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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受到削弱的电视权力
由于同时收视是一种十分复杂的活动，在权力研究中，它就成为了一个中心问题。正如我提到的那样，电视权力同时能够在不同方面发挥作用，而且并不总是以文化研究让我们相信的方式发生作用。人们在同时收视活动中发展起来了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可以削弱电视权力。
〖KG2*2〗第一，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即电视具有为电视使用者设置意义参考框架的权力——即为人们的意义创造活动建构话语空间。如在我讨论的那三个人，即罗布、唐和菲尔那里，电视话语为他们设立了意义参考框架（同样也以特定方式构造了他们的诠释过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下班之后惟一地投身于电视。但在那25个同时收视者那里，因为他们在电视收视和其他活动之间来回往复，电视的图像世界永远不能像在罗布、唐和菲尔那里那样，排他性地进入到他们的心灵体验中去。以这种方式，电视就不能为他们建立意义参考框架。
第二，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即电视具有构造人们的诠释过程的权力——收视者能够诠释节目，而电视能够为人们提供方法，让收视者与宏观文化建立联系。在同时收视活动中，诠释过程要比聚焦于电视文本本身和收视活动更具碎片化的特征。收视者能够在节目中发现意义，但这种意义的发现是通过把场景、局部内容以及图像顺序从整体叙述的完整意义中分离出来而获得的。结果，与其他收视活动相比，意义以一种不可预测的方式而形成，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通过符号的商品形式，电视向人们提供了持续的图像流。而与此同时，这种图像流又由于每个频道上都有的间隔而被分化为不连贯的片断（图像流以及节目的片断结构在第五章中有所讨论）。结果，电视图像即使提供了对社会生活的刻画，对同时收视者而言，它们只是存在于房间内的某种东西。他们总是可以获得这些图像，在忙于其他活动时，他们总是能够看上或听上一会儿，或更长一点的时间。由于他们能够总是获得这些节目，加上他们总是参与其他的活动，在这种碎片化参与过程中，形成一种时断时续的对节目的关注是可能的。在这种关注类型中，故事线索的发展、不同故事线索之间的关系、某种故事线索之内人物的行动，特别是这些表象形式综合形成节目的整体叙事意义的方式——所有的这一切能够深化节目中社会行动的意义——不大可能成为人们心灵体验关注的中心。在这一组受访者中，他们在同时收视活动中不大可能对这些深刻的、精雕细琢的意义具有思维自觉的参与，相反，在人们的头脑中更有可能占据重要地位的，是那些得到清晰勾划的、容易识别的、反复重复的图像流和节目片断。因此，这组人所关注的，是那些短小的，互不关联的节目片断，或发生在这些片断之内的高度仪式化的社会行动，或这种片断和场景的不同组合和并置，这些组合与并置可能来源于某一时间内的不同节目之中。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社会行动的持续性和发展性的重要意义消失了。这是电视使用社会性的两个特征，这两个特征在构造电视刻画的合理性，使电视话语能够通过稳定人们的心灵体验而影响人们的意义创造方面，是至关重要的。在同时收视活动中，人们对节目（或对其他活动）的心灵体验不必是前后一致的，或在每个时间上都是完整的。当人们以这种方式使用电视时，他们的思维不必像专注收看电视时那样，植根于节目的话语规则之中。结果，人们在离开电视之后，不一定必然具有话语的一致性和对社会生活及其“外部”世界以及他们自己生活的稳定观念。如果他们自始至终地收看某个特别节目，他们或许有这样一致的、稳定的观念，因为在图像世界之中对这些现象都有所刻画。因此，在同时收视活动中，电视以一种碎片化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诠释过程，它在分离意义的同时使意义能够形成。批判的分析人员把电视构造人们诠释过程的权力归结为话语规则。他们或许不经意地低估了这种媒体对社会体验的分离作用，这种社会体验的分离在同时收视活动中具有典型性意义。这种注意力分散的收视方式要求分析人员能够审视电视话语的作用，以便阐明电视使用的社会性。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发挥作用的电视权力：习惯性
在这25人中，电视可以被认为能够“校对”人们的思维，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使他们习惯于以相对无知觉的方式行事。作为权力的一种形式，它与我们早已讨论过的标准化效应极为相似。在此，并不是人们投身电视的独特性，或是他们投身其他活动的独特性造就了权力效应（像那6个“思维自觉性程度较低”的投身电视的人那样）。这种权力效应可以说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那些同时投身电视的人中，在投身电视与从事其他活动之间，从思维自觉性角度上讲，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区别。相反，对他们而言，是他们的那种投身电视与其他活动的一致性的不假思索的方式造就了这种权力作用。这种习惯化倾向来源于他们对电视和其他活动的依赖，以便他们更好地完成从工作到家庭生活的转化。
当人们同时以相对无知觉的方式投身电视与其他活动时，对分析人员来说，即使不是不可能，要区分出在人们的社会体验中电视的独特作用，是极为困难的。在我的访谈描述中，我不能把人们对电视的心智与情感期待，在实现从工作到家庭生活的转化过程中与对其他活动的期待区分开来。这种情况发生在那些不属于同时收视的少数人那里，也发生于那些同时收视者中间。那些其他的活动——做饭、做清洁以及最为频繁的随意交谈——最起码潜在地已经成为同电视一样具有吸引力，它们同样能够引导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一旦当人们参与这些活动，它们也能使人们有某种意识，意识到他们所期待的东西即将发生。与收看电视一样，这些其他活动已经成为我所访谈的人们的惯例性活动，就是说，它们并不是人们把它们视为特别值得去做的那类活动。
尽管难以区分人们在投身电视和其他活动上的思维自觉性，我的访谈材料却表明，这25个人中的绝大多数已经习惯于这种相对无知觉的电视收视方式——同时收视。在所有我所访谈的下班后投身电视的人中，那些同时投身电视与其他活动的人，比其他人更有可能以不假思索的方式行动——就是说，出于习惯而行动。事实上，人们越是惟一地投身于同时收视活动，他们就越有可能在下班之后这一时间段内出于习惯地行动。有10人说他们在下班之后以这种方式使用电视，我发现，他们的电视使用和相对“无知觉”的行为之间的关系最为明显。这种关系长期地重复出现，在此期间不会出现其他情况以抵消或缓解这种明显的权力效应。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缓解电视权力：习惯化的局限（1）
这一组人的思维自觉性报告表明，他们收看电视时总是伴随着其他活动，当他们的活动进入到夜晚、第二天早上（对那些上夜班的人来说这是第二个自由时间段）或周末时，这些或许已经习惯于下班之后收看电视的人，却以一种更具思维自觉性的、自我导向的方式行动，这一点十分明显。在10个下班之后几乎总是同时收视的人中，有8个在晚上依然会看电视，如果他们要上夜班，他们就会有规律地在早上或下午早些时候，即在他们上班之前收看电视。十分有趣的是，几乎所有人都表示，在这些时间段内他们对电视的取向是思维自觉的。他们说，他们期待着能看到某些刺激的有趣的节目，这种节目能让他们想像性地参与进去，并能集中注意力地收看上一会儿，这与他们同时收视的情形大不相同。他们每周都有喜欢看的节目，这使他们的电视使用具有连贯性——这种连贯性在同时收视中是不存在的。另外，所有这10个人在下班之后这个时间段之外的时间内都会从事不同的活动：
汤姆有时在晚上看侦探小说，周末时打高尔夫球，做些家居小工程；艾里卡看爱情小说；乔治（George）读诗并且写诗；戴安娜晚上读历史小说，做些缝纫活，周末的时候，她会做些院里的杂活和一些小小的“家庭改良”；帕姆会去参加学校召开的会议，或者购物；波拉在晚上会外出散步，阅读传记，或写信，周末的时候她会在花园里干活；库尔特会做些房子方面的小工程活，读报，或擦枪。
尽管这些人在下班之后总是出于习惯而投身电视，但他们在每天、每周的其他时间里，不管是否收看电视还是从事其他活动，总能以更具思维自觉的、自我导向的方式行动。即使对这10个最为彻底的相对无知觉性的收视者来说，习惯化是一种过程，而不是一种心智状态。
还有一些人，他们下班之后并不那么排他性地取向于同时收视活动，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对电视的习惯化效应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与那些排他性的同时收视者不同，这些人在描述他们下班之后的感觉时，说他们并不感到疲劳或紧张，而是挺放松的，他们对电视的取向也因此更具思维自觉性。这些人因此在下班之后依然会收看电视，其中绝大部分人也是同时收视者。但是，在这段时间内，他们对事物的取向，要比那些只从事同时收视活动的人，具有更多的思维自觉性。在此，在思维自觉性方面存在着不同情况这一事实表明，一种更为复杂的社会性正在形成。
对这两组人来说——下班之后参与同时收视活动的人，和那些参与同时收视，但同时又规律性地投身于其他不连贯活动的人——除了下班之后收看电视之外，个人取向加上社会调解的活动是他们日常惯例性活动的组成部分。他们阅读书籍——科技小说、爱情小说和非小说类书籍——也阅读报纸和杂志，他们阅读的每一种东西都使他们有机会深入地思考这些书籍所呈现的世界，有时他们能反思阅读过的东西，或许还能与他们自己的生活相对照，或与他们所认识的其他人的生活相对照。他们以一种不那么自我意识的方式阅读，这使他们能够设想，如果能够生活在另一种时空中，情况将会如何。另外，阅读书籍是这样一种活动，它能从一种情境向另一种情境发展，这使阅读书籍的人形成一种思维的连贯性，而这种思维的连贯性，在同时收视中是不存在的。
交谈的情况也是这样。交谈是人们下班之后惯例性活动中典型的附属活动。有时候，他们的交谈集中在日常琐事上，如他们想吃什么，买什么，穿什么，或周末拜访家人或朋友的计划等等。这些事情会随机出现，并通常在人们的头脑中一闪而过。这时候，他们说这种交谈和互动会变得深刻而富有意义。人们就工作、同事或上司以及孩子学习进步等问题进行交谈，也是极为平常的事情；如果发生这样的交谈，这种交谈不管如何的短暂，也使他们能进一步理解他们自己，理解他人以及他们的世界。例如南，他是利普顿的包装工，他在快要下班的时候总是坐下来与工友交谈。除了这种活动中能使他们的友谊得到发展之外，这种随机的交谈往往使他和同事更深入地理解他们在工作中遭遇到的情境，包括内在于工作过程之中的权力关系。有时他们会讨论这样的问题：哪个上司对机器故障更有责任心，如果他们提出报怨，或针对机器故障提出解决方案，哪个主管或工友能支持他们，等等。不管他们的交谈是肤浅的，还是深刻的，和阅读一样，这种交谈为人们提供了机会，使他们能够相互之间建立关系，使他们能够体验到他们生活中的意义的连贯性。我想，即使出现了冲突和紧张，情况也是这样，因为这种冲突和紧张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向前发展，能够成为人们自己意识的有机组成部分。
除了阅读和交谈之外，人们也会做许多其他的事情。他们散步（独立或与他人一起），在院子里干活，给家人或朋友打电话，与工友一起喝酒，与孩子们一起游戏，参加会议、修车，外出吃饭或购物，等等。在所有这些活动中，他们都是积极的参与者，他们能够控制他们所从事活动的节奏，这与同时收视的情况不同。交谈是这些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仅此一项就足以使人们能够与他人建立关系，体验到自已的连贯性，就如他们在家里阅读和交谈时所能体验到的那样。但是，即使是从事单独的活动，他们也是高度自觉的，因为当人们的头脑中把他们参与的活动从一个情境到另外一个情境联系起来的时候，这些活动就会呈现出连贯性和发展的过程性质；这些活动同样地能创造出一块心灵空间，在这块空间中，人们能够思考其他的事物，这些事物与他们所从事的活动本身无关，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就能获得对自己和他们的世界的洞察力。
克里（Kerry）是出版公司的设计员。她说，与同时收视活动不同，绘画在下班之后这段时间里为她提供了一种创造性表达的工具。因为当她绘画的时候，她说她处于一种把观念转化在纸上（或画布上）、检测这些观念、评价其结果，然后相应地作出修改的连贯性的过程之中。相似的，金（Kim）是位利普顿的秘书，她说当她回家时总会与她的宝贝女儿做游戏，这种游戏对她来说包括她对她女儿的肌肉协调性和用词造句的发展情况的观察。除此之外，她说这种母女之间亲密关系使人在心灵和情感上都感到十分充实。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缓解电视权力：习惯化的局限（2）
相对于同时收视，所有这些活动在不同程度上都更具思维自觉性：人们在这些活动中的参与比同时收视活动更积极主动；他们更有可能控制他们的参与节奏，而这一点在他们收视电视时是不能做到的；由于他们对不连贯活动的参与常常是叠置的，因此他们更有可能形成发展的意识；这些活动，比同时收视活动更有可能使参与者获得对自己和世界更深刻的洞察。即使这些人已经习惯于以一种相对无知觉的方式收看电视，但他们下班之后依然能够以一种更具思维自觉性的、自我导向的方式进行其他活动，有时他们选择这么做而不是习惯性地收看电视。与那些排他性取向于同时收视的人一样，这些同样收看电视的人在晚上会思考电视，并以一种更具思维自觉性的方式投入到电视收视活动中。所以，在此，我再一次发现习惯化是一种过程，而不是一种心智状态。
那些以同样的思维自觉性投身于电视和其他活动，但并不同时从事这两类活动的人，其电视收视本身具有一种连续性，这种性质同他们对刚刚讨论过的种种活动参与相似。与绝大多数参与同时收视的人一样，这些人也会收看新闻节目（地方的和全国的）和竞赛节目，以及各类节目重播。但他们同样收看以前录制好的节目，他们也比同时收视者更有可能使用遥控器。所以，他们和同时收视者一样收看他们想看的节目，但是以十分不同的方式收看，并且具有不同的心智后果。这些非同时收视者在收看节目时，常常坐下来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电视上，而且这种注意力在整个节目过程中都会得到保持。在收看录像节目时，他们能够控制收看的节奏：他们会在某个特殊的地方停止播放，可以重看某些场景，或跳过广告然后重新开始收看节目。同样，由于可以使用遥控器，他们可以灵活地选台，以便使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他们最想看的节目上。相对于同时收视者，这些人以一种更为控制性的方法收看他们想看的节目，使叙事传统，特别是叙事行动的发展成为他们收视体验的中心。他们的电视使用比同时使用者呈现出更多的连贯性，因此他们也有更多的机会从他们收看的节目中获得洞察力。
有一次，一位父亲说起他和儿子和女儿一块坐下来收看《八就足够了》这个家庭取向的电视剧。他说通常他们会跟随电视情节的发展，以便“抓住”电视向人们发送的信息。这使他们能够讨论节目中提出来的道德问题，这种讨论并不完全是自我意识的，而是就他们所看到的内容进行意义创造的一种实践。因此，他们在离开电视时，常常感到他们一起学到了点什么，而且感到，他们所学到的东西或许有助于理解他们是如何联络成为一个家庭的。所以，收看电视是他们共享的“天伦之乐”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他们来说，这毫无疑问是一种高度心灵与情感的活动，同时，这种活动能使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