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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岳二人依照“宫殿前射箭放弹投砖石伤人律”，拟将张差判处死刑。这是一种简单化处理方式，仅仅以“疯癫闯宫”论处，不追究是否有幕后主使人，迎合朝廷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则。
然而外廷的一些正直官员对此抱怀疑态度，非要追个水落石出不可。刑部主事王志案就是一个代表人物。五月十一日轮到他提牢，在狱中仔细察看案犯的动态。
此时，正值狱中开王志案见张差年轻力壮，并无疯癫迹象，便对他突击审讯，对他说：“实招与饭，不招当饿死！”张差望着边上的饭菜，低头不语，少顷，答道：“不敢说。”王志要随从人员退去，张差这才招供。他供出了内中的隐情：他的舅舅马三道、外祖父李守才带来一个不知名的老太监，对他说：“事成，与你几亩地种，够你受用。”然后就跟随老太监来到京城，住在一个大宅子里，另一个老太监说：“你先撞一遭，撞着一个，打杀一个，打杀了，我们救得你。”随即给我一根枣木棍，领我到厚载门进入内宫，来到慈庆宫，打到一个老公（老太监），老公人多，遂被缚。
从张差的供词可知，他并非“疯癫闯宫”，而是受宫中太监收买，闯宫梃击的。这是重大线索。王志案立即报告皇上：“太子之势，危如累卵”，“臣看此犯，不颠不疯”，“中多疑似情节，臣不敢信，亦不敢言”。所谓“不敢信”“不敢言”的，居然是宫中太监策划的阴谋。
只要把这些太监逮捕审讯，幕后主使人即可现形。万历皇帝考虑得更为复杂，既然牵连到太监，追查下去，便是他们的主子。这无论如何是宫闱丑闻，必须淡化处理，因此他对于王志的报告不予理睬。
但是，王志审讯的情况早已流传出去，举朝官员顿时议论纷纷。
署理大理寺事务的王士昌以司法主管的身份向皇上递上奏疏，指出张差竟然手持木棍突入宫禁，如入无人之境，“已可寒心”。他批评皇上对王志的报告不予理睬的做法，惊叹：
“有此人情乎？”显然是在指责皇上对太子的安危麻木不仁，太不近人情。
王志、王士昌的议论，反映了外廷大臣对“梃击案”的关注，人们不约而同地把怀疑的目光投向郑贵妃及其兄弟郑国泰身上。但是没有充分的证据，不敢直犯其锋。这种局面很快被敢于披逆鳞的陆大受、何士晋打破了。
户部官员陆大受对于此案审理中的疑点——提出疑问：张差已招供有太监策应，为什么不把他们的姓名公布于众？那个作为联络点的大宅院，为什么不指明座落何处？他还含沙射影地暗示“戚畹凶锋”，暗指外戚郑国泰（郑贵妃的兄弟），意在引而不发。果然，郑国泰按捺不住，跳了出来，写了一个揭帖给皇上，极力为自己洗刷：“倾储何谋？主使何事？阴养死士何为？”陆大受根本没有提到“倾储”、“主使”，他不打自招，欲盖弥彰。
宫闱大案宫闱大案（4）
机敏的工科给事中何士晋抓住郑国泰辩词中的破绽，质问郑国泰：陆大受并没有直指郑国泰“主谋”，何故“心虚胆战”？既然如此心虚，人们便不能不怀疑郑国泰了。他步步紧逼，质问郑国泰：“谁谓其倾陷？谁谓其主使？谁谓其阴养死士？谁谓其灭门绝户？又谁无踪影？谁系鬼妖？种种不祥之语，自捏自造，若辩若供，不几于欲盖弥彰耶？”何士晋这种逻辑严密的推理，把郑国泰“若辩若供”的丑态暴露无遗。然后进一步向皇上指出，既然郑国泰如此汲汲于自我申辩，干脆把张差招供的太监庞保、刘成蓟亲戚马三道、李守才一干人等，交给三法司审讯，谁是主谋，谁是助恶，必将水落石出。
何士晋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条分缕析，层层剥离，字字句句直逼郑国泰，使他无地容身，不由人们不信郑国泰与此案有千丝万缕的牵连。舆论普遍认为，梃击案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它与先前一系列围绕皇太子的阴谋，若即若离，或许就是诸多环节中的一环，亦未可知。正如《明史·王志传》所说：“东宫（皇太子）虽久定，帝待之薄，中外疑郑贵妃与其弟国泰谋危太子，顾未得事端……（张）差被执，举朝惊骇。”
五月二十一日，刑部右侍郎张问达与有关衙门官员会审张差。张差招供：太监庞保与刘成商量，叫李守才、马三道对张差说：“打上官去，撞一个，打一个，打小爷（太监称皇太子为小爷），吃也有你的，穿也有你的。”而庞保、刘成恰恰就是郑贵妃宫中的太监，人们不能不怀疑郑贵妃的兄弟郑国泰是幕后主使人。
然而万历皇帝并不想把案情向郑贵妃方向发展，他一直保持沉默。到了五月二十六日，迫于外廷大臣的强大压力，他不得不表明态度，一方面说“梃击案”不仅“震惊皇太子”，而且“吓朕恐惧，身心不安”；另一方面仍然坚持给张差定性为“疯癫奸徒，蓄谋叵测”。言外之意，这是一桩疯子闯宫的偶然事件，再三强调“毋得株连无辜”，希望此案不了了之。事情并不像皇帝想象的那么简单。看到王志、何士晋、张问达奏疏的官员，无不谴责外戚郑国泰有“专擅”之嫌；郑贵妃当然也难辞其咎，惶惶不可终日，哭诉于皇上。皇上要她去向皇太子表明心迹。
朱常洛为人忠厚，心慈手软，听了郑贵妃的辩解，对于此案牵连郑贵妃感到恐惧，他不想把事情搞大，恳请父皇召见群臣，当众判明是非曲直，迅速了结此案。
五月二十八日，司礼监掌印太监季恩传达皇帝谕旨，在宝宁门召见内阁辅臣、六部五府堂上官以及科道官（给事中、御史）。待文武百官陆续到来后，文书官又把他们引到慈宁宫门外，向慈圣皇太后灵一拜三叩头，礼毕后，退于阶前跪下。但见身穿白袍头白冠的皇帝坐在檐前左门柱边，皇太子身穿青袍头戴翼善冠侍立于父皇右边，皇孙、皇孙女四人一字儿雁行立于左阶下。
皇帝开始说话了，他先从“圣母升遐”、他每天都要到慈宁宫来“行礼”谈起，然后话题一转，说：“昨忽有疯癫张差闯入东宫伤人，外廷有许多闲说。尔等谁无父子？乃欲离间我耶！”少顷，他当众宣布结论：“止将本内又名人犯张差、庞保、刘成，即时凌迟处死，其余不许波及无辜一人，以伤天和，以惊圣母神位。”
接着，他有意向大臣们表明对皇太子的爱护之情：“朕思皇太子乃国家根本，素称仁孝，今年已三十四岁，如此长大，朕岂有不爱之理！且诸皇孙振振众多，尤朕所深喜。奈何外廷纷纷疑我有他意。”然后，举起皇太子的手，对下面的群臣说：“此儿极孝，我极爱惜。”
他的谈话被大臣打断后，又继续说：“朕与皇太子天性至亲……小臣恣意妄言，离间我父子，真是奸臣。”这几句话，他再三重复，脸色显得严厉起来。然后又把话题转到今天召见群臣的宗旨上，再次当众宣布：“疯癫奸徒张差闯入东宫，打伤内官，庞保、刘成俱系主使。”为“梃击案”定下调子：凶犯张差是个疯子，主使人只追究到庞保、刘成为止。接着再重申处理决定：“今只将疯癫张差、庞保、刘成三人处了（处决），其余不许波及，恐伤天和，震惊圣母灵位。”
他说完后，转过脸来对皇太子说：“尔有何话，与诸臣悉言无隐。”
皇太子生性温顺孝敬，顺着父皇的思路说：“似此疯癫之人，决了便罢，不必株连。”稍停，又说：“我父子何等恩爱，外廷有许多议论，尔辈为无君之臣，使我为不孝之子。”
皇帝马上接口，问群臣：“你每（你们）听皇太子说，尔等离间，为无君之臣，将使我为无父之子乎？”一边说一边用目光示意内阁首辅方从哲赶紧表态。
方从哲立即叩头承旨，说：“圣谕已明，人心已定，望皇上毋以此介怀。”
方从哲回到内阁，遵照皇上刚才的叮嘱，草拟了一份谕旨呈上，皇帝稍作修改后立即发出：“谕三法司：……见监疯癫奸徒张差，即便会官决了。内官庞保、刘成着严提审明，拟罪具奏另处，其本内马三道等的系诬攀之人，斟酌拟罪来说。此外不许波及无辜，震惊圣母灵位。”
明眼人一看便知，关于“梃击案”的处理，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皇帝在二十八日召见群臣时，明确宣布：将案犯张差太监与庞保、刘成一并处死。回宫后，突然变卦，把方从哲草拟的谕旨加以修改，要三法司只处决张差一人，庞保、刘成审明以后再拟罪。
五月二十九日，张差被凌迟处死。对于这种处理方式，夏允彝《幸存录》有这样的评论：
“张差处分之法，不过始则严讯之，继则以二挡（庞保、刘成）及（张）差结局，所谓化大事为小事也。”确实一语道破天机。
皇太子朱常洛为了息事宁人，也为了不得罪郑贵妃，前往乾清宫向父皇提出：“庞保、刘成原系张差疯癫奸徒疯口扳诬，若一概治罪，恐伤天和。”这几句话是皇帝求之不得即把它转告内阁，并表示要司礼监太监会通三法司在文华门前重新审问庞保、刘成。在城内的文华门前审问犯人，实属罕见，而且又要太监插手，其意图昭然若揭，让三法司感受到宫廷的压力，宣判庞保、刘成无罪，意味着张差后面没有主使人。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此时张差己处死，人证消失，庞、刘二犯有恃无恐，矢口否认与张差有任何关系。正在审讯之中，突然传来所谓皇太子的“谕旨”，大意是说，庞保、刘成身为太监，怎么会谋害本宫？一定是张差肆口诬陷，人命关天，岂可轻信仇家之口，株连无辜；三法司官员一看便知，这，些话表面上出于皇太子之口，实际上传达的却是皇帝的意思，显然想将此案进一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杀一个张差了事。因为庞保、刘成是郑贵妃翊坤宫的有权太监，此二人的主使之罪不成立，郑贵妃便与此案毫无关系可言了。
这样徒具形式的审问搞了五次，庞刘二犯始终矢口否认。皇帝唯恐节外生枝，授意太监把庞刘二犯秘密处死。事后扬言，天启炎热，庞刘二犯被严刑拷打致死。其实在文华门内审问，根本不可能动用刑具，更不存在严刑拷打致死的可能，完全是有预谋的杀人灭口。正如《罪惟录》所说：“因毙（庞）保、（刘）成二，以灭迹。”
“梃击案”至此总算草草了结。三名要犯，一名在刑场被凌迟处死，二名莫名其妙的突然毙命，留下一片疑云。然而统统死无对证，查无实据了，疑云永远成为疑云。细心的人们当然要怀疑庞刘二人的被灭口，恰恰暴露了当事者心虚的一面。蛛丝马迹，无可掩饰。
据《先拨志始》记载，张差临刑前，颇感冤屈，用头撞地，大喊：“同谋做事，事败，独推我死，而多官竟付之不问。”他当然不会了解宫闱斗争的复杂性。为了不使事态扩大，“借疯癫为调护两宫计”，便是内朝与外廷的良苦用心。只要不牵连到内宫，不牵连到郑贵妃，不使皇室蒙羞，一切供词、法理，都可以抛到九霄云外。在权大于法的时代，这样的事情是屡见不鲜的。
宫闱大案宫闱大案（5）
红丸案
明神宗朱翊钧逝世前，嘱托内阁首辅方从哲及司礼监太监要齐心协力辅佐皇太子朱常洛，实际上已经着手帝位的交接，一切显得十分平静。
然而平静中潜伏着凶险的风波，不愿意看到朱常洛登上皇帝宝座的郑贵妃，面对既成事实，改变策略，向朱常洛进奉绝色美女，继而指使亲信太监向身体亏损的朱常洛进奉泻药，致使其病危，然后又有李可灼进奉红色丸药，终于使朱常洛在登上帝位仅仅一个月，就一命呜呼。郑贵妃原先一直希望由她的儿子福王朱常洵登上皇帝宝座，没有成功；这次又想乘朱常洛之死再一次为朱常洵谋求机会，依然没有成功——朱常洛把他的帝位传给了长子朱由校。
这一个月，宫廷内部的斗争充满了阴谋与血腥，集中体现为“红丸案”。
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朱翊钧逝世，到八月一日明光宗朱常洛即位的几天中，朱常洛已经开始行使皇帝职权，致力于扭转万历朝后期的一系列弊政，例如发内帑（宫内财政）犒劳前线军队，以解长期缺饷的燃眉之急；停止矿税太监的活动；起用因建言而遭罢斥的大臣；指示吏部：用人毋拘资格，要破格提拔才能卓异者。凡此种种，无不显示朱常洛即位伊始，力图有所作为，当一个称职的皇帝。然而这样一个平常的愿望，还是落空了。
朱常洛三十多年的生涯中，时时感受到郑贵妃的阴影挥之不去，直到父皇驾崩，自己已经登极，仍然难以摆脱这个阴影。父皇驾崩之前曾留下一道圣旨，要他把郑贵妃进封为皇后。这就意味着，她将成为皇太后，可以垂帘听政。这种做法显然不符合典章制度，遭到大臣们的反对，暂时搁置了下来。
郑贵妃却在积极活动，勾结朱常洛最为宠信的李选侍（按：太子的正妻称为太子妃，其他姬妾依次称为：才人、选侍、淑女），为她请封皇后。李选侍则企图通过为郑贵妃请封皇太后，采抬高自己的地位。这使朱常洛感到左右为难。后来还是内阁首辅方从哲想出了一个两全之策——把进封郑贵妃为皇后的圣旨藏于内阁，暂时秘而不宣，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对于郑贵妃而言，这不啻是一个信号。她一向要为自己的儿子朱常洵争夺太子的地位，处处排挤打击朱常洛，如今朱常洛已经成了当朝皇帝，而先帝进封她为皇后的圣旨又遭廷臣扣押，形势对她极为不利，迫使她不得不改变策略，力图使朱常洛捐弃前嫌，又要不失时机地控制住朱常洛。
朱常洛也有他自身的弱点，好不容易册封为太子，接连发生“妖书案”、“梃击案”，郁郁不得志，日渐沉迷于女色，以求解脱。在他即位以后，郑贵妃投其所好，一次就送给他八名绝色美女。他原本是颇有政治头脑的青年，即位后一反父皇怠于临朝的作风，日理万机，不辞辛劳地处理以前遗留下来的问题。他的身体本来就比较虚弱，繁忙的朝政已经难以胜任，
何况郑贵妃又送来了八名绝色美女，内外夹攻，身体立时垮了。正如文秉《先拨志始》所说：
“光庙（按：指光宗朱常洛）御体羸弱，虽正位东宫，未尝得志。登极后，日亲万机，精神劳瘁。郑贵妃欲邀欢心，复饰美女以时。一日退朝内宴，以女乐承应。是夜，一生二旦，俱御幸焉。病体由是大剧。”李逊之《泰昌朝记事》也有类似的说法：“上体素弱，虽正位东宫，供奉淡薄。登极后，日亲万机，精神劳瘁。郑贵妃复饰美女以进。一日退朝，升座内宴，以女乐承应。是夜，连幸数人，圣容顿减。”足见此事已引起人们的关注，成为朱常洛一蹶不振的一个转折点。
八月十日，也就是即位的第十天，他终于病倒了。次日还坚持处理朝政，大臣们见到皇上“圣容顿减”，大为惊讶。三天后便发生了崔文升进药，促使他病情加剧的事件。崔文升原先是郑贵妃宫中的亲信太监，朱常洛即位后，提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兼御药房太监。朱常洛患病后，郑贵妃指使崔文升以掌管御药房太监的身份，向皇上进奉通利药——大黄，一种药性极为猛烈的泻药。朱常洛服了崔文升送来的药，一昼夜连泻三四十次，支离于床缛之间，顿时趋于衰竭状态，根本无法起床，更遑论处理朝政了。大臣们急忙赶到宫门问安。朱常洛要太监传话：一连几夜无法入眠，一天吃不下一小碗粥，头眩目晕，身体疲软，不能行动。
皇上服用郑贵妃亲信太监崔文升进奉的药，病情加剧的消息传出，外廷舆论汹涌，纷纷指责崔文升受郑贵妃指使，有加害皇上的异谋。由此暴露出郑贵妃从送美女到进药，是预先策划的阴谋。《明史·崔文升传》说：“外廷汹汹，皆言文升受贵妃指，有异谋”；《明史·杨涟传》说：“郑贵妃进美姬八人，又使中官崔文升投以利剂，帝一昼夜三四十起。”
当时郑贵妃还住在乾清宫，与李选侍一起“照管”朱常洛的长子朱由校。朱常洛的外戚王、郭二家发觉郑、李有异谋，向朝中大臣哭诉：“崔文升进药是故意，并非失误。皇长子（朱由校）常常私下里哭泣：‘父皇身体健康，何以一下子病成这样？’郑、李谋得照管皇长子，包藏祸。”大臣们莫不忧心忡忡，担心一旦皇上驾崩，郑、李控制皇长子（朱由校），实现垂帘听政阴谋。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向大臣们倡议：郑贵妃应当离开乾清宫。
杨涟还上了一道奏折，分析皇上“圣躬违和”的原因，指责崔文升违反药理，故意用“相伐之剂”，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