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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爱情契约千里寻夫（2）…（图）
在奥尔加之后，波伏娃又经历萨特与旺达和波登的两次“偶然”爱情。每次，萨特都会通过写信坦诚汇报他与姑娘们的相处情况，对此，波伏娃已逐渐变得见怪不怪，波澜不惊。与此同时，萨特还和另一个姑娘保持关系。她就是比安卡·郎布兰。1938年，比安卡走进了他们的生活，成为“三重奏”的新任女主角。波伏娃去世7年后，比安卡出版了《被勾引的姑娘》（中文版题目为《萨特、波伏娃和我》）。书中描写了与人们以往印象中截然不同的，自私自利、冷酷无情的波伏娃和萨特的形象。一时间众人哗然。比安卡为什么要这样做？她与波伏娃和萨特到底有着怎么样的爱恨情仇？ 比安卡 比安卡说：“对我来说有三个萨特，一个是慷慨迷人的男人，第二个是著名的哲学家和作家，而第三个是一个粗野的男人，这正是我认识的萨特。” 比安卡·郎布兰也是波伏娃在巴黎莫里哀中学教书时的学生。她是犹太人，为了躲避东欧的排犹运动，1岁多随父母离开祖国波兰，来到了巴黎。她长得非常漂亮，笑容甜美，尤其是眼睛，十分迷人。在学校，她成绩优异，高三时在课堂上认识了波伏娃。她很快喜欢上了这个从不备课、讲课却激情澎湃的女老师。波伏娃也注意到了这个对哲学感兴趣的小女孩。 两人很快无话不谈。波伏娃把自己的经历，比如女友扎扎、伴侣萨特、还有与奥尔加的“三重奏”等等，都告诉了比安卡。比安卡为之着迷，她打心眼里崇拜老师，并逐渐演变成一种狂热的感情。比安卡通过中学毕业会考之后，两人相约去旅行。在一个简陋的旅馆里，她们发生了肉体关系，彼此感情更加深厚了。在回程的客车上，她们旁若无人地亲热拉手，令其他乘客为之侧目。 1938年的秋天，比安卡进入巴黎大学读书，波伏娃还给她介绍了3个同龄的朋友，他们都是萨特的学生。3年后，比安卡和其中一个叫做贝尔纳的小伙子情投意合，并结了婚。他们十分要好，经常在一起玩耍、学习。 有一天，比安卡向波伏娃请教哲学问题。波伏娃答不上来，于是她对比安卡说：“不如你去问问萨特吧。”比安卡按照波伏娃说的地址，找到了正在咖啡馆写作的萨特。她吓了一跳，没想到自己的老师波伏娃竟然会选择这样一个人作终身伴侣——他穿着脏兮兮的衣服，而且他实在太丑了。萨特对她的问题做了一个精彩的解答。他好像并未发现这个女孩被他的丑陋震惊。相反，他却被比安卡的美貌深深吸引了。 几个月后，34岁的萨特开始猛追18岁的比安卡。他写了很多炽热的情书给比安卡，亲热地称她为“我的波兰小姑娘”。写情书是萨特的拿手好戏，比安卡很快“缴械投降”：“他的魅力、亲切、智慧都对我很有吸引力。我不再注意他的丑陋，甚至为受到他这样的人的追求而感到自鸣得意。”当时的萨特已经是一个知名作家，与萨特交往让年轻的比安卡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
第二部分：爱情契约千里寻夫（3）…（图）
比安卡已完全沉浸在萨特的甜言蜜语中，以为这就是爱情的全部。几个星期后，萨特就要求和她上床。这对萨特来说就像个仪式。好比我们吃东西，含在嘴里不算数，得咽到肚里才算。对于萨特来说，只有和女人上了床才算完全拥有了她。他曾说：“我觉得同一个女人有关系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占有她的感情，力求使她感受到这一点，占有她的感情——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比安卡对萨特的性要求感到难以回答。她觉得从恋爱到上床应该有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急躁，何况自己确实没有这种欲望。比安卡与奥尔加和旺达的反叛、倔强不同，她是一个性格温顺的女孩子。虽然心里不愿意，但她想既然已经是情人了，拒绝发生关系是荒唐的，于是勉强答应。 这次性经历让比安卡感到十分不快。萨特就不顾她害羞的心理，拒绝拉上窗帘，他说：“我们要做的事情应该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去做的。”随后比安卡发觉萨特根本无法给予她满足。他毫无激情，就像在遵循一种既定的、已经学过的程序，不顾比安卡的情绪，将比安卡随意摆布。她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脱光了的躺在手术台上接受外科手术的病人。不成功的第一次让她很长时间内陷入了性冷淡。后来在丈夫的帮助下，她才逐渐淡忘了这次不幸的体验带来的打击。萨特与比安卡上床更像是在例行公事。事实上萨特与很多的女人上床的性质都是这样，他和对方都难以从中得到多少快感。即使与波伏娃也不例外。波伏娃与萨特之间的性生活索然无味，连萨特自己都感到不是滋味。他们在1937年就差不多停止了性关系。所幸的是，比安卡在与波伏娃的同性恋过程中获得相当大的肉体满足。这让比安卡多少有点安慰。 1939年9月2日，二战爆发了，比安卡是犹太人，她十分担心自己在这场战争中将会受到纳粹的迫害。萨特再次应征入伍，他每个星期给比安卡写两三封情书表达自己的问候，但是他的关心牛头不对马嘴。在比安卡看来，那些甜言蜜语都是些空话、套话、废话，是那么无聊！萨特从未真正关心过自己的疾苦，关心她作为一个犹太人将会遭遇的悲惨命运。她感到萨特并不是爱自己这个人，他爱的是爱情本身，他爱的是被女人爱的感觉。他对每一个女人都大献殷勤，这样算是真爱吗？ 果然在9月底，比安卡就收到了萨特的绝交信，他断然宣布终止与比安卡的关系，因为近一个月的分别，让他的感情枯竭了，他不再爱比安卡了。可怜的比安卡一下子傻眼了，她无法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三天前她还收到了萨特炽热的情书！那些绵绵情话都是萨特的真心话吗？也许对于萨特来说，写封情书只是一项无须投入任何感情的技术活而已。所以他才能迅速抽身而退，把悲伤留给被他甩掉的女孩子。后来比安卡知道，萨特之所以态度转变如此之快，是因为他急于想保住和旺达的情人关系，不想让旺达知道比安卡的存在，就借此机会迅速地把她甩了。另外在他内心深处，他不想和波伏娃分享同一个女人。 好在波伏娃经常安慰受伤的比安卡。此时战争的阴影笼罩法国，比安卡不得不暂且忘却这些伤感的往事，与波伏娃共度艰难时世。巴黎沦陷前夕，波伏娃和比安卡一家逃离了巴黎，巴黎失守后她们又先后回到巴黎。这时波伏娃开始逐渐疏远比安卡，比安卡想也许因为自己是犹太人，所以波伏娃想和自己划清界限，就默默地忍受了。不久，波伏娃毫无征兆地突然向比安卡提出了分手，说自己其实更喜欢男人，要求和比安卡减少见面次数。比安卡再次受到沉重打击。因为她对波伏娃的感情比对萨特还要深，她再也不能忍受波伏娃和萨特随意玩弄自己的感情，当即决定与波伏娃断绝一切往来。接二连三受到爱人、朋友的抛弃和背叛，比安卡的心中留下很深的阴影。
第二部分：爱情契约千里寻夫（4）…（图）
这时比安卡的大学同学贝尔纳·朗布兰一直默默地陪在她身边，他们很快陷入热恋。贝尔纳是法国人，比安卡父亲希望女儿和贝尔纳结婚，就可以有一个法国人的姓氏来掩饰女儿的犹太身份，躲避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比安卡很爱贝尔纳，她左思右想，最后决定坦白自己的过去，把她和萨特及波伏娃之间的关系告诉贝尔纳。贝尔纳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温柔地看着比安卡，静静地听完了她泣不成声的艰难叙述。当比安卡羞愧地说完，静待贝尔纳·朗布兰的发落时，贝尔纳宽容地接纳了她的过去。善良的贝尔纳父母也接受了比安卡这个犹太新娘，他们不怕受到连累，同意缔结这门危险的婚姻。 1941年2月12日，比安卡和贝尔纳结婚了。他们相互支撑着度过了艰难的战争岁月，成功躲过了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战争结束后，比安卡和丈夫迎来了新的生活。尽管有时候还是忍不住回想那段辛酸往事，但比安卡在丈夫的鼓励和安慰下，决定彻底忘记过去。1942年冬，她当着许多朋友的面，把萨特写给她的40多封信扔进火中。尽管比安卡想努力使自己变得开朗，而且她的丈夫、父母都在耐心地开导她，但是伤心的往事总是挥之不去，她想起来就忍不住要哭。久而久之她患上了忧郁症。 波伏娃得知后，为自己把比安卡害成这样后悔不迭。1945年她主动联系比安卡，提议开始一种新的友谊。比安卡其实最恨的是萨特，她以前深深爱着波伏娃，这种感情不是那么容易放下的，看到波伏娃回心转意，她很高兴地与她恢复了友谊。和波伏娃关系的恢复对比安卡受伤的心灵是一个很大安慰。几年之后波伏娃日渐声名雀起，工作也更加繁忙，但她仍然与比安卡保持往来。但是比安卡一直拒绝与萨特往来，她仍然记恨当初萨特是如何冷酷地抛弃自己的。波伏娃为了防止再次伤害比安卡，在谈话中也都尽量回避谈到萨特。 随着时间的流逝，比安卡对萨特的仇恨淡泊了一些，在43岁的时候她让波伏娃转告萨特，她请他吃饭。一方面她想试试自己是否已经摆脱了心病，另外出于一种挑衅的心态，她想让萨特知道现在的自己依旧聪明美丽。这次见面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萨特还像20年前那样风趣幽默。比安卡看着萨特，又看看自己两个十几岁的孩子，思绪复杂，恍若隔世。 她没有和萨特大吵大闹地发生正面冲突，但在她心里依然不能原谅萨特。波伏娃曾问比安卡是否爱萨特。比安卡说：“对我来说有三个萨特，一个是慷慨迷人的男人，第二个是著名的哲学家和作家，而第三个是一个粗野的男人，这正是我认识的萨特。”
第二部分：爱情契约都是信件惹的祸（1）…（图）
波伏娃为什么要出版萨特的信件呢？ 综观波伏娃与她的几个朋友的冲突甚至决裂，就会发现好几次其导火索都是因为波伏娃出版与朋友之间的来往信件，或者是在小说中泄露了他们的隐私。无论是后来与美国情人的绝交，还是她和比安卡的纷争。 波伏娃主动恢复了与比安卡的关系后，她们友情一直很稳定。1980年萨特去世后，波伏娃打算出版萨特的书信集，其中《致海狸与其他人的信》于1983年出版，书里收录了13封萨特写给比安卡的情书。该书导致波伏娃和比安卡之间再次发生了一次比较大的冲突。这本书的出版还引起奥尔加的不满，她对波伏娃很有意见，很快就闹翻了。 1990年，《致萨特的信》和《战争日记》以及传记《波伏娃·德·波伏娃》的出版大泄比安卡的隐私，比安卡遭受严重打击。此时波伏娃已经去世4年，比安卡不可能跳进坟墓里和波伏娃绝交。但她咽不下这口气，被逼无奈，她写下了《被勾引的姑娘》。 波伏娃为什么要出版萨特的信件呢？当时波伏娃的这一举动有点意气用事的味道。1973年，萨特双目失明后找了个秘书协助工作，处理杂务，以减轻波伏娃的负担。秘书名叫皮埃尔·维克多，是个女里女气的年轻男子。在政治立场等方面他们的看法很一致，比较投缘。维克多后来和萨特合写过一本书，发表了一些文章。但他就慢慢僭越了秘书的职责范围，比如：经常以他和萨特两个人的名义发表一些不合时宜的文章，这些文章有不少和萨特的主张相背离。波伏娃觉得他这是在借萨特之名宣传自己的主张，炒作自己，也败坏了萨特的名声，但波伏娃已经无法控制维克多，只好任由他无法无天。另外，早在1965年，萨特经有关部门批准，正式将28岁的阿莱特·艾卡姆——他曾经的情人和学生，收为养女，并把她的名字改成了阿莱特·萨特。这意味着阿莱特将成为萨特的文学继承人，而波伏娃什么名分也没有。 在萨特临终前的几个月里，这两人向波伏娃提出了许多无理索求，三人经常为争夺萨特在文学上、经济上的财产而大吵大闹。她气不过，并突然意识到，她陪伴萨特一生，没有地位，还在他将死之际受到排斥，最后很有可能她什么也得不到，人们也会逐渐将她忘却。波伏娃不甘陷于弱势，一气之下她决定发表萨特给她的书信，以此证明她在萨特的生命里曾经有过、现在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这些信件萨特生前也同意过发表的。 当然也不排除早在这之前，波伏娃就有发表他们之间来往信件的念头。在信件发表之前，波伏娃曾特地征求过比安卡的意见。她说她在整理信件过程中发现了一些萨特以前给比安卡写的信，她请求比安卡允许将这些信和萨特写给自己的信一起发表。旧事重提除了让比安卡感到难过以外，她还很奇怪，因为与萨特绝交后她已烧毁了萨特给她的全部信件。为什么波伏娃手中还会有这些信？比安卡仔细回忆了一下，惟一的可能就是，当年她常常把萨特写给她的信拿给波伏娃看，之后却忘了要回来。波伏娃也没有主动归还的意思。比安卡不禁怀疑，波伏娃当年就有意将这些信扣留，等着有朝一日发表赚钱。对于这一点波伏娃拒不承认，始终强调她是“偶然”发现这些信的。 比安卡并不愿意将自己的隐私暴露在公众之下。但当时波伏娃跟萨特的秘书与养女针锋相对，处境很不好，萨特又重病在床。善良的比安卡考虑再三，答应了波伏娃的请求。比安卡要求不要暴露她的真名，用化名来代替，并且删去一切和比安卡身份有关的内容，让读者无法猜测出信的主人。
第二部分：爱情契约都是信件惹的祸（2）…（图）
波伏娃没想到比安卡会答应，因为她之前还去找了奥尔加和旺达，希望发表萨特给她们写的信，都碰了壁，她们拒绝拿出信件。波伏娃很高兴比安卡同意发表，并信誓旦旦地保证，信件用完之后一定物归原主，任由比安卡处置。 1983年《致海狸和其他人的信》出版了，书中除了收录萨特写给波伏娃和比安卡的信，还有一部分他写给卡米耶和养女阿莱特的信件。比安卡迫不及待地看了这本书，看后大失所望。在她看来，书中暴露了萨特“哼哼唧唧”倾吐感情的方式，还有大量令人作呕的性爱细节，实在不忍卒读。这能给大名鼎鼎的萨特带来什么荣誉吗？一个作家的性爱就那么值得关注？因而要占据读者大量的视线？她后悔将自己的信件置于这样一本赤裸裸的散发着肉体气息的书里。面对她的质疑，波伏娃的解释是：“一个作家应该向公众显示他真实的面目。” 这话让比安卡感到一阵不安。对她而言，当年她与萨特的交往是单纯的，她从未想到这些事情将来要被公之于世。那些交往的细节、感受难道不是应该属于他们两个人的吗？萨特的行为向来带有很多理性和有意去做的成分。他对自己的爱是真诚的吗？他甚至可以将和女人的相处，用极为理智的语言来分析它的意义。他与每一个女人的交往，都只是一场爱情实验而已，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记录每一个女人的实验数据。爱上萨特的女人就要被置于观察、质疑中，处于无所不在的语言的监控之下，像在实验室的老鼠。对萨特来说，写作是最至高无上的事，活着就是为了写作，整个世界只是他写作的材料，为了写作可以牺牲任何人的幸福，甚至包括自己的快乐。波伏娃也是一样，她之所以一直陪伴萨特到死，也是为了写作。萨特可以无限地满足和调动她本人的语言欲望、她在智性方面的野心和追求。她把自己变得适合于写作，以写作的眼光来要求生活。而比安卡，她无意识地卷进了这两个人自编自导、自得其乐的游戏，在其中充当消极被动的“他者”。 书出版后，波伏娃没有按照约定归还信件。每次她和比安卡见面都说忘了带，推三推四的，这一拖就是三年，直到波伏娃去世也没有把信还给她。后来比安卡找到波伏娃的养女西尔维问她要回信件。西尔维马上还给了她。比安卡忍不住问她为什么波伏娃迟迟不愿意还她信。西尔维脱口而出：“她是怕你把信烧了。”比安卡无语。
第二部分：爱情契约都是信件惹的祸（3）…（图）
人散场了，戏却没有落幕。 曾经，波伏娃在临终前，她忍不住问比安卡现在是否还恨他们。比安卡十分真诚地说：“你们确实给我造成了很大伤害，我的一生都在为此烦恼。但是没有你们当初教导我，为我打开通向世界的道路，我也不会成为今天的我。”波伏娃流出了感激的眼泪，她得到了被害者的原谅，了无遗憾地离开了人世。 看到这里，他们三人似乎已经是一个大团圆结局。比安卡显然已经不再想计较那段往事的是非得失。那么她为什么还要在波伏娃死后七年写这样一本好像在说他们坏话的书呢？ 1990年，《致萨特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