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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认识一个美国大兵，他是海明威的弟弟，俩人很谈得来。丽丝得知波伏娃对海明威很感兴趣，便安排他们见面。他们来到了海明威的旅馆，这时海明威正喝得醉醺醺的，他穿着睡衣，目光迷离。当时萨特是思想界最有名的人物，海明威一见到他进来，就猛地站起来拥抱住了他，口齿不清地说：“我只是一个上尉，你才是一个将军。”他们边喝边聊，不一会儿萨特就睡着了。海明威越喝越精神，波伏娃和他彻夜长谈直到天明。 我从来不相信文学有什么神圣的品性……正如地平线之所以存在，就在于它不断在我们的视线中消失……我曾渴望成为传奇性的人物，但我完全明白，一旦我瞑目去世，上述梦想所带来的一切都会化为乌有。既然我在一步步走向死亡，我也就是在随时代的消逝而逐渐完蛋……我只希望在世时被很多人阅读，被人尊敬被人爱。我不在乎什么后世，我喜欢看见自己的名字登载在报纸上，关于我们的传闻以及我作为“十足的巴黎名人”的角色，都使我飘飘然，沾沾自喜。 ——《时势的力量》 在存在主义风行的日子里，不管懂行不懂行的，人人言必称存在主义。在一家“禁忌”酒馆的厕所墙上写着：存在主义者就是成天把萨特挂在嘴上的人。存在主义尤其受到了青年们的喜爱与追捧，许多爱泡酒馆的年轻人都持存在主义态度。这种态度与其说是来自于对“存在与虚无”的刻苦阅读，不如说来自战后典型的对发泄的需求。曾经有人对“存在主义者”调侃：从来没有哪个词语像它这样言不及义，作存在主义者就是无所事事在小酒馆里酗酒。 大家都以谈论波伏娃与萨特的逸闻为雅事。波伏娃和萨特走在路上，经常会有陌生人与他们俩搭讪，或者是不知从哪里冒出个摄影记者对着他们俩拍个不停。他们的行踪、说的每一句话都被记者写下登在报纸上。他们最爱的弗洛咖啡馆，经常会有人为一睹波伏娃和萨特的真容慕名前来，以致于他们后来再也不能在弗洛安静地写作。他们曾经渴望成名，但当名声突然到来的时候，他们却并不高兴：轰动往往同平庸联系在一起，轰动一时的作品往往没有什么价值。他们为能够影响一部分人的思想而感到高兴，同时也为汹涌而来的名声带来的种种困扰而苦恼。 成名后的波伏娃和萨特完全丧失了个人空间。波伏娃和萨特不愿意像那些演艺圈的明星那样，为在大众面前保持完美形象而百般小心。他们还是该干吗干吗。在咖啡馆里，萨特擦鼻涕，结果一个顾客大声叫了起来：“看呐，那个家伙也擤鼻涕。”他把萨特看作一个无须吃喝拉撒的圣人，无法接受萨特居然也有鼻涕。 波伏娃比萨特遭受着更大的名声的压力。她被看成是萨特的跟班，被称为女萨特。虽然名气不及萨特，但她的负面新闻比萨特要多。有人认为波伏娃的一切思想都是萨特注入到她的头脑里的，甚至还有人说波伏娃的书其实都是萨特帮她写的。因为看不惯波伏娃与萨特的关系，市井中流传着关于波伏娃是个淫妇荡妇的谣言，说她曾经跳过脱衣舞。一家妇女杂志刊登了波伏娃的照片，配的解说词是：除了学问之外，她生活中一无所有。
第三部分：逐出莫里哀学校再次上当
再次上当：存在主义者进了警察局 《吃闲饭的嘴》上演后的反应不错，连演50多场。 看到萨特在戏剧界取得成功，波伏娃也生出了要写剧本的念头。她写了剧本《吃闲饭的嘴》，是讲在14世纪的一个意大利城邦，因为遭受敌人围困要杀掉老弱病残这些吃闲饭的嘴，以解救国家，但最后老百姓选择集体突围的方式求得生存。波伏娃是想将“牺牲个人成全集体”这一人们的惯常思维推导至极致，让人们发现其中的荒谬。 曾演出《禁闭》的老鸽舍剧院的经理十分喜欢这个剧本，他同意上演，著名演员维托尔答应当这部戏的导演。好事多磨，不久维托尔与剧院经理决裂，这部戏的演出自然也泡汤了。维托尔将这部戏推荐给了“十字街头”剧院，剧院同意演出，但是要波伏娃出一部分排演资金。正在这时，曾经的骗子尼禄已经从监狱释放。出狱后他倒腾来倒腾去，据说又发了大财。听说波伏娃有困难，他毫不犹豫地拿出10万法郎资助《吃闲饭的嘴》。他诚恳地说：“过去我欺骗过你们，这次想弥补一下过失。”波伏娃相信了，况且她急需要钱，就收下了。 第二天一大早警察就找上门来了，说波伏娃犯有窝赃罪，让她偿还10万法郎。波伏娃被带去警察局，萨特随后赶到还清了所有的钱。波伏娃和萨特是巴黎舆论界最关心的人物，大众像追捧影视明星那样谈论他俩的花边新闻，不知多少双眼睛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这件事很快就被当作一桩丑闻，在报纸上大写特写。其中有一家报纸的题目是：多么残酷，尼禄把存在主义者交给了警察。 原来这笔钱是尼禄靠诈骗得来的，事情败露后，马上要查封这笔钱，尼禄想不如把它投到一项文艺活动中，即便查出来脸上也有光。不过他还是慢了一步。他知道警察要来抓他了，此次已是难逃法网，就吞食氰化剂自杀了，这次自杀终于成功了。 好在《吃闲饭的嘴》还是如期上演了。这是波伏娃第一次排练自己的剧本，她有时情绪低落，有时又信心十足。在这期间她的第二本小说《他人的血》也出版了。《吃闲饭的嘴》上演后反应不错，连演50多场。奥尔加出演女主角，这次演出巩固了她作为当红演员的地位。 除了萨特之外，波伏娃另外一个著名的情人要算是美国作家纳尔逊·奥尔格伦了，1949年他的小说《金臂人》曾获普利策文学奖。这场跨国恋是从1947年开始的。恋爱期间，波伏娃给奥尔格伦写了304封越洋情书，全部是用英文写的，现保存于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大学。奥尔格伦的信则由波伏娃保存。因奥尔格伦的美国代理人坚决不同意将奥尔格伦写的信公之于众，所以我们只能单方面看到波伏娃写的信。 1950年，奥尔格伦认为两人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主动终止了这段漫长的感情历程。不过两人仍然以写信维持沟通。即便在1951年，奥尔格伦打算与前妻复婚的时候，两人仍然保持着频繁的信件往来。1956年到1964年，他们通信数量骤减，大约每年只通一两封信。波伏娃对于奥尔格伦的印象从“快乐热情的美国青年”变成了“死板的、怨气冲天、戴着胡佛式浆洗假领的鬼魂”。直到1964年他们正式决裂。
第三部分：逐出莫里哀学校孤单旅行（1）
与奥尔格伦相爱之前，波伏娃处在感情非常脆弱的时候，她的几个朋友都各奔东西，她经常是孤单一人。 二战期间，加缪一直担任《战斗报》的主编。战后美国邀请12位法国记者前往美国，了解美国在二战中的贡献。1945年1月12日，加缪派萨特作为《战斗报》的记者随同法国代表团出访美国。接待他们的是纽约“战争情报室”的一名女记者多洛莱斯·瓦内蒂，她一度是法国超现实主义领袖布列东的情妇，是一个美丽娇小、楚楚动人的法国女人。多洛莱斯把代表团带到了“战争情报室”。因为战后法国经济萧条，法国记者们都穿得十分破烂，俨然一帮丐帮。多洛莱斯在办公室门口和穿得像个要饭的似的萨特聊了几句，萨特在为数不多几句话后问是否能和多洛莱斯约会，这是他的一贯做法，直截了当。两人迅速打得火热。 不久，波伏娃在里斯本的法兰西学院工作的妹夫邀请波伏娃去葡萄牙讲学。途中她还顺便去了西班牙。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战争中受的损害没有法国严重，物质供应都十分充沛。当波伏娃踏上西班牙的土地时，大家对她衣衫褴褛的打扮感到吃惊，经常有人围观，以为她是乞丐。妹妹埃莱娜看到她也吓了一跳：“你怎么穿成这样？”这点倒是和萨特在美国的遭遇挺相似。讲学完毕后，波伏娃在葡萄牙买了50公斤日用品和食物吭哧吭哧扛回了巴黎。这些东西在法国要么限量供应，要么压根没有。她兴高采烈地把这些东西分给朋友们。 半年后萨特回到巴黎，仍对多洛莱斯念念不忘，通信频繁。他老老实实地把这一切都告诉了波伏娃。不过波伏娃对此不屑一顾，她觉得这段美国艳遇就像萨特在柏林遇到的月亮女人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自动消逝。 不过萨特却是此情难了，他千方百计让美国的几所大学再次邀请他前去讲学。1945年12月12日，他放下了巴黎的全部工作，再次来到美国看望了情人多洛莱斯。萨特认为多洛莱斯是继波伏娃之后自己遇到的最好的女人。在给波伏娃的每一封信中，萨特都要花很大篇幅来描述多洛莱斯的美貌和智慧。波伏娃渐渐为此不安，她曾追问萨特：“坦白说，我和多洛莱斯，谁轻谁重？”萨特回答：“多洛莱斯对我非常重要。但是我要和你守在一起。”这个答案让波伏娃大吃一惊，因为她明白萨特的意思其实是：我尊重我们之间的约定，请别追问我什么了。波伏娃发觉这两人的感情明显已经超出了“偶然爱情”的范畴，她认为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 萨特走了，波伏娃在巴黎过得很无聊。巴黎的食物、能源供应依然紧张。她呆在屋子里写作越写越冷。她再也不能去自己最喜欢的弗洛咖啡馆，到了那儿会被人认出来。人们指指点点或者是被人搭讪，都会打扰她的写作。于是她搬到郊区，上午写作《人都是要死的》，下午滑雪。虽然仍然不免碰到认出她的人，不过比在巴黎好多啦。波伏娃度过了一段悠闲清净的日子。 不久波伏娃接到通知：邀请她到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演讲的法文协会终于给她弄到张3天后的机票。波伏娃马上结束滑雪的日子，回到巴黎，为去往炎热的大沙漠做准备。这是她第一次坐飞机，看着窗外的云彩，她感到新奇而梦幻。 遍地是棕榈树和骆驼的突尼斯很快吸引了波伏娃，除了讲学和应酬，她把全部时间都用来旅游探险，她很喜欢这里的热带风情。尽管突尼斯的治安不怎么样，但波伏娃却满不在乎，她独自一人去凭吊杜拉的罗马废墟。接待人员听说后吓出一身冷汗，因为一年前有个教师在这条路上被人奸杀。波伏娃没把这事放在心上。第二天她又出去旅行，休息的时候，她躺在一个阳光充足的沙丘上睡着了。等她醒来时，她看到一个脏兮兮的阿拉伯老头正坐在她的肚皮上，瞪着眼看她，旁边放着一把刀。波伏娃脑袋嗡的一声，马上想起昨天那个接待人员说的事。她一把推开他，挺身坐起，把自己钱包的钱都倒了出来给了他，然后没命地跑向旅馆。后来从当地人口中得知，这个老头也许并没想害她，那把刀是用来割芦苇的，她是虚惊一场。 访问结束后，波伏娃回到巴黎，原先在巴黎的朋友们都已各奔东西：萨特未归，加缪正准备去美国，还把博斯特也派到了意大利，丽丝在感情失败后同一个美国大兵走了；奥尔加姊妹同父母在诺曼底。波伏娃在这段时间内完成了她的第三部小说《人都是要死的》。 小说主人公福斯卡梦想统一宇宙，使人类和平幸福，他服用了“不死药”，得到了永生。但是他逐渐意识到人不死是一种“天罚”，因为人不死就不会利用有生之年刻苦奋斗，不会懂得珍惜欢乐。福斯卡活了六百年，历尽沧桑。他看到历史总是在反复破坏和建设，胜利与失败回环往复，没有什么永恒之物，于是他奉劝人们停止无意义的奋斗。直到1848年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他才明白人类宝贵的是前仆后继，永往直前的精神。
第三部分：逐出莫里哀学校孤单旅行（2）
这部小说因为带有比较浓厚的说教味，通常被认为是波伏娃比较不成功的作品之一。不过出版后还是受到许多读者的喜爱。 1947年1月，波伏娃也接到了美国几所大学的讲学邀请，1月26日，她来到了纽约。带着见到情敌的迫切心情，波伏娃不顾疲惫，第二天就和多洛莱斯在荷兰雪利酒吧见面了。情敌见面，虽然没有分外眼红，但是波伏娃心里仍然感到嫉妒在一点点咬噬着她的心。她已经41了，一种年华老去的危机感悄然而生。多洛莱斯就像萨特所描绘的那样聪明可爱，并且有着惊人的美貌。三天后，多洛莱斯离开美国去往巴黎，想到多洛莱斯就要和萨特团聚，自己一人留在这个陌生之地，心里很不是滋味。 电话情缘——你打错了 你怎么样过什么样的生活是否难耐寂寞 你到底是谁总是阴差阳错擦过我的耳朵 第几次打错了这是注定还是巧合 …… 你紧张的想哭，多年后回想今天值得不值得 ——王菲《打错了》 波伏娃与美国情人奥尔格伦的相识缘于三次“打错”的电话。 送走了多洛莱斯的波伏娃独自一人在早春的美国徒步旅行，讲学、接受采访也采访别人。当时她在美国还是小有名气，被《纽约客》誉为“最美丽的存在主义者”。但这一切都让波伏娃提不起劲，因为多洛莱斯事件，她的精神状态不佳。2月的一个晚上，她参加了一个宴会，宴会的主人听说她过几天受邀去芝加哥，就拜托她拜访一位住在芝加哥的作家朋友。波伏娃想也行，正好找个人带路逛逛芝加哥，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记下了这个她即将要拜访的人的地址和电话，他的名字叫纳尔逊·奥尔格伦。 波伏娃到了芝加哥之后没忘了给奥尔格伦打电话。奥尔格伦拎起听筒，是一串含糊的女声，叽里咕噜的啥也听不清，这说的是什么呀？奥尔格伦心想。于是他说了句“你打错了”，就“啪”地把电话挂了。过了一会儿电话又响了。怎么还是这个女人？奥尔格伦又把电话挂了。波伏娃不明白对方为什么总是挂电话？我说的是英语呀！当然了，是法国味的英语。也许是他听不懂我的法式英语？波伏娃的驴脾气上来了，她第三次拿起电话第一句话就说：“拜托，请您先不要挂电话。”奥尔格伦这回耐心地听完了，并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地点。 波伏娃在小说《名士风流》中描绘的一段关于女主角安娜与美国作家刘易斯婚外恋的情节，就是根据她和奥尔格伦的爱情故事改编的。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情节：安娜在美国之行的时候，一直怀着找一个情夫的意图。为此，她主动地与菲利普、刘易斯两个男子联系，与菲利普联系不成时，她竟感受到“肉体上的失望”，于是转向了刘易斯，并跑到芝加哥去会见他。这个情节不禁让人猜想，或许当奥尔格伦第三次挂了电话，波伏娃没准还是会继续给奥尔格伦打电话，总之，他们的相遇绝非巧合，不排除波伏娃有意为之的可能性。 奥尔格伦是一个39岁的高大男子，刚刚离婚，他相貌英俊，长着一头漂亮的金发。和波伏娃相遇时，他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家。波伏娃听不懂他的英语，奥尔格伦也听不懂她叽里呱啦的法式英语。但两人都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奥尔格伦以前从未听说过波伏娃的名字，以为她只是来自法国的一个女教师。见面的那天晚上，奥尔格伦带着波伏娃逛了芝加哥的贫民窟，第二天奥尔格伦带波伏娃参观自己的家。他住在一个破烂的小巷子里，房间里乱七八糟。但是波伏娃却十分喜欢他住的地方，这可能和波伏娃天生厌恶奢侈有关，也有可能是爱屋及乌。
第三部分：逐出莫里哀学校孤单旅行（3）
次日，波伏娃因为有事不得不暂离芝加哥，她坐上了开往加利福尼亚的火车看望女友丽丝，在火车上她看了奥尔格伦新出版的小说，并尝试用英文给他写了第一封信。这时奥尔格伦看到《纽约人》上有关于波伏娃的报道，才知道波伏娃究竟是何许人也。 波伏娃4月下旬将回到纽约，5月10日回巴黎。她盼望着奥尔格伦能在这段时间与她在纽约会面。但是萨特在5月初发给她的电报让她沮丧。因为多洛莱斯还想在巴黎呆10天，所以希望波伏娃推迟回去。萨特似乎吃准了波伏娃对于多洛莱斯难以坦然面对的态度，料定波伏娃一定不愿意回去。的确，在此之后多洛莱斯和波伏娃曾有过多次同在美国或是同在巴黎的时候，但是她们始终避免见面。 波伏娃情绪低落，像个怨妇。她对自己与萨特之间的所谓忠诚关系产生了动摇。“彻底的忠诚常被挂在口中，但很少见人身体力行。当人们约束自己实现彻底忠诚的时候，他们常认为它伤害了自己。传统婚姻往往允许男子间接地寻花问柳，但是却不允许女子这样做。如今许多妇女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和实现幸福的必要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假如在她们的生活中没有什么东西可补偿男子朝三暮四给她们造成的损害，她们就会嫉妒、烦闷。这样的可能总是存在的：其中一方喜新厌旧，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