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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哭。只有一个小孩子没有哭，他笑了起来——他故意给女保育员作对。于是便对这个侮辱神圣的小孩子使用了一切惩罚手段：抽打屁股，罚站墙角，一天不给东西吃。
……沃尔库塔。在矿井里为斯大林竖立了一座小型纪念像。但是夜里有人在领袖那石膏制的双肩上给穿上了一件肮脏破旧的女棉坎肩，给领袖的头上戴了一个沾满油污的大沿帽。在市中心管理局的大楼旁，又竖立了一座斯大林像。但是有人把他的头打掉后，让其滚到臭水沟里去了。暴君的死使犯人们产生了希望，他们希望减轻不幸的遭遇，甚至希望获得自由。8月份，在一座主矿井里掀起了风潮。先是第2管理局的矿工们举行罢工。后来是阿亚奇一亚格中央热电站的建设者们和第18号矿井的工人们举行罢工。于是检察长Ｐ．Ａ．鲁坚科和内务部副部长И．И．马斯连尼科夫将军从莫斯科乘飞机赶来了。他们答应服苦役的人和普通犯人，要尽快改变其现状，直至对案件进行重新审查。而为了进行惩戒，他们在第18号矿井里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血腥镇压。他们让犯人处在地区以内和三重铁丝网以外的地方，用冲锋枪和机关枪向犯人扫射。我有机会看到了为逝世的总书记举行的这次血腥的追悼。
特鲁希略①统治了32年。他被埋葬在巴黎。他的亲属请求拨给64平方米的土地作为他的墓地。但是有关方面只同意拨给两平方米。最后双方达成协议，给予了6平方米。豪华的墓穴化费了9000万法郎。法国方面自愿将载运这个大肆掠夺的独裁者的火车（有对个车厢）从勒阿弗尔运往巴黎，然后再运往比利牛斯山的那边……
①特鲁希略（1891—1961年），从1930—1961年是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独裁者，他代表美帝国主义、当地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被暗杀身亡。——译者注
与特鲁希略相比，斯大林算是个俭朴的人：很一般的住宅，无论是莫斯科郊区的别墅还是南方的那座别墅都很普通，坟墓也很普通。在克里姆林宫的城墙旁，只给他两平方米的墓地也就够了。然而这个俭朴的劳动者的形象只不过是他所喜爱的象演戏似的种种化装之一罢了。要知道这位领袖也常表现出豪华的派头，也常为节日的排场而耗费巨资。
，我们再来谈谈1953年最初几个月的情况。下面是他的女儿所作的描写：“在父亲卧病的大厅里聚集了很多人。那些第一次见到病人的陌生的医生们（多年来一直照料父亲的Ｂ．Ｈ．维诺格拉多夫院士此时在蹲监狱）心惊胆战地在周围奔忙。他们又是往父亲的后脑勺和脖子上贴水蛙，又是为他作心电图，又是给病人肺部进行Ｘ光透视。一位护士在不停地把病情记在本子上。一切都按照应该做的那样做着。所有的人都在为挽救一个已经无法挽救的生命而忙碌。”①
①参看斯·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7—8页。——译者注
在场的人中，表现得突出的是中央主席团的几位成员——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而表现得比其他人都更为突出的是贝利亚。在领袖弥留之际，他紧张到了极点，他在各个房间里奔来奔去，不断地对保卫人员、服务人员和医生们发号施令。然而在他那双握得很紧的手中却偶然露出了种种假面具来：他时而表现出是一个过于自信的小爸爸（不只是在格鲁吉亚人们这样表示敬意地称呼他）；时而表现出是一个忠实的朋友，而当他吻到主人那湿润的一只手时，竟忠实得发出了狗一般的尖叫声；时而又表现出是一个怀着恶毒期待的杀人犯。
斯大林死得很困难。他的右半部已经瘫痪，他已丧失说话能力，呼吸也很困难。他最后一次睁开了两眼，环视了一下周围的人——警卫人员们、陌生的医生们、十分熟悉的战友们和自己的子女们……雅科夫不在，这个大儿子早在10年前就被他害死了。小儿子瓦西里他也不喜欢，他曾不准这个小孩子到厨房以外的地方去。而斯维特兰娜在这里。总书记在给女儿的信上曾经署名为：“你的小秘书”。但是在恼怒时，总书记曾揭露她有反苏情绪，于是在他的声音里就表现出一个侦查员对特别重要的案件发出的腔调来。他环视了周围的人之后，突然抬起左手，作了个威胁的手势，竭力想讲些什么，接着就把手永远地放了下来。
还有最后一件事，贝利亚在确信这个不死的人终于如此合乎愿望地死去了时，他控制不住自己，高兴得失去了常态。他那兴高采烈的“赫鲁斯塔廖夫①，来车！”的高喊声，打破了悲痛的沉寂气氛。
①赫鲁斯塔廖夫是司机。——译者注
所有的服务人员都在哀悼主人的去逝，他们是厨师、食堂服务员、司机、值班调度人员、警卫人员、园丁—…·我们从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的记述中读到了这样的描写：“来向遗体告别的还有瓦莲京娜·瓦西里耶夫娜·伊斯托明娜——大家都叫她瓦列奇卡——，她是在父亲远处那座别墅里工作了18年的女管家。她扑通一下跪在了沙发旁，把头放在死者的胸上，像村妇那样，号陶大哭起来。她哭了很久，也没有人去阻止她……她和所有给我父亲当过服务员的人一样，至死都确信世界上再没有比我父亲更好的人了。”①
①参看斯·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14页。——译者注
斯大林罪行的规模是惊人的，很难把这些罪行同一个被神化了的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口头上讲的和实际上作的是不一致的。某些社会学家是否因此而把斯大林的罪过分摊给了他的助手们、政府成员们、地方领导人们（尤其是他们！）和全体人民呢？
斯大林对人类犯下了罪行。这样说是既不夸大，也不缩小。几十年之后，现在要抱怨什么呢？有些思想家们认为反革命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把斯大林看做是一种制度的产物，是社会之恶的体现者。历史并不因此而轻松些。对那些被杀害的人来说，也是这样。恩格斯在1870年写道：“恐怖多半都是无济于事的残暴行为，都是那些心怀恐惧的人为了安慰自己而于出来的。我深信，1793年的恐怖统治几乎完全要归罪于过度恐惧的、以爱国者自居的资产者，归罪于吓破了胆的小市民和在恐怖时期干自己勾当的那帮流氓。”①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56页。——译者注
过去的一百年，尤其是现代史，赋予了恩格斯的这些话以强烈的现实意义。在这些话中对斯大林时代作出了判决。我们只是有保留地声明一点：不能认为斯大林的残暴行为是无济于事的。这个善于进行利用的无与伦比的大师从其所进行的恐怖中已经最大限度地得到了政治上的好处。他通过屠杀千百万人而达到了人民对他的绝对服从。对于那些活下来的人来说——无论在大的地区或在小的地区——，为造福于……而进行忘我劳动，就成了他们命中注定的事。不过吓破了胆的人民即使进行极大限度的活动，其经济效果也许只能同奴隶们的劳动相比。然而惊人的损失和失败给斯大林所带来的忧虑并没有超过奴隶主——如奴隶主对古埃拉多斯银矿的劳动生产率所忧虑的那样。主要的是政治效果。
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的爆炸，其后果是可怕的。很多日本人在10—15年之后，都死于放射病。还出生了一些无法医治的病儿。关于斯大林时代的后果，也应当公开地讲出来。由于多年来的顽强工作，斯大林这位真正卓越的育种家培育出了一批品种优良的继承人。他们在领袖宝座的周围筑起了一堵穿不透的围墙，没有一个善于独立思考的人，也没有一个诚实的人，能够冲破这堵围墙。但是总书记给了这些继承人以权力，赋予了他们以管理的权利以及繁殖和自己相同一类人的能力。这一过程的后果已经表现出来了。
然而，这位各族人民之父并不是静悄悄地去到了另一个世界，而是响声很大地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当他进行挑衅性的不道德行为时，他的帮手们便也感染上了这种行为。这种不道德行为淹没了一切人，甚至影响到了经济活动。还出现了一种似乎世界明天就要毁灭这一忽视国家利益的心态。
列宁有一次曾经指出：“历史上任何一次深刻而强大的人民运动都不免会有肮脏的泡沫泛起，不免有些冒险家和骗子……混杂在没有经验的改新者中间。”①斯大林作风就正是这样一种泡沫。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4卷第174页。——译者注
我们的祖先说过：“死者无罪。”不，有罪的！列斯科夫曾经讲述过一个关于40个农奴逃出奴隶生活的悲惨故事。说的是一个县警察局长把逃跑者弄回来之后，奇_…_書*网…QＩＳuu。ｃＯm对他们进行了一种示范性的体罚。他说：“我在他们本人自愿协助下来抽打他们，而他们自己则相互揪住对方的腿和胳膊，相互坐在对方的头上厮打起来。”这个县警察局长竟作出这样的总结：“唉，你们是斯拉夫人的渣滓！唉，你们是祖国的废物！要是让某个第三者来对40个法国人干这种事倒还不错！……那时就决不会是这样的！”
列斯科夫说的那个县警察局长只不过是有一个官方发的皮带上的大扣环……这个县警察局长在幻想：“唉，要是我有一个骑士团该多好！要是我有一个真正的骑士团的话，我一个人就可以依靠它来抽打整个的俄国！”①俄国有自己的拥有骑士团的县警察局长②。1953年俄国在为这位县警察局长的死去而痛哭时，竟不知道它摆脱了什么人……
①《H．列斯科夫文集》（11卷本）1958年莫斯科俄文版第9卷第354页。
②这里说的“俄国有自己的拥有骑士团的县警察局长”所影射的自然是斯大林。——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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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斯大林进行政治杀害的受害者平反的工作，在总书记逝世后不久就开始了。但是，没有在集中营里死去的人，当时可以说是屈指可数。最初几个星期的情况已经表明：要想静悄悄地来消除专横的后果是办不到的。例如，终止“克里姆林宫医生的案件”就是这样。后来出现的问题是：怎样在很短的时期内为几千万个被非法镇压的一政治犯”进行平反呢？
1954年，由政府成立了一个平反委员会。所有市法院，州法院、军事法庭和检察机关都接到指示：要着手复查案件。委托最高法院来审查关于非法的特别会议的非法行为的材料。委派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主席И．A。罗夫来领导政府委员会。谢罗夫将军早在战前就开始在贝利亚那里工作了。在他的履历表中有这样的记载：强制车臣人、印古什人、克里木的鞑靼人及其他“异族人”迁出境外。在这位对内歼灭战的统帅的胸膊上点缀着一枚金星英雄勋章和一枚列宁勋章……谢罗夫元帅了解到并敏锐地感觉到：平反工作根本用不着急于去进行。当问题涉及到被流放的人时，发现在《刑法典》中并没有一项条文规定对“人民的敌人”必须给予永久流放的惩罚。和父母一起居住在流放地的子女也遭到了与父母相同的命运。他们年满16岁了，但是却依然没有身份证：他们指定归内务部的当地警备司令管。流放犯们忍受着可怕的灾难：他们忍受饥饿，没有权利，找不到任何工作。谢罗夫将军是反对“宽纵”流放犯的。但是政治局毕竟通过了一项决定——释犯全部流放犯，首先释放那些服满5年刑期的流放犯。委托内务部根据有关命令制定出一项工作细则来。
……一个星期过去了，两个星期过去了，一个月结束了，而命令还未公布。一些老党员们便去找米高扬。米高扬愤怒地说：“没有这样的事！政治局已经把自己的决定连同命令草案交给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难道你们不知道文件签署的手续吗？”但是同志们已经给最高苏维埃打过电话了。说没有命令。于是米高扬便给赫鲁晓夫打去电话。第一书记打断他的话说：“这不可能！别再说啦！”但是后来连赫鲁晓夫也确信：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不被执行的情况……
命令在第二天公布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Ｈ．Ｍ．别哥夫被撤了职，并被派往伊朗去当大使。其实别哥夫是执行了马林科夫的指示。而马林科夫也不是一个人在行动的。不过这已经是细节了。卢比扬卡街的机关只抓住了大车的一个轮子。而另外一条链子却被中央机关抓在手里。他们是步调一致地进行怠工的，他们对问题有着共同的兴趣和认识——两个机体，一个血液循环系统。
复查案件的运动要求动员大批的检察长、助手和几千名信得过的法律工作者。在卢比扬卡街等着他们的是一种意想不到的情况：很多放侦查材料的公文夹原来是空的。既没有审讯记录，又没有告密原文，也没有侦查员的姓名……在长达两年的时间中只审查了全部案件的10％。其余被判罪的人——90％！——还依然被关在铁丝网里。
地狱般的传送带不想往回传。那又为什么要制造一些多余的问题呢？不到5—6年光景，残留的“敌人”都相继死亡了。于是我们要讨论的就是一个给死者进行死后平反的问题。但是党的老近卫军中那些幸免于难的共产党员们不能够容忍从前斯大林的助手们所采取的那种方针。不久前得到平反的共产党员Ｏ．Г．沙图诺夫斯卡娅和Ａ．Ｂ．斯涅戈夫建议总检察长鲁坚科向所有监禁犯人的地方都派去由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以全权的专门委员会。检察长否决了这个计划，他说：“这从政治角度和法律角度来看，是不能接受的。”
但是沙图诺夫斯卡娅和斯涅戈夫坚持己见。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前的几个月中，他们带着同样的计划去见赫鲁晓夫。同志们还准备好了一份报告。于是在最近一次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向各地派去拥有全权的委员会的决定。给委员会委员们发指示的工作委托给中央书记Ａ．Б．阿里斯托夫来作。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进行总的领导。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会期间，他召开了一次负责干部会议。米高扬在这次会议开幕时，向法律工作者们道歉地说：“很抱歉，我们并不是在任何时候和在一切方面都能遵守手续。要知道事情是等不得的。”鲁坚科讲话了。“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①，哪里是这样呀，一切都是有法律根据的，一切都是合乎法律的。”米高扬问谢罗夫：“在没有刑法典条文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有多少人是由于批评斯大林而被关进监狱的？”谢罗夫：“微不足道……”沙图诺夫斯卡娅：“是微不足道吗？而我这里记有一个五位数的数字。”米高扬：“我建议今天就把内务部关于释放这些囚犯的命令发出去。”
①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是米高扬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决定通过了，委托给内务部长Ｈ．П杜多罗夫去执行。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前一天，他接替了内务部长科鲁格洛夫的职务。当时根据大的集中营的数目，成立了80个委员会。除此而外，还有3个委员会来处理政治隔离室问题。每个委员会的组成情况是这样的：检察机关。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已经平反的老党员各派出一名代表。第4名代表由当地党员中派出。在通常情况下，党的州委会要向委员会派出一名州检察机关的负责干部。
100个被平反的共产党员的名单提交给中央审批。由于有些被平反的共产党员因患病或其他情况的限制而不能参加委员会，便又列入了20个人名。中央可以淘汰其中的一些人。中央也确实这样作了。可是当名单交到书记处时，发现在名单中竟没有一个是被平反的共产党员。于是便急忙去找中央的负责干部Ｈ．Ｐ．米罗诺夫。米罗诺夫声称，老党员们都拒绝参加这个运动。他们问米罗诺夫：“您见到他们了吗？您同他们谈过话吗？”——“没有。”（在背后支持米罗诺夫的仍然是马林科夫和政治局中斯大林的多数派）。
他们又去找阿里斯托夫。这位中央书记摊开双手说：米罗诺夫已经把名单交到最上面去了，而政治局委员们正在逐个地及时地按工作顺序在审批文件。于是不得不给赫鲁晓夫打去了电话。只是在赫鲁晓夫干预之后，才恢复了原来的名单。但是一些工作人员在此之后竟然能向诚实的人们暗中使坏，这些工作人员力求在列入委员会的老共产党员中，一个也不能去视察他所十分了解的“自己蹲过的”集中营。
1937年夏。在莫斯科党的红色近卫军区委的代表会议上，坐在主席团桌旁的有区委第一书记П．Ｔ．科马罗夫、莫斯科市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党委书记Ｏ．Г沙图诺夫斯卡娅。到秋天，他们二人就被捕了。在1937年和1938年两年中，区委员会、莫斯科市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这三个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