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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塞外风光都是文人过客眼里风景的赞叹和历史的感怀。十年之前，它其中的一部分也是我们拍摄《三国演义》的外景，塞外山地、部分平原的荒草黄土，就像似曾经“三国”时期的古战场。
想起来好像都还是昨天的事，而时光的实际间隔，已经有十几年了。一九九一年，我们参加了央视《三国演义》的拍摄，成为五个摄制组的之一。冬天的时候我们这组“三国”开拍，在北京的楼梓庄拍完第一部分的内景戏之后，全体人员转战到了塞外拍外景戏。真冷啊，天寒地冻，穿那么厚的棉衣都好像“薄”得没穿什么，鼻息的热气都似乎会在瞬间被结冻成薄冰。我们拍摄的是行军戏。塞外狂风呼号，人在辽阔的空地自觉轻薄得像一叶纸片，冻透了，吹透了，没有感觉了。那时候觉得了人是动物，光有意志力，有决心还是不行的，动物需要体温，在那样气温和千万把刀子一般的风中，拍戏成为一件艰难的事情：人，在寒冷与风中走不动；连马都拉不动大木车，车上还什么都没有。
只拍了一天，拍摄司马懿率军行进。拍摄现场可以用“溃不成军”来形容，完全被大风和零下三十多度的气温打垮，打败，人没有了感觉，脸上没有了表情，手都伸不出来，不用说“表演”了。
一天之后，全班人马收拾行装，立刻转场云南。十二月的云南，风和日绚，暖风徐徐。
云南之后，再返回长城之外的“塞外”，已经是北方天空下的早春三月。“塞外”像是换了一张脸，秀美温柔，草木泛青，连风都轻柔起来。我们一连在塞外的辽阔地域拍摄了三个多月，直拍得衣裳越穿越热，风越熏越“醉”——夏天到了。
我们还到过内蒙古、包头以西的五原县“塞外”拍摄。那时已经是炎炎夏日的七月了，那儿有内蒙古的一个骑兵部队，我们就是专门去拍马的，拍马的行进，马的急行军，马的队列，马的方阵，马的冲锋，各种与马有关的行为。塞外的夏天倒是不热，草原非常“英俊”，说漂亮都有点在羞辱它，它那么的“帅”，上百匹马在我们的镜头瞄准下列队，奔跑，以一九九二年的“铁蹄”踩出了公元二百年前后汉代战火风云中的威风，凛冽！
《三国演义》的五个剧组前前后后轮番都在“塞外”拍摄过行军打仗的战场戏，一共拍了有两年。配合拍戏的“打仗士兵”，大多由部队的战士扮演。那时我们的电视还没有电脑参与制作的能力，拍摄期间完全是“人海战术”，“一个萝卜一个坑”，有多少人的需要，就要有多少人的扮演，战争场面真正的千军万马。据说其中就有战士从一参军就在我们的“三国”扮古代将士打仗，一直到两年之后退役，都在参加《三国演义》的拍摄。
第五部分山西曾经好风光（1）
有多少人还记得有过这样一首歌：“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站在那高处，望上一望，你看那汾河的水啊，哗啦啦的流过我的小村庄……”
很久以前，当我还是一个北京孩子的时候，我就会唱。那是一个多美的山西！太行、吕梁环绕左右，青山绿水、风吹麦浪翻滚……我最喜欢的那句“你看那汾河的流水哗啦啦的流过我的小村庄”！每次在心里哼着这歌的旋律，在嘴里不由自由地唱出这些歌词，心里总有一股优美，一种“大好河山”的豪迈！然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伴随这首歌萦绕在我心间的，不再是豪迈，没有了畅想，只留下无可奈何的叹息：所有这首歌词里面的描绘，旋律带来风景如画的悠扬，都已经成为一种追忆。直接地说：山西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没有了好风光！
因为这首歌打小带给我的美丽向往，一九六八年我身为学生上山下乡，我去的是山西；二十九年之后我重新回到北京，我还是不由自主地以一个山西人自居。山西啊！它应有的美丽和淳朴就像它那么简单的名字——因为那一方水土位于太行山的西面而取名“山西”。大山的西边儿。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百八十万年以前。那是多么多么遥远的一个实在的过去啊。考古证明，中国最早的古人类文化遗址“西侯度遗址”，就在汾河以东的塔儿山西麓，一百八十万年前就有山西人的祖先（也可以说是部分中国人的祖先）——西侯度人在那“大山的西边儿”采集、渔猎，他们的生活“预示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诞生，为尧部落所创造的最初‘中国’之所在”。
一百八十万年之后，一九六八年，我插队落户到山西的时候，那儿虽然已经不是史书中记载的“采集、渔猎”的葱郁之地，也没有江南的柔风细雨，没有万千垂柳点缀荡漾的清清湖面，但是，那时的山西依然有它独特的古朴和沉静，古朴是渊于山西百万年来人生活的延续缔造的文化脉象，山西固有的文化底蕴；而沉静，是文化的古朴又反投到人们生活之中的韵律和沉着。它因为偏远而安详，没有人群聚集、车水马龙的喧嚣。我插队所在的山西原平县上院村，千百年的风霜雨雪同样孕育了一代又一代地道的山西人，日月的沧桑在黄土高原上、在沉默的山脊上，留下道道壮观的黄土沟壑。村子旁虽然没有“那汾河的水啊，哗啦啦的流过我的小村庄”，但是有一条同样古老的呼沱河，“哗啦啦地流过我的小村庄”。每当我为队里放驴，我都会将驴儿们远远地赶到呼沱河的河滩上，坐在河边呆呆地看一看河水的流淌。为了了知呼沱河的古老历史我翻阅过历史资料，这条黄澄澄的河，《礼记》中称“恶池”或“霍池”，《周礼》称“滹（无水）池”，战国时称“呼沱水（呼池水）”，秦代称“滹（无水）池河”，西汉称“滹（无水）池”，东汉称“滹（无水）沱河”，《史记》称“滹沱”，也称“亚沱”，《水经注》称“滹沱”，曹魏时称“呼沱河”，西晋又称“滹沱河”，北魏又曾一度改称“清宁河”……岁月流逝多少？就这一条河水在不同朝代的不同称呼，人去人来，河水依旧！自然是主、人生是客，有多少来来去去的“人客”在呼沱河旁、在汾河水边、在山西、在所有人迹所至的地方短暂、却又是闹腾地来去了？我插队时的村民们闹腾的只是他们自己生老病死的人生小日子，他们的心中还有敬畏，他们还没有闹腾山水。一九六八年的呼沱河依然有着它流淌在黄土高原的特征：它的河水夹带着黄澄澄的黄土。但是它是洁净的，除了黄土它不夹带其他的东西。当地的村民们在呼沱河的两岸，在“自然的皱纹”——黄土山沟里，在半山坡上，种上了片片的果树。我们知识青年到了这个古老的村子里，除了种果树，种核桃树，也学着种玉米，高粱，和“靠天生长”（雨水）的小麦。村子自然都是平房小院，树影遮蔽，榆树成片。黄昏的时候虽然没有什么好饭菜，也是家家、屋屋炊烟袅袅，空气里弥徉着土地和饭菜的人间烟火气息。村民们大多没有所谓的“学历”，哪怕是小学的学历，能够识得字的也是罗雀可数。但是农民的智慧就像这快孕育了亿万年生命的土地，无所不在。我记得村民们看着我们这些来自城市的学生娃娃说：“哎呀，我们也没拉去过城市，我们也不知道城市是咋样，不觉得你们咋个好活法，我们这儿又是咋个难活法！”；也跟我们开玩笑：“那个火车，躺着跑都这么快，要是火车站起来跑了，那就快得不行了！快得吓人了呢！”
那时的山西日子就像静静耸立着的太行、吕梁，那么沉稳地悠长，树影、麦浪翩跹，空气清新，人们安稳地种地收割，婚丧嫁娶，度日过节。我在山西断断续续地待了二十九年，我内心逐渐滋长的沉稳，定笃，渐渐脱去的虚浮，越来越质朴的人生观，都与这片土地的滋养息息相关。我总是不由自主觉得自己是山西人。我在山西农村、城市、煤矿的朋友远远多过北京的朋友。然而，二○○三年、二○○四年的两年间，因为拍摄《民工》与抗战题材的《吕梁英雄传》，我又开始多次行走山西，山西掘地千米、遍地煤屑的变化让我几乎是目瞪口呆。我不知道该去问谁：谁交给我们的对自然可以有这么大的主意？地方经济是这么发展的吗？
《民工》的拍摄在山西运城附近。那里的变化虽然也很让我吃惊，但是相比因为拍摄《吕梁英雄传》而到达的山西给我的刺激，运城就不算是什么了。运城还不错了。运城也是“黑糊糊”的，但是还没有黑到仿佛空气都被笼罩了一层透明的黑纱，没有黑到即使住在宾馆双手也是摸哪儿哪黑、走在街上抓一把空气手指头都发黑的程度。这种“黑”的感觉从太原一下飞机就有了，与此同时一股刺鼻的煤焦味儿不由分说霸占了嗅觉。当时我还乐观，还开玩笑：“真是来了煤都了啊！”然而几小时之后当我们的鼻子恨不能屏住呼吸不要一再、一再地这样吸入刺鼻的气味、我们的眼睛看见所有的屋子里面都有隐隐约约黑黑的煤粉、所有的大街都笼罩在暗淡的灰雾蒙蒙之中，而沿着高速公路从太原出发途径孝义、灵石、汾阳、介休……等等山西曾经古朴而优美之地，如此广大的几百公里的沿途全都漂浮、摊积着黑黑的煤尘，我想再没有人会有乐观的心情。
据说开煤窑很挣钱。我到了山西以后正经打听了一下，开煤窑的确很挣钱，开煤窑的人每天挣收二三十万很平常，不算什么，因为还有每天创造一百万元收入的人。山西的地方政府税收因此也大有改观，山西的经济从原先的全国倒数一二改变到现在有巨大突破，而抗战老根据地吕梁地区的经济发展，也摆脱了往年的“陈旧落后”，力争到全山西的第二、第三。当地人都是自豪地指给我看：“看看我们街上开的车，我们的经济总算搞上去了！”顺着当地人黑糊糊的鼻翼、黑糊糊的手指的方向，的确目力所及，在黑糊糊的街上扬起阵阵煤烟的确实都是好车。但是有谁能够来看一看，这个“经济搞上去”了的山西，已经变成了一个怎样的山西？这些发了财、黑了手也黑了心的人难道真的不知道，还有东西比金钱要重要得多？是空气，人的生命，和生命带来的心灵。当改革开放之初的八十年代因为小企业的发展污染了水源的时候，我们还有办法制止，还可以“清洁、净化”水源，空气怎么过滤和净化？那是任何生命、草木、甚至连一只蚊子都要赖以生存的空气啊！如今山西因为这样大面积的“毁灭性挖掘”（在我的眼里这根本就不是发展经济，是毁灭），使得万千年以来的乡村不再是净土，城市也失去了洁净的街道蔚蓝的天空，那些我眼见跑在肮脏街上的高级轿车，那“经济提升”了的百万钞票，要换取的是几代人的健康和良心。有了钱又怎么样？有了钱又能够怎么样？有了钱又要怎么样？
第五部分山西曾经好风光（2）
历来传统的山西人都是去外面的世界挣了钱，回到“世代不离”的家乡盖房，祖祖辈辈再荣耀地生活下去。因此山西人的历史为我们留下了今天尚能够看到的“乔家大院”，“王家大院”，“戴家大院”，“常家大院”。但是这样荣耀的传统在近百年内不可能再延续：山西人绝不可能去外面挣了钱再回到蓝天白云的黄土地为儿孙盖房了。去外面挣了钱的，他们已经没有了洁净、宁和、安详的家园，他们不会再回来；而依靠挖掘家乡土地、开煤窑的人，一旦有了钱都是将他们的孩子、家人、亲戚，统统转移到更远的城市——北京，上海，等等不是山西的地方去传宗接代过日子了。而留了下来，因为开挖煤窑而感慨“日子好过起来”的老百姓，他们的健康，他们后代的身、心健康，将在流逝的岁月中见证“衰败”。这方水土将不再留人。
这就是我们要发展的经济吗？
利用看景、拍片之余我也询问当地也许有些能力主宰这片土地的领导。他们说：“总要经济先发展起来了，再拿出钱来搞环境保护。因为没有钱，怎么环保？”他们又说：“比如二○○五年，因为煤矿的生产，我们可以拿出一个亿来治理我们的环境了！这在以前是不能够想的！”
我听不懂。这是怎样的亡羊补牢之法？为什么要在经由破坏、暴取的利润中才提取一点修复？而对于整个山西触目皆是的大面积环境破坏，这杯水车薪的“一个亿”又能够做些什么？能够还原什么？我内心哀凉。也许这“一个亿”的未来理想针对我个人更加微薄的力量来说是绝对的好事，起码它是一个亿的打算，而我，除了在我能够说话的地方说几句话，能够发表文字的地方写几个字，尽一点我因为工作而耳闻目睹惊动了良心的人的责任，其他我再无能力。
但是，我多么期望的是会有一个“谁”，来“力挽”一下我眼见的悲哀，能够有能力来制止如此的“经济发展和进步”！
美国也有过为求经济的发展而进行的“挖掘革命”、“工业革命”，但是它们的历史实际上都非常的短暂。这种几乎可以说是亡命的、快速毁灭性的挖掘，对于我一生倾心的山西来说，还要进行多久？
山西之后的大部分时间我在浙江外景地的《神雕侠侣》剧组。浙江的山依然青青，水依然涟漪，浙江的人都依恋他们的家园。浙江同样有在外面打拼奋斗之后回家乡买房造楼的荣耀。浙江的居住，浙江的人文，浙江的环境都给我很大的安慰，这是我总要在浙江选择外景拍摄的原因。我不知道浙江同样古老延绵的历史有没有在浙江的土地下面埋下煤层？若是浙江人知道了他们的脚下也许也有可以日进百万钞票的煤，他们是不是也会不顾一切地去挖掘？
这个联想太可怕了！
失去了现实中的山西，再得到一些历史中的山西——
人类的原始社会之后，中华大地“春秋”开始了奴隶社会的瓦解。在这个时期里，山西基本上处于中心地位。中华大地的“夏族”，发祥于山西的西南部。传说大禹的时候，势力发展到豫西，曾建都阳翟——今河南禹县。因夏族兴起于晋西南，故晋西南素有“夏墟”之称。商灭夏后，建立了商朝。商朝是一个比较发达的奴隶制国家，虽然它的统治中心在河南，但商朝的先世，却一度活动在山西。据《史记》说，商的始祖契、契的儿子昭明第二次迁都时就迁在砥石，砥石在今平陆县东。历史记载“商朝在西北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止伯封地，就在吕梁地区的石楼县境。土方在今大同和忻州地区北部，辔方在今吕梁地区和晋中地区北部，唐在翼城，虞在平陆，基方在隰县，亘方在垣曲等。在山西境内也有不少发现殷商时期的文化遗存，夏县东下冯和垣曲古城南关的商城遗址，反映了商族在晋南的早期活动。吕梁山以北地区发现的殷商时期的建筑遗址、青铜器、讣骨、殉葬墓等，有的青铜器上铸着“囚”字，“囚”是“鬲”字的象形，这是族徽的标志。根据地域和甲骨文的有关记载分析，他们可能是夏商时期“有鬲氏”的遗存。山西还是西周时期的唐国。周武王灭商以后，为了巩固周的统治，广封诸侯，晋国就是武王的儿子成王封给他弟弟叔虞的一个侯国。初因封在唐（今山西翼城县西），故又称唐叔虞。司马迁《史记》里“削桐叶为圭以与叔虞”，讲的就是叔虞封唐的故事。唐国地处黄河之东，地盘不大，以都城翼为中心，仅占有曲沃、绛邑一带地区，方圆不过百里。唐叔虞到唐国后，尊重当地的制度和习俗，鼓励民众兴办水利，发展生产，安定了统治。周围许多戎狄部落多来归附。周公旦曾作《嘉禾》诗，赞扬他治国有方。唐叔虞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燮父继位，改国号为晋，自己做了第一代晋侯。现山西简称为“晋”。山西有盛唐时期最大的桥梁工程：黄河蒲津渡遗址。
山西有中国现存最早的殿堂型建筑实例：五台佛光寺东大殿；山西有中国仅存的辽代建筑模型：大同华严寺天宫楼阁；山西有世界现存最古老最高大的木塔：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山西有中国元代最杰出的壁画作品之一：建于元代的芮城永乐宫的芮城永乐宫壁画，是我国现存建筑面积最大、布局最完整的道教宫观；山西有中国现存最早最大的琉璃照壁：大同九龙壁；山西有中国最具古城风貌的世界级历史文化名城：平遥古城，古城内的宫观衙署、商号铺面及四合院式住宅与城墙，因基本保存了明清时期汉民族城市的所有特征，而于一九九七年被联合国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山西有中国最大的武庙：解州关帝庙，它是我国武庙之最，始建于隋，历史上数次被毁，现存为清代所建，占地总面积近两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七千多平方米；山西有夏商周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