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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验被杀伤人，未到验所，先问元申人曾与不曾收捉得行凶人？是何色目人？使是何刃物？曾与不曾收得刃物？如收得，取索看大小，着纸画样。如不曾收得，则问刃物在甚处？亦令元申人画刃物样，画讫，令元申人于样下书押字。更问元申人，其行凶人与被伤人是与不是亲戚？有无冤仇？
——宋慈《洗冤集录·杀伤》
《案发当时》 第三部分保辜决生死
保辜决生死
案发当时＞＞＞
袁捷与往日一样趁着夜色来与紫玉姑娘幽会，不料紫玉已经发现了他藏在隔壁柴房的库银。面对紫玉的质问，袁捷恼羞成怒，竟将紫玉击昏后抛入河中。宋慈向来嘉州宣旨的薛庭松、冯御史等重臣推说出袁捷盗取库银、杀人栽赃的案情，并带领众人来到袁捷与紫玉幽会的小院落，搜出了被盗库银。尽管如此袁捷仍不认罪，不料紫玉忽然从房中走出。原来宋慈早就安排捕头赵跟踪袁捷，在案发当晚及时救出了紫玉。紫玉头部受了轻伤，并无性命之忧，当场将袁捷露出真面目后谋杀未遂的情节一一道出。
——电视剧《大宋提刑官》之“库银失盗案”
断案宝典
在古代的科学及技术条件下，对于很多伤害行为很难确定伤害程度。像电视剧中紫玉姑娘脑部受伤的这种情况，或者是内脏损伤、内出血等在当时是没有办法检验定性的，所以中国古代法律很早就设立了一项叫做“保辜”的制度，按照受害人在一定时限后的伤势来确定加害人的罪名，如果在时限内受害人因伤死亡，就要定被告杀人罪；如果是在时限以外死亡的，就只是个伤害罪。
西汉初年的“二年律令”规定保辜的时限是二十天，这是现存最早关于“保辜”的法律条文，其下限是公元前186年。这种“一刀切”的法律应该是从秦国的法律继承来的。以后各代的法律逐步改善，《唐律疏议·斗讼律》根据手足伤人、“他物”伤人、用刃具以及开水或火炬伤人、折断人肢骨或造成暴露出骨骼的开放性创口等实际情况，把保辜期限规定为十天、二十天、三十天和五十天。受害人在期限内死亡的，即按照杀人罪处罚加害人。这样的规定就考虑得比较周到了一点。
宋代在唐朝法律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比如规定咬伤别人或用硬底的鞋子或靴子踢伤人的，可以依照“他物”伤人来设定保辜。如果受伤的妇女在保辜期限内流产，保辜期限要在流产后增加三十天，但是和原来设定的保辜期限相加的总和不得超过五十天。还特意规定，在保辜时限内受伤者因为伤口破伤风而导致死亡的，也要作为杀人罪处理。宋慈在《洗冤集录》的《条令》部分引用了很多宋代关于“保辜”的法律条文。
《案发当时》 第三部分“宗元守辜”
揭密疑案
“宗元守辜”
宋朝有个叫马宗元的，还在少年的时候就显示出惊人的聪慧，通过算定保辜时限挽救了父亲的性命，很能说明宋代执行保辜这一法条的实际情况。有一次他的父亲马麟和别人斗殴，将对方打伤。后来那人恰巧在保辜时限到达的那一天死了，当地县衙门就以杀人罪判处马麟死刑。家中其他人都哭哭啼啼地等着给马麟收尸了，可是马宗元却决心要为父亲翻案。他仔细推算了那个人的死亡时间，正好是在保辜时限外的“四刻”（刻是指古代计时器滴漏上的刻度，中国古代将每昼夜划分为一百刻，四刻将近现在的一个小时）。他就到州衙门去申诉，据理力争，知州真的接受了他的意见，将他的父亲改判为伤人罪，没有判处死刑。后来马宗元中了进士，得到过朝廷最荣耀的职称“待制学士”。
记载这个故事的是南宋人郑克，他在《折狱龟鉴》的《议罪》一节的这个故事后面，加了一段自己的按语。他指出，保辜的时限是按照日期来计算的，而法律又规定日是以百刻来计算，受害人是在时限外死的，就不是殴打杀人罪，只是殴打伤人罪。马麟殴打伤人，受伤者虽然只是在限外四刻死亡，但毕竟是在限外，罪名的性质不同。
以后这个故事又被南宋人桂万荣以“宗元守辜”为名转载在《棠阴比事》一书，得到广泛的传播。明朝人吴讷整理编辑《棠阴比事》时，在“宗元守辜”这一条后加了很长的按语。他本人曾经在刑部任职，他回忆说有一次参与一件斗殴案的会审，死者与人斗殴后在保辜时限外死亡，根据法律加害人不应偿命，吴讷建议按照斗殴伤人罪处罚。可是有的参加会审的法官抓住法律里的一句话“辜限满不平复者全科”（在保辜时限内伤势没有平复的要承担全部罪责），认为这个案件中的加害人应该被处死。吴讷说：“之所以说‘辜限满不平复者全科’，是因为上面有一句‘折伤以上限内平复减二等’，意思是辜内虽然伤势平复但造成了残废或者是限满仍然没有平复就要承担全部的罪责。决不是说辜限外死亡的要全部处死罪，否则保辜时限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可是那个官员却始终不肯接受他的意见，好在后来朝廷发布大赦，那个罪犯才没有被处死。吴讷的这段回忆说明，古代有的法官的专业知识实在是够差的，连法律条文都看不懂。
《案发当时》 第三部分“他故而死”细推敲
“他故而死”细推敲
保辜的法律条文在实际的应用中也会遇到种种复杂的情况，法官如不仔细推敲具体分析就容易造成冤案。北宋的景德年间（1004—1007年），京城开封府有这么一件蹊跷案子。那是在隆冬季节，有个县衙门的书吏晚上喝醉了老酒和一个驿站的衙役发生口角，进而大打出手。被同事们劝开后，两人各自回家。那衙役走到半路上，有个同事提醒他说，那个书吏喝得那么醉，今晚又这么冷，他大概走不到家就要冻僵了。衙役赶紧转回身去找那个书吏，果然发现那书吏倒在路上已经被冻死了。正好巡逻的当地警卫过来，不由分说就把他抓了起来，尸体送到官府保存。第二天那个书吏的亲属则到衙门喊冤，说书吏是被衙役打死的。检验的官员看看尸身也有一两处伤痕，就给衙役定了死罪，衙役有口难辩。虽然衙役的母亲从州到府一直到朝廷申诉，还是没有能够挽回儿子的性命。不过这个案件惊动了皇帝宋真宗，他为此专门下达命令，要求以后选择司法官员时要特别慎重。
还有一个同样记载于《折狱龟鉴》的故事。沂州承县（今山东峄县）有两户互相仇视的家庭发生了斗殴，被官府人员制止后，双方都被带到了县衙由知县魏涛审理。魏涛下令检验双方的伤势，没有发现很大的伤情。审问完毕后，魏涛就以轻微伤害案结案，没有设定保辜，就把双方都放了。不料当天晚上，其中一方就死了一个人，尸体检验也没有肯定的结论。魏涛认为死因并非白天的斗殴，肯定另有原因，所以维持原判。可是那死者的儿子到处告状，甚至堵住县衙大门破口大骂，还到上级衙门百般诉说魏涛的不是。上级批示要魏涛逮捕加害人，可是魏涛说：“我官可以不做，这个被关的囚徒我是不会杀的。”硬是顶住压力不结案。后来终于找到证据，证明那天晚上，死者被释放后骑马回家，马在城门受惊把他摔了下来，他是被摔死的。《折狱龟鉴》作者郑克在这两个故事后感叹说：那个打架的人如果没有遇到魏涛的话，大概就是和那个驿站衙役一样冤死了。魏涛办案能够“尽心”，足以作为“贤士”记入史册。
宋慈在《洗冤集录》也再三强调对保辜期内死亡的原因要仔细推敲。他说，有很多案子里，打完架分手后，有的人到江河、池塘边去喝水，或者去洗身上的血迹，却因为刚才打过架身体疲乏，或者因为喝过了酒打架，头昏脑涨，弄得不巧掉到水里去淹死了。这在验尸的时候就要仔细分辨。落水时还是活着的，尸体的腹部会膨胀，十个手指的指甲里会有挣扎时留下的河底淤泥，尸体上浮时也是两手向前的。如果有这些迹象，就只能作为落水致命。即使检验出尸体身上有其他的伤痕，也应该是“他故”致死。他说曾经有个官员在检验这种尸体时，看见尸体的头上有伤损，就断定是致命伤，而实际上死者是被打伤后“谜闷不觉”倒在水里而淹死的。结果那个被指控的罪犯反复翻供不绝，案件无法了结。此外历代有关保辜的法律都规定，如果在保辜时限内受伤人是因为“他故”（其他原因）导致死亡的，加害人应该仍然按照伤人罪处理，无须抵命。
《案发当时》 第三部分“保人之伤，定己之罪”
“保人之伤，定己之罪”
保辜制度按照一定时限后的伤势来确定加害人的罪名与大小，实际上有促使加害人主动去照顾看护受害人、阻止伤势加重的意义。到了明朝，法律就明确规定了加害人对于受害人具有医治义务。如果能够使受害人在辜限内康复，加害人可以减刑二等处罚。这显然是在鼓励加害人尽力帮助医治受害人。
后来清朝沿袭了明朝的法律，而且将明朝时期很多法学家对法律的注解也作为法律条文的组成部分。在保辜这一条起首，就增加了一段注解来说明保辜的含义：“保，养也；辜，罪也。保辜谓殴伤人未至死，当官立限，以保之。保人之伤正所以保己之罪也。”
清朝还曾进一步立法完善保辜的制度，特别设立了保辜的“余限”，即受害人没有于辜限內康复，在保辜时限外十天（严重的二十天）内因为原来的伤势导致死亡的，经过检验证实后仍然可以追究加害人的死罪，但必须要上报朝廷，奏请皇帝批准。此外清朝还规定如果斗殴时没有伤到致命处也没有造成很重的伤势，但是受害人却因为破伤风，在五天以外死亡的，虽然是在保辜的时限内，加害人也不必抵命，可以判处杖一百流三千里。
《案发当时》 第三部分“邹推府藏吏听言”
“邹推府藏吏听言”
这里有一个利用保辜诬赖他人的案子，可以显示古代法官高明的取证手段。明朝时因为弹劾大奸臣严嵩而著名的文臣邹应龙，担任地方官时也是一个智破奇案的高手。
江西袁州府（今江西宜春）有个放债的富民曹煌，一个叫秦制的借了他三十两银子，四年内还清了本利，可是曹煌不肯把借条还给秦制。讲好秦制送他好布一匹、京履一双，曹煌才肯交出借条。可是秦制真的送了东西过去，曹煌又嫌不好，仍不愿退借条。双方争执起来，曹煌先动手打了秦制两三下，秦制回了一拳打在曹煌肩膊上，后来两人被旁人劝开。不料才过了两天，曹煌突然病死。他的儿子曹基就去衙门起诉，控告秦制打死父亲。
为了打赢官司，曹基出了十两银子买通当时在场的两个证人，又去买通县里的仵作昌览，许他“但做得致命一伤，定银十两。”仵作就在检验时使用的糟醋里放了药，“检验”出胸膛、胁下、脑后，有青红黑三伤，都是致命处。本县衙门拟判“斗杀”，是个死罪。秦制及其家属再三申诉，屡经复审，都没能翻案。
邹应龙以御史职称弹劾严嵩出名后，升职很迅速。后来隆庆皇帝派他总理江西、江南盐屯。这是一个财政官职，不过因为他挂的是“副都御史”（朝廷监察部门副首长）职衔，所以也有监察职权，而在古代监察部门具有受理冤案申诉的权力。因此秦制的家属就到他的盐业衙门来申诉，并表示只要邹应龙判决，就心甘情愿，永不再诉。江西巡抚顺水推舟，批示邹应龙复审。
邹应龙看了卷宗，觉得证人和仵作有可能被买通了。因此设下计策，叫了两个书吏躲在衙门大堂旁小房间的隔间里，又安排书吏明天要再三来传报巡抚驾临，要他去迎接。第二天正式开审时，先传唤秦制问话，没几句就故意发火：“众证都已明白，仵作检验清楚，何故苦苦申诉？”扔下火签，要打三十板子。秦制大哭，恨极而怨，骂邹应龙是个“蠢邹”，“小的今遭若是打死不怨别官，单单只怨老爷一个。我在阎王殿前去，一连三状，连告蠢邹也，似你三劾严首相一般！”邹应龙暴跳如雷，下令猛打。而书吏就在这时上来报告巡抚入城，要他前去迎接。邹应龙说：“大巡不是皇帝，他也是官，我也是官，不接他便何如？”把书吏骂走，下令把秦制押下去。又下令打证人和仵作，说：“秦制不是冤枉的话，他何敢当面抢白我？这都是你干证、仵作作弊，每人都打一百。”正在这时，书吏又来请他去迎接巡抚。他这才急忙把堂下的众人都带出去迎接，把曹基等四人锁进大堂边的小房间里。两个证人见房间里没有别人，就埋怨曹基：“我们作证只得了你十两银子，今天这大胡子官这样发火，回来我们要被打个半死。”曹基赶紧加码：“除了那十两银子，如果挨打，一两银子一下，决不失信。那些皂隶都用了银子了，肯定不会重打的。”仵作又说：“我为你做三处伤，只得二十两。今天要补我。”曹基也满口答应。他们想不到那两个书吏就躲在隔壁听写记录。过了一会，邹应龙再次登堂，把那偷听来的记录一扔，说：“你们的价钱不过如此，刑轻如何肯供！”下令将曹基等四人各重打二十下。那些人知道无法再隐瞒，纷纷认罪。于是邹应龙判曹基诬告，反坐死罪（按照法律减为流三千里），证人和仵作都被判处徒刑。
明代的余象斗在《皇明诸司公案》一书记载的这个事例后加了按语：说检验人命，“宜慎而又慎，详而又详”。尤其是仵作作弊最难防，还会和其他地方的仵作串通，就是到其他地方复检，也不能察觉到作弊。因此他建议官员在主持检验时“用心关防”，不要因为“秽恶”不肯上前，任凭仵作喝报
《案发当时》 第三部分泄密的药方
泄密的药方
清朝康熙年间，有个叫王的江南按察使，裁判公正，屡破奇案，有很好的名声。《清史列传》里记载了他办的一个利用保辜诬告的案件，就是通过详定日期和保辜期限发现疑点的。
和尚诬人无锡有个皮匠和别人打架，被大家劝开后各自回家。可是被皮匠打的那个人不久后就死掉了。有个和尚过去和这皮匠有仇，就去告发说，他看见是皮匠猛打了那人，那人伤势沉重，和尚见他可怜，就去照顾他，可是终究因伤重而身亡。县官根据这和尚的证词，确定皮匠应该抵命。
案件上报到按察使司，王仔细询问了皮匠，发现县官把打架的日期搞错了，实际上那人死的时候已经出了保辜的期限了。他又传讯那个和尚，说：“你明明知道那已经是保辜限外，还要起诉，你这是在诬告！”那和尚推说自己没有记清楚，而且再三说那人确实是因为伤重而死的。王又问他：“既然那人伤势那么沉重，你在照顾那人的时候，难道没有请过医生吗？”和尚说：“是请过医生来治疗，医生说也没有办法。”王就要他拿当时医生出的药方来看，和尚真的拿出一张方子来，想不到王自己也通医术，一看那张方子上开的药就说：“这是治疗伤寒的药方，你想拿这来蒙混吗？这反而暴露你明明知道那人是死于伤寒症而故意诬告！”和尚这才伏地求饶，愿意服罪。
◎附录原文：
《刑统·疏》：“以‘他物’殴人者，杖六十。见血为伤。非手足者其余皆为他物，即兵不用刃，亦是。”
《申明刑统》：“以靴鞋踢人伤，从官司验定：坚硬即从他物，若不坚硬，即难作他物例。”
诸保辜者，手足限十日，他物殴伤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汤火三十日折日，折跌肢体及破骨者三十日。限内死者，各依杀人论。诸啮人者，依他物法。限内堕胎者，堕后别保三十日，仍通本殴伤限，不得过五十日。其在限外及虽在限内以他故死者，各依本殴伤法。他故，谓别增余患而死。假殴人头伤，风从头疮而入、因风致死之类，仍依杀人论。若不因头疮得风而死，是为他故，各依本殴伤法。
——宋慈《洗冤集录·条令》
多有人相斗殴了，各自分散。散后或有去近江河池塘边洗头面上血，或取水吃，却为方相打了，尚困乏；或因醉，相打后头旋落水湥馈Ｂ渌鄙谢睿涫苟桥蛘停讣啄谟猩衬啵绞窒蚯埃榈弥皇锹渌疁｛死分明。其尸上有殴击痕损，更不可定作致命去处，但一一扎上验状，只定作落水致命最捷。缘打伤虽在要害处，尚有辜限在，法虽在辜限内及限外，以他故死者，各依本殴伤法。注：他故，谓别增余患而死者。今既是落水身死，则虽有痕伤，其实是以他故致死分明。曾有验官，为见头上伤损，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