货柜，不耽误人家在里面治病除痛，救死扶伤。一个月后，收到默罕默德医生的一封信，说可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