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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废名的这一方面的逸事，可以略记一二。废名平常颇佩服其同乡熊十力翁，常与谈论儒道异同等事，等到他着手读佛书以后，却与专门学佛的熊翁意见不合，而且多有不满之意。有余君与熊翁同住在二道桥，曾告诉我说，一日废名与熊翁论僧肇，大声争论，忽而静止，则二人已扭打在一处，旋见废名气哄哄的走出，但至次日，乃见废名又来，与熊翁在讨论别的问题矣。余君云系亲见，故当无错误。废名自云喜静坐深思，不知何时乃忽得特殊的经验，跃坐少顷，便两手自动，作种种姿态，有如体操，不能自己，仿佛自成一套，演毕乃复能活动。鄙人少信，颇疑是一种自己催眠，而废名则不以为然。其中学同窗有力僧者，甚加赞叹，以为道行之果，自己坐禅修道若干年，尚未能至，而废名偶尔得之，可为幸矣。废名虽不深信，然似亦不尽以为妄。假如是这样，那么这道便是于佛教之上又加了老庄以外的道教分子，于不佞更是不可解，照我个人的意见说来，废名谈中国文章与思想确有其好处，若舍而谈道，殊为可惜。废名曾撰联语见赠云，微言欣其知之为海，道心恻于人不胜天。今日找出来抄录于沈，泼名所赞虫是过量，倡他实在冕知贫我铭意思之一人，现在想起来，不但有今昔之感，亦觉得至可怀念也。三十二年三月十五日，记于北京。
（1943年3月作，选自《药堂杂文》）
武者先生和我
方纪生先生从东京寄信来，经了三星期才到，信里说起前日见到武者小路先生，他对于我送他的晋砖砚很是喜欢，要给我一幅铁斋的画，托宫崎丈二先生带来，并且说道，那幅画虽然自己很爱，但不知道周君是否也喜欢。我在给纪生的回信里说，洋画是不懂，却也爱东洋风的画，富冈铁斋可以说是纯东洋的画家，我想他的画我也一定喜欢的。在东西六大画家中有铁斋的插画三幅，我都觉得很好，如献新谷图，如荣启期带索图，就是缩小影印的，也百看不厌，现在使我可以得到一张真迹，这实在是意外的幸事了。
我与武者小路先生初次相见是在民国八年秋天，己是二十四年前的事了。那时武者先生（平常大家这样叫他，现在也且沿用，）在日本日向地方办新村，我往村里去看他，在万山之中的村中停了四天，就住在武者先生家的小楼上，后来又顺路历访大阪京都滨松东京各新村支部，前后共化了十天的工夫。第二次是民国二十三年，我利用暑假去到东京闲住了两个月，与武者先生会见，又同往新村支部去谈话一次。第三次在民国三十年春间，我往京都东京赴东亚文化协会之会，承日本笔会的几位先生在星冈茶寮招待，武者先生也是其中之一人。今年四月武者先生往南京出席中日文化协会，转至北京，又得相见，这是第四次了。其时我因事往南京苏州去走了一趟，及至回来，武者先生快要走了，只有中间一天的停留，所以我们会见也就只在那一天里，上午在北京饭店的庸报社座谈会上，下午来到我这里，匆匆的谈了一忽儿而已。这样计算起来，除了第一次的四天以外，我同武者先生聚谈的时候并不很多，可是往来的关系却已很久，所以两者间的友谊的确是极旧的了。承武者先生不弃，在他的文章里时时提及，又说当初相识彼此都在还没有名的时代，觉得这一点很有意思。其实这乃是客气的话，在二十四五年前，白桦派在日本文学上正很有名，武者先生是其领袖，我的胡乱写些文章，则确在这以后，却是至今也还不成气候，不过我们的交际不含有一点势利的分子，这是实在的事情。事变之后，武者先生常对我表示关心，大约是二十六年的冬天吧，在一篇随笔里说，不知现在周君的心情如何，很想一听他的真心话。当时我曾覆一信，大意说如有机缘愿得面谈，唯不想用文字有所陈说，盖如倪云林所言，说便容易俗，日本所谓野暮也。近来听到又复说起，云觉得与周君当无不可谈者，看了很是感动，却也觉得惭愧。两国的人相谈，甲有甲的立场，乙有乙殉立场，因此不大容易说得拢，此是平常的情形，但这却又不难互相体察谅解，那时候就可以说得成一起了，唯天下事愈与情理近者便愈远干事实，故往往亦终以慨叹。我近来未曾与武者先生长谈深谈过，似乎有点可惜，但是我感觉满足，盖谈到最相契合时恐怕亦只是一叹唱，现在即使不谈而我也一样的相信，与武者先生当无不可谈，且可谈得契合，这是一种愉快同时也是幸福的事，最初听说武者先生要到中国来漫游，我以为是个人旅行，便写信给东京的友人，托其转带口信，请他暂时不必出来，因为在此乱世，人心不安，中国文化正在停顿，殊无可观，旅途辛苦，恐所得不偿所失。嗣知其来盖属于团体，自是别一回事了，武者先生以其固有的朴诚的态度，在中国留下极深的好印象，可谓不虚此行，私人方面又得一见面，则在我亦为有幸矣。唯愿和平告成后，中国的学问艺术少少就绪，其时再请武者先生在驾光来，即使别无成绩可以表示，而民生安定，彼此得以开怀畅聚，将互举历来所未谈及者痛快陈之，且试印证以为必定契合者是否真是如此，亦是很有意思的事也。
至于我送给武者先生的那砖砚，与其说是砚，还不如说是砖为的当，那是一小方西晋时的墓砖，有元康九年字样，时为基督纪元二百九十九年，即距今一千六百四十四年前也。我当初搜集古砖，取其是在绍兴出土的，但是到了北京以后，就不能再如此了，也只取其古，又是工艺品，是一种有趣味的小古董而已。有人喜欢把它琢成砚，或是水仙花盆之类，我并不喜欢，不过既已做成了，也只好随它去。我想送给武者先生一块古砖，作为来苦雨斋的纪念，但是面积大，分量重的不大好携带，便挑取了这块元康断砖，而它恰巧是琢成砚形的，因此被称为砚。其实我是当作砖送他的，假如当砚用一定很不合适，好的砚有端溪种种正多着哩。古语云，抛砖引玉。我所抛的正是一块砖，不意却引了一张名人的画来，这正与成语相符，可谓巧合也矣。民国癸未秋分节。
上边这篇文章是九月下旬写的。因为那时报上记载，武者先生来华时我奉赠一砚，将以一幅画回赠，以为是中日文人交际的佳话。我便想说明，我所送的是一块砖，送他的缘固是多年旧识，非为文人之故，不觉词费，写了三张稿纸。秋分节是二十四日，过了两天，宫崎先生来访，给我送来铁斋的那幅画。这是一个折扇面，袜作立轴，上画作四人，一绿衣以爪杖搔背，一红衣以纸捻刺鼻，一绿衣蓝褂挑耳，一红衣脱中两手抓发，座前置香炉一，茶碗三，纸二枚。上端题曰：
经月得楼飓，头懒垢不□，树间一梳理，道与精神会。痒处搔不及，赖有童子手，精微不可传，桂齿一转首。吱口眼尾垂，欲喷将未发，竟以纸用事，快等船出闸。耳痒欲拈去，猛省须用＊（左耳右月），注目深探之，疏快满须发。右李成德画理发搔背刺喷＊耳四畅图赞，觉范所作，铁斋写并录。赞一末句会字，赞四次句省用字，均脱，今照石门文字禅卷十四原本补入。案南唐王齐翰有挑耳图，似此种图画古己有之，列为四畅，或始于李成德乎。据清河书画舫云，工画法学吴道子，李不知如何，唯飘逸之致则或者为铁斋所独有，但自己不懂画更甚于诗，亦不敢多作妄言也。铁斋生于天保七年（清道光十六年），大正十三年（民国十三年）除夕卒，寿八十九岁，唯荣启期带索图为其绝笔，则已署年九十矣。十月一日再记。
（作于1943年9月24日，10月1日再记，选自《苦口甘口》）
岛崎藤村先生
今天午前看报，忽见中华社东京二十二日电云，岛崎藤村氏于本日午前零时三十分在大矶逝世，享年七十二岁。突然看见，也还不怎么惊骇，却是很迫切的觉到一种寂寞之感。月明文库里的一小册《雪天的纸窗》正放在手边，拿起来翻看，心想能写这样文章的人于今已没有了，很是可惜又仿佛感觉自己这边阵地少了一个人，这寂寞便又渐近于心怯了。
我们最初听见藤村先生的名字，还是在东京留学的时代，这大约是明治四十年丁未，长篇小说《春》开始在东京朝日新闻上登载，其时作者年纪还只是三十六岁，想起来也正是三十六年前的事了。但是与藤村先生相见，却一直在后。第一次是民国二十三年甲戌秋间，利用暑假，同内人到东京去住了两个月，徐耀辰先生也在那里，承东大的中国文学会发起，在山水楼饭庄招待我们，其时来客中间有一位是藤村先生。这是八月四日的事，徐先生因为翻译《新生》，曾屡次通信，便去拜访一次，后来藤村先生差人来约小饮，邀我同去，于二十日晚在麻布区六本木的大和田，这是第二次的见面。那天在坐的，除徐先生和我外，还有和仕哲郎、有岛生马二氏，连主人共计五人户藤村先生带来一本岩波文库中的陶仓觉三著《茶之书》送给我，题曰，赠周作人君，岛崎生。还客气说，是一本旧的，很对不住，其实我倒是比新的更觉得喜欢，饭后，主人要了几把折扇，叫大家挥毫做个纪念，详细记不得了，只就我所分得的一把来说，中间有岛氏用水墨写了一片西瓜，署款十月生，即是“有”字的字谜。右边藤村先生写短歌一首云：
□□□□□、
□□□小竹□
□□□□□、
□□□□□□□、
□□□□□□□。
（以上均为日文）
署款藤字。案此系西行法师所作，见《山家集》中，标题曰题不知，大意云，夏天的夜，有如苦竹，竹细节密，不久之间，随即天明。在《短夜的时节》文中也引有此歌，大约是作者所很喜欢的一首，只是不可译，现在只好这样且搪塞一下。徐先生写了两句唐诗云：“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和迁氏与我只简单的署名，各写两个字而已……第三次见面又在七年之后，即民国三十年四月，我往日本京都出席东亚文化协议会文学部会的时候。开会后我于十四日由京都到东京，住在帝国旅馆，十七日中午应日本笔会之招，至星冈茶察。晤见好些旧相识的文人，其中最年长者便是藤村先生。这回又承以大著《夜明前》二册见赠，卷售题字曰，呈周作人君，昭和十六年四月，于东京曲叮，岛崎生。附有信笺一，纸云：
“此拙著稍经执持，已略旧，唯系留置家中之初版木，因不复顾及失礼，持以奉赠，如承收纳作为纪念，幸甚。四月十六日。”藤村文库定本《夜明前》，我早已有了一部，但是重版后印，今得到作者持赠的初版本，回来以后便把原来的一部送给了别人了。总计我见到藤村先生，最初是在甲戌，那时他六十三岁，最后是辛已，那时七十岁了，因此我所有的印象仿佛是一个老哲人，《夜明前》第一册在昭和十年乙亥出版，上边的照相觉得最与我的印象相合。藤村先生是东亚文学界的大前辈，文章与智慧远出我们之上，见面时只是致敬，并未多谈，但我们直感得这是和我们同在一条线上的，所以平时很感到亲近，因此对于逝世的消息也就会觉得有一种近于恐慌之感了。
藤村先生在文学上的绩业，自有日本文学史家会加以论定，我不能说什么，这里只是略述自己的印象以及感叹之意而已。藤村先生的诗与小说以前也曾读过好些，但是近年爱看杂文，所记得的还是以感想集为多，在这里我也最觉得能看出老哲人的面影，是很愉快的事。《雪天的纸窗》中还有几篇随笔，反覆的读了很是喜欢，再去查原书，在昭和五年庚午出版的《在市井间》一册里找到了几篇，如《小诸的回忆》，《短夜的时节》，《养生》，儿回想起要翻译，却终于不曾下笔，因为觉得这事情太难，生怕译不好反把原文弄坏了。创作中富有思想的分子，而这又有空间的与时间的博大性的，这是我所尊重的作品，藤村先生的感想随笔，就是小篇也多有此特质。而今已没有这样的人了，在这里正可谓之东亚的一损失，没有方法可以弥补的。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1943年8月作，选自《药堂杂文》）
记杜逢辰君的事
此文题目很是平凡，文章也不会写得怎么有趣味，一定将使读者感觉失望，但是我自己却觉得颇得意义，近十年中时时想到要写，总未成功，直至现在才勉强写出，这在我是很满足的事了。杜逢辰君，字辉庭，山东人，前国立北京大学学生，民国十四年入学，二十一年以肺病卒于故里。杜君在大学预科是日文班，所以那两年中是我直接的学生，及预科毕业，正是张大元帅登台，改组京师大学，没有东方文学系了，所以他改入了法科。十七年东北大恢复，我们回去再开始办预科日文班，我又为他系学生教日文，讲夏目氏的小说《我是猫》，杜君一直参加，而且继续了有两年之久，虽然他的学籍仍是在经济系。我记得那时他常来借书看，有森鸥外的《高濑舟》，志贺直哉的《寿寿》等，我又有一部高畠素之译的《资本论》，共五册，买来了看不懂，也就送给了他，大约于他亦无甚用处，因为他的兴趣还是在于文学方面。杜君的气色本来不大好，其发病则大概在十九年秋后，《骆驼草》第二十四期上有一篇小文曰《无题》，署名偶影，即是杜君所作，末著一九三0年十月八日病中，于北大，可以为证。又查旧日记民国二十年分，三月十九日项下记云，下午至北大上课，以《徒然草》赠予杜君，又借予《源氏物语》一部，托李广田君转交。其时盖已因病不上课堂，故托其同乡李君来借书也。至十一月则有下记数项：
十七日，下午北大梁君等三人来访，云杜逢辰君自杀未遂，雇汽车至红十字疗养院，劝说良久无效，六时回家。
十八日，下午往看杜君病，值睡眠，其侄云略安定，即回。
十九日，上午往看杜君。
二十一日，上午李广田君电话，云杜君已迁往平大附属医院。
二十二日，上午盂云娇君来访。
杜君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进疗养院的。在《无题》中他曾说，“我是常在病中，自然不能多走路，连书也不能随意地读。”前后相隔不过一年，这时却已是卧床不起了。在那篇文章又有一节云：
“这尤其是在夜里失眠时，心和脑往往是交互影响的。心越跳动，脑里宇宙的次序就越素乱，甚至暴动起来似的骚扰。因此，心也跳动得更加厉害，必至心脑交瘁，黎明时这才昏昏沉沉地堕人不自然的睡眠里去。这真是痛苦不过的事。我是为了自己的痛苦才了解旁人的痛苦的呀。每当受苦时，不免要诅咒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病中苦痛之一斑，在一年后这情形自然更坏了，其计画自杀的原因据梁君说即全在于此。当时所用的不知系何种刀类，只因久病无力，所以负伤不重，即可治愈，但是他拒绝饮食药物，同乡友人无法可施，末了乃赶来找我去劝。他们说，壮君平日佩服周先生，所以只有请你去，可以劝得过来。我其实也觉得毫无把握，不过不能不去一走，即使明知无效，望病也是要去的。劝阻人家不要自杀，这题目十分难，简直无从着笔，不晓得怎么说才好。到了北海养蜂夹道的医院里，见到躺在床上，脖子包着绷带的病人，我说了些话，自己也都忘记了，总之说着时就觉得是空虚无用的，心里一面批评着说，不行，不行。果然这都是无用，如日记上所云劝说无效。我说几句之后，他便说，你说的很是，不过这些我都已经想过了的。末了他说，周先生平常怎么说，我都愿意听从，这回不能从命，并且他又说，我实在不能再受痛苦，请你可怜见放我去了罢。我见他态度很坚决，情形与平时不一样，杜君说话声音本来很低，又是近视，眼镜后面的目光总向着下，这回声音转高，除去了眼镜，眼睛张大，炯炯有光，仿佛是换了一个人的彬子。假如这回不是受了委托来劝解来的，我看这情形恐怕会得默然，如世尊默然表示同意似的，一握手而引退了吧。现在不能这样，只得枝梧了好久，不再说理由，劝他好好将息，退了出来。第二天去看，听那看病的侄儿说稍为安定，又据孟君说后来也吃点东西了，大家渐渐放心。日记上不曾记着，后来听说杜君家属从山东来了，接他回家去，用鸦片剂暂以减少苦痛，但是不久也就去世，这大约是二十一年的事了。
杜君的事情本来已是完结了，但是在那以后不知是从哪一位，大概是李广田君罢，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