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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字说明了两点：
一、李易安再嫁的传说，是小人们编造的；
二、这种编造，因为南宋的偏安扰离，竟没有澄清。
为了证实这些传说的错误，俞正曼在《癸巳类稿》中又批评这些早期的史料：
“读云麓漫钞所载谢秦崇礼启，文笔劣下，中杂有佳语，定是篡改本。……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采鄙恶小说，比其事为文案，尤恶之。后读齐东野语，论韩忠缕事，云李心传在蜀，去天万里，轻信记载，疏衅固宜。又谢材得集亦言，系年要录为辛弃疾造韩侘胄寿词，则所言易安文案谢启事可知。”
这段文字已指出这些史料的不可靠。不可靠的原因依我看来，乃是李易安的词，已“版行于世”，但她的丈，却“少有见者”，这种情形，在《云麓漫钞》中说得很明白。《云麓漫钞》记这种情形时，距李易安的死不过才六十年，文章的流传已如此之少，篡改本或膺品自然是极可能的事。这种史料方面的不可靠，足以成为李易安没再嫁的第一个证据。
李易安的丈夫赵明诚，死在高宗建炎三年已西（一一二九），那时候李易安已经四十七岁了；四年以后，在高宗绍兴三年癸丑（一一三三），她写《上枢密韩公工部尚书胡公并序，其中有“间阎嫠妇”“嫠家父祖”的活，那时她已经五十一岁了，还在守寡；第二年，绍兴四年甲寅（一一三四），她写《金石录后序》，已经五十二岁了。（这序的末尾署“绍兴二年”，是后人转抄抄错的，应该是“绍兴四年”，洪迈曾在王厚之（顺伯）那里看过这序的原稿，遂在《容斋四笔》里记为四年，也就是清人吴衡照《莲子居词话》所说的“绍兴甲寅”。序中说“至遇莲竣知非之两岁”，莲瑷（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可证李易安当时是五十二岁。）在序中李易安历数她从丈夫葬后，“无所之”的苫况，由于想投奔她丈夫的妹婿到投奔她的弟弟李迹迒，受尽了病困苦恼，这样一个可怜的老太婆，那里还改什么嫁？无怪乎吴卫衡照要在《莲子居词话》里说：
“岂有就木这龄已过，隳城之泪方深，顾为此不得已之为，如汉文姬故事？意必当时嫉（哲宗）元桔君子者攻之不已，而及其后（人）；而文叔之女（敖按：李易安的父亲李格非字文叔）多才，尤适供谣诼之喙，致使世家帷薄，百世而下，蒙垢抱诬，可概也已！”
这些文件，可以成为她没有再嫁的第二个证据。
从李易安寡居后的作品中（如“感怀”诗、“晓梦”诗、“武陵春”词等），我们看不到她改嫁的原手史料。再从宋人朱烹、洪迈等的片语或著作品中，也看不到有关她再嫁的微辞或记载。（寡妇再嫁在朱嘉眼中是何等严重的事！可是《词综》记朱嘉提到李易安，却只称赞她是“本朝妇人”中的“能文者”。我怀疑李易安若改嫁了，朱老夫子会不揭她的疮疤！）又从《宋史》李格非的传中，更看不到她的女儿改嫁再适的证据。又如帮过李易安大忙的綦崇礼学士，他的女婿谢伋，在高宗绍兴十一年辛酉。（一一四一）写《四六谈尘》的自序时，李易安已五十九岁，谢伋还称她为“赵令人李”，她若再嫁张汝舟、怎么能有这种称呼呢？所以俞正燮认为：”若（綦）崇礼为处张汝舟婚事，伋（为）其亲婿，不容不知。”俞正燮又提到百年后、理宗淳祐元年，一二四一）张端义《贵耳集》中称“易安居士，赵明诚妻”的话，同样可证“易安为嫠行迹，章章可据”，因为张端义也是宋朝人，《贵耳集》也是不算太晚的史料，至少比《建灸以来系年要录》还早）。这些文证，可以成为李易安没有再嫁的第三个证据。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说：
“右承奉郎监诸军审计司张汝舟属吏，以汝舟妻李
氏讼其妄增举数入官也。其后有司当汝舟私罪徒，
诏除名，柳州编管（十月己酉行遣）。李氏，格非
女，能为歌词，自号易安居士。”
清人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里细味这段话，怀疑“汝舟妻李氏”可能不是李易安，也许是李易安的本家，也许是一种讹传或牵合。李慈铭又说“讼其妄增举数”一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明发生在绍兴二年癸子（一一三二）的九月朔，但《金石录后序》却明明还记着绍兴二年十月朔“易安室”的字样，“岂有三十日内，忽在赵氏为嫠妇，忽在张氏讼其夫”？其实这是李慈铭自己的错，他不知道《金石录后序》中的绍兴二年该是绍兴四年，所以这种反证，虽然在替李易安辩护，却不能驳倒李心传。驳倒李心传的办法，除了前面俞正燮举出的李心传有作伪行迹外，还可从社会史的观点来看这件事：原来赵明诚死的日子是建炎己酉三年（一一二九）八月十八日，李心传指出的李易安与后夫涉讼则在绍兴二年癸子（一一三二）九月朔，前后不到三年。李易安死了丈夫，必得守“三年之丧”，她若不先守丧三年，改嫁不但要判“徒三年”的罪，而且婚姻是无效的，这种规定，“宋刑统”中著有明文，读书知礼世门望族的李易安绝不敢不守这种礼法，也不可能不守这种礼法。即使三年之丧按照二十六个月来算，则她为亡夫守丧完毕时已在绍兴元年（一一三一）十一月十八号了。从这天朝下算，直算到李心传所谓的与后夫涉讼公庭为止，前后不到十个月，在这不到十个月的日子里，若照诽谤她的人所描写的，她必须又要脱下丧服，又要疗养重病，又要找到新欢，又要听新欢“如簧之说”“似锦之言”，又要再婚燕尔，又要双双闹翻，又要整天挨打”，又要上达皇帝，又要“被桎梏而置对”，又要“同凶丑以陈词”，又要“友凶横者十旬”，又要“居囹圄者九日”，……不到十个月的日子，要接二连三发生或凑足这么多的事件，实在不能不说有点牵强，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这些推断，可以成为李易安没有再嫁的第四个证据。
朴人先生说：“张汝舟的身世无可考，读上面一段文字，知是易安嫁他，甚为勉强，是受了他的哄编和勒逼。所谓持官文书来辄信’，大约仍牵涉到诬明诚馈璧北廷一案，汝舟的伪造文书，欺骗易安姊弟，因夫罪而为官方命令再嫁的。”据我所知，朴人先生这种结论是有问题的。因为按照当时宋朝的法律，“官方”不但不会”命令”寡妇改嫁，甚至明文禁止主婚人以外的任何人来干涉寡妇再嫁与否的问题：“宋刑统”中硬件规定“诸夫丧服除而欲守志，非女之祖父母，父母而强嫁之这，徒一年，周亲嫁者减二等，各离之。女追归前家娶者不坐。”即使寡妇被“祖父母、父母”强迫改嫁，她若不肯，长辈们也无法可施，在宋人文集如毕仲游《两台集》、洪迈《夷坚乙志》，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乃至《宋史》列女传中，都叫以找到佐证。因此李易安“因夫罪而为官方命令再嫁（张汝舟）”的说法，是站不住的。这是李易安没有再嫁的五个证据。
再从常理判断，堂堂一个南渡偏安的朝廷，整天为女真人的侵略闹头疼，那里还有工夫来研究一对男女之间的隐私，研究这些“闺房鄙论”？俞正燮说得好：
“夫南渡仓皇，海山奔窜，乃舟车戎马相接相时，为一驵侩之妇（敖按：造李易安谣言的人，说她上綦学士启中，有“猥以桑榆之末影，配兹驵侩之下才”的话。）（皇帝竟）从容再降玉音（旨），宋之不君未应若此！”这是很平允的议论，可以成为李易安没有再嫁的第六证据。
上面这些证据，还只是就外在的证据而言。从内在的证据来说，若仔细分析李易安的“人格品质”和她个人的成长背景，也极难令人相信她有改嫁的可能性：一个“素习义方，粗明诗礼”的女人，一个“文章落纸，人争传之”的女人，一个“忠愤激发，意悲语明”的女人，是很难不为旧社会“从一而终”的思想模式殉道的。
关于李易安再嫁一，案，历史上谈论的人很多，除了上面所举的以外，如陈振孙、陆心源、沈寐史、刘声木等都有所论列。由于方法论的牵制，关于这段史实，闹错误的人大多了。即以相关年代一点而论，从俞正曼、吴衡照、李慈铭，到胡适。陈东原，人人都有不精确或失检的地方，因此更使我们觉得，做历史考据真是不容易！
李易安这件事，牵涉到的已经不止一个历史真相的问题，它还牵涉到一个道义的和观念的问题：一个女人，再嫁也好，守寡也罢，都是她个人的私事，别人没有用泛道德的字眼乱骂的权利，更不可造谣。再嫁并没有什么不得了，可是没再嫁却硬说她再嫁，这就太不对了。
（五二、四、十五。）
［后记〕 这篇文章原登《文星》第六十七号（五十二年五月一日台北出版）。五月八号的台北《民族晚报》上，雍叔先生以“再嫁夫人”为题，也谈到李易安再嫁这个问题，他认为“这本是一件不确实的历史记载，虽然由李敖先生不惮烦劳地详细作了一番考证，但是总不能因此就完全廊清了许多人所已经造成的错误印象。李易安所受的谤诬，似乎还会继续传下去。这诚然是李易安的悲哀，也是女人的悲哀。”
（五二、五、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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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是女人
凡是吃过女孩子苦头的大丈夫，都会有三个沉痛的希望：第一个希望是再也不做感情专一的好人；第二个希望是改做“剑侠唐璜”式的男人；第三个希望是拜托阎王老爷－下辈子托生做女人。
三个希望中，第一个希望看来容易做来难，这年头儿，有剩男无剩女，好不容易才碰到一个暂时喜欢我的女人，我欲不专一，岂可得乎？故非专一不可。且孟夫子说天下太平一定要“定于一”，若遇一，而不立定，不但要开罪女人，而且要得罪圣人，真是不划算，如此下策，碍难照准；至于第二个希望－做拜伦笔下的情棍，也良非易事，盖这种情场老油子必须具有沈腰潘鬓盖博胡的条件不可，反观作者，既不剑又不侠，又不唐璜，还有什么资格使女人意乱情迷那？故此希望，至多可谓中策，仍旧碍难推行；这样说来，只有做女人才能不为女人所制，只有做女人才能制男人，只有做女人才能不把孔而使孔圣来朝见，只有做女人才能演“情女幽魂”，呜呼！吾安得不做女人？呜呼！吾安得不做女人？八层地狱刑书期满之日，转生为女人，所请是否有当，敬祈裁夺。”
阎王阅毕，手批
“照准，支付各层主管会‘注生娘娘，办理。”老阎既准，当女人还有什么问题，于是我兴高采烈，磨拳擦掌，准备开始做小娘子了！
话说民国某某年的初春，汉水静、泰阶平、四海无事，湖北罗家的少奶奶，一夜忽梦“注生娘娘”来访，临行推一红包入怀，顿时满室异香，粉色如土，第二天早上即告弄瓦之喜，生了一个光彩焕发的小女儿．当时众贤毕至，少长咸集，然皆肉眼凡胎，不知此小女儿即当年大文豪李某人之投胎也！有诗为证——
马赛据传要“赛马”；
伦敦听说有“敦伦”。
罗家先生昨关门，
罗家太大今临盆，
罗家母鸡不司晨，
罗家竟有大新闻，－
“前世阴阳全包换，
生个李敖是女人！”
罗先生既获掌珠，喜不自胜，“青女却为门上楣”，当即援崔营营、苏小小、董宛宛、陈圆圆之例，为我取名曰“罗美美”。
光阴似箭，岁月如气流，转眼已二八寒暑，我罗美美此时已鬓发腻理，纤浓中度，举止娴冶，恰如“陌上桑”里面的罗敷其人。一日联合招生放榜，名列某某大学外文系，龙门即登，声价自更不同，追求者即时如过江之鲫，纷纷在尼龙裙下拜倒，泰山不辞细上故能成其大，我也来者必拒，拒而必不久，否则这小子知难而退，被别的女孩子喜欢了去，岂非失策？故我当择其中之帅者、尤者、司麦脱者、恭顺乞怜者、海誓山盟者、痛哭流涕者、亦步亦趋尾随不去穷迫不舍者，一一皆作釜鱼养之，必要时“老渔翁，一钓竿”，游丝在手，拈之即来，岂不快哉？
男朋友既入瓮中，不可不予以控制，你想男人岂是好东西，不控制还得了吗？为了不使男朋友心猿意马，为了使小丈夫低首下心，一定要把他的思想大一统不可，一统之道，除了要谆谆晓以大义外，还得禁止他们去看一些书才好：中国方面，如班昭的《女诫》，于义方的《黑心符》，外国方面，如莎士比亚的《驯悍记》，斯特林堡的《结婚集》（尤其是一八八五年出版的下卷，他竟说我们女人是吸血鬼！）至于《醒世姻缘》、《少年维特之烦恼》等书，鼓吹男人受我们气、为我们死，值得特别推荐，可鼓励他们多多研读，多多烦恼。
坦白地说，男朋友就好比是衣服，这件衣服即使很好、很华贵，可是若在整个礼拜中天天穿它，那就太单调了，别的女孩子也要笑我了，人家张丽珍就有好几十套衣服，赵依依也有五件大衣，周牧师、方神父劝我们节衣缩食，为了怕胖，我已经缩食了，若再节衣，那岂不大自苦了吗？衣之不可节，如同男朋友之不可少；更衣之频繁，如同男朋友之新陈代谢，今天跟他好好的，说不定明天就为他唱“挽歌”，并且张三李四旧雨新知，我要一视同仁－为他们“轮唱”！
有了男朋友就不能不有约会，我又不是柏拉图学派的女弟子，绝对不相信象牙塔和天鹅宫里面的精神恋爱。写情书、拔指甲、割指头，那些都是图腾时代的方式了，现代的恋爱是要看电影、要吃通心粉、要喝咖啡、要跳舞，有人说爱跳舞的人，脚上的神经要比脑袋里面的发达，这话也许有道理，足下麻木不仁的人休想把探戈跳得好，探戈跳不好就不能在众目睽睽的舞会上出风头，出不了风头男孩子就不会纷纷“与我同舞”，不与我同舞就影响了我的“养鱼政策”。
男孩子既然如约前来，我却不必准时赴约，盖守时云云，实在是对铁路局局长说的，根本不是对我们女人说的。我们每个女人都有三大敌人，第一是时间，第二是不追她的男人，第三是别的漂亮女人。其中最可恨的莫过于时间，时间会夺走我的美丽，减少我的多情，更不可饶恕的是，它使我去年辛苦做成的大衣走了样，所以它是我们女人的第一公敌，我f11绝对不要遵守它。故约会时间虽到，我虽早已搽完胭脂抹完粉，可是还是先让那男孩子在宿舍门口等上半小时再说。一来呢，可杀其威风、调其胃口；二来呢，可延长在寝室炫耀的时间；三来呢，那么准时干嘛？又不是赶火车！
男孩子我所欲也，男明星亦我所欲也，公然喜欢男孩子，本老娘有点不好意思，可是公然喜欢男明垦，就无妨了。故身为女孩子，不可不喜欢男明星；喜欢男明星，不可不加以崇拜；崇拜男明星，不可不有所选择：演《茶与同情》的那个男孩子不坏，可以函索亲笔签名的照片，美中不足的是，他演的片子太少了，《我为卿狂》，诸多不便；詹姆士狄恩最好，年轻怪异，滞洒绝伦，且不幸短命死矣，又悲壮、又凄艳、又不会与别的女人结婚，死得好！有一，点要特别声明的是，任何男明星者可喜欢，万万喜欢艾连费雪不得！人而薄幸，不知其可也；弃妻别娶，知其不可也；黛比可爱而不爱，其不可知也！这种用情不专的卖唱男人，还爱他干嘛？
还有，宪法上给了我们信仰宗教的自由，换言之，不信宗教就很难发挥这条自由，牺牲了这条自由未免对不起功在党国的国大代表，所以非找个宗教来信不可：波斯有拜火教，女人是水做的，应该信“拜水教”，可惜没人发难创立拜水教。如果过十天半月，再不下雨，香港总督的老婆也许会挺身出来，带头信拜水教；佛教其实还可以信，丁皓信了佛教，既可使老和尚在机场送往迎来，又可使佛弟于在影院大力捧场，可恼的是，《大般涅槃经》里竟说“女人大魔王，能食一切人”，无情翻我们底牌如此，这种落伍的宗教还能信它吗？回教据说也不坏，可是这种宗教太剧烈了，穆罕默德传教时动不动就把明晃晃的宝刀一亮，不信就有被杀的可能，青龙惬月之下，只好信了，可是信了又容易自杀，－为身在囹圄中的男人殉死，这真大划不来了！道教也许真得考虑，道教是进步的宗教，当年张天师登坛做法炼汞烧丹，可是现代的张天师却走到广播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