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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布（Rob）这个个案中，他说他一般看“今晚秀”（〖WTBX〗The Tonight Show〖WTBZ〗）和“夜钓”（Nightline），说到这两个节目的时候，他说“有劲”，他常常“来回于两个节目之间”；当他发现好看的节目时，他会“停下来看”。菲尔（Phil）说他一般或者看“今晚秀”，电影《巴纳比·琼斯》（Barnaby Jones）深夜重播，或看“大卫·莱特曼秀”（ The David Letterman Show）；他会在它们之间来回选择，直到他发现某个最有趣的节目，然后像他们所的那说样，“停下来注意收看”。对唐（Don）来说，他最喜欢看的是体育新闻频道上重播的汽车比赛和高尔夫比赛；当有这种比赛的时候，他会“不停地看”。因为当他们收看电视时不选择做些其他事情，与其他人相比，这些人更有可能对电视节目给予持续性的关注。一般而言，他们中的每个人都说会看上一个半小时或两个小时，直到他们实在困了，才会离开，上床睡觉。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排他性投身电视（2）
罗布、菲尔和唐与节目的话语之间形成了一种具有思维自觉性的关系。最起码，他们是社会行动的观察者。他们反思他们的所见所闻，而且他们会对在他们面前屏幕上展示的社会行动进行各种各样的判断。他们说，即便是短暂的，他们都会想象如果他们身处所看到的地方，他们是剧中人物的话，他们会如何如何。当他们收看电视的时候，他们会出现这样的念头，即如果能够进入剧中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过他们的生活，情况会怎样，这就是他们业余收看电视时产生的思维自觉性参与的含义。
但由于收看节目时已经很晚了，而且他们也累了，所以他们几乎不会对节目进行批判。事实上，三个人都说他们想发现点娱乐性的节目，好让他们继续看下去，这一点能使他们常常赋予电视节目以合法性，在此过程中，他们被带进了电视话语所具有的权力之中，权力由此指导和组织着他们的心灵体验。当然，有时候他们也会发现电视对社会生活的描述是不合理的（他们这时就会调台）。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从定义上看，权力就被悬置起来，它的合法性功能也被推迟了，最起码在那一刻是这样（在下一章收视关系中将进一步讨论这种质询和批判问题）。这三个人在下班之后就投身电视，以便能够非批判地进入电视图像世界，情愿接受这个世界向他们展现的内容。请记住，他们是以愿意相信他们的所见所闻的方式而在心灵和情感上参与节目的。所以，对于此种情境中的这三个人而言，电视具有权力，影响他们认为什么是“真”的观念。
对这三个人来说，电视的话语权超越了工作之后这个阶段，因为他们都把收看电视作为工前活动的一部分内容，而且也是周末放松和娱乐活动的一部分内容。因此电视话语权在他们的生活中具有持续的影响力。
在菲尔那里这一点可能最为明显，因为在他上班之前，他会坐下来收看《我爱露西》（I Love Lucy）和《佩里·梅森》（Perry Mason）的重播，他说“我很喜欢这些节目，很投入”。在唐的家里，从午后，就是他们儿子从学校回来的时候，直到他去上班，大概在晚上9点，电视一般“就那么开着”。早上，当他儿子看卡通片和其他少儿节目时，他会逗逗孩子，稍后，当新闻节目开始后，他会“抓住每一个细节”。他妻子回家时，他说他终于有时间去坐下来“收看我喜欢的节目了”，通常包括《奇才》（The Wizard）这种科幻电影，以及体育新闻频道的体育节目。在周末的晚上，他安逸地和妻子一起收看体育新闻频道的节目，特别是拳击、科幻电影或租来的电影。在罗布那里，上班之前和下班以后的时间都是用来收看电视的时间。从上午11∶ 00到下午1∶ 00或1∶ 30，他和他妻子（还有孩子，如果他们在家的话）一同收看竞赛节目，同那些竞赛选手“玩玩”。午间，他和妻子会坐下来收看他们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收看的肥皂剧《我的孩子们》（All My Children）。周末，电视机常常在早上就打开了，从早上“世界摔角联盟”（World Federation Wrestling）开始，到中午的老片电影和下午的体育节目，电视从不会关上。他会不时地进来，有时坐下来看，有时也做些其他事情。在某些情况下，罗布只看特别的体育赛事，全神贯注地盯着看。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电视收视的替代
尽管上班之前以及在周末的时候，电视能够持续性地指导和组织他们的体验，但在此期间电视并不是他们意义创造活动的惟一源泉，这与下班之后的情况不一样。
菲尔一般收看《我爱露西》和《佩里·梅森》，但有时他并不这样，而是在“进进出出”地关心电视内容的同时，做些家务活。唐即便在收看电视时大量时间都关注于电视文本，但电视在白天开着的时候，他也会与他的女儿玩上一会儿，傍晚以及周末的时候，他会与他的妻子交谈。在罗布那里，如果《我的孩子们》的故事情节不那么引人入胜，他会站起来做些别的事情。周末的时候，电视就那么开着，他会经常性地照料“家里的其他事”，如清洁、收拾院子、付账单，等等。同样，在这些时间里，他也会断断续续地收看电视。
另外在白天、上班之前、工作时或在周末，这三个人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做些收看电视之外的事情。
菲尔经常跑步，这时他会集中精力于他的体育锻炼，或在头脑中理理思路；每隔几天他也会在工作时抽时间阅读《旧金山纪事》（San Francisco Chronicle）部分内容，或在家阅读杂志，如《插图体育》（Sports Illustrated）；周末的时候，他会和他前妻的孩子们外出拜访朋友，或与他现在的妻子和继女溜达着看看橱窗，他们发现这是一同消磨时光的轻松方法。罗布在工作的间隙会看看《旧金山纪事》和《圣约瑟信使报》（San Jose Mercury）和新闻；白天在家的时候，除了收看电视之外，有时他还阅读科幻小说和历史书籍；他也会听听收音机的谈话节目，作为电视的替代品；有时他干脆在上班前睡上1小时左右。周末的时候，他一般都把时间花在他的妻子和孩子们身上。他们会做户外活动，喜欢到海边去，或外出散步；他们还一同购物，或去跳蚤市场；他同样会自己动手做些家里的小工程活。唐不读报纸或杂志，也不常读书。但是，周末的时候，他会常常与他的父母和他妻子的父母一同拜访朋友；他为他的朋友们修车；在家陪他的孩子们玩，也做些庭院的杂活。
报纸和杂志上的故事，书上看到的某些观念，收音机里听到的不同的视角和看问题的方法，还有与人会谈和互动时双方意见的交流，所有这一切都使他们在心灵上投入，并在电视之外使他们的体验富有意义。尽管报纸、杂志、收音机，甚至书籍都是不同形式的媒体，它们在方式和程度上并不像商业电视节目那样，其内容受到市场逻辑和意识形态的限制。由于这个原因，它们起到了替代电视的作用，使这些人都能以一种不同于电视提供的方式，获得图像、观念和信息，用以理解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社会世界。与他人的会谈与互动同样能够做到这点，但起作用的方式不同，这种方式与成为媒体话语一部分的商业逻辑和意识形态的影响相差甚大。当他们与其亲戚、孩子、同事或朋友交谈的时候，这些人在心灵上参与一种电视话语之外的话语，并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往往能够有机会不同地看待他们自己、他人和他们的世界。这种纷纭复杂的观念构成了他们电视使用社会性的重要一部分内容。
除了这种替代性的图像和观念之外，还需要考虑他们的倾向及参与活动，包括投身电视活动的思维自觉性的形式问题。对他们每个人而言，收看电视的日常社会体验在其实现方式上是各不相同的。
罗布的思维自觉性程度最低，出于习惯而投身电视。他把看电视视为“工作之后喘口气”，在工作之前或周末时把电视当作“让它开着当作背景”的某种东西。但当电视上上演“淘金者”（Forty niner）游戏，或值得观看的体育赛事时，那么他对电视的投入就会具有较高的思维自觉性程度，事实上他会事先安排好收看电视的时间，不仅在头脑中组织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而且他也把它当作某种刺激的令人高兴的活动期待它的到来。唐下班之后也会打开电视，但他说他这么做，在他的脑子里有摆脱工作这一念头，在他这里，这似乎是些微的、短暂的某种认知，但在罗布那里这一点并不明显。和罗布一样，在周末和下午上班之前，唐在电视上具有更多的思维自觉性，他等待着拳击、《奇才》的到来，或租些电影来看，把它们视为更好玩更刺激的东西。菲尔一开始对电视就具有较高的思维自觉性。他似乎能在他的头脑中，把工作带来的体验与他能从电视中获得的愉悦区分开来。他也在上班之前以同样的方式收看《我爱露西》和《佩里·梅森》。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对电视的思维自觉性取向
尽管我并不想低估投身电视的习惯的性质，所有这三个人的访谈描述说明了一个问题，不管是作为个人还是群体，在他们对电视的思维自觉程度，存在着极大的不同。除了罗布最初的取向具有自发性和非思考性特征之外，他们三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上，都把摆脱（逃避）工作的观念与使用他们的思维、刺激他们的想像（游戏）的观念联系起来，他们都明确地说这种使用其思维、刺激其想像的意识，从他们收看电视一开始的时候，就在他们的思想中存在着。这些观念——逃避及游戏的观念——往往在他们的头脑中相互紧密地联系着，它们能够成为一体，并影响他们把电视视为愉悦的，甚至是触发思想的体验。事实上，由于他们在头脑中具有这样的观念而取向电视，这些人是在向他们自己展示这样的问题，即从心灵与情感上来说，他们从哪来，想到哪里去这样的问题。他们的这些观念，或简单地说，他们头脑中拥有的电视的愉悦的、想像性的使用的观念，是短暂的。但是，真正重要的是这种思维自觉性的存在，而不是它们的续存时间。在区分他们在家时的思想和在工作上可能具有的思想和体验时，这三个人实际上正在制造一种心灵空间，以便使他们期待想像性地参与电视，并且设想，不管这种设想多么短暂，当他们收看电视时，会喜欢收看什么，以什么样的方式去体验。以这种具有思维自觉性的方法行动，不同于出于习惯的行动，出于习惯的行动是罗布经常做的，也是我所访谈的绝大多数人当他们下班后投身电视或其他活动时所经常做的。（我在“思维自觉性程度较低的投身电视”中讨论这个问题）除非把它与自发的非思考的方式相比较，带有游戏性的期望，想像性地使用人们的智力这样的设想，就其本身而言是不可能被充分理解的。正如收看电视这种行动本身一样，人们取向于媒体的这种性质，是他们使用仪式的有效部分。另外，人们对电视的思维自觉的投入往往是和他们所投身的其他活动的情形一致的。
对游戏性质的期待、对刺激的欲望，是罗布自己取向（思考）收听收音机、做些家庭小工程活、购物或去跳蚤市场、以及与家人散步时所期望的；这是唐在准备修车、与他的孩子们做游戏、与家人拜访朋友时所想像的；同样，这也是菲尔跑步、同他的孩子们外出访友或与家人购物时在头脑中存在的想法。
由于思维自觉性自始至终地反复存在于人们投入电视和其他活动中，在我们确定这些特殊的人把电视带入其生活中的过程中而形成的社会性方面，思维自觉性起到了持续性作用。
毫不奇怪，这种思维自觉性不仅表现在他们对电视的取向上，也表现在对电视的投入上，更表现在他们所参与的其他活动中。正如在前面所说的那样，当这些人思维自觉地投入到他们的所见所闻时，他们常常既接受，而且又批判这些节目。他们也常常想像，哪怕只是短暂的，想像他们自己身处他们在电视上看见的那些人的位置上。另外，这些人以一种不被中断的方式坐下来收看电视，充分关注社会行动，这一事实说明他们的收视具有连续性。有些时候，他们会长期地跟随电视节目，就像罗布跟随《我的孩子们》，菲尔跟随《我爱露西》和《佩里·梅森》那样，或者，他们会跟随他们所喜欢的球队，一场一场地收看，就像罗布跟随“淘金者”那样，这一事实说明，这种连续性能够长期地发展。这种思维自觉性程度同样也典型地体现在谈话与互动之中，这种会谈与互动已经成为他们散步、访友、购物、与他人同做自己爱好的活动等活动的一部分内容。这种思维自觉性也能体现在单独的活动中。除了收看电视之外这些人每天所从事的那些特殊的活动，包括电视收视，这些活动持续的时间有很大的不同。在从事任何这类活动时，他们都具有思维和情感，都评价行动的过程，判断观念和行动的合理性，并经常对事物采取一种批判的姿态。正是这些内容为他们构成了日常生活的社会性。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受调停的电视权力
交织在所有这一切之中的是电视权力，这是一种为这些人的社会世界建立意义的参考框架的权力，是一种给予他们的对节目的诠释以意义形式的权力。电视权力能够产生作用，它为这些人做这些事情，但它的确不能分离于思维自觉性，这是思维自觉性是他们的收视活动的典型特征。这种思维自觉性不能被庸俗化为只是权力的作用，即使是对立性的诠释也包括在权力的定义之中。在收视活动本身之外，我们可以发现他们投身电视和其他活动的思维自觉性，也能发现他们投身于其他活动时所展现出来的思维自觉性，如何抗衡电视权力在他们的生活中发挥影响作用。思维自觉性除了作为在权力过程中被构造的结果之外，它同样表达了一种社会性，这种社会性是在人们使用电视过程中创造而维持下来的，这种社会性在他们所从事的其他活动中也有明确的表现。除此之外，它也表达了自我的作用，即人们行动、作出判断的能力，最重要的是，它表达了人们把他们自己的社会状况，包括把电视使用构造成为客体的能力。的确，电视有时能够充填或者构造人们的心灵体验，但有时它却不能，就是因为这种社会性能够扩展到电视所不能企及的领域中去，即使电视依然是人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上述三个人那里，这种社会性的形成和维持，或说他们的自我意识，不能与诠释过程混为一谈。他们生活中的社会性是其生活中的电视权力的另外一面。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思维自觉性程度较低的投身电视（1）
在许多关于电视的批判性论述中，研究人员得出结论，认为电视具有使人们的心灵体验标准化的权力。这一点在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1972）以马尔库塞（1964）那里的确是这样，他们认为，电视——事实上是大众传媒——的非思维自觉性使用有害于民主文化和社会变革的可能性。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观点并不新鲜了，但依然值得我们的重视。近来，库贝和齐克森米哈依（Kubey and Csikszentmyhalyi 1990）在《电视与生活质量》（Television and the Quality of Life）中经验地论述了人们对于这种电视使用方式的担忧。作者发现，许多人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