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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也要教育孩子树立较强的自我保护意识，尤其是要学会说“不”。当有人尤其是陌生人约自己到较偏僻的地方去时，一定要坚决拒绝；当侵害到来时，一定要想办法逃脱，并积极寻求帮助。此外，还要自觉增强法制意识，在侵害发生后，要能够和犯罪分子斗智斗勇，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要知道，施暴者永远只是极少数人，而任何人，不管他是同学、老师、校长或家长，只要他们违犯了法律，就都必将要受到惩罚。
同时，还要培养孩子的非暴力情感，使孩子不会因为崇尚暴力，而加入校园暴力团伙。在家里，应推行清楚而不是模棱两可的原则：不要伤害他人！这对全家人都适用。当孩子对他人使用暴力时，家长不应对其进行任何形式的体罚。家长应首先给受害者密切的关注和亲切的照顾，而不给攻击者。然后，使攻击者清楚意识到受害者是怎样感受暴力的：“这样做真的伤害了别人。如果有人这样对你，你也不会高兴的。”这是培养孩子具有同情心，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能力。随着孩子的长大，当他变得很少以自我为中心，并有了更强的语言能力时，他就会开始理解攻击别人将会怎样的伤害别人，并且伤害自己。
第二辑 倡导法制精神这个问题真的没有答案吗？
当这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提出时，我们曾经慷慨激昂指点江山的自信，尴尬地消失了；曾经红光满面浩气荡漾的神情，难堪地冻结了；曾经壮怀激烈笑傲江湖的勇气，羞辱地早谢了。
最近，我读到了一篇题为“最后一个问题”的文章，作者是北大法学院的学生。文章说，入学之初，他参加了学院某位经常参加央视“社会经纬”“今日说法”嘉宾讨论的教授举办的“正义与司法建设”讲座。在讲座就要结束时，一位旁听的女孩争取到了提最后一个问题的机会。
她说，自己的哥哥只因为和一位售货员争吵了几句，竟“惨死在有权有势的人的手中”，而她走遍了所有她认为能“申冤”的地方，也没任何人给她一个明确的答复。于是她问：“老师，您能不能告诉我，我要到哪里才能找到您所说的那种正义？”
在女孩和作者的共同期待中，教授回答说：“很抱歉，我很难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因为这样的事实在太多了……”女孩流着泪走了，而这一幕留给作者的印象却是：“这就是我在法学院听的第一场讲座。我真的希望它不是我变得麻木、习惯与熟视无睹的开端。”
精粹的理论、高尚的理想、真诚的信仰，在无情的现实面前碰得粉碎。这固然是这位教授的无奈、难堪与悲哀，也固然使这位学子感到震惊、疑惑和痛苦，但更重要的是，它像一把闪着寒光的刺刀，直直地逼向所有施教者的良知，冷峻中不乏讽刺的喝问：三尺讲坛，是否是真理与正义的源泉？
在这丝毫不容置疑和回避的喝问声中，我相信，纵然有许多人包括这位教授，能找出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解释，却永远也不会有人能给出一个毫不含糊的标准答案———即使从理论上说，这类问题本身非常简单。
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孔子“述而不作”的教诲，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或“莫偏乎左，莫激乎右”的中庸思想影响的结果，使这些“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们收敛了张弓射虎的勇气、投鞭断水的豪情，而只知道当这个也许在现实中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提出时，我们曾经慷慨激昂指点江山的自信，尴尬地消失了；曾经红光满面浩气荡漾的神情，难堪地冻结了；曾经壮怀激烈笑傲江湖的勇气，也羞辱地早谢了。
英国学者卡莱尔在《文明的忧思》一书中说，逻辑之箭相对于耐久的皮肤和粗糙的事实是无能的。其中传达出的无奈的凄凉，曾使我陷入了久久的沉思。而今，在本文开头提到的这个关于最后一个问题的故事，和由此而联想开来的、无数发生在我们三尺讲坛上的、似乎同样没有答案的问题，更让我感到了身为教师和学者的悲哀———而这些恰恰是学生非常感兴趣，且经常向教师提出，并最能在思想品德上给予其深远影响的东西。
比如对社会上种种违法、不道德、不公正现象的看法，在现实生活中教师自身的种种实际作为，对所讲授理论尤其是思想政治理论的亲身实践情况等。当这些问题提出时，我相信，所有教师都真心愿意说出理论上的所谓“标准答案”，但当他们将目光投向现实或者自身行为时，随口而出的答案又往往是隔靴搔痒，甚至如这位北大教授一样难堪地回避了。
数千年来，“学高为师，德高为范”，一直是为师者的基本原则；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更替为师者圈定了具体可行的标准。然而，对照我们在现实中有意无意地回避诸如此类的、似乎没有答案的问题时的言行，我不能不说，“学高为师，德高为范”的原则和“传道、授业、解惑”的标准，已远远不够。因为在现实面前，学与德和单纯学识上的传道、授业与解惑，都并非实际的作为。而没有实际作为的理论，即不敢实践的理论，永远也不能成就它真正客观、公正、伟大的真理性和正义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学高不足为师，行高才可称范。所谓师者，非言行一致者不能为。惟其如此，为师者的无奈、难堪与悲哀才会不再出现，而学子们的震惊、疑惑和痛苦，也才会逐渐减少，从而在三尺讲坛上，没有答案的问题，最终蜕变成没有问题的、标准而完美的答案。
教育指南
在我们的实际教育生活中，类似的故事，实在是太多了，也许多得难以计数。作为老师，可能你也不只一次有过这样的遭遇，并且像那位北大教授一样尴尬。而其实，即便你是一位家长，你又何尝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只是，向你提问的不是学生，而是你自己的孩子。
那么，当遇到这类事情时，又该怎么办呢？是像这位北大教授一样，选择回避还是直面问题，即便自己拿不出可以让提问者满意的答案，也不妨与他一起讨论，为什么自己拿不出答案？也许，讨论进行到最后，一样找不到所谓“真正的答案”，但是，至少你敢于面对了，至少让提问者知道，他的提问为什么很难找到答案。这样，你其实是引导着提问者，去思索一些更深刻的东西。
可是，遗憾的是，很多家长、老师，却都像这位北大教授一样，回避了提问者的目光，像鸵鸟一样，把头羞辱地埋进了沙子里。当你这样做时，你可能并不知道，你可能把提问者最后的一丝希望轻易地抹杀了。每一个人，只要有希望在，就总会有继续探寻答案的信心、勇气、动力；假如希望不在，或者完全破灭了，那么，他所能够得到的，将只有痛苦的眼泪。
因而，如果你作为被提问者，假如再一次遇到了类似的事情，不妨像我说的，坐下来，与提问者一起讨论，哪怕讨论的结果并太不理想，也一定要做。因为这样，你至少给了他一点点继续寻找答案的信心、勇气和动力。
第二辑 倡导法制精神勇告教育部的高中女生
栾倩、姜妍、张天珠们，已经开始成长为一代正在发出自己声音的新人，她们的所作所为，也正在化成一种看得见也摸得着的力量，开始影响着社会的前进方向。
2001年8月23日，3名当事人，青岛一中高三年级4班应届高考生栾倩、青岛铁一中高三年级4班应届高考生姜妍、青岛十五中高三年级9班应届高考生张天珠，在她们的代理律师李强、杨培银的陪同下，依照法定程序，直接到最高人民法院申请立案，状告教育部在高考问题上的地区歧视政策。可是，鉴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她们的申请被驳回，教育部的地区歧视政策依然继续，北京、上海等地的高考录取分数，依然远远低于山东、河南等内地省份。
尽管如此，认真思考这起由3名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女生直接引发的案件，我还是认为，在她们身上呈现出的五种精神，值得关注和思考。
精神一：敢于“第一个吃螃蟹”。
就本案来说，全国考生的受教育权不平等是客观存在的。教育部根据不同地域范围对招生人数的限定，使不同地域的考生被划分成了不同的等级，而各等级间差别之大，令考生感觉不公。可以说，自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这种不公就一直存在，但并没人敢站出来说“不”，而全部是“打掉牙往肚里吞”。现在，青岛市的3名女生不但站了出来，喊了出来，更付之以寻求公正的行动，这种精神自然弥足珍贵。
精神二：追求平等权利已不限于思想意识，而是付诸行动。
追求人人平等的权利，是所有崇尚自由、民主、文明的人的必然理想。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诸多社会领域中，的确还存在着一些被平等遗忘的角落。高考的等级制就是其中之一。从前，对平等权利的追求，大多停留在思想意识层面，很少有人直接付诸行动。3名女生终于打破了僵局，实在可喜可贺。
精神三：拿宪法论理。
在西方发达国家，拿宪法论理，是公民们常用的依法维权办法。因为作为国家第一大法，宪法的精神是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能违背，且必须无条件遵守的。这样，即便现行法律没对某一方面做出认定，也一样可以遵照宪法的精神作法理上的推论，并以此为据，采取行动。3名女生正是拿宪法赋予的公民平等享有受教育权这一精神，作自己的法理依据的。这种拿宪法论理的精神，正是国人所欠缺的素质，尽管在现实国情下，这种做法有着一些阻力。
精神四：要管他人的“瓦上霜”。
“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种观念在很多人脑海中根深蒂固。而一向被认为索取多于奉献、自私多于合作、嬉皮多于实干的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一代，更以其新新人类的形象，被认为只会“自扫门前雪”。然而，3名女生明知自己即使胜诉，也无法享受由此带来的利益，却依然不屈不挠地寻求公正的行为，却又以铁的事实证明，她们要管的正是他人的“瓦上霜”。
精神五：对成败坦然面对。
在3名女生状告教育部的有关报道中，我注意到了这样一个细节：对此次诉讼，3人均表示无论成败与否，她们都将尽全力争取。栾倩说：“我们勇敢地站出来提起诉讼，就是一种胜利。”如果败诉了，张天珠的态度是：“成才之路千万条，我们会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去发展。”很明显，这是一种对成败坦然面对的精神。十七八岁的少年思想如此深刻，行动如此理性，值得我们高兴。
综合呈现在3名女生身上的这五种精神，我认为，栾倩、姜妍、张天珠们，已经开始成长为一代正在发出自己声音的新人，她们的所作所为，也正在化成一种看得见也摸得着的力量，开始影响着社会的前进方向。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成年人的我们最需要做的事情是，尽我们的最大努力帮助她们更强、更好地成长，引导她们更快、更有力地前进。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以“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良好态势，实现“一代新人换旧人”的目标，才能保持恒久的生命活力，使青春常在，红颜永存。
教育指南
对栾倩、姜妍、张天珠的做法，如果你是她们的家长、老师，你是会支持她们，还是会反对她们？即便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家长、老师，面对这样的事情，你又会持什么样的态度？而实际上，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生活中时有发生，也许你的一个不经意的观点，就会影响到一个孩子的远大前程。
比如，你的孩子遇到了一件不公正的事情，希望你能够帮他，或者他自己通过正当的途径，去寻求自己所希望得到的正义。这时候，如果你说，算了吧，世界上不公正的事情多了，我们管不了那么多。那么，孩子可能先是会感觉委屈，进而会感觉失望，最后，会对寻求正义的想法产生怀疑……于是，一旦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而孩子又经常失望，等他长大以后，他同样就会习惯于忍辱负重，既不会也不愿意去维护、主张自己的权利。
反过来，就像栾倩、姜妍、张天珠这样，不平则鸣，积极维护、主张自己的权力，而又会得到家长、老师的鼓励和支持，那么，也许由于种种原因，最后并不一定能够主张到自己的权利，但是，这种不平则鸣的精神，却深入了她们的心灵，化作了她们的精神品质。在21世纪的今天，在各行各业都在与世界接轨的今天，她们的这种精神品质，将会扶助她们创造一个远大的前程；至少，不会任人欺凌，而难以或者根本就不懂得权利自保。
所以，我十分欣赏这三位女生的做法，但更为她们家长的态度而高兴———他们支持孩子们的做法，为孩子们敢于站出来维护、主张自己的权利而自豪，不必设想就可以知道，这件事情会在这三位女生的人生经历中，占据一个多么重要的位置。作为家长、老师，你是不是也需要思考一下：如果是我的孩子、我的学生，我该怎么做？而我的意见是：鼓励孩子，支持孩子！
第二辑 倡导法制精神当心好花结出恶果
乡村基础教育的现状日益困窘，大家不关心，却只对大学失学者异乎寻常地热情。这不能不说是教育关怀的本末倒置，也不能不说是社会不正常的教育心理走向畸形与病态的反映。
在高考放榜的日子，有人欢喜有人忧，还有人喜而复忧。欢喜者是那些十年寒窗终于熬出了头，大学梦已圆的幸运儿；忧伤者当然是一群凉桌子热板凳，铁砚磨穿地苦了十年，可最终还是名落孙山的不幸者；喜而复忧者则就是“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最后果然天公不负地荣登“黄榜”的穷苦学子。
此时，欢喜者无人管，忧伤者少人顾，倒是这些喜而复忧的穷苦学子，受到了大家不约而同的关注。试看眼下的大小媒体，有哪一家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呼吁自己的受众向他们献爱心？没有行政命令，也没有统一组织，但大家都以最整齐的步调行动起来了，其热情程度之高，实际效果之好，着实令人感动。
然而，感动归感动，理智归理智，我们绝不能因为涟涟的泪水打湿了衣襟，就忘记还应该用理智的头脑去审视更为深远的道理。否则，泪水模糊双眼之时，就是陷入绝境之际。
就眼下大家响应媒体号召，对穷苦学子慷慨解囊，大献爱心这件事来说，我觉得由于其过于注重感情的投入，而没有绳之以理智的法则，造成的影响将很可能会既使穷苦学子本人受到精神与思想的误导，又使整个社会已经很不正常的教育心理走向畸形与病态，进而将国家试图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努力付诸东流。如果将这些影响与穷苦学子个人所获得的那一点经济益处作对比，大家就会很明显地发现，这种没有任何机制管理和约束的放羊式爱心奉献，是多么地得不偿失。
对穷苦学子个人来说，考上却上不了大学固然是人生一大痛事，而能及时得到社会帮助终圆大学梦自是不幸中之万幸。然而，如果他们就此以为这是社会对自己理所当然地尽义务，则他们就滑进了自私的阴井。因为如此一来，他们就会心安理得地花这些钱。如果捐款的数目较大，他们又不愿将多余的部分返还社会，而只盘算着自我享用，那么试想，以这样的精神境界与思想水平，即使上了大学，有了本事，又能怎样？要知道，有才无德，比无才有德更可怕。中央电视台不就报道过一起学校希望将某生剩余的捐款所得设立基金会，以帮助其他贫困生，结果却被其告上法庭，最后索回的事吗？虽然法律肯定了这个学生的做法，但道义却将其推上了永难抬头的审判庭。
虽然现在的高考录取率已经很高，并且还将逐年增大，但社会还是对上大学情有独钟。于是，乡村基础教育的现状日益困窘。大批小学及初、高中学生在破屋烂棚里读书或因贫困大量失学，大家不关心，却只对大学失学者异乎寻常的热情。这不能不说是教育关怀的本末倒置，也不能不说是社会不正常的教育心理走向畸形与病态的反映。
本来，依照国家的有关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