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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头摆放着被称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的高耀洁教授《一万封信》的书稿，看了几篇，泪水就模糊了眼睛。我难过，我为被艾滋病夺去生命的父母遗留下来的无辜的孩子们（高教授称作艾滋孤儿）的悲惨命运而难过；我愤恨，我为打着“包治艾滋病”幌子的游医、骗子和所谓专家乘人之危毫无人性地诈取钱财而愤恨；我悲哀，我为那些无知的人遭受性病困扰而悲哀。但更多的是感动，我为年逾古稀的高耀洁教授多年来历经磨难，不遗余力地宣传防治艾滋病、性病知识，关爱和救助艾滋病病人、艾滋孤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伟大奉献精神而感动。我由衷地赞叹：高教授，您真不愧为“中国的德兰修女”！
（一）
高耀洁是山东曹县人，生于1927年，1954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医学院，著名妇科肿瘤专家，河南中医学院退休教授。她是河南省第七届人大代表、九三学社社员、河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1996年，她偶尔发现一例因输血感染上艾滋病的妇女，意识到血液传播艾滋病的严重性，从此走上了“防艾”之路。在她生活还不富裕的情况下，近8年来花费自己和老伴大半生的积蓄以及奖金、捐赠50多万元，编印《预防艾滋病的知识》小报近70万份，常年奔走于艾滋病疫情高发的村庄免费发给群众；还出版了30万册名为《艾滋病、性病防治》的书，在让人们了解艾滋病知识和传播途径的同时，呼吁全社会关爱艾滋病病人，善待艾滋病病人，警示人们洁身自爱，远离性病困扰，减少艾滋病传播机会。她关心艾滋孤儿胜过自己的亲骨肉，这些年她寄钱寄物救助的孩子达164人之多，有的还被她邀到家里过春节。因贫穷和遭欺凌实在生活不下去的孩子，她通过合法手续联系无子女家庭收养，使他们过上了正常孩子的生活。
高耀洁——中国的德兰修女艾滋病是一种传染性疾病，它的传播不分国界、民族、种族、社会制度和政治信仰，不分年龄、性别、阶层和价值观念，它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高教授那种“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的人生理念和“人生到世上，就应该做别人不能做的事情并把它做到底”的矢志防艾精神受到国际推崇，名字享誉世界，有媒体称“从她身上依稀看到了德兰修女的身影”。第55届联大主席霍尔克里曾面对全世界的新闻媒体赞誉高耀洁“在中国河南，就有一位倾尽心血义务宣传预防艾滋病知识的人，她的故事跌宕起伏，她的精神让人钦佩不已……”
2001年全球卫生理事会授予她“乔纳森·曼恩健康人权奖”。在授奖大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称赞她为“第一位在中国农村从事艾滋病预防宣传教育的女性活动家”。
2002年美国《时代》周刊评她为“亚洲英雄”、《商业周刊》授予她“亚洲之星”称号，英国前首相梅杰在人民大会堂为她颁奖。
2003年获“亚洲的诺贝尔奖”——拉蒙·麦格赛赛公共服务奖，马尼拉市市长授予她荣誉市民，赠送给她一把金钥匙。
2004年2月，高耀洁教授继1999年被评为“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之后，当之无愧地荣获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03年年度人物”称号，这也是她在国内获得的最高荣誉。颁奖会上，主持人白岩松宣读的颁奖词中说：“她以渊博的知识、理性的思考驱散人们的偏见和恐惧，她以母亲的慈爱、无私的热情温暖着弱者的无助和冰冷。她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推动人类防治艾滋病这项繁重的工程，她把生命中所有的能量化为一缕缕阳光，希望能照进艾滋病患者的心间，照亮他们的未来。”
（二）
在我和高耀洁教授接触中，有几件事难以忘怀：
——2001年3月29日早上5点钟，高教授从郑州搭乘汽车去豫南某县看望艾滋病病人；给他们送钱送药，在某市换乘汽车后中途被堵。车上人很多，拥挤不堪，同她一起去的两个小青年闷得受不了挤到车窗口透气，而她一位70多岁的人身体又不好行动不便，加上又饥又渴，待在车里面受尽了磨难。晚上8点多到达目的地时，她两腿疼得无法站立，双脚肿得不能走路，目睹此景的人都哭了。
——2002年春节，高教授从豫南某县农村接了几个艾滋孤儿来家里。当儿子和媳妇高高兴兴回来和老人一起过年时，得知孩子们是从艾滋病疫区来的，责怪母亲“人家对这事避还来不及；您却把他们领回家，就不怕感染上艾滋病”！并一气之下离去再没回来。老人本应享受过年儿女团聚的天伦之乐，可为了这些孩子们，她放弃了这个福分。春节10多天里，老伴郭先生给孩子们讲故事，做好吃的；她带孩子们游览了郑州美丽的市容市貌，参观了科技馆，还到她原工作单位和省妇联、省统战部、省文史馆、九三学社等单位“串亲戚”，所到之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给了孩子们少有的爱的温暖，让他们感受到家庭般的温暖。
——2001年她获得2万美元世界卫生组织奖金和1万美元福特基金会的捐赠，外孙想用这笔钱买辆汽车，动员姥姥说：“我开车您来坐，让您晚年享受现代人生活。”高教授没好气地骂外孙：“滚开，穷人得病没钱治，连饭都吃不饱，你还想买汽车享受，没门！”她随即用这笔钱加印了12万册书，又寄钱给她平时探访掌握的急需救助的艾滋病病人和艾滋孤儿。
我曾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说：“首先我是个医生，治病救人是我的天职；再者，人要是只为己而活没什么意义，对别人的痛苦无动于衷就不配做人。尤其我们是有五千年文明史的炎黄子孙，更有辱于我们的祖先。”
（三）
高教授没料到的是“防艾”之路艰难坎坷，她为此付出的不仅是金钱，还遭受心灵的创伤、人格的贬损、精神的压力。从发现第一例因输血感染上艾滋病的病人后，这些年她自费乘车或租用汽车到艾滋病疫情高发的100多个村庄走访，接触到的艾滋病病人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千人以上，所听所见死亡者处处皆是，甚至一家几口死亡。他们绝大多数是因贫穷卖血惹的祸。当她把实情公布于众，告诫群众“要遵守政府法令，再穷也不能到非法血站卖血”时，便遭到一些人的责难，说她误导艾滋病传播的途径，损害了地方形象。外出讲课屡屡受干预，去农村宣传常遭堵截或驱赶。她仰天发问：“饱暖思淫欲”，难道这些群体发病的贫苦农民甚至几岁的孩子会有可能吸毒和做那种“脏”事吗？
高教授出版的图书《鲜为人知的故事——艾滋病、性病防治大众读本》里面有几幅人体相关部位的插图，有人借此指责她的书是“黄书”，还说她也是个艾滋病病人，要人们远离她和她的书。高教授气愤地说，醉翁之意不在酒，说我什么没关系（高教授不是艾滋病病人），真正的黄书或许当成“高雅艺术”公开出售、供人欣赏，还怕我的这几幅“丑得目不忍睹”的医用照片教唆人犯罪不成？
最近这几年，高教授花大精力和本钱救助艾滋孤儿是有起因的。那是几年前的一天，她来到某“艾滋村”，见一个几岁的男孩握着小拳头喊着“长大了我要杀他哩”。高教授上前问他杀谁，他说：“抽我爸爸血的人！”村里人介绍，这样的孩子还不少，说长大了要杀“血头”，
给因卖血感染艾滋病死去的父母报仇，一个男孩子还在自己手腕上刺下了“仇”、“杀”字样。“杀父之仇，不共戴天”。高教授意识到这些被艾滋病夺去父母生命的孩子从小心里就种下仇恨的种子，如果我们不正确引导教育和关爱他们，将来会难免生祸殃。高教授先是寄钱资助，1999年至2002年3年间就寄出了8万多元。后来发现这些钱不能真正送到受助孩子手里，常被他们的亲属拿走，有的还用来吃喝或赌博。学龄儿童不能上学，上学的孩子中途辍学，还常遭他人欺凌、打骂，甚至威逼十多岁的小姑娘嫁人。高教授坐不住了，找政府部门、找妇女组织为孩子争取合法权益，四处奔走找没有子女且条件好的人家收养这些孩子，并亲自为孩子检查身体，协助办理合法手续。2002年，6名孤儿先后在她的山东老家找到了新爸爸、妈妈，得到良好教育，过上正常孩子的生活。然而，有人说她“拐骗儿童”，还差点吃上官司。高教授说：“我和老伴每月有四千多元的工资，生活费用不到1000元，这么多年没舍得花一分钱买件衣服，都用在‘防艾’和救助上面了，世上有我们这样拐骗儿童的吗？”
艾滋病目前还是世界上没有药物可以治愈的病。“预防胜于治疗”，加强宣传教育，增强防范意识，才是国人抑制艾滋病最好的办法。可是，有那么一些自称“包治艾滋病”的医骗子和所谓专家、教授等用各种手段诈取艾滋病患者的钱财，这让高教授痛恨万分。她专门写了揭露这些骗子的宣传材料，警惕人们不要上当受骗。然而有人却对号入座，把她告上法庭，要她赔偿“贬损名誉”损失。虽然法院最终判她胜诉，但也留下无尽的思索。她说：“如果今天世界上真有人研制出能治愈艾滋病的药物，那他就可以得‘诺贝尔奖’了。像这样有的连医生资格都没有，所谓研制的药物没有批号，干违法事的人就把我送上了公堂，说不定以后还会吃啥官司！”高教授感到有些疲惫了……
（四）
2003年11月上旬的一天，高教授从报纸上看到新华社消息——我国做出五大承诺，免费治疗贫困艾滋患者：卫生部副部长高强在北京举行的2003年我国企业高峰会暨世界经济发展宣言上说“在我国艾滋病的传播主要渠道之一就是非法采血、供血，主要是保护措施不利，造成一些地区的群体感染……”她流泪了。过去不知道她曾为艾滋病病人和无辜的孩子流过多少眼泪，也不知陪着他们流了多少眼泪，但那都是伤心的泪，痛苦的泪，这次她流的是高兴的泪。她望着挂在墙上一大排接触过和来她家吃过饭已故去的艾滋病患者以及与她合影的艾滋孤儿的照片，喃喃地说：“政府给你们洗刷清白了，孩子们有救了，艾滋病病人可以堂堂正正抬起头做人了。”
更难忘的是2003年12月18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河南实地考察艾滋病工作时，在她下榻处与高耀洁教授进行了两个半小时的倾心交谈。高教授谈了两点：一是对艾滋孤儿的抚养应参照1960年周恩来总理解决3000孤儿的办法，分散抚养，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和社会的安定；二是时下假医、假药等处处皆是，为了自己牟取暴利，严重损害了他人的健康甚至生命，要着实地打假。高教授动情地对吴副总理说：“我是名医生，出于对病人的同情心，毫无思想准备地走上了‘防艾’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我艰难地走了将近8个年头，现在‘欲罢不能’。在这8年的岁月里，使我最头痛、最不能容忍的是骗子们对我的骚扰、对病人的伤害。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假医、假药真把老百姓害的太苦了！”吴副总理说：“这项工作是我分管的，您的意见怎样打？”高教授开诚布公地谈了自己的意见，吴副总理对此非常重视。临别时，吴副总理还嘱咐“以后我们都认识了，都是朋友了，有事情再联系”。这让高教授看到了我国政府防治艾滋病的决心，看到了新的希望，激动得她彻夜未眠。
随后，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李克强将高耀洁教授请到自己办公室，共同商议对艾滋孤儿的抚养和“打假”问题的举措，并当即指示有关部门领导认真研究，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进行落实。
2004年2月18日，河南省组成驻艾滋病疫情高发村帮扶工作队，76名官员身背行囊、胸佩光荣花奔赴全省6市13县38个艾滋病疫情高发村开始为期一年的驻村工作，高教授看着官员们出征时省领导为他们壮行的电视画面，再次流泪了……
但愿这位古稀老人不再落下伤心的眼泪！
杨卫民
2004年2月25日 于郑州
序前言
“信”是传递讯息的武器，通过它能沟通你、我、他的思想感情、生活、学习等，更会反映出社会上每个角落发生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因此，我有一个保留信件的习惯，并分门别类地收藏起来。历时四年多，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万多封信，本书选录了各式各样的来信近200封，重点展示了近期艾滋病、性病的现状，并附加了几十张人物现场照片，此书充满了人性！
选入的信件具有真实、正义、关爱、宽容的事例，也有极端自私自利、危害他人和社会者，来信进一步揭示出了某些鲜为人知的事例。通过揭示，唤起人们懂得“仁者爱人”的精神！努力弘扬这种精神！企望我们的社会走向良性循环。
自1998年春以来，我发现民众来信增多，有些信告知了许多有价值的人和事，特别是疾病和受骗等情况。于1999年8月15日开始登记来信，在这四年多的时间内，来信者有报喜的、赞扬的、支持的、拉关系的、谩骂的、诉苦的、求助的，也有企图骗我的，真可谓五花八门。很少有一天没有来信，最多的一天接了53封信，本人对来信90％以上给予回复，只有骗子信不予理睬；有些信件的内容，令人可笑、令人烦恼、令人同情、甚至令人流泪……
2003年有位朋友得知我保留来信的情况之后，他们说：“你这么多信，真可贵，给我拿去整理成书吧？”这一下提醒了我，本人虽然年事已高，但健康状况还可以，何不自己写成书呢？经过一番构思，2003年6月开始整理每封来信，8月20日动笔，当时已有8326封信，因来信日益增加，2004年4月就完成了10001封。故命名为《一万封信》。
自1999年8月15日至2004年4月14日，共计56个月时间收到民众来信10001封，第一年1003封，第二年2417封，第三年2862封，第四年2044封（因非典受影响），第五年（实为8个月）1675封。
河南省内来信分布图从来信者职业显示干部545人，教员1006人，学生1041人，离退休者484人，医务人员2026人，工人375人，农民462人，市民122人，商人183人，军人104人，职业不清楚者3653人，共计10001人（次）。
从来信地区分布，以河南为最多，共计3925封。（见河南省内来信分布图）
来信数量以驻马店、周口为最多，因该地区公开了一部分艾滋村庄，而开封、商丘等地某些村庄的艾滋疫情，比世界闻名的艾滋村——文楼，有过之而无不及。只因防艾宣传的力度不够，人们对艾滋病没有正确的认识，如鹤璧、济源来信不足百封，那里没有艾滋病吗？不是……
外省市来信6076封，从总数看，多于河南，从其各地数量来看远远少于河南。（见全国来信分布图）
外省市来信之多少与当地媒体宣传报道有关，与当地文化水平也分不开，如广东省来信最多442封，西藏最少只有29封信（不算台湾），其中20封信出自军人之手。
在这批信中，告诉我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如中国艾滋病主要传播途径是血——卖血与输血，直至本书发稿日“血祸”并未完全根除。许多信件也揭示了“血祸”不是河南的专利，而中原地区十几个省与河南省相似，其他边缘地区如新疆、四川等省、地、市基本情况也是如此。我非常感谢来信者提供了真实疫情。
本书编写历时半年多，这期间来信不断，并有许多热心朋友相助。为说明本人“打假”与“防艾”的经历，最后选用记者采访报道的几篇文章作为附录。承蒙杨卫民先生为本书写序，还有几位志愿者帮助统计、打字，特此致谢。
近来由于来采访的媒体较多，他们对这批信函整理出版非常有兴趣，不时接到电话要求索取此书，进一步证明了读者对病人与受害者群体的关怀与爱戴，作者将受到莫大的鼓舞！
作者在编写中由于水平限制，难免有疏漏和错误，真诚欢迎批评、指正！我将听从读者意见，继续修订、补充；谢谢。
作 者
第一章 部分来信事由与目的1人活着不能只为自己
本章系部分来信事由与目的，是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