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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跟苏东坡的那个时代肯定是不一样了。
龙：对，时代完全不一样。当然，有一种害怕，那种身败名裂的害怕其实还是有的，因为它毕竟是官僚体系。会不会你盖下一个章，结果变成一个贪污事件，那是很可怕的。那种害怕是有的，当然是有。可是震动比较大的还是看司马迁，比如说，读他的《太史公自序》，或者是他的书信。他在牢狱里头写作，与权力控制之下的吏是不能对话的。我以前不可能懂这个东西，但是在自己进入这个权力的场域之后，我完全懂了：即使是最小的官吏，也代表一种权力，他对你个人的尊严可以轻易地践踏到什么程度，而且这个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这对我的震撼真的是太大了。
傅：往往政客们把文人的思想观念并不十分地当回事，这样的现象很普遍，您在为官的时候好像没有太明显的碰到过。
龙：台湾是民主的，但是为官使我知道了权力是怎么一回事，知道了官和吏是怎么一回事。我发现了权力是多么可怕的一个东西，虽然在台湾的民主的体制里头还有我自己的场域里，那个权力是没有被滥用的，因为我知道了它是什么东西，知道它被滥用的时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而当我作为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的时候，我的体会不是那么深。
傅：如果未来还有特别合适的机缘提供给您，让您当官，您还当不当？
龙：这个问题我连想都不想，因为当初当官是纯粹的偶然，这个机会很难再出现。
傅：您觉得这偶然中有没有必然的可能性存在？
龙：好像没有。
傅：一点都没有？
龙：对，我觉得没有。
傅：那就是说，至少现在来看，即便有这样的机缘您也不当官了？可以这样说吗？
龙：我觉得不会再有这样的机缘了。
傅：您怎么可以肯定绝对不会再有这样的机缘了呢？
龙：因为这个机缘并不只是有一个官位出现，然后有人来找你，还要看当时的政治气氛是什么样的，还要看来找你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也就是所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当出现的时候，到底是不是一个可以让你知识分子发挥的那个天时、地利、人和——那简直是千载难逢的。我觉得再发生的几率太小了。
傅：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可能性就是说得天时地利人和了。
龙：（笑……）对，我几乎觉得是不可能再发生的事情。
傅：外国作家当中对您影响很深的有些什么人？
龙：早期对我影响很深的是十九世纪美国的爱默森，他对我的影响在于他对于文字的说法，是那种半夜在孤灯下读书的时候的一种顿悟。我读到他一句话，他说：文字应该真实、淳朴，就像拔起的蒲公英，你能感觉到拔起的根上还有粘着潮湿的土的感觉……没有来由的，我就突然觉得这就是我要的东西，我就希望我的文字是这样。所以你会发现我的文字非常不豪华，即使是比较深的思想概念，可能还是用最干净、简单的文字表达。
傅：不复杂。
龙：对，绝对不复杂。跟这个有关。其他外国的作家就比较难说是特定的了。
傅：就像一个人的生命成长一样，你不能确定说哪一样东西给你的营养，当然是丰富的了。
龙：对对。
傅：问您一个热门的话题吧，大陆作家有着浓重的诺贝尔情结，上个世纪百年也未有机缘得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很多人很看重它，认为它是衡量文学成就高低的一个很客观、科学的标准。我不知道您怎样来看待诺贝尔文学奖？
龙：我觉得把诺贝尔文学奖看得太重，完全是一种错置的想象，诺贝尔文学奖，在我看来就是瑞典的十八个老人家。
傅：大陆也有很多很好的作家觉得那是瑞典人的事情，是吗？
龙：也不见得就是瑞典人的事情，这十八个人是相当有阅读水准的，他们读得非常的多，而且是常年来非常专注地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们挑出来的作家或者作品肯定不会是坏的作品。但是这个认定和把它当作一个什么世界的标准就是南辕北辙了，诺贝尔奖绝对是跟文化商品有关系，它跟这个世界的强势文化、弱势文化，强势包装、弱势包装，国际行销这些全部都是有关的。
傅：您觉得有没有明显政治因素在里面？
《生命与创作》 第二部分龙应台：作为一个作家，不能为读者而写（6）
龙：政治因素也在里头。我觉得不需要把它一棒子打到底，说这就是白人的东西，也没那么糟，但它也不是一个文学的圣堂，只不过就是他们推荐了不错的作家、不错的作品。得奖的话是挺光荣、挺值得荣耀的一件事情，但是它绝对不能变成某一个民族努力追求的东西。我倒是觉得比较重要的是汉语，说汉语的人口占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我们应该好好想想在这么丰富的传统土壤里头，你开出了什么花？或者说你有那么巨大的能量，你有没有让它释放出来，这个是中国人要质问自己比较重要的问题。
傅：不是一些表面的东西。
龙：对，完全不是。
傅：现在我听说好像是要刻意地成立一个“世界华人文学奖”，恨不得和诺贝尔文学奖分庭抗礼，你“诺贝尔”不授给我们，我们中国人自己弄个文学大奖。
龙：这个当然也是值得做的，因为华人世界里面有很多政治的樊篱、割裂，而现在完全没有做到把华语当作一个文化土壤来看。所以当有一个华语的文学奖的时候，它可能会促进华语的区跟区之间透过文化的手段彼此交流。从这个角度看，这是很值得做的；但是，你如果认为这样汉语的作家就可以出头了，得到世界的承认了，那就是非常天真的想法。更重要的其实是要问我们汉语的作者里头有多少人的作品是锁在抽屉里头，不能发表的，或者是说我们才气纵横的作者有没有机会也读到古巴的作品、俄罗斯的作品，你有没有为他提供一个海阔天空的发展的可能。这个才是汉语土壤上的人应该思考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奖的问题。
傅：一个城市的建筑可以说体现了城市的品格、气质和格调，您走了那么多国家、那么多城市，有没有哪个城市是您特别喜欢的，给您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龙：我毕竟是在北京接受这个专访啊——但是我的答案是，罗马。因为它保存了它的古城墙，并在那片土地上建立了文明的记忆和遗迹，你在两千年之后的今天到那去，一草一木、一砖一石，你都能感受到人类智慧的结晶和人类的感情的累积。所以说罗马是一个伟大的城市。为什么我今天在这里要说罗马，是因为我深深的觉得北京本来也可以这样，甚至保持北京的完整性，它可以作为整个人类的花朵在这里，本来北京也可以跟罗马一样的伟大。但是很遗憾，北京不是了。
傅：如果说您作为北京的文化顾问，对于未来北京的建设，建筑的表现，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和思考？如果北京的文化局长让您来做。
龙：北京的文化局长还管不到城市的规划方面，可能必须是市长或者党的书记。
傅：我是说如果北京全盘的规划由您来做呢？
龙：我觉得北京的决策者可能一定要体认到北京特殊的历史地位，它并不只是一个中国的城市而已，你必须要想到它跟罗马一样的重要，它比巴黎还要丰富，它的历史的重要性也超过伦敦。当你这样体认，把它看作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的时候，你要碰一砖一石都得非常非常的慎重。而且不但要知道北京历史的重要性是在那一个层级，甚至要知道你作为决策者要负责的对象并不止是眼前，开发商跟我说这个地方要做什么、变成什么样，还要想到一百年以后，人家要怎么看我这个城市。两百年、一千年以后的北京要变成什么样子，心里要有个底。我这个城市到底是将来要变成一个毫无特色，就是一些光怪陆离的现代建筑，变成国际的建筑师们来表现自我的地方，还是为整个人类建设透过保存以后唯有来北京才可以看到汉语文化最精华的过去。我觉得北京人要在心里有这个谱，有这个定位，你才知道有一些“开发”是绝对不能让它发生的，有一些要保存的东西，是除非你走过我的尸体才能让他拆掉的。工程是可以让一个城市大，可是只有文化才能让一个城市伟大。大和伟大之间的差别是巨大的。很多城市想要伟大也很难，但是北京，你本来的伟大的因子就在那里，你的土地往下看十公尺、二十公尺都是那些伟大元素。如果我是决策者，我对未来的想象绝对不是一个大的问题，而是伟大的问题。有了这个定位之后，你才知道怎么对得起历史。
傅：让一个城市永恒不是靠它表面上的建筑，而是看它的历史和文化。
龙：它的未来一定是建筑在它的过去上面，你不可能斩断过去而期求有一个未来，你用斩断过去的方式来建筑未来的时候，真正到未来回头看，你就什么都不是了。
傅：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龙：谢谢。
（采访时间：2003年10月20日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生命与创作》 第二部分张抗抗：“作”实际上是一种创造力（1）
傅光明
傅：您的小说《作女》被改编成20集电视连续剧，其中的女主角卓尔由青春靓丽的袁立来饰演。自己的作品被改编成影视是作家的一种触电，您觉得这种触电会不会对作品原来的内质有 “肢解”或者曲解，您有没有这种担心？
张：我想这可能是一种间接触电吧，因为有很多作家直接去改编电视剧的，还有直接写影视剧本的，我这是由别人来改而不是我自己来改。你提出的那个问题也正是我所担忧的，我想，影视是一个综合的视觉艺术，它有独特的艺术方式的要求——它要通过画面来呈现，那样很多心理的活动就不能表现出来；另外影视的受众跟小说也不太一样，它可能会更大众化一些，它要求故事更好看。可能我在《作女》里想要表达的那些更深刻的思想在电视剧里就会打很多折扣。这种担心肯定是存在的，以往我的小说改编成电视剧都存在这种缺陷。当然，最糟糕的就是对原作精神的曲解，或者完全不能到位，或者只涉及了一些皮毛。为了影视的艺术需要对故事进行改动我觉得很正常，但是如果对精神实质掌握不好的话，那我就觉得比较糟糕了。
傅：如果由自己改编您会感觉把握得更好？
张：对。
傅：您会不会亲手把《作女》改成影视？
张：这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时间。要知道，改编电视剧还需要重新投入一遍时间，而且可能会再三地修改；还有一方面，导演或制片人会根据影视的需要要求作者做出某些改动，有可能是你不能接受的。所以我觉得用同样的时间从事创造性的劳动更有价值，在小说的基础上改编成影视作品还是由别人来做。
傅：小说创作完了，改编由别人来做，自己就不去关心了？
张：是的，跟我没关系了。就像我创造了一个孩子的生命，她后来出嫁了，那就不是我的能力能够达到的了。目前来说我只能选择这种方式，有很多作家都是这样。我在跟那个制片人交涉改编的时候，曾经有一个要求：在开拍之前，剧本能不能经过原作者的同意。制片人就说：你什么要求我都可以同意，这个要求我是不会接受的。因为据我的经验，你们（作家）就会一直不同意，那我们就永远不能开拍了。如果你一直不同意，我就一直改下去吗？
傅：这是他和作家合作的一个结果，有经验了。
张：对。小说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当这种语言艺术转换成视觉艺术的时候，这种冲突和矛盾肯定是存在的，只能希望它能减少到最低。
傅：这部小说刚一问世的时候就引起了关注和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就是在作女的 “作”字上。我记得您也写文章或在媒体说过，在您生活过的三个地方“作”字都是对女性的贬称，您选择“作女”是不是反其道而行之，故意用人们对“作女”对女性的一种贬称来表明您自己视角中一种现代女性的形态？
张：对。我想是这样的。我们是搞语言的嘛，对语言会比较敏感。汉语里的这个“作”字，很多很多年都体现了对女性的一种贬斥的意思。我恰好想通过这个字，通过我小说的人物形象和故事，对这个字重新做出阐述。我们的汉语其实词语的容量非常大，意思也非常丰富。有一些字或者词语，它的文化内涵在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中已成为一种定式了。而这种定式恰好是沉淀了我们好多封建的观念。我说是对它进行一次颠覆或者修正。“作”恰恰我发现了它有很多它自己的含义。如果说现代的女性都甘于接受命运的安排，都是那么循规蹈矩，都是那么地缺少创造力，我觉得这个时代的进步会缺一半力量。
傅：如果不“作”，女性形态、女人本身的光彩就大打折扣了。
张：对。而且重要的是，我们不仅是为女性正名、为“作”字正名。它“作”字里面体现的是女性的创造力。
傅：其实，它的创造力和“作男”的创造力是一样的。
张：对啊。要给她们一种平等待遇。为什么男人一直叱咤风云，怎么折腾都很少受到社会的批评，因为这很正常。男人嘛，就要闯当天下。如果女人这样“作”的话，往往就会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压力。
傅：尤其在都市，几乎成功的女性都有一些“作”。
张：我是说过这样的话：“作女”不一定能成功，因为她受到自己一定力量的限制，或者受条件的限制，她尽管有“作”的精神，但会由于机会的不成熟而失败。
傅：如果她不“作”，肯定不能成功。
张：对。我们说，不“作”肯定成不了事。
傅：但是，更多的女性在“作”的过程中享受着一种女性的状态，新时代女性一种的向往，或者说一种追求的东西。
张：她会在这种过程中得到快乐。过程中她释放了她的能量，而且，她知道她在改变着这种传统的价值观念，她在改变自己，她在不断地放弃，而且在开始。放弃是需要勇气的。我们所说“作”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放弃和不断地开始。这个放弃它是及时地修正。如果我知道这个选择不对，我马上放弃，重新开始。可是有很多人会觉得我已经投入了，或者说我已经熟悉它了，我再放弃的话，会有很多资源的浪费。但是“作女”会把每一次开始都看作是新的起点，或者说是新的一种创造的开始。她会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她实际上对自己有一种否定。
傅：所以，卓尔的名言就是“我作故我在”。她是不是代表了一种女性的形象和独立不羁的气质？
张：是的。其实是我差不多写完这书后，脑子里才跳出这句话。因为我们过去说“我思故我在”，或者说“我在故我思”，一直有这样一种说法吧？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当我写完这部小说，有一天突然想出来。对一些要求不断改变生活的人来说，只有在她“作”的过程中，她才感到她自己的存在，或者说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傅：您先生接受你“我作故我在”的观念吗？或者说，比如在家庭的现实生活
当中，您有没有这种“作”的成分呢？
《生命与创作》 第二部分张抗抗：“作”实际上是一种创造力（2）
张：对，我觉得是这样的。从理论上讲，我先生是很赞赏的。我想他是一个思想很开放的人。关于“作女”的这个概念，在写书的过程中，我有时候也会跟他讨论，甚至他会给我提供一些女性“作”的现象从理论上的分析意义。其实在生活中，我不是一个特别“作”的人，因为我没有时间，你知道吗？没有时间“作”。我在少女的时候，那时是青春叛逆期，肯定是有强烈的“作”欲发作时期。那时候我可能是比较“作”，包括我到黑龙江去。你想我已经下乡到浙江农村了，然后知道到黑龙江要报名的时候，就从乡下跑出来了。那是很对不住我外婆的。那是我外婆家，她在镇子上，她把我放在一个特别富裕的村子，他们对我们都特别好。我去的那个农村，1969年那时候的“分值”是一天一块八毛钱，这个对你来说可能比较陌生，这个数字意味着这是一个特别富裕的地方。可我还是不干了，我想到黑龙江去，到遥远的地方去肯定很有意思，所以我就赶回杭州去报名到黑龙江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