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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在晚间八九时，轮船到了汉口，由“接水”送到客栈，客栈何名，我已忘记了。汉口天气比南京更热，而臭虫又多，真是欲睡不得。而小女公昭时方三岁，又发烧了，侥幸薛君用人对于汉口情况颇见熟悉，由他介绍一位西医诊视。第三天热度尚未退干，我们又坐洞庭湖的船开往常德。
既到常德之后，先住在客栈之内，第二早往访胡善恒君之长兄，渠已收到善恒来信，谓已收拾三间空房，供给我们住宿。我又告他，尚有一位朋友，也是政大教授，可否亦搬入贵宅。他满口答应。我们迁入胡家之后，建议出点租钱，这是一种禁忌。依吾乡习惯，客人来住家里，不许夫妻同房，谓可破坏房东风水，租钱不拘多少，纵是象征性的一块钱，也可以，推己及人，所以我们必定要出租金，伙食自备，薛君主仆则在吾家吃饭。
过了数天，胡君长兄（他住在第二进）请我们吃饭，请帖上写明下午二时，我们都不敢吃午饭。到了二时，看主人尚无动静，心中怪极，以为请帖上写错了，等到下午七时，主人才派人来请，原来常德有此习惯，写明下午二时，未必就是二时，而是晚餐。
常德物价甚廉，买了数元木柴，可以用到一年。牛肉亦佳，洞庭湖产鱼，鱼价亦甚便宜。我住在常德约有一个月之久，接到政校通知，谓在庐山复课，我又同薛君及其用人渡洞庭湖，坐长江轮船，至九江，而上庐山。
第三部分 由南京到重庆第14节 由常德到芷江
我们住在常德约有一月之久，学校当局决定迁往芷江上课。芷江在湖南西部，由常德到芷江，平时常有土匪，胡家虽是湖南人，亦觉得危险。刘振东兄先到芷江，我同汤吉禾一家共雇一辆公共汽车，带些必需物品，将两大皮箱寄在胡善恒兄处，后来长沙大火，常德被炸，我两个皮箱存有许多字画古董也炸光了。
由常德到芷江，须经过桃源、沅陵，学校固然雇了船舶，运送学生及教职员家眷，我与汤吉禾则自己花钱，乘坐汽车。湘西的土匪是很有名的，所以学生均带有长枪，以备万一，夜里停船，且有布哨之举。我听梅仲协先生告我： 一夜，空中发现一个红色气球，大家慌了，以为汉奸所放，那里知道这是湘西人常常玩的气球。
我们乘车的人须日行夜息，车到沅陵之时，风闻前方司机提出要求，改换司机之称呼。过去司机均叫做汽车夫，他们不欲与人力车之车夫为伍，均名为“夫”，后来不知何人想出了司机之名，这就是“司机”名称之来源。我们汽车走近市集，常常看到小宅之外挂有“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的招牌，最初不知所谓，后来才知道这是客栈。任何客栈都很小，比之上海、南京相差远了。我们住在沅陵客栈之内，夜里无事，常于客厅中，同其他旅客闲谈，不问识与不识，听到许多湘西神怪之事。杜牧所谓“旅馆无良伴，凝情自悄然”，至少不能适用于抗战时一般旅客。
客人谈天说地，虽然初次见面，而彼此均是患难人，感情容易和好。有位客人说到祝由科： 祝由科可将人体之病移到粉壁，最好是移到树木，就是病人身上若生疔疮，祝由科念了咒，画了符，烧了银箔，用手撮你疔疮，向树木一扔，疔疮即移到树木，而后再取出药粉，涂在树木之上，你疔疮好了，该树木就见枯槁。
我告诉他们，我五六岁时，福州没有西医，当然更没有牙科医院。小孩患了龋齿，痛呀，痛呀，毫无办法，只有请人来捉牙虫。捉牙虫的人都是走江湖的老妇，她不用机械，只用一个银针，一只筷子。将银针在龋齿处，抽了又抽，抽出血来。龋齿排血，暂时痛亦小止。最奇怪的，她们拔牙，筷子之上常有许多牙虫，大小长短以及形状与米虫相似。我父亲常谓在小小大牙之内，那会拔出这许多虫来，这只是祝由科的把戏。一次，堂弟本炘也患牙痛，亦请捉牙虫的人来医。我在傍边，看她讨了一杯温水，将药粉放在她自己口中，用温水吞下。而开始治疗之后，果然拔出许多牙虫来。筷子有问题么，我把它看了一下，与普通筷子无别。银针有问题么，只是普通银针，不能预先贮藏许多米虫以当牙虫。药粉有问题么，她自己吃了下去，何能将她吞在肚中的药粉变成病人口中的牙虫，而且牙虫是活的、会动的，不是死的、生硬的。我们虽知是假，而假的理由何在，则无人能够说破。
另一位客人接着说道，我看过赶尸之事。这是否他杜撰出来，使客人听了开心，我没有保证的义务。照他说： 某一年，因公务须赴湘西，住在客栈之内，时已薄暮，他看近墙之处，地上有许多白色的圆环，他已经觉得奇怪了。不久，远远地听见锣鸣之声，伙计告诉客人，赶尸来了，不必害怕。锣声由远而近，近至店门之外，就见一位法师，手执马尾做成的拂尘，一步一拂，后面跟着许多人，头上都盖有红布，长及项部，所以我们不见其脸，个个都是两脚合起来跳入店中，法师用拂尘令他们站在墙前圆环之中，面壁而立，最后来的大约也是法师，手执铜锣，此时已经不敲。说此故事的人所住房间刚刚与墙相对，他整夜不能安眠，恐怕死尸变为僵尸。翌日东方才亮，法师又作法起来，还是执拂尘的先走，死尸个个随在后面，打锣的跟在最后。前头之法师，拂尘一拂，死尸即跳进一步，而后面的锣声也敲了一下。我们听此故事，无不大惑不解，并且有人反驳，谓为瞎说。那位客人生气了，且宣誓谓非随便乱说，确实亲眼看见。
我此时又发表一点意见，湘西多山，要把死尸装入棺材，运到故乡，花钱不少，故有赶尸之事。大约病人尚未断气，法师用催眠之法，令其服从法师命令。其所以先行之法师必用拂尘，拂尘一拂，死尸随着前跳一步。大约马尾容易传电。跟着后面之法师所以必须敲锣，也许因为病人因催眠而欲睡，故用锣声，令其不睡不醒，而服从法师的命令。
另有一位客人，接着说道： 你们所谈的都是鬼怪离奇之事，我到过西北，无意中遇到三位武功高强的人。当时已近年关，寒风裂肤，白雪纷飞，客栈内只有几位客人。我住在楼上房间，凭栏下眺，可以看到楼下情况。楼下长方形的大厅，排有六张八仙桌，分为两行。左边最后一桌有一位十二三岁的小孩在那里吃早餐，右边最前一桌也有一位二十余岁的青年在那里吃早餐。除此两人之外，楼下是冷清清的。我看见小孩，左手拿起豆子，向空中一掷，用右手的拇指与食指将豆子夹住，放入口中。随掷随夹，随夹随吃。当小孩玩到高兴之时，右边下首忽然飞来了一粒豆子，两豆相碰，都粉碎了。我向右边最前之桌一看，该青年还在吃饭，桌上果然放有一碟豆子。小孩愕然一下，取起豆子，向青年弹去。青年似有准备，张开嘴巴，用门齿咬住弹来的豆子，吐在地上，笑道：“小哥，你武功确实不错，但形迹不可太露。”此时左边最后房间走出一位老人，红颜白发，状至矍铄，似是那位十二三岁小孩的祖父，他拱手向青年说了数句江湖话，他们说什么，我听不懂。那知右边房间又走出一位十六七岁的姑娘，手执玻璃杯，叫伙计倒点温水，她走至檐前，将温水含在口中，漱漱数下，吐在庭中石上，轰然一声，石板破裂了。此时不但伙计，就是那一老两少也为之愕然。该少女很自然地从衣袋中，取出一块白银放在桌上，对伙计说：“这是赔款，有多无少，你可交与账房。”言讫，又走入室中。我同时看到三位表演奇技之人，心里既佩服，又复害怕，认为此路难行。说到这里，有位客人问他“以后如何”？他说“以后均离开客栈，犹如我们一样，各奔前程去了”。
抗战时期，每到一个客栈，夜里无事，旅客多集合起来闲谈，其中奇怪之事甚多，唯其奇怪，所以听者觉得有趣。我希望读者依“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态度，看我此段所述，不必认以为真，也不必斥为邪说，天下之大，不可思议之事本来甚多。
第三部分 由南京到重庆第15节 由芷江到重庆
吾妻病愈之后，休养十余天，我就决定赴重庆。是时住在芷江的只有焦如桥夫妻，焦君是政校第一期毕业生。吾妻病时，得到他夫妻帮忙不少。我打了一封电报给当时政校教育长陈果夫先生，请他派车来接。此时湘西土匪又横行了。一天下午学校所雇的公共汽车来了，前一天汽车被抢，客人死伤者约有五六人，行么，危险，不行么，永久危险，我就决定翌早开走。与我们同车的有焦同学夫妇及警察局局长艾君（此时艾君已辞职不干）。吾妻及焦太太均穿朴素的短衣，装作村妇之状。由芷江到重庆，湘西最后一站似是黄县。时已薄宿，我们只有下车去找客栈，好的客栈叫做什么旅行社，已告客满，我们只有住在旅行社隔壁一个小客栈之内。本想行李不必搬下，但司机谓昨夜旅行社被抢，行李还是放在身边为妥。听了司机之言，同车的人又恐慌了。客栈是平房，窗外就是街道，时时有人窥视，吾妻以为强盗，我告他们，强盗不会来抢小客栈内的旅客，要抢，则抢隔壁大旅社。吾说此语，不过安慰人心而已。小客栈内必有臭虫，臭虫不是择肥而食，而是择血而吮。大率臭虫对我血液最感兴趣。我无法睡在床上，只有伏几而卧，那知椅上、几上均有臭虫。这样，我便看到天明，自然地预防小偷了。天色微明，我们吃了早点之后，坐上汽车，向贵阳出发。
由黄县至贵阳，汽车须越过高山。山上公路都很狭隘，只许两辆汽车一去一来。汽车靠山还好，靠右，则下临深渊，一或不慎，便要滚到山下，粉身碎骨。我们汽车是靠右走的，我一夜未睡，凡车经过危险之处——最危险处叫做吊死崖，即呼呼大睡。而竟未曾看到吊死崖的险状。那知一次汽车转弯时，差一点出事了。侥幸山傍有一大树挡住，不至滚下。司机叫我们下车，他则徐徐地将汽车退走数尺，而后我们又上车，继续前进。
沿途常常看到插有旗帜的马，后面跟着许多挑担子的人。司机告诉我们，这就是保镖。强盗看见保镖，不会抢劫，保镖认识强盗，常将保金数成献给沿途强盗，以作买路钱。由此可知保镖与强盗是互相利用的，没有强盗，便没有保镖；没有保镖，强盗要抢劫旅客行李，亦须冒险，万一遇到武功高强的人，强盗且有丧失生命之虞，何能安居而分得数成保金。
汽车行了一二天，约略下午二时左右到贵阳了。司机告诉我们，谓须休息数天，待新车来时，再送客人赴重庆，因为汽车走了太久，万一机器失灵，中途“抛锚”，进既不得，退又不能，那就糟了。我对他说，新车来时，希望还是由你驾驶。他开车很为小心，我们对他亦甚客气，凡遇吃饭之时，常请他来同吃。汽车爬山越岭，生命财产操在他的手中，人类总是有感情的，所以他谨慎将事，行驶极为安全。这是抗战时的情形，现在则不然了。你对人愈客气，对方还以为你怕他，不惜大敲竹杠。
贵阳物价亦甚便宜，我只记得米粉肉一盘，价钱不及一角。等了数天，司机告诉我们，新车来了，还是由他驾驶。翌早，我们坐上车子，向重庆出发。由贵阳至重庆，汽车须盘山而走，时在山上，时在山下。我们在这一段公路，也常常看到保镖。苗民也看到不少。这些苗民常由四川，头负重重的长方形的布袋，手执T字形的木棍子，越过山岭，而至贵州。他们所负的是盐，贵州缺盐，他们将川盐运到贵州贩卖。他们走累了，即将棍子靠在峭壁，一半布袋放在棍子之上，一半仍在头上，取出干粮冷水，充饥解渴。布袋甚重，故不能全部放下，放下，无人协助，便无法再顶头上。在交通不发达之处，劳工叫做“苦力”，确实名副其实。
由贵阳出发，是先到橦梓，而后才到遵义么？抑或由湖南黄县出发，先到橦梓，而后才到贵阳么？我地理不甚熟悉，而家里又无地图，只有付之阙疑。橦梓是一个小县城，但有电灯，什么旅行社甚见清洁，没有臭虫，我睡得很甜。到了遵义，已近四川南部了。此地生产银耳，银耳在东南各省，是名贵的补品，遵义的银耳，价钱甚廉，每两不过二三元。由遵义赴四川，汽车亦须盘山而行，汽车走到高山，常常看见山下有汽车走动，到了山下，又看见山上有汽车走动。后来敌军到了独山，不能冲至重庆，未始不是交通不便之故。
汽车走了数天，竟然安抵重庆了。政校呢？距离重庆尚有二三十里之远。同车的艾同学不再前进了，我们同焦同学夫妇在重庆稍为休息一下，渡江，至储奇门对岸的海棠溪，再坐汽车，沿公路南行二十多公里，到了堤坎，步行若干分钟，即到南温泉，住在清华旅馆之内。
第四部分 南温泉回忆第16节 初到南温泉
南温泉本来只是乡村中一个市镇，房屋不多，故我住在清华旅馆之内，一住就住了一年以上，苟非政校教员个个搬走，我恐怕不会搬家。最初政校教员住在清华旅馆之内的，人数不少，我记得梅仲协家眷就是住在我房间对面。梅先生同其太太及两个女孩挤在一室之内，我除太太之外，有两男一女，另带有一位厨子，一位老嬷，所以租下两个房间。厨子则于夜里，打开行军床，排在走廊上睡觉。老实说，此时我没有雇用厨子的必要。在南京时，我每月收入不少，约有千元左右，因为在中大、军校、陆大、警官学校兼课之故。但是我们夫妻均不善贮蓄，钱随到随花，抗战军兴，我只有千余元的法币，存在上海商业银行。现在收入减少，用不起厨子，但林科题一路跟我逃难，他举目无亲，何能解雇。他见我收入减少，自动的要求减薪，这种的事，我又不忍做到。不久，陈果夫先生家里缺乏一位厨子，就由吴铸人兄代我保荐给果夫先生使用。总统蒋公时兼政校校长，每次到校，苟在校中吃饭，均由科题烹饪。科题认为光荣，常常对人说：“委员长吃了我煮的菜。”数年后，他又辞职不干，与人合伙，在海棠溪附近，开办一个小小食堂。每月必来吾家一次，来时常带我爱吃的食品，如甲鱼、仙鱼之类，我给一点花彩，他总不肯接受。他为人太过慷慨，要欠就许人欠，要赊就许人赊，办了两年，赊欠太多，食堂竟至倒闭。然而因此他却认识许多朋友，尤其是空军人员。所以胜利之时，就有空军人员请他坐飞机赴成都观光。我在四川数年，最初以为游览成都，不是艰难的事，那知胜利来临，又欲返都，成都之行作为罢论，现在想去，也去不成了。
科题家里有些田地，何以要赴人家做厨子，我不甚知道。他有钱，即花光，而且乐于助人。政校教授薛伯康先生有一男用人，年纪不过二十上下，薛教授因患盲肠炎之病，赴重庆医院动手术，而日机来炸，他吓坏了，由人扛至防空洞内，那知警报解除之后，他热度忽然增高，竟至死亡。薛君死后，其用人想入学校读书，一切费用都是由科题供给。时值抗战，既不能汇款回家，而他家里也不需要他的接济。他常常说：“在此离乱之时，金钱有什么用处呢？不如帮助朋友，还觉舒服。”这比之今日士大夫钩心斗角，只想讨别人便宜，人格之高低自不能以职业之贵贱为标准。
科题为人，是很乐观的，我曾问他，你一路伴我逃难，你后悔么？他说：“不，没有逃难，那会到过庐山，那会坐长江的船、坐洞庭湖的船，那会游湘西、游贵州，而至重庆。”他每事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