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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的一个人民委员部。这意味着，恐怖……
肉刑的组织者们要找到罪证是并不困难的。由于没有这种罪证，他们便寄希望于侦查员们的捏造。约纳·亚基尔在1929年时曾在德国总参谋部学院学习，在那里作过关于红军的演讲。奥古斯特·科尔克也曾在德国呆过一个时候，他在那里担任武官的职务。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参加过几次同德国总参谋部的代表举行的座谈会。座谈会虽是官方举办的，但是要知道……
1937年5月13日，国防人民委员部第四管理局（侦察机关）局长Ａ．Ｘ．阿尔图佐夫被捕。从前这个有功绩的肃反工作人员曾经领导过国家保卫总局的外国部。正是在那个时候，即在30年代初，来自德国的情报说，在红军中有一个阴谋集团。领导“叛徒”集团的是图哈切夫斯基，已经查明，他是在某个图尔加耶夫的伪装下去到柏林的。不难猜测：他们是采取了什么手段才弄到了阿尔图佐夫的这种供词的，以及是谁需要这样的供词的。他们把准备好的“材料”立即向叶若夫作了汇报，而叶若夫又急忙去向主子汇报。
第二个“证明材料”是根据副内务人民委员弗里诺夫斯基所交给的任务而由侦查员拉济维洛夫斯基伪造出来的。作为“从前的托洛茨基分子”而被总参谋部免职的梅德韦杰夫旅长落入了他的魔掌。梅德韦杰夫在严刑拷打下作出了关于在红军内部有一个阴谋集团的供词。内务人民委员由于高兴而要求把旅长叫了去。但是梅德韦杰夫当着弗里诺夫斯基的面向叶若失声明说．他拒绝以前作出的供词。弄到最后，侦查员拉济维洛夫斯基向检察长报告说：当天“叶着夫就下令要采取一切手段迫使梅德韦杰夫重新承认以前作出的供词，而他作出的关于拒绝以前作出的供词的声明，则不要记录下来。叶若夫把对梅德韦杰夫在施加肉刑下所得到的供词记录向中央作了汇报”。①
①《真理报》1988年4月29日。
斯大林认为，要对图哈切夫斯基进行指控，阿尔图佐夫和梅德韦杰夫所提供的“证据”是足够的了。于是接着便是逮捕，勿忙的侦查，紧急的审判。在这种匆忙之中，斯大林的帮手们竟忘记了事先得到对逮捕一批司令员的批准，忘记了诉讼规程，忘记了遵守最起码的法律规定。不过，也不能这么说，1934年12月1日颁布的、总书记在杀害基洛夫之后也是紧急炮制出来的那项法律，却是毫无遗漏地遵守了的。这项“法律”取消厂关于辩护人参加法庭审判的规定，而规定对“恐怖主义者”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只能使用死刑。这一级的判决被认为是最终判决，不得上拆。至于使用刑诉，这项法津对此则采取缄默态度，但是主人则向那些卢比扬卡街的打断犯人骨头的人下了一道特殊指示：准许使用“肉刑”。图哈切夫斯基被处死刑后过了20年，一个由总军事检察机关的军事检察员和侦查员组成的专门小组，在研究“关于军事—法西斯阴谋集团”案件的材料时，在对图哈切夫斯基进行审讯的记录纸上发现有斑斑血迹……
侦查的情况就是这样。而法庭审判一共只进行了一天—6月11日。一清早就把“阴谋家们”处死了……斯大林在准备这场血腥的演出时·和他一年半之前在工会大厦十月大厅的舞台上演出的“皮达可夫案件”中所作的一样，也不能满足于只是一般地把犯人处死。他想要对那些光荣的统帅们凌辱一番，要他们下跪。而他也就使他们下跪了。7个一阴谋家”在“最后发言”①中一致发誓忠于革命事业和斯大林同志本人。他们在悔悟地认错时，自己也不知道错在什么地方，只是请求宽大处理。关于第八个犯人，即普里马科夫军长，要单独地谈一谈。他比图哈夫切夫斯基早一年被捕，因此，在“侦讯”过程中来得及把这位意志坚强的指挥员、国内战争中的英雄，变成了独裁者的一个驯服工具。读一下他的“最后发言”的文字，是令人痛苦的。
①“最后发言”是受审人在审判人员退人评议室作出判决以前的陈述。——译者注
下面就是普里马科夫在法庭上所讲的：“在这最后的时刻，我应当讲一讲我们阴谋集团的真实情况。无论是在我国革命的历史上，还是在其他国家革命的历史上，无论是就阴谋集团的目的和成员来讲，或者是就其所选择的手段来讲，都没有过象我们这样的阴谋集团。我们的阴谋集团是由什么人组成的呢？也就是说，托洛茨基的法西斯旗帜所联合的是些什么人呢？它联合的是所有反革命分子，红军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都集聚到了一个地方，集聚到了一个旗帜之下，即托洛茨基的法西斯旗帜之下。这个阴谋集团为自己选择了什么样的手段呢？选择了所有的手段，这就是：背叛，出卖，使本国失败，进行破坏活动、间谍活动和恐怖活动。它要达到什么目的呢？要复辟资本主义。途径只有一条，这就是摧毁无产阶级专政，代之以法西斯专政。为了实现这个计划，阴谋集团究竟纠集了一些什么力量呢？我已经向侦查员说出了70多个人的名字来——这些阴谋家有的是我亲自招募来的，有的是在进行阴谋活动过程中认识的……”①
①《真理报》1988年4月29日。这里让人们注意到，普里马科夫曾是乌克兰肃反委员会的组织者之一，是适宜的。
这虽然还不是他最后发言的全部，但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维塔利·普里马科夫这个农民的儿子、勇敢的骑兵，是在人云亦云。问——答，问——答……这是最原始的普通教学法……这多么象是一个没有学好的学员所表现出来的文体。劳苦功高的刽子手乌沙科夫“玩弄了”普里马科夫，使他相信：只要在法庭上作出供认，就定将使他得到更好的命运。这个刽子手也曾以同样的手腕企图欺骗费尔德曼军长，对他既作出许诺，又进行拷打。他们对梅德韦杰夫（他的假供词被制作成这个案件中的发爆剂）也答应要保住他的性命。梅德韦杰夫比图哈切夫斯基一批人只多活了4天。他单独一个人经受了乌尔里希的传送带①，但是在临死之前，他毕竟挺直了身子，既不承认自己有任何罪过，也不承认已死去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有任何罪过。
①传送带就是对犯人进行车轮战，日夜不停地惩治犯人。——译者注
……答应保住犯人的性命以换取犯人的假供词，保证犯人亲近的人平安无事，而对其他任何人则毫不怜惜——难道斯大林对所有被投进监狱的列宁的战友不都是这样做的吗？总书记早在20年代时就开始陷害图哈切夫斯基了。至今还保存有原来军队中两个军官的供词，在他们的供词中，把图哈切夫斯基说成是反苏维埃组织的鼓动者。总书记把审讯记录的副本送给奥尔忠尼启则时，附上了自己的一封便函：“请看一下。既然这没有被删去，那就是说这是可能的。约·斯大林。”①多么阴险诡诈的逻辑！归并于这个“案件”的还有西部军区党委书记对图哈切夫斯基的一次告密，但是这个告密当时就遭到了米哈伊尔·伏龙芝的驳斥。
①《真理报》1988年4月29日。
当审判И．亚基尔时，他要求把斯大林叫来。这位集团军司令员无论如何接受不了可怕的说法。亚基尔在死的前一天写道：“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诚实的，我要怀着对党和国家的热爱，对共产主义胜利的无限信心而死去。”最后在被处死的那片刻，他来得及高呼：“斯大林同志万岁！”当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主人时，他冷冷一笑说：“这个人是多么虚伪……”谁能够认为，这个大规模的血腥镇压计划竟是由领袖制定的呢？他为什么既使受审讯的人又使法官注定都要死去呢？①
①《真理报》1988年4月29日。
1937年秋，骑兵军团指挥员奥卡·戈罗多维科夫有一次见到布琼尼时说：“谢苗，瞧，现在在干什么！所有的人都在接连不断地被捕……”——“你别怕，不会触动到我和你。被捕的全是那些聪明人。”①在国内战争时期的骑兵集团军的指挥人员中，吃苦头的人很少。从前的两个师长И．Ｐ．阿帕纳先科和Ｃ．Ｋ．季莫申科斯大林没有去触动他们。这两个人不同于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之处，是他们具有军事知识和独立见解，但是他们的水平距离图哈切夫斯基、乌博列维奇、亚基尔还很远。斯大林需要的是一些广告式的人物，如农民的儿子谢苗·布琼尼和“卢甘斯克的钳工”伏罗希洛夫。需要这些人是为了让“群众”看的，让“群众”从人民政权的错觉中使自己得到一点快慰。
①根据托多尔斯基提供的消息。
1935年夏，有一次伊·米·格龙斯基向斯大林汇报关于苏联空军的情况。伊万。本哈伊洛维奇①是《消息报》的编辑，受到总书记的特别信任。总书记让他参加了政治局的各种委员会。这一次格尼斯基是代表一个委员会去检查空军的战备情况的。从他们收集的材料中出现了一种令人不快的情况，这就是祖国的空军在所有指标方面，都落后于先进国家。谈话是在夜里进行的。主人照例是在大办公室的地毯上慢慢地走着，嘴里一直叼着个烟斗。格龙斯基一面继续汇报，一面瞥视着一个记有各种简短报道的小本子。最后，斯大林停止了走动。
①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是格尤斯基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他愤怒地说：“这是怎么搞的，是国防人民委员在欺骗我们吗？难道伏罗希洛夫没有许下诺言说，我们的飞机将比所有的飞机部飞得更远、更高和更快吗？”——“而您相信这个傻瓜吗？”格龙斯基问。主人又走动起来，他站在桌子旁边说：“可是这个傻瓜并没有拼命往领袖地位上爬呀。”①
①引自伊·米·格龙斯基的《回忆录》。
斯大林同伏罗希洛夫一起在国内战争的年代里，对那些自愿地为红军服务的军官们和将军们进行了迫害和消灭。斯大林同他一起在20年代中期，从军队中“清除了’大批被怀疑其同情托洛茨基的指挥员和政治干部。后来，在1927—1932年间，斯大林同伏罗希洛夫一起又动手收拾起从前的军官来。他们不仅被开除出工农红军，而且还被作为“阴谋家”和“间谍”受到了镇压。在当时3000多个被无事判罪的指挥员中，未必有哪个人幸免于难。那些被关进过集中营的人，在1935一1936年之后，再次受到了审判。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算是达到了目的。据伏罗希洛夫后来说，在20年代和30年代初（到1935年为止），一共从军队中开除了47000个指挥员和政治干部，其中有5000个是从前的反对派分子。①
①《苏共中央消息报》1988年第4期第43页。
有计划地消灭工农红军的指挥人员，其目的是要消除斯大林专政的潜在反对者。回顾往事，可以看出，这个政策是作为有目的地根除军队中的知识分子而采取的。在1937年6月12日这天被处死的人中，几乎全是红军中学识极其渊博的专家、大理论家和卓越的组织家。国防人民委员部所属军事委员会，其成员除少数人而外，全是这样一些军事长官和政治干部。该委员会的成员是85人，其中根据斯大林厂达的命令，在两年稍多一些的时间中被镇压的就有76人。他们几乎全被杀害了。①
①《苏共中央消息报》1989年4期第80页。
《红星报》在1938年3月30日总结1937年的情况时写道：“在这一年中，我们的党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用联共（布）中央2—3月全会作出的各种历史性决议武装了起来，进行了巨大的清洗工作。人民敌人的巢穴——托洛茨基一布哈林分子的间谍、凶手、危害分子、破坏分子以及图哈切夫斯基一加马尔尼克分子的日德帝国主义的军事法西斯雇佣兵，被揭露出来了，被粉碎了，被消灭了。我们取得的胜利，等于打赢了一场大战。”
1938年1月21日，为纪念列宁逝世周年纪念日而在大剧院举行隆重的追悼会，会上日丹诺夫作了题为《列宁的规划已变为现实》的报告。演讲者郑重地说：“1937年将作为粉碎人民敌人的一年而载入履行列宁遗嘱和规划的史册……1937年将作为如下的一年而载入史册：在这一年中，我们的党给予了形形色色的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在这一年中，我们的党在同人民的敌人作斗争中变得更加坚强了，我们的党是由于加强了以Ｈ．И．叶若夫为首的苏联侦察机关而取得了这一切成就的。①
①《红星报》1938年1月28日。
对于追悼会来说，表现出这样的异常高兴，是不合适的。但是，日丹诺夫的演说是在追求一个具体的政治目的。他的演说是在促进一个广泛的运动来宣传告密行为。他接着说：“我们在粉碎了破坏分子之后，提拔了很多新人。”这是对告密行为的一种鼓励，也是对极力进行告密的一种报酬。
第二天，梅利斯在关于中央一月全会的总结报告中发挥了这一思想，他说：加马尔尼克一布林一伙的间谍们对这支由中青年指挥人员和政治干部组成的极其庞大的军队故意不予理会，并加以压制。这些间谍提拔的是自己小圈子里的人……而对于政治干部——政治指导员、营和团的政治委员，他们则于方百计地加以压制，对这些人，他们不去考虑，不加关心，不予提拔。在联共（布）中央和伏罗希洛大同志的领导下，我们将尽一切努力，把这支队伍提到应有的高度。”①
①同上，1938年1月22日。
从这一天起，各家报纸每天都刊载许多文章、政治指示和学习的榜样，碟蝶不休地重复着同一个“思想”。社论大肆宣扬红军政治部的前领导所进行的破坏活动，它说：“加马尔巴克一布林一伙间谍是卑鄙的人民敌人，他们千方百计地压制年轻的党的干部。现在在政治机关中，也还有这样一些领导人，他们在推行加马尔尼克一布林一伙的那一套领导方法。”①《红星报》的另一篇社论大肆进行拙劣的阿谀奉承：人民的敌人“故意阻挠忠于革命的指挥员和政治干部的成长，对他们不进行提拔”。叛徒们“推行的是过时的、和红军格格不入的那种晋级等级制，这种制度束缚了指挥员们和政治干部们的天赋和才能”，因此，他们“不得不在好多年的时间中从事着与他们的丰富经验和知识显然不相称的工作”。他们向指挥部提出这样一项任务：“消除破坏活动在提拔指挥人员和政治干部方面的后果”，对“最忠诚的干部”进行重新鉴定。向他们宣布：“国防人民委员部预定到红军和海军建军20周年时，要破例提高那些最优秀人员的军衔。”②
①同上，1938年3月30日。
②《红星报》1938年1月29日。
但是，既然很多位置都被人占据着，那又怎样提拔新人呢？梅利斯在国防人民委员部各中央管理局党的会议上的发言中，以其所固有的十分自信，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说：“对于那些遭受布林和加马尔尼克间谍集团压制的忠诚的布尔什维克，无论他是年轻的或是年老的，我们都将全力予以提拔……我们也将全力地推动青年前进……关于某些工作人员不可代替的话，在我们这里谈得很多。这种论调应当结束……
我们从自己的集体中能够找到代替任何一个‘不可代替的’人。凡是说什么管理局的某个工作人员是不可代替的人，对说这种话的人请不要去相信他们吧。如果有人说某个人是不可代替的，那就请仔细地看一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不可代替的人’。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反对压制新干部的倾向。”为了更易于看清情况，在工农红军政治部里又成立了一个领导国防人民委员部各中央管理局党组织的特别部。①
①《红星报》1938年6月20、21日。
《红星报》在1938年2月18日这天发表的社论宣称，“托洛茨斯一布哈林分子的法西斯主义间谍压制了有才能、有天赋的指挥员，不让他们担任负责职务，过分地降低了他们的军衔，企图以此来使那些忠诚的工作人员产生怨恨和不满。”但是，斯大林识破了他们的计划。他在中央2—3月全会上报告说：“有才能的人，有天赋的人，我们这里有千千万万。只是应当了解他们和及时地提拔他们……只要好好找，就能找到。”报纸反复解释天才的指示，说什么为了“不让我们在斯大林时代培养出来的年轻指挥员得到发展”，敌人“便用一种腐朽的理论把自己伪装起来，说什么只有参加过国内战争的人才能被任命来担任红军中的领导工作”。但是，如果“只局限于一个狭隘的小圈子，不许由列宁一斯大林的党培养出来的有才能的苏维埃青年去担任领导职务”，那就是一种犯罪行为。“……让那些年轻的有才能的指挥员们得以施展其才能吧，他们定将证明，斯大林时代培养出来的人能干出一些什么事情来。”
卑鄙的“法西斯的毒蛇”力求“引起人们的怨恨和不满”，因此他们“在授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