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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毒品生产过程中，第一道加热配料、蒸馏提纯工序，和第二道添料加热、搅拌工序由打工仔负责，而第三道脱水干燥、生产成品工序，则在二楼一间全封闭的密室进行，用洗衣机脱水，用干燥机烘干，全部由他从广州请来的师傅们负责。
此外，厂里还作出严格规定，二楼密室严禁打工仔们进入。因为廖植清楚，凡是有剧毒的工业污水流过的地方寸草不生，倘若毒水流出厂外造成污染，肯定会引起注意。于是，廖植等人就在厂区内挖了2个大深坑存放污水，使之不外溢。
这个地下特大毒品加工厂，在短短的2个星期内，已有10多人出现了中毒症状，一下子就有5名工人因在加工毒品过程中中毒，而被送进当地医院进行紧急抢救。
因为害怕事情暴露，该毒品加工厂厂长廖植与他的几个合伙人商量要将工厂搬迁外地，并且，他们已经在广州市郊区的罗冲围一带租下了厂房。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令毒枭们万万想不到的是：他们绞尽脑汁想出的瞒天过海的“锦囊妙计”居然也失灵了。因为工厂内6名民工中毒，惊慌失措的廖植命人将工厂内的毒品向广州转移。就在运输毒品的途中，由于对液体冰毒封存不好造成严重的泄漏事件，从而露出了狐狸尾巴。
这个名叫廖植的38岁男子，原是广州市人，1979年曾因抢劫被判处5年徒刑，送往新疆劳改。在新疆服刑期间，他结识了几名颇谙制造冰毒技术的案犯，他通过“虚心学习和求教”，终于掌握了提炼和制造冰毒的技术。
1995年，他又通过非法渠道到了澳门。作为“过江龙”在澳门“捞世界”多年，使他练得狡猾多端。他在平日里所使用的都是化名，连与他多年同居、为他生下2个孩子的女子，一直到现在都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
在没有出示任何“有效证件”的情况下，他便与当地镇政府签订了一纸协议，以经营2年共30万元的租金，租用了原为拖拉机修理厂的厂房，就立即开始干起了加工毒品生意。而他对外则声称，他所开办的是橡胶添加剂厂。
为了把毒品加工生意做大，廖植为此不惜血本，初期投资就高达400多万元，并且花了260多万元，从东南亚走私进口了整整1吨制造冰毒的原料——麻黄素。廖植说：
“人生就是拼搏，就是冒险。只有拼搏与冒险才能发达，这是我的性格，不过这次我却无好彩（倒霉），活该我倒霉。看来，这是老天要让我死啊！”
目前，东部地区制毒工厂有向外迁移的态势。一些制毒分子为提高安全系数，将制毒的第一道工序向周边省区、境外转移。最近，广东警方分别在广西平南、湖南衡阳、四川昆明、江西南昌等地查破制毒工厂，缴获成品冰毒和摇头丸一大批。此外，制贩毒逐步集团化、武装化。目前，在广州、深圳等珠三角地区活跃着相当规模的东南亚、港澳台以及云南、甘肃、新疆、河南等外流贩毒人员，他们与我省籍贩毒分子各自独立又相互依存，逐步向集团化、职业化、公司化发展。随着毒品犯罪的升级，武装护毒的情况十分突出，仅广州、深圳警方就缴获了制毒贩毒分子大量的枪支弹药和多起制毒贩毒涉枪案件。
为此，中国政府重拳出击毒品生产。
联合国国际毒品控制计划署的一份报告显示，尽管少数欧洲和美国人会对这种刺激性药物会产生打喷嚏和流鼻涕的不适反应，但是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人们对这种药物的需求却在不断增加，而且远远超过了对像鸦片和海洛因等植物类毒品的需求。统计资料表明2000全球所查获的安非他明类毒品有80％是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生产的。
由于目前中国境内诸如冰毒和摇头丸等的安非他明类合成毒品的生产案件日益增加，面对毒品的压力，中国政府必须有所作为，准备对毒品生产展开一场战争。
中国在东南沿海展开对人工合成毒品进行的缉毒战的同时，政府也在不断敦促西南邻国彻底消除罂粟的种植活动。中国政府在最近由中国、老挝、缅甸、泰国、越南和柬埔寨六个亚洲国家和一个美国毒品控制组织参加的一次禁毒会议上称，东南亚正面临着臭名昭著的海洛因温床——金三角所生产的毒品的包围，并且号召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来对付毒品浪潮。
《中国吸毒调查》 二中国西部地区的毒品种植地（1）
中国西部地区毗邻“金三角”和“金新月”两个最大毒源地，其人口虽然只占中国人口的28％，但吸毒人数却占了中国的52％。西部甘肃、内蒙古、新疆、云南、四川5个省（区）不仅被公认为中国吸毒的重灾区，而且还是中国最大的毒品种植地。
●红军长征路上的罂粟花
一份权威禁毒报告透露，甘肃、内蒙古、新疆、云南、四川、山西等省区非法种植罂粟、大麻等毒品原植物的情况非常严重。据称，甘肃省在1988年发现有6个县市非法种植罂粟，到1996年发现有14个县市非法种植罂粟，而内蒙古非法种植的罂粟面积在高峰期间竟然高达5000亩。
甘肃在解放前就是国际国内贩毒的重要信道，河西走廊当时已从丝绸之路沦为鸦片之路。由于历史渊源；种植、吸食毒品在甘肃及其周边青海、四川、宁夏、内蒙等地的许多山区代代相承。
甘肃地区地处北纬30度至50度之间；属于干旱半干旱地区；非常适合罂粟和麻黄草等毒品原植物的生长。初步估算，在甘南和临夏，一亩地能够种近1万株罂粟，这里的收购价为l亩地2万…3万元。甘南得益于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地理因素，罂粟一年能产3季。也就是说，只要村民一年种上一亩三分地的罂粟，就能进账10万元，这对于年人均收入只有1000元的当地村民来说无疑是一种难以抗拒的诱惑。
知情人透露，甘南的罂粟主要由临夏人到甘南山区当地收购，然后和临夏产的罂粟一起卖到甘谷县和岷县再加工成粗制海洛因，俗称“黄皮”，然后销往全省各地，部分贩卖到其它省份。据说，陕西铜川一带和内蒙一些地方的隐君子一直爱抽甘肃产的“黄皮”，戏称为“绿色食品”。
当地有人甚至贴出这样的对联：“毒品兴隆通四海，罂粟茂盛达三江”
在海拔4000米甘南山区，有山林的地方就种有罂粟，有位不怕死的记者曾经暗访了这块毒品种植地。去那些地方大都地形复杂，山路逼仄，沟深水急，让人望而生畏。越过种毒者用伐倒的树干设置的藩篱，一块近一亩的罂粟地就展现在眼前。像这样的地，在整个甘南山区有很多，零零碎碎地加在一起，少说也有上千亩，这还是保守的估计。
这些罂粟一个月后就能收割生浆，用来制鸦片，卖出去就是白花花的银子。
这些罂粟种植地点都是秘密的，是谁种植的除了当地人谁也不知道，如果说出去，不管是知情人还是外地人，都会危及到人身安全，用当地人的话来说：
“今天如果你落了单，就会被他灭口。深山里死一个人，没人会知道的。这些种毒者都有枪，来源就在当地的地下非法枪支加工厂。”
一位山民说：“离我们这10多公里的邻村，那时候才厉害，生产队长带着全村人种植，光队长一家就种了6亩地，整个村子有上百亩，这样大规模地连续种植了4年，而且就种在离公路仅几百米的山沟里。”
难怪老一辈人感叹不止：“当年红军长征路上，如今却开满了罂粟花！”
在山西忻州的宁武，有个上岔村，当地人叫二区，这是一个在当地很有名气的“大烟村”，罂粟种植在那里是很常见的事。
村子坐东朝西，三面被山环绕，满是裸露着石头的河川夹着一丝将要干枯的河水从村里流过，弯弯曲曲的延伸着。河道是村里通向外界惟一的出路。河道两旁的山坡上倾斜地长着一些干黄的庄稼。
上岔村的房子要比人们见的沟里的甚至乡里的其它村子都好，新修的砖房有的还是瓷砖贴面，高高的围墙还有用铁皮钢筋焊制的大门，村民不仅有三轮还有小吉普车。
《中国吸毒调查》 二中国西部地区的毒品种植地（2）
据说，这个村的村民大多是靠种植罂粟发了财的。
离这里不远的西马坊乡、石家庄乡，罂粟种植也非常盛行，据说，种植罂粟多的沟被当地村民称之为“大料沟”、“小料沟”。据了解，这些地方还不是种植毒品严重的地方，附近的岢岚、五寨、神池、保德、河曲、偏关、原平等地都有种植，山西警方第二次飞机航测，主要是在繁峙、代县等地又发现了新种植的罂粟地块。
从地图上可以看出来，从山西的岢岚、宁武、神池、五寨、原平、代县、繁峙、五台一直向东就到了河北的同样也是国家级贫困县的阜平县。
“几乎所有的罂粟都是在和山西交界的地方种植的，更为可怕的是这里种植的罂粟达二三千亩，蔚为壮观，有的乡里甚至是村村都有种植的。”阜平与山西的繁峙、五台、灵丘三县接壤，它与五台县相临的龙泉寺乡、台峪乡，与灵丘县相临的百亩台乡、上堡乡，与繁峙县相临的寿长寺乡，人们称这些地方为“种毒大乡”。当地的村民说这些都是从山西“印”过来的，每年秋天靠近这里的山西人就会带着钱准时出现在这些地方。这次“上头”发现阜平大量种植罂粟是一位在广东贩卖毒品的山西人落网后交待的，中国禁毒部门通过飞机航拍得到了真实的种植情况。
“那里的罂粟真是漫山遍野，一块地挨着一块地”——寿长寺乡，阜平种植毒品最为严重的乡。阜平县曾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铲除罂粟活动，铲毒队在这里的山上住了20多天，他们用棍棒将那些罂粟打得七零八落，以达到铲除毒品的目的。参加这次铲毒品的一个摄影师，在山上整整拍了13天，他回忆说：“站在那山头上，一股香气就扑鼻而来，看见的全是那美丽的罂粟花呀！”
在东下管乡北柳庄村，无论是离村子远还是近都有种植罂粟的地方。从村子出发向北进入一条沟，四周全是大山，沟底是大石头，一条小河从沟里缓缓地流出。大约走了有四五里地的样子，转过山弯出现了一排密密的松树林，沿着松树林爬上坡，再翻过一道小沟，向上爬去，掩映在一块大土坡下面残败的罂粟秆倒在杂草丛生的壕沟里，很隐蔽。
在这里不仅农民种植罂粟，一些乡村干部也种。70多岁的任荣是村里的老干部，他儿子是村里的治保主任，今年也种了一亩多地的罂粟，像这样的村干部，村民还可以告诉你不少。
很显然，对于那些贫困的农民来说，发家致富具有最大的感召力。所以，当他们还没有找到其它致富门路的时候，种植罂粟也就成了他们急于摆脱贫穷的工具，这样，罂粟花也就成了他们致富的希望之花。
在这里的村民，会用羡慕的神情向你绘声绘色的描述那些前几年种植罂粟发了大财的人的生活，说他们在保定、在石家庄还有的在北京都买了小洋楼，他们有手机并且娶了漂亮的外地姑娘。
●大巴山区的“恶之花”
前几年，邻近的重庆市巫山县、奉节县等三峡附近的深山里，出现过小有规模的非法种植罂粟现象，引起中央高层与世人的关注。北京有家报纸《新京报》曾对此进行了报道。
奉节县的一份调查报告称，1990年以来，重庆奉节、巫山等地出现罂粟种植，虽经打击但面积逐年扩大，2004年仅奉节县种植面积已近千亩，产值数亿元。
据说，奉节县81个乡均种有罂粟，甚至蔓延到离县城很近的地方，呈现爆发态势。在奉节县，起初罂粟种植多在人迹罕至的林场或森林地带。组织种植者“扼守要道，居高临下，三五人不能上山”。近年来，种毒地点由林场扩展到良田，面积由零星发展到动辄上百亩。所调查到的14个乡镇，全部种植有罂粟，仅这些乡镇组织铲除的面积，总数即达近800亩。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大巴山区的罂粟种植，基本上是“大面积不现，零星种植不断”。有为了商业目的而非法种植的，也有为了治病、观赏的。尤其是在一些偏远山区，由于经济贫困，缺医少药，一些农民盲目相信鸦片能治病、镇痛，所以零星、隐秘地套种在庄稼地里。还有的农民零星种植用来泡酒喝。据称，用罂粟泡酒，喝下后即可镇痛，当然也会造成依赖性。也有人将罂粟壳当成香料放入火锅的，从中牟利，甚至有人将罂粟苗当菜吃的。
在巴东大山深处云雾缭绕的深山里，警方发现一块大面积非法种植罂粟地约有2。1亩，共有22900株罂粟。报警的是一位名叫王太平的山民。
《中国吸毒调查》 二中国西部地区的毒品种植地（3）
他是一个朴实的山里人。罂粟种在深山里一个叫做“菌葩”的地方。开初，一个村民看到一陌生人在那里给小苗施肥，那人先谎称种的是“板蓝根”。另一个村民在菌葩下套拴野兽时，也把罂粟当成了板蓝根，扯了几把拿回家栽，老人一看说是鸦片。还有一个村民扯了一根带苞的罂粟给老人看，老人说已是“黄鳝脑壳”了，花苞要绽放了。当有人不信，这位80多岁的老人说：“如果那不是鸦片，我用鼻子吃了它。”王太平了解这些后当即报了警。
巴东县到处是深山峡谷，美丽的三峡穿身而过。沿渡河镇北接神农架，西邻重庆巫山县，山高路险，云雾缭绕。山路之陡峭，让人不得不手脚并用，艰难攀爬。望山跑死马。警方化了一天一夜的时间，翻过海拔1500米的高山后，又下探到海拔500米的深谷中，终于看到了罂粟地。可惜的是，罂粟果实的浆汁已被割取，罂粟壳上布满了刀痕。警方将一些罂粟拔下，付之一炬。
大巴山区的罂粟种植大都发生在偏远山区，山大人稀，极难发现。沿渡河镇一位副所长说：这个镇有485平方公里，他一人就在分管21个村、2万多人、217平方公里，根本难以把每个地方走遍。仅横穿一个大花村，就要4天时间。
重庆平槽村，位于巫山县和奉节县在这一带沿江交界，山势错落，峭壁绵亘一个僻远得让人忽略的地方，就坐落在海拔近两千米的桃花山上，长江从山脚下流过，不远处，著名的夔门历历在目。从这里徒步到白帝城，也只是匆匆而过，没有人想得到：在那云烟缥缈的高处，一种美丽与邪恶相交织的植物———罂粟，竟然已偷偷种植了六七年之久。
4年来，桃花山里仅由警方发现并铲除的罂粟面积已达171亩，株数在471万株以上，如果这些罂粟全部开花结果，至少可以生产鸦片500公斤，或从中提炼50公斤海洛因。全村9个组，涉嫌种毒的近30户人家，除位置较低的1、2组，其余7个组均有人员涉及。
上个世纪末，这个村子包括黄柏林在内的9个村民，因犯有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留给黄柏林老婆彭首珍的，是3个不到10岁的孩子，一间破土屋、几亩瘦田。她的丈夫黄柏林还要3年后才能回家，此前他已在狱中呆了3年。
3个孩子都在村里的小学念书，每人每学期的学费是160元，他们已经拖欠两年了。彭首珍希望地里的东西能多卖点钱，好早些把学费补上。她已经习惯了天不亮就起床，先给孩子们煮好早饭，通常是一锅洋芋（马铃薯）或红薯，再打着火把出门，背上自家种的东西下山去卖。
到奉节县城有30多公里山路，凌晨4点多出门，就算买卖特别顺利，也要晚上8点多才能回家。虽然去巫山县城要近一点，但来回都要坐船，得花十几块钱，而彭首珍每次最多只能背下山50斤洋芋，哪怕卖光了，也只能挣20多元，她舍不得。这样的日子，几乎天天都要过。
与黄柏林同年入狱的，还有柳恒玉的丈夫黄志常，但他已死于狱中，他同样因种植罂粟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去年，柳73岁的公公黄礼让因继续种植罂粟，被判刑6年。
黄志常入狱前就因种植罂粟被罚款1。2万元。他坐牢后，一位亲戚谎称只要用钱就可以把他“捞”出来，柳恒玉又东筹西借了1。7万元。可黄志常死后，此人却装成什幺事都没有发生过，至今未退还一分钱。种罂粟卖鸦片给这个家庭带来的，只是3万元的债务和家破人亡的哀痛。
“黄志常死后，家里能卖的都卖光了，日子更加过不下去。黄礼让这才又偷偷种起了鸦片。”柳恒玉现在最担心的是怕公公遭遇同样厄运，“他身体有病，只要他能回家，我们即使是去讨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