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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表现，我常分为两种，一种是“奇情”，一种是“俗情”。“奇情”是超乎“俗情”的表现，“俗情”本身，有时并非一定要不得，但是“奇情”，却更是要得。也就是说：“俗情”本身，有时并不一定不好，但是若不来“俗情”而来“奇情”，那就更好。
人间很多事，看起来完了，其实没完；看起来没完，其实常常完了。用诗来说，前者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后者是“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因此，智者和达者看人生，多能不斤斤于盛衰荣枯，他们是失马的塞翁，不以得为得，也不以失为失，因为在许多方面，得就是失，失就是得。这种得失之间的哲理，汉朝贾谊在“服鸟赋”里，说得深刻－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忧喜同门兮，吉凶同域”一切祸中都有福分，一切福里都藏祸根，归根起来，忧喜吉凶，都是一窝里的东西，实在难以保证纯度。所以，智者达者从祸中看到福分的一面，或从福中看到祸恨的一面，而不患得患失。
智秆达者以外，另有一种颇富这种色彩的“美者”－智达派的唯美主义者，他们能从另一角度，抢眼人生。他们认为：人生不但有祸福相依的一面，也有丑八怪的一面、不漂亮的一面，人过一辈子，不该把自己或自己跟人的关系卉成这一面。人不该在这一面上发展下去、浪费下去，而该尽量追求相反的另一面。这另一面，就是唯美的一面。唯美一面的开花结果，就是“奇情”。
“奇情”是一种异乎“俗情”表现方式，一般人的举手投足、喜怒哀乐，按照人情之常，大家都差不多，做得差不多，反应得也差不多，但是“奇情”就做得、反应得不一样，我举汉武帝的李夫人为例。
中国入描写女人的美，用“倾国倾城”，最早就是对李夫人说的。李夫人被形容为“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成为绝代佳人。美的偶像。可惜红颜薄命，得了要命的病，最后缠绵病床，眼看就死了。汉武帝跑去看她，想见最后一面，可是李夫人却拒绝了－为了给情人留下一个艳光照人的好回忆，而不是一个风姿惟淬坏印象，她拒绝了“人情之常”的诀别。从“俗情”观点看生离死别，大家见最后一面乃情所必至，理所当然，怎能不见，可是从智达派的唯美主义观点看，却不见更好，“相见争（怎）如不见”更好，不见更美、更要得、更漂亮，这就是“奇情”。
十年前，我看过一场《小英雄》的电视剧，描写毕佛的父亲，一天收到老情人的电话，说要路过此镇。此镇正是他们当年旧游之地，如今男婚女嫁，颇思旧梦重温，于是相约一见。不料那天到来，两人却阴错阳差，老是碰不到：他到甲处，她竟刚离开；她到乙处，他又方才走。最后交错了一下午，也缘铿一面。到了晚上，他收到老情人留下的一封信，大意说虽没碰到，她却一下午把旧游之地，一一重临，见景生情，有不少美的回忆，最后转念一想，忽然觉得，两人如果不再鸳梦重温，永远保留“记得当时年纪小”的印象，岂不更好？于是她留书而去，走了。从“俗情”观点看，大家好了一回，情缘未了，见个一面，乃情所必至，理所当然，怎能不见？可是从智达派的唯美主义观点看，却不见更好，“相见争如不见”更好，不见更美、更要得、更漂亮，这就是“奇情”。
“奇情”论者的价值判断，是绝世的，它对得失的衡量与鉴定，与“俗情”标准不同，“俗情”的标准是“尽”字，”奇情”标准却是“舍”字。“尽”是一切事情都随波逐流的做，做到胃口倒尽、感情用光、你烦死我、我烦死你为止，一切都“赶尽杀绝”的干法，不留余地，也不留余情。市井小民在男女情变或婚姻破裂时候，最容易犯缺乏节制的“尽”字，最后经常是和平开始、战争结束，“赶尽杀绝”，一切反目相向，丑八怪已极、不漂亮已极。这是“俗情”标准。
相对的，“奇情”标准却高竿得多，因为它能“舍”。“舍”是一种智慧、达观。艺术、决断的结合，它的特色之一是常把“进行式”转变成“过去式”，它常在“俗情”标准的中点上，做为终点，在“看起来还没完”的节骨眼上，夏然而止，宣告完了。“舍”是速决，是早退，是慧剑斩情，是壮士断臂，是为而不有，是功成弗居，是浓抹处淡妆，是无情处有情……
介之推不言禄，是一种“舍”；鲁仲连不受酬，是一种“舍”，以他们的功德，“言禄”“受酬”按“俗情”标准，也是应该的，可是按“奇情”标准，他们进一步表现了“舍”却是神来之笔，点睛之妙，益见其高。
在人类历史上，有大多大多“舍”得动人的奇情故事。我最欣赏的一个，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唐太宗是历史上最有“奇情”气质的英雄人物，柔情侠骨，一应俱全。在打天下的政治斗争中，当然他有和人一样的霹雳手段。但在这些政治性的“俗情”以外，他有许多“奇情”使江山多彩，为人类增辉。在打朝鲜那一次，他因补济困难，必须退兵，退兵前，却送礼物给敌人，表示对他们守城不降的欣赏，这种对敌人的心胸，绝不是小鼻子小眼的现代政治人物干得出来的！
唐太宗这种“奇情”，最精彩一次，是表现在他对“朋友变成敌人”的心胸上。唐大宗肝胆照人，成功的一大本领是大度“化敌为友”，在群雄并起中，一统天下。天下一统后，他为了特别感谢杜如晦、魏徵、房玄龄、李靖、李勋、秦叔主，侯君集等十四位功臣，叫阎立本为他们一一画像，挂在凌烟阁，表示崇德报功，不忘革命情感，不料后来侯君集造了反，被抓住，依法非杀头不可，唐大宗对这位“朋友变成敌人”的老同志，非常痛苦。他哭了，他哭着向侯君集说：你造了反，非杀你不可，但你是我老同志，我不能不想起你、怀念你，我再上凌烟阁，看到你的画像，教我情何以堪？你死了，“吾为卿，不复上凌烟阁矣！”（我为了你，再也不上凌烟阁了！）
这种心胸，也绝不是小鼻子小眼的现代政治人物干得出来的！－他们对凌烟阁，怎么也“舍”不得！
现代小鼻子小眼的政治人物，他们实在俗不可耐，毫无趣味，不但做他们朋友没趣味，甚至做他们的敌人都没趣味，他们连做敌人都不够料。他们今天跟你是“亲密战友”，明天就把你从百科全书或机关刊物中挖出来。一桶黑漆，把你革命功业全部抹杀，打成“敌我矛盾”，于是。你变成了“懦夫”、变成“叛徒”。变成了“汉好”、变成了“大骗子”、变成了“脱离革命队伍的反对派”．……你变得一无是处，你的功绩，全不提了，天下变成他们打的。你若有画像在凌烟阁里，早就拉下来，撕毁，闹臭。天下是他们的了！什么？你是二十四分之一？笑话！滚！
以理想主义起义的人，最后抛弃理想不淡，反倒连事实都抹杀，见权力起意，这是现代人物最大的“俗情”，最大的反“奇情”的悲剧。
我清楚知道，随着时代的“进步”，早年人类的一些动人品质，已经花果飘零，消磨将尽。但对我说来，我仍忍不住一种内心的呐喊，使我在俗不可耐的现代，追寻“今之古人”。
暮色苍茫、苍茫，又苍茫。我失望。
一九七九、十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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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华·小爱情
在现代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我们看到现代化的电子情歌、现代化的性病医院、现代化的人参补肾固精丸，却很少看到现代化的爱情。
现代化的爱情是什么？现代的中国人知道的似乎并不多，他们虽然也风闻什么自由恋爱，也爱得自称死去活来，但是，他们的想法大陈旧了，做法太粗鲁了，手法大拙劣了，在现代化的里程碑上，他们的爱情碑记，可说是最残缺的一块。有多少次，我看了古往今来的许多所谓爱情故事，忍不住好笑说：“中国人中的这种人呀！他们不懂得爱情！”
在上下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我们简直找不到多少可以歌颂的爱情故事、不病态的爱情故事。尽管二十五史堂堂皇皇，圣贤豪杰、皇亲国舅一大堆，可是见到的，很少正常的你依我侬，而是大量反常的你杀我砍他下毒药。
一个号称中华五千年史的伟大民族，居然制造不出来多少像样的爱情故事，这可真是中国人的大耻辱！
毛病”在哪儿呢？
毛病在中国的爱情传统，有了“子宫外孕”，出了“怪胎”，少了产生“爱得漂亮”的条件。有老娘·没有小娘
原来讲爱情，第一要件就得承认两个主体－男方一个主体，女方一个主体，没有这种对主体的承认，什么情不情的，都无从说起。中国老祖宗在这方面，做得真糟，他门不承认女方做为主体的地位，中国人对女性的尊重是“母性式”的，并且尖峰发展，成为孝道，有的甚至有点什么什么了。在另一方面，女人在没“身为人母”的情况下，也就谈不上什么，地位低级已极。中国男人一生下来就“弄璋之喜”，弄漳是玩玉石，玩玉石可增进德行；女人一生下来却“弄瓦之喜”，弄瓦是玩纺车，玩纺车可见习做女工。一套男尊女卑的天罗地网，打从出生开始，就把女人罩住，女人除非熬到“老娘”地位，才算以寡妇之尊，酌与长子抗衡，除了“老娘”外，永远踩在败部里，翻身不得。
上面说“身为人母”以后才升级，其实还是客气的、还是运气的，事实上升级不升级，还得看造化。汉武帝的钩戈夫人“身为人母”了，结果却遭了杀身之祸－汉武帝怕他死了以后，他儿子的地位，可能被亲生母亲夺去，所以竟残忍的下令杀他儿子的妈！当钩弋一划夫人被牵去，泪眼回头，望着她的老公的时候，汉武帝却以“汝不得活”（怎能让你活）的一片无情，草菅人命。
所以，“身为人母”只能算初段，得顺利过关以后，才能落实。碰到汉武帝这种要命的大关，自然少见；但婆婆妈妈的大关，倒也屡见不鲜，“身为人母”固然神气，但碰到“身为人祖母”的，立刻黯然失色，写“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宋朝诗人陆放翁，他同唐氏结婚，可是老娘反对，逼小俩口离婚，造成最有名的“钗头凤”悲剧，这说明了女人的地位是多么可怜，小娘的地位是多么可怜，深情如陆放翁的，在爱情与孝道冲突的时候，都要选老娘而弃小娘。其他寡情的，自然就更别提了。汉武帝在中国名流中，还算是有情之人，“金屋藏娇”。“姗姗来迟”等典故，都因他而起，但是他的爱情－如果有的话－一点都禁不得与权力冲突，倾城倾国的赤裸情人，一点也抵不住倾人城倾人国的赤裸权力。他们真乏味！
这种没把女人当主体的情形，这种不把小娘当人的情形，其实不始于汉武帝，也不终于汉武帝，而是大中华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一直绵延不断的杰作，这才真是东西文化的一项根本差异，当东方的盘古扭动骨盘，把四肢五体转成四极五岳的时候，西方的亚当却大梦先觉，把肋骨转成原料，奉献给女人。这一差距，分离出两千年前的一幕对比：当亚当的子孙，正把埃及皇宫的美女可李敖巴特拉（Cleopatra）往家里抢的时候，我们盘古的后人，却正把自己皇宫的美女王昭君朝外头送！－人家宁肯为女人惹起战争我们却甘愿用女人换取和平！你说多菜！
在权力与女人不可兼得的时候，西方的爱德华第八的表现是“不爱江山爱美人”；而东方的唐明皇呢？表现却是“江山情重美人轻”！中国家喻户晓的“长恨歌”恋史，男方指手画脚，发了不少“在天愿做比翼鸟”“愿世世为夫妇”的假誓，到头来却不能同生。不能共死、不能横刀救美，反倒竖子不足与谋－自己逃难去了！你说多菜！有情感·没有勇敢
这些对比，都多少显示了我们大中华的老祖宗，在处理小娘子的小爱情问题上，好像有点特别。他们好像从来不为女人花脑筋，既不屑花，也不肯花，甚至压根儿就没想到花，这样子“看女人没有起”，若要产生漂亮的爱情故事，岂不是妄想？大体说来，老祖宗们是不来恋爱这一套的，他们只会为几个抽象的大名同肝脑涂地、九死无悔，却不会为几个可爱女人鞠躬尽瘁、怒发冲冠。吴三桂在爱情宇宙里，只不过闪了一点“冲冠一怒为红颜”的灵光，就被道学之士一连臭骂三百二十年！中国历史上有“红粉”，也有“干戈”，但这两个名词总结合不上，老祖宗不允许“红粉干戈”，为女人打仗吗，去你的！那是爱伦坡笔下的希腊荣光和罗马壮丽（……theg lory that was Greece，／And ghe flrandeur the was Rome，），中国文化是不为女人打仗的！
中国文化的一大正宗是道学－不管真道学或假道学，在道学的镶魑光魅影下，人人都被道德迷你，做成了道德迷，并且迷到不近人情的程度。流风所及，男女间的爱情问题，自然也就一律道德挂帅，谁谈情说爱谁就不是好东西，就要被摒于孔圣人的门墙之外，死了以后，也分不到孔庙的冷猪肉吃，人人想吃冷猪肉，所以人人都不敢公然谈情说爱。至多有多多的情感，却没有少少的勇敢。
清朝有一个朱彝尊，算是一颗慧星，他居然有了爱情的故事，并把这故事，写成了“风怀诗”，不但把诗写好，还要把诗收进他的《曝书亭集》，他的道学朋友一看，可急了，劝他注重清议，别把这不三不四的咸湿诗放到集于里去。可是朱彝尊不肯，他说：“吾宁不食两庑豚，不删风怀二百韵！”（大好猪肉宁不吃，也不删掉这首诗）
不了解中国历史背景的人，很难想像朱彝尊这种勇气有多么大！很难想像这种但白是多么的不容易！因为在道德挂帅下，在真假道学桎梏下－匍伏在下面的，很少不是双重人格，双重得至少有两副以上的脸孔来应付人间世：一副是道貌岸然的脸孔，一副是暗渡陈仓的脸孔，前者用来说教，撑门面；后者用来发泄，调剂满口大道理后的紧张情绪。
这种现象，试拿清朝的“南袁北纪”来说吧：袁子才袁枚，一边写《小仓山房文集》来说教，一边写《子不语》（即《新齐谐》来发泄；纪晓岚纪昀，一边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撑门面，一边写《阅微草堂笔记》来调剂情绪，他们的作品，道貌岸然与陈仓暗渡前后辉映，乍看起来，简直不是同一个人作的，事实上却明明同一个人于的好事，袁枚、纪晓岚两位，其实还算有点真情至性的，至于别人，人格分裂得就更严重：元稹为老情人莺莺写的诗，不敢收入他的《长庆集》；孙原湘为女朋友屈、钱两人写的诗，不敢收入他的《天真阁文集》；陈文述的情词艳句，不敢收入他的《颐道堂集》；而和凝呢，索性干脆得一千二净－他做了大官以后，居然把他作的“香奁诗”全部赖掉，竟说不是他作的，是韩恨左心右屋作的！
这些人格分裂的现象，都表示了在爱情的态度下，大家都变成了胆小鬼，戴上了面具，转入了地下。大家谁也不敢表露真情，至多做到暗通与私恋，表露到一片反常、一片变态、一片自我陷溺（self一absorption）、一片假惺惺！难乎为妓
中国传统中爱情出了毛病，最基本原因，是男女结交，不靠自由恋爱，而靠“父母之命、媒的之言”。男女间事，一开始就不是两个人间的私事（private affairs），而是父母媒的“大锅炒”的亲事。这样的结交，一·开始就以家族本位、代替了爱情本位，夫妻之间，想在这种本位下产生罗曼蒂克的爱情，实在气氛不足，所以中国的爱情故事，像《浮生六记》式的闺房记趣，为数就少。中国的女人结婚后，相夫教子，做黄脸婆，已无罗曼蒂克余地；男人结婚后，如果想爱你爱在心坎里，对象却很特别，被选中的对象，不是别人，却是青楼情孽－妓女。
以前的妓女和现代不一样。现代妓女都很忙，忙得不打话，就上床，实不考究任何水准与情调；以前妓女却斯文扫床，大家得先“小红低唱我吹萧”一番，绝不许公鸡见母鸡。公鸭见母鸭式办事。骚人墨客，去找她们，必须经过基本的过门儿。这种情形，在唐朝发展得最具“规模”。唐朝知识分子以走动妓院为正业之一，从元白到李杜，无一例外。在杜牧的诗里，可以看到太多太多“不饮赠官妓”、“娼楼戏赠”等作品，这说明了，男欢女爱，不在别处，正在秦楼楚馆之中。秦楼楚馆是中国式爱情的大尾阎和大市场，中国式爱情沦落至此想来也真可悲。
另一种变相的沦落，是佛寺道观的媒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