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本书记录了一群在中国创造属于自己历史的人和他们的故事，他们是在中国互联网自1995年兴起的波澜壮阔中的弄潮儿：马化腾、丁磊、张朝阳、马云、陈天桥、李彦宏、史玉柱、江南春、田溯宁、张树新、王志东、王峻涛、雷军、周鸿祎、陈一舟……这些人的名字今天都如雷贯耳，他们的故事恒久流传。
还有一些正在创造历史的人，或没来得及被我们发现，或历史还没来得及给他做结尾，因此没有被收录到本书之中，但这丝毫并不影响到本书的丰富程度和可信程度。
这个用互联网创造自己和推动这个国家历史的群体主要有三类人组成：海归（从海外归来的创业者）、本土技术爱好者（本书中的特定称谓为极客）和商业价值发现者（简称商人）。
他们中当头的海归中当属1994就回来的田溯宁、丁健和1995年回来的张朝阳，他们也被称为中国互联网海归第一代。第二代互联网海归则多是在1999年回国做互联网，以创办百度的李彦宏和ChinaRen的三兄弟——陈一舟、周云帆和杨宁为其中的标志性人物。第三代的代表当属创办迅雷的邹胜龙和程浩，他们在2002年前后回国创业。
走下飞机舷梯，张朝阳感到一阵寒意，他想不到10月底的北京会如此之冷。搓了搓手，张朝阳拎起两个手提箱向机场外大步走去。外面，是他尚未触摸到的中国互联网事业。这一天是1995年10月31日，张朝阳31岁的生日。尽管想来不大可能，但张朝阳坚持认为，他回国创业的第一天，即1995年10月31日，北京是下着雪的。也许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让张朝阳的回忆如此寒冷。
1995年12月，田溯宁坐在北京丽都饭店门前的台阶上，漫无目的地翻着《新闻周刊》，内心非常沮丧。从美国来的几个朋友邀请田溯宁到丽都饭店参加一个圣诞Party（晚会），但当田溯宁走进饭店时，却被保安给拦住了——因为只有外国人和持有外国护照的人才能够进去参加这个Party。那是田溯宁最沮丧的时刻之一。
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如意，有着这样那样对未来生活的没把握，但田溯宁、张朝阳们还是回来了，他们回来的理由只有一个——在美国虽然拿着高薪但找不到自我，不如回国创业，是美国式的教育让田溯宁、张朝阳更加内省，更加尊重内心力量的召唤。
他们中有一类物种是极客，在本书的1998年，我花了足足一章讲述极客当道的故事，在其他的章节中，我也不遗篇幅的讲述他们的故事。他们中的当时最出名的那个叫王志东，这个生于广东虎门的60年代人最传奇的地方不是他曾经创办过的三家公司——中文之星、四通利方和新浪网，而是其每次离开时都借助公众力量为自己的江湖名声正名，前两次，他把源代码交出，挥手离去，不带走一丝云彩，第三次，他用鱼死网破式的决裂告诉大家，其实他不想走。王志东是个爱惜自己名声甚于一切的人。所以，即便他已经远离这个行业的中心地位，但在我们记忆深处有他卓绝的地位，无他，这是国人很早就自我意识觉醒并付之实践的一个。
参与和推动互联网创业的第三种人是商人，尽管这些商人在当时甚至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做为商人都并不出色，但不影响他们在今天的巨大成功。他们中今天最有名的那个叫马云，他甚至成为21世纪头10年里中国最知名的商人，有关他的传记读物以打计算，媒体上关于他的文章连篇累牍，很大程度上他是作为一个励志偶像一样被制造着。而之所以被大众热捧，在于，其本身就是一个先改变自己，继而改变世界的有为青年。
在这本书中，我试图给这些人做一个集体画相：他们有的是60年代人，也有的是70年代人，还有其中一小部分是80年代人（在本书中比例很小，但未来肯定会出现）。他们来自天南地北，他们中以浙江人居多，上海人和广东人也不少，福建、湖北、陕西等地都有涉及。
本书发现，这些人有一个被公众自觉不自觉的遗忘的共同属性：那就是，这些人有着比起其他人更加强大和自信的内心世界，他们都志向高远，目标远大，希望改变自我的同时，改变世界。
也许读者朋友会问，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做的是互联网，他们需要这样去引起他们用户的关注，所以，他们需要标榜自我，张扬个性。对于这种说法，我不能评判其狭隘，只是想做以下辩白：Google成功法则第一条是以用户为先，而作为反证，光靠吸引眼球的互联网公司没有一家取得长远的成功过。另一个建议是，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互联网公司是怎么成功的故事，你可以阅读本书，你也可以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和我一起去验证那些张扬自己的知识英雄们是不是为了张扬而张扬。
在过去的30年里，我们的每一次进步，每一次关于改变世界的进步，是因为我们这个国家首先改变了自己。既然国家都这样，作为个体的我们为什么不呢？
到底是中国互联网的巨大成功推动了中国崛起的进程，还是中国崛起的巨大势能成就了中国互联网有如夏花般的绚丽，这个庄周梦蝶式的命题一直萦绕着中国互联网行业的从业者和观察家们。我的答案是前者，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中国互联网的成功看作是一个支柱产业的崛起这么简单，而应该把她看作是我们这个民族在改革开放的大时代下自我意识觉醒的一次大的提升，中国互联网的出现，让“要改变世界，再改变自己”的盛世恒言成为可能。
中国互联网的持续的造星运动、巨大的财富效应和互联网让一代人开始有了自我意识的觉醒，并提供了一代人改变自我，进而改变世界的可能。在我看来，这是互联网来到中国后最重要的一个贡献，这个贡献甚至超越其本身所能解决的就业问题和地方经济的推动。
同时，互联网产业在中国的落地生根，特别是一个又一个重视用户体验的明星互联网产品的出现，进一步帮助这个进程得到加快。
在互联网上，谁也不知道你是不是一条狗。所有的互联网的成功商业模式都是基于此展开的，即判别对方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消费习惯和购买能力，进而产生收费模式。也就是说，互联网上虽然谁也不知道你是不是一条狗，但互联网公司做的事情是让每一个自我得到展示，并形成商业模式。
有人向文艺复兴的巨匠米开朗琪罗请教雕塑，米开朗琪罗有个说法令人神往，他说：“把不是脸的地方去掉，就是脸。”米开朗琪罗是一位能从石头里看见一个美丽形象的大师。那个形象就藏在石头里，层层剥去，他果真剥出一个顶天立地的《大卫》。许多曾经连头发也要遮盖起来的欧洲女子，在赤裸的《大卫》面前泪花滚滚，那就是被封闭在自己内部的“我”的泪哭出来了。
假如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我还会去做今天要做的事吗？这件事情真值得我为它投放激情吗？我最喜欢和尊敬的苹果CEO斯蒂夫？乔布斯在日复一日这样的追问之中，得以逃脱人生的一个最大无知。
为什么我们的很多人都不能像米开朗琪罗和乔布斯一样那么富有创造力呢，无他，我们封闭了自我，或者说，我们没有找到开放和改造自我的理由。不过，有了互联网，事情就变了样，我们的很多人也由此有了改造自我的推动力，这是互联网的神奇和伟大之处。
那么，为什么是互联网点燃、推动了这场中国民众在1995年形成的一场自发的自我觉醒运动呢？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有一个口号曾经被响亮的提出但又被小心翼翼的搁置，这个口号就是赶英超美。学习、追赶甚至超越英美等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一直是我们这个国家和民众最重要、最强烈、最质朴的情感，不论官方还是民间。但在互联网之前，我们更多只是一种徒劳式的呐喊和掩耳式的自欺，理由无他，我们实在不是在一条起跑线上，但我们又不愿意因为直视这种现实而丧失一个国家和民族应有的自信。
这种情绪和认知在张承志20年前的名篇《北方的河》中表现的淋漓尽致：“我相信，会有一个公正而深刻的认识为我们总结的：那时，我们这一代人独有的奋斗、思考、烙印和选择才会显露其意义。但那时我们也将为自己曾有的幼稚、错误和局限而后悔，更会感慨自己无法重新生活。这是一种深刻的悲观的基础。但是对于一个幅员辽阔而又历史悠久的国度来说，前途最终是光明的，因为这个母体会有一种血统、一种水土、一种创造的力量使活泼健康的新生儿降生于世，病态软弱的呻吟将会在他们的欢声叫喊中被淹没，从这个观点来看，一切又应当是乐观的。”
互联网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这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大西洋彼岸开始落地，开始商业化，开始展现其迷人魅力的时候，对应的，正是中国改革开放进入1992年之后的又一黄金盛年。进一步打开国门的中国人由于一开始在全球互联网竞合时代并没有落后太多，因此能以更开放更从容的心态迎接这一场由开放和创新为主要推动的互联网冲击波。
与此同时，我们曾经很长时间期盼的海归归来的希冀在1995年之后成为了事实，这批生在中国，学在美国的人，兼容东西方文化，打通了中国和美国之间竞合的绿色通路。互联网在美国的每一个细小的创新，在大西洋的此岸，都会有人进行学习、借鉴甚至模仿和跟随。这在之后甚至形成一套约定成俗的成功路径：用最快的速度学习美国最成功的商业模式，然后迅速本土化，赢得用户，获取收入，然后再到美国资本市场上去上市，融资后再进行发展，甚至形成自己特有的创新。这种立足本土，对接美国式的造富运动由此产生了足够多的阳光富豪和知识英雄，这进而形成良性循环，成为互联网创新中国的内在推动，并使之成为一场全民运动。
在过去的15年里，互联网在中国从无到有，肆意成长，终于自成一体，并渗透到了经济生活的每一个细胞。尤其值得骄傲的是，在这个世界里，本土企业几乎在所有的领域都击败了各自的国际对手，这在其他行业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完胜场面，甚至连Google这样的公司都无法幸免，它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还不到竞争对手百度的一半。这虽然很难说已经是最后的结尾，但对于我们这个民族，对于我们这个国家，对于普罗大众，在信心层面的崛起有着正面而深远的意义。
从更宏观的层面上说，知识经济利器——互联网的出现正使人类获得空前的资源共享，这个世界正在发生重大变迁。
每当这样的时期出现，都源于新兴生产工具和生产力的诞生。譬如春秋初铁耕问世，奴隶在开发私田的过程中把本人开发出来，奴隶制瓦解，新兴的社会生产力终于成全了大一统的中国。那场变迁，曾使中国出现一个战国时代，那是一个多么剧烈的变迁啊。譬如蒸汽机出现，世界就有了围绕齿轮来运转的道路，1840年的那场战争，中国是军事力量败给了英国的军事力量吗？不是。是农业生产力败给了新兴的工业生产力。英国人由此从大清帝国手里夺走了中心之国的地位。
我们已经不太提知识经济了，这并不是说知识经济不重要，远未到来，恰恰相反，而是知识经济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你我身边潜移默化的大背景。在一个靠知识相互交换的时代和社会里，对于自我的认知，对于前程的判断，对于机会的抉择，显得弥足珍贵。
互联网给你我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在过去的15年时间内，这个行业已经成为中国制造富豪数量最多、首富密度最高的行业，这个行业也被公认为为数不多的能产生世界级中国大公司的行业之一。在我看来，这个之一的后缀甚至都有些多余。
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15年，中国互联网所能创造出的财富传奇只会比上一个15年多得多，作为创业者的我们，如能把握由互联网推动的全民自我意识张显这一大趋势，将能带来的更多商业契机和财富可能。同时，互联网在中国的另一宏伟使命，就是帮助与美国相比，有更多农业经济比重，有着更多负担的制造工业，以及还有相当比例的手工业的中国经济提供更多产业升级的契机。这将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崛起，难道不是吗？
还有一个需要引起足够重视的现实是：在过去的15年中，每到中国经济的低谷之年，中国互联网和中国经济之间的跷跷板定律再度应验。比如，1998年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灾难之年，但这一年里网易、搜狐开始起步，新浪、腾讯、联众、3721诞生；再比如，2004年中国经济重新因为紧缩而上下恐慌，但这一年，有9家中国互联网公司在美国和香港市场上市，加上2003年12月的携程和慧聪，2005年年初的华友和年中的百度，这形成了中国互联网历史上最密集的一个上市狂潮，数量也达到惊人的13家。
在2001年和2008年中国经济的另两个萎靡之年，中国互联网也显示出比其他产业更加强大的复苏能力，2001年，在整个互联网概念遭到崩盘的背景下，网易靠短信和网游解除停牌的故事至今仍为经典，而2008年腾讯、搜狐等诸多公司亮丽的年报给予了这个行业足够的信心。
回到本书，我希望能表达三个意愿。
第一个意愿，如果你是一个创业者，或者是从事与互联网、电信、媒体或其他相关领域的从业者，我希望你能从这本书中读到一个产业是怎么诞生、发展乃至长大的，这个产业中最优秀的公司是怎么做起来的，这个产业的领袖是怎么催生出来的，他们又是拥有怎么样充盈内心世界的一群人。
第二个意愿，如果你对互联网了解不多或者只是一个希望多了解互联网的人，你更多是一个对中国命运走向关心，对中国未来趋势有所判断的有识之士的话，我希望本书能帮你更好的解读处于变化的世界和正在一天天走向强大的祖国。
第三个意愿，如果你不是很关心互联网，也暂时不想去创业，你对外部的世界也无暇或者不需要去关注的话，那么，我希望本书能帮助作为互联网用户的你能更好的建立起对自我的认知，读出你自己的潜力和前程，这和你的未来休戚相关，也是本书最希冀达到的目的。
每当社会发生重大变迁，世界都会再一次变成需要重新认识的对象。这样的时期，会使许多昨日的成功者产生被抛弃感，也会给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带来崭新的机会。如何认识这个变迁中的时代，如何认识自己，如何选择前程，便成为人生极重要的事情。
我希望，我苦口婆心讲述的这些关于自我意识张显和自我认知的道理，能在你人生的早晨让你读到，领悟到，我相信，它能让你的人生有所受益。
我希望，我用心记录下的那些身前身后的成功和失败，能帮助你在这个已经到来的知识经济的黎明，去开辟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新时代，虽然你未必是最早出发的人。
现在，让我们开始出发。
1996 海归归来
1996年的中国充满了激扬文字。这一年5月，一本叫《中国可以说不——冷站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的政治评论著作一面市就引发热浪，首版发行5万册，只用了二十多天就一售而空，这本书的5位作者张藏藏、宋强、乔边、古清生、汤正宇都是大学毕业没多久，30岁上下的文化青年。该书最重要的观点，是对美国的超级大国提出质疑，并猛烈批判中国国内的崇美思想，进而大胆的为中国的崛起而呐喊。这书迅速被翻译成多国文字，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也邀请作者进行沟通，这被认为是民族主义情绪高昂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这一年的7月，当时《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胡泳受海南出版社委托挑选外版书。在版权公司密密麻麻的巨大书架前，胡泳不经意抽出了一本黑白封面的书。这本书是美国未来学家，MIT数字媒体室的主任尼葛洛庞帝写的《数字化生存》，在美国《纽约时报》的排行榜上连续几周都是第一，一翻之下，胡泳立即建议海南出版社出版此书，之后胡泳和妻子范海燕只花了20天的时间就完成了翻译，交给了海南出版社进行出版。这本书在日后也成为年度畅销书。
学习、追赶甚至超越美国，一直是我们这个国家和民众最重要、最强烈、最质朴的情感，不论官方还是民间。但在互联网之前，我们更多只是一种徒劳式的呐喊和掩耳式的自欺，理由无他，我们实在不是在一条起跑线上，但我们又不愿意因为直视这种现实而丧失一个国家和民族应有的自信。但互联网不同，从这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大西洋彼岸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