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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阮大铖，《明史》说他“机敏猾贼，有才藻”，对他的刻划是入木三分的。他依附魏忠贤而升官，既要献媚义要不露痕迹，稍有风吹草动立即从官场抽身以求自保，都是“机敏猾贼”的表现，所以在清查“阉党”逆案时只不过作为从逆分子而已。此人又极有才华，他写的剧本《燕子笺》、《春灯谜》在当时颇获好评。这样的人当然不甘心永远淡出政坛。当农民军逼近安庆一带时，他为躲避战乱，来到南京这个政治舞台，充分表观自己，招纳游侠，虚张声势的谈兵说剑，图谋以“边才”的身份而被起用，看得出来这个并不懂军事的文人很想在乱世中施展一下身手， 以摆脱“永不叙用”的尴尬境地。
为了冲淡“逆案中人”的印象，扫除“永不叙用”的障碍，他在南京极力讨好尔林遗孤与复社名士。他企图利用世交侯方域（朝宗），以及晚明四公子（归德侯方域，桐城方以智，阳羡陈贞慧，如皋冒襄）这些复社名士的影响，改变自己的政治形象。为此，他不惜重金，撮合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婚事。阮大铖的政治野心被复社人士所察觉，决定联手予以迎头痛击。
崇祯十一年，复社名士吴应箕与东林书院创始人顾宪成之孙顾杲谈及此事，东林遗孤顾杲大义凛然地表示：不惜斧■，为南都除此憝。随后吴顾二人在陈贞慧寓所议论此事，一致认为应该点破阮大铖“逆案”身份，捉醒与其交往的士大夫。于是陈贞慧起草声讨阮大铖的檄文，以顾杲、陈贞慧、吴应箕名义，密函分寄各处，征求陈子龙、杨廷枢、方以智、周镳等复社成员的支持。崇祯十二年，复社人士趁南京乡试的机会，在淮清桥桃叶渡的冒襄寓所，召开复社金陵大会，复社名士与天启年间遭“阉党”迫害致死的东林遗孤，纷纷声讨“逆案中人”阮大铖。会议公推周锤、徐孚远等为盟主，正式发表《留都防乱公揭》。在《留都防乱公揭》上签名的有142人，领衔的是东林弟子代表顾杲和天启被难诸家代表黄宗羲。
钱谦益与马士英钱谦益与马士英（2）
《留都防乱公揭》揭露阮大铖逆案祸首的老底，以慷慨激昂的气势向世人宣布：“（顾）杲等读圣人之书，附讨贼之义，志动义慨，言与俱愤，但知为国除奸，不惜以身贾祸……（顾）杲亦请以一身当之， 以存此一段公论，以塞天下乱臣贼子之胆！”
阮大铖遭此迎头痛击，从此隐匿于南京郊外牛首山，不敢再招摇过市。
弘光小朝廷建立以后，马士英想起用挚友阮大铖，与之搭档，控制南京政坛。阮大铖与马士英在《明史》中同列于“奸臣传”），两人可谓臭味相投。马士英，贵州贵阳人，万历四十四年与阮大铖同科会试，三年后进士及第授南京户部主事，崇祯五年以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出任宣府巡抚，因失职而遭造戍，流寓南京。阮大铖在遭到《留都防乱公揭》声讨以后，闭门谢客，唯独和马士英“深相结”，可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何况阮大铖对于马士英的仕途升迁起过决定性作用，马士英的援引阮大铖可谓感恩回报。
事情是这样的。前内阁辅臣周延儒遭温体仁排挤而下野，一直耿耿于怀，很想东山再起，再显一番身手。他的门生复社领袖张溥（周延儒曾主持辛未会试，是张溥的座主），早就对内阁首辅温体仁及其党羽蔡奕琛、薛国观迫害东南诸君子，扼腕叹息，早夜呼愤。复社成员礼部员外郎吴昌时写信给张溥，劝他怂恿周延儒复出。据吴伟业《复社纪事》记载，吴昌时在信中说： 自从钱谦益和文震孟被排挤以后，“东南党狱日闻，非阳羡（周延儒）复出，不足弭祸”。于是庶吉士张溥与员外郎吴昌时为之经营，冯铨、侯恂与阮大铖等人筹集白银六万两，作为买通路子的活动经费，终于使得周延儒于崇祯十四年九月以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头衔出任内阁首辅。由于阮大铖在周延儒复出中出钱出力，便向周延儒讨官，以洗刷自己的“逆案”耻辱。周延儒感到为难，对他说：我此行谬为东林所推，你名在逆案，可以吗？
阮大铖沉吟良久，不得已收回请求，转而推荐马士英，周延儒表示同意。于是马士英就在崇祯十五年六月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出任凤阳总督。这一细节见之于《明史·马士英传》，透露了周延儒与阮大铖马士英的权钱交易，马士英后来之所以能在弘光小朝廷大权独揽，这是关键的一步，他的提携阮大铖与此有着密切关系。
由于《留都防乱公揭》的巨大影响，马士英欲起用阮大铖必须消除舆论的不利因素。于是他想到了钱谦益，利用钱谦益在政坛长期不得志又急于谋求升迁的心态，要挟他以东林领袖的身份为逆案中人翻案。
关于“（马）士英入朝而逆寒白此翻”的整个过程，文秉《甲乙事案》有详细的记录。
五月下旬，马士英的亲信刘孔昭上疏攻击吏部尚书张慎言，原因就在于刘孔昭“故善阮大铖，必欲起之”，而张慎言掌握用人大权，“秉铨持正，度难破例”，便在上朝时发动突然袭击，迫使张慎言“引疾乞休”。六月初，马士英向福王推荐阮大铖，他的奏疏以“冒罪特举知兵之臣以共济艰难”为题，推举阮大铖，希望福王“赦其前罪，即补兵部右侍郎”。次日福王召见阮大铖，阮大铖为自己“见枉”做了辨白。内阁大学士礼部尚书高弘图说：“（阮）大铖若用，必须会议。”马士英说：“会议则（阮）大铖必不得用。”高弘图说：“臣非必阻大铖，旧帝京堂必会议，乃于大铖更光明耳。”马士英说：“臣非徇私贿，何所不光明也？”高弘图
说：“何必不受贿，一付廷议，国人皆曰贤，然后用之可也。”阮大铖于是写了《孤忠被陷之繇疏》，口口声声“逆案冤及于臣”，理由是“凡（魏）忠贤窃威福，皆臣在山林息影唯恐不深时也”。马十英与之呼应，攻击持反对意见的姜曰广、吕大器等官员“护持局面，阻抑大铖”。接下来的局势演变是在意料之中的，吏部尚书张慎言罢官后，吏部署部事左侍郎吕大器也随之罢官，主持止义的姜曰广、刘宗周等官员先后遭到攻击。道路扫清之后，马士英于九月间挟制福王，“内批阮大铖兵部添注右侍郎”，圣旨如此写道：“阮大铖前陛见奏对明爽，才略可见，朕览群臣所进逆案人铖并无赞导实迹，时事多艰，需人干济，着添注兵部右侍郎办事，群臣不得仍前把持渎扰。”对于这个过程，文秉评论道：“钦案问徒之人，士亡英以私交之谊，特拔之囚伍之中”，可谓一针见血。
但是马士英仍然顾忌舆论压力，难以名正言顺，便要钱谦益以东林领袖的身份出面表态，为“阉党”翻案。十月，礼部尚书钱谦益写了《愚臣报国心长等事》的奏疏，在议论南明的四件大事——严内治、定庙算、振纪纲、惜人才——的幌子下，强调“不复以党论异同徒滋藩棘，则人才日出”。
所谓“不复以党论异同”，就是说不要再谈什么“东林党”和“阉党”，只要是人才都可以用。他列举了逆案中人杨维垣、虞大复、吴孔嘉等人，为他们辩护，说如果任用他们，就是“许其自新，用以成先帝惩瘴之志，昭国家平明之治，亦涣群破党之一端也”。在谈到“惜人才”’时，他提出“资干济”与“雪冤滞”两个方面。关于“资干济”，他的立论是——“今天下非才乏也，分门户，竞爱惜憎，修恩怨，即其胸中了然，如喑者之不能言，魇者之不能寐，有物以限之也。今人才当摧残剥落之秋， 以真心爱惜，以公心搜访，庶可共济时艰”。关于“雪冤滞”，他的立论是——“钦定逆案诸臣，未免轩轾有心，上下在手。陛下既以赞导无据，拔阮大铖而用之矣……果有嫌隙，固当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臣亲见门户诸臣植党营私，断送社稷，断送君父，何忍复师其故智”。然后笔锋一转，看似不经意地带出一句：“逆案之贾继春、阮大铖者，皆慷慨魁垒男子也。”这可是画龙点睛之笔，道出了奏琉的要害。他的议论焦点并非区区贾继春之流，而是阮人铖，因为阮人铖已经是“内批”添注兵部右侍郎了，必须为他找到合法性依据。钱谦益以东林领袖的身份，强凋“不复以党论异同”，捐弃前嫌，推翻逆案，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文秉评论道：“时马阮欲尽翻钦案，擢用杨维垣诸人，以钱（谦益）为东林领袖，欲令钱疏荐，以塞众议，以爰立诱 钱，钱遂出此疏。”
钱谦益在奏疏中的立论，不能说毫无道理，比如他指出“门户诸臣植党营私，断送社稷，断送君父”，确实是晚明政治中一大问题，但是据此企图抹煞“阉党”迫害东林人士的事实，为那些卖身投靠魏忠贤的“逆案中人”翻案，为阮大铖之流宵小之徒张目，无论如何有悖于历史，也有悖于他自己的良心。轻而言之，是为了仕途的飞黄腾达而讲了昧心话：重而言之，是出于私心，晚节有亏。夏完淳在《续幸存录》中，谈及此事，作这样的评论：“（马）士英欲起用蔡奕琛、杨维垣，恐物论不容， 以（钱）谦益人望也，属荐之。（钱）谦益乃阿（马）十英指，疏列四事、，曰严内治，定庙算，振纪纲，惜人才……大旨在颂马士英功，雪逆案诸臣冤。”钱谦益心甘情愿的被马士英利用，看来是不争的事实，其目的或许像他自己所讲的那样是珍惜人才，但后果却及其严重的。
事情的发展并不以钱谦益的愿望为转移。阮大铖的“逆案”洗刷之后，并没有捐弃前嫌，而是小人得志，立即报复，人力起用逆案中人，网罗爪牙，效法魏忠贤对付“东林党”的办法，编《蝗蝻录》《续蝗蝻录》，以东林人士为蝗，复社人士为蝻，罗织十八罗汉，五十三善才童子，七十二圣贤菩萨。又作《蝇蚋录》，罗织八十八活佛，三百六十五天王，五百尊应真，牵连千余人，企图把东林复社人士一网打尽，推行没有魏忠贤的魏忠贤主义。阮大铖被列入《明史》的奸臣传，完全是咎由自取。为这样一个人鸣锣开道，钱谦益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联系到后来他的降清，我们彷佛可以看到某种互相贯穿的内在线索，那就是钱谦益的人格弱点，铸就了他的悲剧性结局。
弹劾严嵩弹劾严嵩的形形色色（1）
严嵩何许人也？明朝嘉靖年间政坛上权势显赫、作恶多端的大奸臣，人所共知。一般百姓对他的了解，并不是从《明史·奸臣传》，而是从小说和戏曲中得来的。从他在世时起，抨击他的作品就不绝于世，《宝剑记》、《鸣凤记》、《金瓶梅》、《喻世明言》、《一捧雪》，直至《盘夫索夫》之类，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人人得而诛之的权奸形象。
然而在他得势的时候，要把这个政坛炙手可热的大人物扳倒，却并非易事。道理很简单，有皇帝为他撑腰。
出生于江西省袁州府分宜县的严嵩，自从进士及第以后，一直官运亨通，从翰林院、国子监这些清闲职务做起，逐渐爬上礼部尚书的台阶，进而成为内阁大学士、内阁首辅（相当于宰相），在嘉靖二十一年到四十一年（1542～1562年），专擅朝政达二十年之久。当时的皇帝明世宗刚愎自用、猜忌多疑，’而又笃信道教，在宫中清虚学道，潜心修炼，根本无心治理朝政。正如海瑞在《治安疏》中对皇帝的批评：“二十余年不视朝，纲纪弛矣”，“天下吏贪将弱，民不聊生”。这样的皇帝当然需要一个能够投其所好的、让他放心的内阁首辅，来摆平朝廷政事。
严嵩正是这样一个人物。他与皇帝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和谐，马屁工夫十分了得。为了迎合皇帝学道潜修，经常代皇帝起草一些具有浓厚道教色彩的“青词贺表”。以他的进士出身以及在翰林院的磨练，所写的“青词”自然非等闲之辈所可望其项背，深得皇帝欢心。严嵩也因此而博得“青词宰相”的美名。
严嵩的投其所好当然决不仅止于此，而是全方位的。有人说得好：皇帝刚烈，严嵩柔媚；皇帝骄横，严嵩恭谨；皇帝英察，严嵩朴诚；皇帝独断，严嵩孤立，因此君相之间“如鱼得水”。皇帝把严嵩视为心腹，威权震慑；严嵩把皇帝当作护身符，权势显赫。严嵩大权在握，擅权乱政、结党营私、贪赃枉法，无所不为。他的儿子严世蕃代行父权，俨然一个“小丞相”。严氏父子把持朝廷，政坛一派乌烟瘴气。
一些刚直不阿的官员，秉承儒家伦理道德准则，不畏权势，前仆后继，上疏弹劾严氏父子。几乎没有一个能够逃脱严嵩之手，不是充军，便是杀头。
嘉靖二十九年，由于严嵩的失职，导致蒙古铁骑兵临北京城下，震惊朝野，史称“庚戌之变”（嘉靖二十九年为庚戌年）。由此而激起公愤，舆论哗然。但是朝廷中的高级官僚慑于严嵩的威势，个个噤若寒蝉，没有人敢于向这个权奸发起挑战。
然而，政坛上毕竟还有一些不畏权势，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的官员，在黑暗中透出一丝耀眼的光亮。因而严嵩的晚年，日子并不好过，对他的弹劾，从未间断过。
嘉靖三十年，一个在锦衣卫掌管文书的小吏沈炼挺身而出，以为“庚戌之变”的城下之盟是奇耻大辱，“出位”（超越职位）弹劾严嵩。他的奏疏题目直截了当——《早正奸臣误国以决征虏大策》，矛头直指严嵩、严世蕃父子：“今虏寇（指蒙古）之来者，三尺童子皆知严嵩父子之所致也”，当此危急关头，必须清除严嵩父子奸党，激发忠义，才可以化险为夷。他在奏疏中揭发严嵩父子十大罪状，概括起来就是三点：专擅朝政、贪赃枉法、结党营私。
皇帝接到这份奏疏，命内阁大学士李本代他起批示（当时叫做“票拟”）。李本慑于严嵩的威权，不敢自作主张，便向严世蕃征求意见。向被弹劾者透露弹劾内容，并且征求处理意见，看来十分荒唐，却又在情理之中，因为他们原本就是沆瀣一气的同党。严世蕃与严嵩义子赵文华一起炮制了“票拟”，李本全文照抄。这份皇帝圣旨传达的恰恰是严嵩父子的旨意，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圣旨”指责沈炼超越本职权限（即所谓“出位”），“恣肆狂言，排陷大臣”，希图博取“直名”。是非颠倒，严嵩父子安然无恙，沈炼却遭到严惩。在一顿杖责之后，沈炼被革职流放塞外。六年后，严嵩父子无端捏造“谋叛”罪，处死沈炼，其长子充军边疆，次子，三子被活活打死。严嵩以这样的手法向人们显示，要想扳倒他的人决没有好下场。
然而正直官员并没有被吓倒。嘉靖三十二年，刑部员外郎杨继盛再次挺身而出，上疏弹劾严嵩十大罪状：坏祖宗之成法、窃人主之大权、掩君上之治功、纵奸子之僭窃、冒朝廷之军功、引悖逆之奸臣、误国家之军机、专黜陟之大柄、失天下之人心、坏天下之风俗。他还指责严嵩“五奸”：皇上的左右都是严嵩的间谍，皇上的言官都是严嵩的鹰犬，皇上的爪牙都是严嵩的党羽，皇上的耳目都是严嵩的奴仆，皇上的臣工都是严嵩的心腹。
杨继盛的弹劾较之沈炼，更加深刻，直指要害，言词也更加尖锐。以其中任何一条，都可以置严嵩于死地。但是，在当时皇帝宠信严嵩的形势下，弹劾严嵩的胜算几乎等于零。杨继盛并非不知，因此他是冒死谏诤，宁愿以自己的死来营造一种扳倒严嵩的舆论。结局早就定了。何况杨继盛书生气太盛，居然在奏疏中批评皇帝“甘受嵩欺”，“堕于术中而不觉”。并且要皇帝叫他的两个亲王——三子裕王、四子景王——出来揭发严嵩的罪恶。老奸巨猾的严嵩这次亲自出马，在皇帝面前指责杨继盛挑拨皇帝与两个亲王的关系。皇帝大为恼怒，立即下旨：“这厮因谪官怀怨，摭拾浮言，恣肆渎奏。本内引二王为词，是何主意？着锦衣卫拿送镇抚司，好生打着究问明白来说！”
杨继盛被关进锦衣卫的特务机构镇抚司中，遭受种种酷刑，要他交代幕后主使人。杨继 盛身上有着传统士大夫那种引以自豪的名节正气，始终没有屈打成招。还是被毫无根据的判 处死刑。临刑前，他十分坦然，赋诗明志：“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生前未了事，留与 后人补。“至死还在对皇上表明赤胆忠心，没有一丝一毫的怨言。而皇帝却把他看作草芥，， 以为他是因贬官心怀怨恨，而诬陷内阁首辅，死得活该。这正是杨继盛的悲剧，寄希望于这 样的皇帝，未免过于迂腐。
杨继盛之死，并没有使弹劾严嵩的风潮停息。接二连三的弹劾奏疏，不断地送进紫禁城， 依然动摇不了严嵩的地位。上疏弹劾的官员却接连遭到惩处，不是发配充军，就是借故处死。
转机终于出现了。嘉靖四十年，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