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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印象是独断专行，是毫不为过的。这实在是迫于形势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改革举措触及政坛痼疾，没有相当的力度难以奏效。无论是使“中外淬砺，莫敢有偷心”的考成法，还是“理逋负以足国”的清丈田粮，以及把江南行之有效的一条鞭法推广到全国，无一不是阻力重重，反对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没有一点雷厉风行独断专行的作风，恐怕一事无成。张居正过于严厉，过于操切，必然遭来许多菲议。但是新政成效卓著，言官们难以抓住把柄，便从攻击张居正个人品行，离间他与皇帝的关系着手。南京户科给事中余懋学、河南道御史傅应祯以及巡按辽东御史刘台，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由于皇帝和皇太后的全力支持，宫内实权人物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又与张居正结成权力联盟，那些反对者统统被严厉地打压了下去。
然而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万历五年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病逝，按照当时的官僚丁忧缺席必须辞官守制二十七个月。张居正是一个“非常磊落奇伟之士”，不愿意“徇匹夫之小节”，而使改革中断，便与冯保联手策划“夺情”之局，接受皇帝的“夺情起复”，“在官守制”，依然执掌朝政大权。此举激起更大的反对声浪，指责张居正违背传统的儒家伦理纲常，不配断续身居高位。反对最激烈的是翰林院编修吴中行、翰林院检讨赵用贤、刑部员外郎艾穆、刑部主事沈思思孝。就在张居正处境十分尴尬之时，明神宗再三强调“夺情起复”是他的旨意，冯保又与之密切配合，记张居正票拟朱旨，对吴赵艾沈四人实施严厉的廷杖。由此遭来更多的非议，毫无疑问，张居正树敌过多，对于他日后遭到报复不无关系，但这并非他的悲剧的关键所在。
关键在于“威权震主”。
明神宗即位时还是一个十岁（虚岁）的孩子，皇太后把朝政交给了张居正的同时，也把教育小皇帝的责任交给了他。因此张居正身兼二职：首辅与帝师。小皇帝一切都仰赖张居正的辅佐，他对身材颀长美髯及胸的长者既敬重又畏惧。一次明神宗在读《论语》时，误将“色勃如也”之“勃”字读作“背”音，张居正厉声纠正：“当作勃字！”声如雷鸣，吓得神宗惊惶失措，在场的官员们无不大惊失声。慈圣皇太后为了配合张居正的调教，在宫中对神宗严加看管，动辄谴责：“使张先生闻，奈何！”在太后和皇帝的心目中，张居正的地位与威权之高可想而知。当时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张居正辅政）宫府一体，百辟从风，相权之重，本朝罕俪，部臣拱手受成，比于威君严父，又有加焉。”所谓“宫府一体”云云，就是把内宫（皇帝）与外朝（政府）的事权集于一身，因此说他是有明一代权力量大的内阁首辅。这一点，张居正本人并不否认，他经常对下属说：“我非相，乃摄也。”所谓“摄”，就是摄政，代帝执政。如此权势显赫的内阁首辅，部下当然要把他“比于威君严父”，成为他们争相拍马献媚的对象，阿谀奉承之徒甚至向他赠送黄金制作的对联，上面写道：
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
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
张居正号太岳，把太岳相公与大明天子相提并论，是颇有僭妄嫌疑的，张居正却安之若素，流露出“我非相，乃摄也”的心态。
万历六年张居正离京归葬老父，一路上摆出“我非相，乃摄也”的显赫排场。不仅有尚宝少卿和锦衣卫指挥等官员护送，戚继光还派来了铳手与箭手保镖，而且他所乘坐的轿子是真定知府钱普特意赶制的，被人称为“如同斋阁”。它的前半部是重轩（起居室），后半部是卧室，两旁有走廊，童子在左右侍侯，为之挥扇焚香。如此豪华之极的庞然大物当然不是八个人所能扛起来的，而是闻所未闻的“三十二抬”大轿，比皇帝的出巡犹有过之而无不及。
万历十年春，张居正身患重病，久治不愈，朝廷大臣上自六部尚书下至冗散，无不设斋醮为祈祷，以表忠心，企求日后获得这位代帝摄政的元老重臣的青睐。他们纷纷舍弃本职工作，日夜奔走于佛事道场，把祈求平安的表章供上香火缭绕的神坛，长跪不起。然后再把这些表章装进红纸封套，罩上红色锦缎，送进张府，用重金贿赂张府家人，希求让张居正过目，博其欢心，于是官僚们争相雇募文人词客，代写表章，送给张居正，“争一启齿，或见而颔之，取笔点其丽语一二”。京都如此，各地封疆大吏莫不争相仿效。这种举国若狂的举动，即使在那个时代也是罕见的不正常现像，后来明神宗病重时也没有出现类似排场。
张居正“威权震主，祸萌骖乘”张居正“威权震主，祸萌骖乘”（2）
张居正难道没有考虑到“威权震主，祝萌骖乘”吗？
他是有所考虑的，在回到江陵老家安葬亡父时，一天之内收到皇帝三道诏书，催促他早日返回京师，显示了他在皇帝心目中须臾不可或缺的地位。湖广地方官以为是乡梓的无上光荣，，特地为之建造“三诏亭”以资纪念。在隆重的庆贺典礼之后，张居正突然联想到骑虎难下之势，他在给湖广巡按朱琏的信中谈起“三诏亭”，写下了一段感慨而又意味深长的话：“作三诏亭，意甚厚，但异日时异事殊，高台倾，曲诏平，吾居一不能有，此不过五里铺上一接官亭耳，乌睹气谓三诏哉！盖骑虎之势自难中下，所以霍光、宇文护终于不免。”处在权势顶峰的张居正明白一旦形势变化，他连居所都成问题时，三诏亭对他有何意义呢？于是他忧心忡忡地想到了“威权震主”的霍光与宇文护的悲剧下场。
霍光，受汉武帝遗诏辅佐年幼的汉昭帝，任大司马大将军，封博陆侯。汉昭帝死，他迎立吕邑王刘贺为帝，不久又废刘贺，迎立刘询为为汉宣帝。他前后摄政达二十年之久，一改汉武帝时代穷兵黩武的弊政，以节约财政开支为准则，不断减税，对匈奴的政策由征战转变为和平交涉。尽管如此，他还是难逃厄运。汉宣帝把他视作芒刺在背，在他死后，由于阴谋告发，妻子及家属多人被处死，当时盛传：“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祸萌于骖乘。”这就是“威权震主，祸萌骖乘”第一个显著的实例。宁文护的情况略有不同。他往西魏时任大将军、司空，继宁文泰执掌朝政，拥立宇文觉，建立北周，自任人冢宰，专断朝政。其后废宁文觉，另立宁文毓，又杀宁文毓，立宁文邕（周武帝），最终被宁文邕处死，原因就是“专横”张居正联想到霍光和宁文护的下场，不免有点惶恐，还是激流勇退吧！他深感“高痊不；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就在万历八年三月向神宗提出“乞休”的请求。这九年来任重力微，积劳过虑，形神顿惫，气血早衰，须发变白，已呈未老先衰之态：从此以后，昔日的聪明智虑将日就昏蒙，如不早日辞去，恐将使王事不终，前功尽弃。这是他辅政第九个年头的真实心态；尽管他对权位是热衷贪恋的，也不得不深长计议，以免中途翻车也就是他自已所说“驽力免于中蹶”。这既是一种政治姿态，也是一种自谋策略，神宗却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毫不犹豫地下旨挽留。两天后张居止再次上疏乞休，除了重中“惴惴之心无一日不临了渊谷”的心情，他提出一个折衷方案：只是请假．并非辞职，国家或有大事，皇上一旦召唤，朝闻命而夕就道，神宗有点犹豫了，以他的早熟和敏感，不可能不曾意识到张先生的威权震主，也并非不想早日亲操政柄，只是如此重大人事更动他作不了主得请示“垂帘听政”的太后才行；慈圣皇太后的态度很坚决，恳切挽留张先生，对儿子说：“与张先生说，各项典礼虽是修举，内外一切政务，尔尚未能裁决，边事尤为紧要。张先生受先帝付托，岂忍言去！待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再作商量。先生今后再不必兴此念。”皇太后如此明白无误又毫无商量余地的表态，大大出乎神宗与张居正的预料。这一决定使神宗颇为尴尬，在母后眼里自己还是一个孩子，没有裁决政务的能力，不得不打消尽快亲政的念头。所谓“辅尔到三十岁”云云，似乎意味着张先生一日不死亲政便一日无望。物极必反，神宗对张先生由敬畏至怨恨的转变，这是一个重要的契机，埋伏下一旦张居正死去必将有所发泄的潜因。对于张居正而言，既然皇太后说：“今后再不必兴此念”，岂敢再提“乞休”之事。
张居正虽然不再“乞休”，但是内心的两难考臣逐渐明朗化了。他在给亲家刑部尚书王之诰的信中透露了这种心情：“弟德薄享厚，日夕栗栗，惧颠跻之及顷者乞归，实揣分虞危，万非得已。且欲因而启主上以新政，期君臣于有终。乃不克如愿，而委任愈笃，负载愈重，羸弱之躯终不知所税驾矣，奈何，奈何！”骑虎难下的无奈心情溢于言表。在他权势最鼎盛，事业最成功的时候，担心中道颠蹶，当然并非杞人忧天。
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太师兼太子太师更部尚书极殿大学士张居正病逝，享年五十八岁。张居正一死，司礼监冯保失去了外朝有力的支持，剪除冯保的时机成熟了。冯保依伏太后的宠幸、张居正的联手，有恃无恐，对神宗钳制过甚，必然要引起反感，一旦时机成熟，他的垮台是在意料之中的。同年十二月，神宗在弹劾冯保十二大罪的奏疏上批示：“冯保欺君蠹国，罪恶深重，本当显戮。念系竽考付托，效劳日久，故从宽着降奉御，发南京新房闲住。”这还算念在“大伴”多年掖抱陪伴的情分上，给予宽大处理，让他到南京去赋闲养老。
这是一个信号，既然冯保可以攻倒，张居正有何不可！于是弹劾张居正的奏疏纷至沓来，善于窥伺的陕西御史杨四知弹劾张居正十四大罪，正中神宗下怀。既然已经新操政柄，不把威权震主达十年之久的张居正的威权打掉，何以树立自己的威权！杨四知的奏收写得空洞无物，却提供了一个极佳口实，神宗立即在奏疏上批示，把多年来郁结心中的怨恨发泄出来，对他的张先生的评价与先前判若两人：“居正腾虚心委任，宠待甚隆，不思尽忠报国，顾乃怙宠行私，殊负恩眷。念系皇考付托，待朕冲龄，有十年辅佐之功，今已殁，姑贷不究，以全始终。”其实所谓“姑贷不究”云云不过是官样文章，并非真的“不究”只不过是在等待言官们弹劾的逐步升级。
果然，云南道御史羊可立的弹劾奏疏把调子提高了许多，无中生有地说：“已故人大学士张居正隐古废辽府第田土，乞严行查勘。”
所谓“废辽”是指早已被罢废的辽王，说张居正霸占辽王府第的财产，是可以导致抄家的罪行，用心是十分险恶的。此论一出，久欲伺机 翻案的辽王家属以为时机已到，已故辽王的次妃王氏向神宗呈进《大奸巨恶丛计谋陷亲王强占钦赐祈祖霸夺产业势侵全室疏》，胡说什么“金宝万计，悉入居正府”？素有敛财癖好的神宗以为抓住了对张居正抄家的把柄，立即下令司礼监太监张诚与刑部侍郎丘＃＃等前往江陵查抄张府，这无异于对张居正在政治上彻底否定，他的罪状就不再是他不久前所说的“怙宠行私”这么简单了：都察院等衙门遵旨呈上给张居正定罪的奏疏，神宗亲笔写下了这样的结论：
“张居止诬蔑亲藩，侵占王坟府第，钳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追论：：伊属张居易、张嗣修、张顺、张书都着永戍烟瘴地面，永远充军。你都察院还将居正罪状榜示各省直地方知道。”在神宗眼里，原先缔造新政的功臣，一下子变成“专权乱政”之徒，没有断棺戮尸已经算是从宽发落了，他的兄弟儿子等人却必须以永远充军来抵偿。张居正生前虽然意识到骑虎难下，也许会中道翻车，但是他无论如何不会料到会有这样的下场。
张诚和丘主持的抄家，把皇帝的翻脸不认人的冷酷无情实施到了极致；他们还没有赶到江陵，就命令地方官登录张府人口，封闭房门，一些老弱妇孺来不及退出，门已封闭，饿死十余人。查抄家产更是辎铢必究，共计抄山黄金2400两，白银107700两，金器3710两，金首饰900两，银器5200两，银首饰10000两等。这与他们原先的估计相去甚远。于是丘便大加拷问，穷迫硬索。张居正的二子懋修经不起拷掠，屈打成招。长子张敬修（原任礼部主事）实在受不了如此折磨自缢身亡。他临终前留下一纸绝命书，真实的记录了张府遭受抄家浩劫的惨状：“……至五月初五日，丘侍郎到府，初七日提敬修面审，其当事沓之形，与吏卒咆哮之景，皆平生所未经受者，而况体关三木，首戴＃＃巾乎！在敬修闹不足惜，独是屈坐先公以二百万银数。不知先公自历官以来，清介之声传播海内，不惟变户竭资不能完，即粉身碎骨亦难充者。又要诬扳曾确庵（省吾）等寄银十五万，．王少方（篆）寄银十万，傅大川（作舟）寄银五万。云：‘从则已，不从则奉天命行事！’恐吓之言令人落胆……丘侍郎。
任抚按，活阎王！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奉天命而来，如得其情，则哀矜勿喜可也，何忍陷人如此酷烈……”读来令人唏嘘不已。
明神宗为了打压“威权震主”的张居正，制造了一场大冤案，留给他的子孙去平反。天启二年，明熹宗给张居正恢复原官，给予祭葬礼仪，张府房产没有变卖的一并发还。崇祯二年明思宗给还张居正后人官荫与诰命。时人评论道：当人明王朝行将衰亡之时，皇帝“抚髀思江陵，而后知，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相一也”。人们有感于此，在江陵张居正故宅题诗抒怀，其中有两句这样写道：
恩怨尽时方论定，
封疆危日见才难。
宫闱大案宫闱大案（1）
妖书案
争夺皇位继承权，是历代王朝宫闱斗争永恒的主题，明代也不例外。
万历朝围绕皇太子而发生的“妖书案”、“梃击案”、“红丸案”，以及他死后的“移宫案”，扑朔迷离，读明史至此，往往如坠五里雾中，晕头转向。在下试图以最简单明了的方式，分别撰写文章，把这几案的真相，告诉列位看官。今天先说“妖书案”。
万历皇帝由于宠信郑贵妃，想立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为皇储，不愿意册立王恭妃所生的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这一事件，在外廷大臣看来是不合祖宗法度的，因此屡屡向皇帝谏诤，尽快册立皇长子为太子，称为“争国本”。皇帝却寻找种种借口拖延，借口之一，皇长子的生母是宫女出身。
当外廷对此事议论得沸沸扬扬之时，宫中的慈圣皇太后李氏（万历皇帝的生母）也有所闻，她是喜欢恭妃王氏的，也心疼她的长孙。有一天，万历到慈宁宫向母亲请安，母子之间发生这样一场对话：
太后对儿子说：“外廷诸臣多说该早定长哥（宫中称呼太子为长哥），如何打发他？”
儿子回答：“道她是都人（宫中称呼宫女为都人）的儿子。”
太后听了心中不快，正色训斥道：“母以子贵，宁分差等？你也是都人的儿子！”
这一下点到了要害。原来万历的生母李氏，也是宫女出身，早年以宫女身份为隆庆皇帝生下了朱翊钧（即后来的万历皇帝），才进封为贵妃。万历自知理亏，如果因为宫女所生不能册立为太子，那么他本人根本就不可能当上皇帝。听了母亲的训示，他惶恐万状，伏地请罪不已。太后训示的压力超过了外廷大臣的千言万语，以后皇长子朱常洛之所以能有转机，
郑贵妃欲立皇三子朱常洵的阴谋之所以不能得逞，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皇长子朱常洛，生于万历十年，到万历二十二年才出阁讲学（太子的豫教）， 已经十三岁了，因为是“庶出”的关系，境遇很是坎坷。皇帝的一拖再拖，廷臣的一再谏诤，从批准出阁讲学，到四年后举行冠礼，再过三年册立为皇太子，这条路一波三折，过于颠沛，后人李逊之《泰昌朝记事》概括为一句话：“一切典礼俱从减杀。”
朱常洛虽然成为皇太子，但日子并不好过。一方面父皇并不喜欢他，另一方面郑贵妃时时想造成“易储”（更换太子）的局面。皇太子朱常洛的处境岌岌可危，引起朝野上下忧心忡忡，于是乎有所谓“妖书案”的发生。
所谓“妖书”其实称不上“书”，不过寥寥数百字的揭帖（传单），题目叫做“续忧危议”。为什么要叫“续”呢？因为先前已经有过“忧危＃＃议”了，这次是“续篇”。
饱学之士吕坤在山西按察使任上，曾把历史上的“列女”事迹编成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