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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一批被押解的犯人中的那个窃贼头目未必能模仿出斯大林在30年代时的样子来。但是他们两人却都是按照盗窃界的标准来行事的，这也就是他们两人的相同之处。其不同之处则是在盗窃的范围方面。科巴一斯大林也是从小事偷起的———他抢劫邮局，抢劫轮船上的现款……他从这些“剥夺”作起，最后发展到对全国农民的大剥夺。他的成功的时刻到来了。他成了一个贪得无厌的和怀有政治野心的掠夺者。完全是由于他斯大林的那种天才的远见，才及时地消灭了富农这个敌对的阶级。他在红旗的掩护下对农村进行了大洗劫。在所有这几年中。那些热心效劳的思想家们，曾经制定了许多个变幻无常的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和消灭富农的纲领，他们就这个抽象公式的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展开了争论，还非常狂热地引证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话，在引证时也展开了一番争论。他们只是在如下一点上意见一致，这就是：“集体农庄制度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是在伟大的斯大林的英明领导下取得的。
在集体农庄处于灾年时所掀起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宣传运动，其目的是要分裂农村。但是，在斯大林看来这还不够。他在煽动农民发生内讧时，还企图使传统上形成的牢固的农民家庭也发生分裂，企图利用少年儿童来同“富农”和“富农的帮手”作斗争。在乌拉尔的格拉西莫夫卡村，有一个男孩向当局告发了他的富农父亲。这个男孩叫帕夫利克·莫罗佐夫。他的“功绩”被刻在大理石上，使之永垂不朽。儿子出卖了父亲，因而为他建立了一个纪念碑，并且还编了一些歌曲来歌颂他。政府用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范例来教育一代又一代的少先队员。
而给那些被流放的或被枪毙的“富农”的子女则准备下了一种可怕的命运。凡是戴上“富农的儿子”、“富农的女儿”这种帽子的儿童，对于在国内获得普遍的教育这一点，是连想都不用去想的。“被褫夺公民权者”——这是那个残无人道的时代所产生的又一个新字眼。几百万被没收了生产资料和土地的农民，几百万农民的子女被剥夺了一切：房屋和粮食，自由和公民权。
农民家庭出身的党的工作人员或苏维埃职员——在全国，农村居民占优势——在报告自己的经历时，总是竭力强调自己的父母是真正的贫农。他们在履历表中则写上“出身于无马户”。这标明他是可靠的。正如在往昔时代贵族出身的人是可靠的一样。谁如果提到自己的父亲是中农，他就要立即受到审查。而出身于富农的人是连填表都不能填的。
很多被调进党和国家机关的青年人以及被调进军队和保安机关的青年人，由于他们是斯大林在农村进行大清洗的见证人，所以他们牢牢地掌握了一条：今后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他们已经在精神上作好了遭受大恐怖的准备。
1932年时，鲍里斯·帕斯特纳克决定跟随其他作家到一个新的集体农庄去体验生活。他想写一部描述社会主义农村的书。他说：“我在那里所见到的情况，是用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达的。那种残无人道的、难以想像的灾祸，那种可怕的苦难，好象已经成了一种不实际的、无法理解的东西。我病啦。整整一年都睡不了觉。”①
①《新世界》杂志俄文版1988年第6期第208页。
……当局剥夺农民是第几年了，消灭农民是第几年了，实际上当局简直是在杀害农民，迁移农民，使他们定居务农，而粮食收购量却越来越少。在北高加索，竟发生了把整个村庄、整个集镇都强迫迁走的事情。但是，就是使用这种极其残暴的手段也无济于事。提高粮食、肉类、蔬菜的收购价格倒是可以试一试的，因为这些食品的收购价格只是零售价格的1／10。但是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工人和农民，这与社会主义建设者有何相干呢？斯大林鼓励不管收成好坏和有无储备而硬是要把农民的粮食拿光的作法。很多集体农庄连种籽储备都没有了，在普遍搜查之后，农民的小木房里一无所有。只有带把的杯子、小水桶、碗和这些物品的勺子……
男子汉战士一领袖①（仅只为了这个字眼，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以其全力来压制农村。农夫们不堪忍受。为了不被饿死，只有逃跑。可是逃往哪里呢？去盗窃用汗水所获得的产品也“不可能”，因为你知道盗窃社会主义财产会得到什么报应吗？斯大林除了看见“粮食收购方面的怠工行为”外，什么也没有看见，而且也不想去看见。而对付怠工行为，手段只有一个，这就是恐怖手段。农村十室九空了，幸免于难的农民们都躲藏起来了；全国足足有一半适宜耕种的地区都在闹饥荒。需要引证数字和证明材料吗？那是所有有人性和有求知欲的人都知道的。整个整个的农村连同儿童和老人都灭绝了。首先死去的是农夫。那些还有力量走动的人，都奔向了火车站，或者是涌向城市，路途上布满了尸体。而周围竟然象在战争中那样，到处都是阻击部队。因此没有任何获救的希望。看来恐怖手段眼看就要因饥饿而受挫了……
①这里的“男子汉战士—领袖”是用来讽刺斯大林的——译者注
1921年时，人民已经经受过一次饥荒——那是战争和经济破坏造成的后果。受害的有17个省份，有2000万农民濒临死亡边缘。1932年秋天到1933年春天所发生的饥荒是可怕的。这不只是在规模方面。这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的一次由人为而造成的饥荒。在1921。年时，全国都来救济伏尔加河流域。当时从国家的储备中拿出了1200万普特的种籽和3000多万普特的粮食运往闹饥荒的村庄。①苏维埃政府很乐意地接受了外国工人和资产阶级政府的救济。许多火车车厢满载着美国救济总署赠送的食品运往伏尔加河流域。而在1932—1933年时，闹饥荒的地区没有从国家得到一公斤粮食。斯大林没有从饥饿的死亡中拯救过一个婴儿！
①А．拉基京《以革命的名义》1965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36、140页。
有一次，在饥荒的灾难最严重的时刻，斯大林到南方去休养。火车行驶在乌克兰的土地上。陪同总书记的《消息报》编辑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格龙斯基说：“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农民正在纷纷饥死，农夫们……我们还有少量外汇储备，应当用来在国外购买粮食。”主人严厉地回答说：“不行，让他们死去吧。他们正在进行怠工哩。”①
①伊·米·格龙斯基的证词。
是的，对饥荒可以不要多加操劳，而“已获得的成绩”则是应当巩固的。于是斯大林便向国外出口粮食：1929年向国外出口的粮食是260万公担；193o年为4840万公担；1931年为5180万公担；当饥荒遍及全国时，还向国外出口了1800万公担。①出口额虽然不大，但是事实本身……
①《地平线》杂志1988年俄文版第5期第34页；《苏联历史百科全书》俄文版第7卷第493栏。
在1928年时，某些领导人曾建议在国外购买粮食。斯大林却对这些“投降主义者”、“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者”和“富农在党内的代理人”进行指责，说他们犯了“右倾”。①于是这位克里姆林宫里的财主便把那些从正在饿死的农民那里抢过来的粮食卖给西欧。几百万人就是由于他而被饿死的。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231—232页。——译者注
1942年，温斯顿·邱吉尔同斯大林交谈时问他：集体化是否牺牲了很多人？斯大林把张开五指的双手向上一举。他是想用这个举动来说明集体化使人民付出了1000万生命的代价呢①，还是这个手势只不过是意味着“很多，多得很！”？对这位职业的人道主义者来说，屠杀几百万人早在战前很久就是一种很普通的事了。不同的史料提供了不同的死亡人数：从300万到600万。②而整个这场以强制手段迫使农民集体化、“消灭富农”、斯大林制造饥荒和进行镇压的运动，根据西方一些作者提供的资料，使农民付出了2000万人生命的代价。可以确信，这个数字并没有过分夸大。关于乌克兰的资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乌克兰的人数从1926年的3100万人减少到1939年的2800万人。③消灭了300万人。但是还存在着人口的自然增长。每年可能增长2％（作为一个平均增长数来说，这个百分数是相当低的），即每年增加60万人。换句话说，在这14年中，增加了将近900万人。加上那300万人，就是1200万人。这1200万乌克兰人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要知道强迫集体化的大镰刀也割到了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中亚细亚……等地区。在1930年，从农村中迁出的“富农”家庭有115000个，而到193；互年则为266000个。在两年中迁出的“富农”家庭一共为381000个。④如果按一个家庭平均有5口人来计算的话，那就有将近200万人。仅仅在两年中就消失了200万人！但是统计还没有说明死去的“富农”及其子女和老父老母有多少，关进监狱和集中营的人又有多少。那些被流放的、被逮捕的和被褫夺了一切公民权的人，他们的子孙曾经经受了一些什么样的苦难。不久前发表的И．Т．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回忆录》⑤使人们对此有所了解。
①《新世界》杂志1988年俄文版第9期第30页。
②В．Л．丹尼洛夫《西方报刊关于苏联1932—1933年的饥荒和30—40年代的“人口惨剧”的争论》。载于《历史问题》杂志1988年俄文版第3期。
③А．И．戈祖洛夫和М．Г、格里戈良茨合著的《苏联的人口》1969年莫斯科俄文版第91页。
④《真理报》1988年8月26日。
⑤《青春》杂志1988年俄文版第3期。
把人分成战争时期的牺牲者与和平时期的牺牲者的这种分法，是极其相对的。用强制手段进行的集体化，就是用武装部队夺取土地，俘虏几百万富裕农民，并将他们赶入致命的流放地；就是抢光财产；就是屠杀’人民——这不是斯大林在1929年发动的一场国内战争又是什么呢？关于这场战争，关于集体化所造成的牺牲者和关于遭饥荒时的牺牲者——关于这一切，斯大林在世时，谁也不敢去谈论。那时各家报纸都保持沉默，演说家们都保持沉默。
可是，你看，列宁在1921年时就不怕公开地讲出实情！关于伏尔加河沿岸发生的饥荒，各家报纸都写了文章，在国际联盟的会议上还就那里的饥荒作了报告。在很多省份里以及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里，都建立了救济饥民委员会。当时在萨马拉这个饥荒中心担任该省救济饥民委员会领导工作的弗拉基米尔·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根据列宁的请求，发表了一本关于同饥荒作斗争的小册子，标题是：《赶快去救济正在饿死的人》。各家报纸上每天都有关于饥荒的综合报道。在所有的杂志上都有关于谈论饥荒的文章。还有作家们关于饥荒所写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以及在第九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关于饥荒所作的许多发言。
列宁在同非党农民、同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交谈后，把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叫去对他说：“你们萨马拉的农民布尔马特诺夫讲得很好。但是，安东诺夫同志，他说，在他们那里的斯塔夫罗波尔县，有人吃人的情况。”安东诺夫回答说：“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那里，而且不只是在那里，有人吃尸体情况。”“人吃尸体？”列宁又问了一遍，然后痛苦而又愤怒地说：“对此，武装干涉者要受到惩罚。”①
①А．拉基京的前引书，第139—140页。
可是，对于在集体化的年代里死去了几百万农民这一点，应当受到惩罚的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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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2月，斯大林在莫斯科召开了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这位伟大的集体主义者什么话没讲呀！他先是表现出一种过分谦恭的样子：说什么我本来不打算讲话，可是因为你们一定要我讲话，而权力又在你们手里，我就只好遵命了。①接着他向与会者谈了几个神话：说什么二千万贫农已经变成了生活有保障的人②；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在等待着他们；他还讲了忍耐的好处这一怪事。原来在国内战争时期，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工人每天每人只能领到八分之一磅的黑面包，而且还掺着一半豆饼渣。在整整两年中工人们一直在忍受着。他们忍耐着，但没有灰心丧气。因此“庄员同志们，你们目前的困难是微不足道的。”③
①《斯大林选集》人民出版社版下卷第313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321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318页。——译者注
这位善良的魔术师在说着，顺从的孩子们在听着，他们玩弄一会口号，夸耀一番出色的成就。斯大林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就是不去说这些突击队员代表们那几千万弟兄所遭受的饥饿痛苦。而饥荒在整个冬天一直不停地、凶残地使养育者大批死亡，死亡的人数达几十万人之多。而一个新的口号又“开枪”了：“要使集体农庄成为布尔什维主义的集体农庄，使集体农庄庄员成为生活富裕的人。”有一句格鲁吉亚的谚语：“如果你手里没有棍子，就给狗扔去一块面包。”斯大林根本没有按照这句谚语的精神去做。他没有给任何人以任何东西，而只是从别人那里枪走东西。他敢于这样作，是因为他一次也没有放下手里的棍子。
而我们的作家们，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大师们在干什么呢？在1932年12月，他们准备召开作家协会组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来划分文学方面的权力，猛烈地抨击拉普分子①、超越分子②他们还要歌颂斯大林的英明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和胜利。但就是只字不谈国家所发生的饥荒和国家所遭受的悲剧！这时他们已经学会了随声附和和保持沉默。③
①拉普分子是1925—1932年间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会员，拉普的领导人在为文学的党性原则而斗争的同时．却陷入了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泥潭。——译者注
②超越分子是苏联文学小组（1923—1932年）“超越”的成员，曾出版有超越文集，他们在美学和艺术实践方面坚持唯心主义，过高地估计作家的直觉主义和自我表现原则。——译者注
③Л．利霍杰耶夫《隐喻。关于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思考》，载于《文学问题》杂志1988年俄文版第10期。
列宁的一位战友、革命后在乌克兰工作的埃马努伊尔·克维林，在1918年时，向中央委员会寄去了一个报告。他得出了一个迥非寻常的结论：“工人阶级不是力量的代表，它具有民主性。而农民则是：谁给他土地，他就跟谁走。”①正统派认为，这位老布尔什维克的意见是重大政治错误。斯大林夺去了农民的土地，因此，农民自然不跟他走。当时，他夺去了很多农民的生命，而对那些不太固执而任性的人，则以慈悲的态度把他们迁移到极远的地方去。但是，就连剩下来的人也并不了解他那天才的意图。从那时起，俄国的粮食就不够吃。难道真是克维林不对吗？
①根据谢·伊·霍普纳尔的证词。
历史学家们在想出了各种数字的组合和有利的计量点之后，不管摆弄多少次数字，也回避不了一个简单的真理：1928年是在直到战争爆发为止这一漫长的岁月中农业生产发生转变的一年。如果说在此期间偶而也曾出现过一个丰收年（感谢天气！），那么，被糟蹋掉的粮食又有多少！30年代一幅典型的风景画是：在火车站上，在道路两旁，新收获的麦子堆起了一个个很高的锥体。但是，没有车皮，也没有仓库。于是粮食受到雨淋后便坏掉了。而没有一个人敢去拿一点，因为荷枪实弹的红军战士在保护着粮食。对于“进一步提高农业”来说，任何萨满教①的巫术也无济于事。斯大林使农民的心不再对土地有什么好感。于是土地就成了农夫们咒骂的东西。
①萨满教是宗教的早期形式。其基本观念是相信巫师（萨满）在行巫术时（即在一面敲击铃鼓，一面狂唱的仪式中进入神魂颠倒的状态时），能与鬼神交往。——译者注
斯大林实实在在地破坏了工农联盟，而工农联盟是革命的主要原则之一，是苏维埃制度的基础。在同自己的人民作战中的重大胜利就是这样在“斯大林的英明领导”之下取得的。为了表彰这位对农村实行大清洗的鼓舞者与组织者的战功，193o年时授予了他以红旗勋章，这是授予他的第二枚战斗勋章（据命令中说，勋章是“根据许多组织、许多工农兵大会提出的大量请求”①而授予的。但是，这项命令却不知为什么竟作为密件被保存了起来）。
①《军事历史》杂志1966年俄文版第4期第66—67页。这里没有确切地指明这项命令的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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