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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更加骚动起来，爬在房上的人有的站起身，伸长脖子，想看看刽子手怎样剐人。但由于近处的人围得密不透风，稍远一些就看不见行刑的场面。过了好大一会儿，只见那有分叉的粗木杆上垂了一条绳子，有人在木杆后面拉动绳子，绳子的另一端便吊起一件东西，鲜血淋漓，原来是人的肺和肝，一直吊到木杆最高处。这说明犯人的肉已被割尽，开始剖腹取五脏了。又过了一会儿，木杆上的绳子放下来，卸下肝肺，吊起一颗人头，这说明郑鄤已被砍了脑袋，悬挂示众。接着又把郑鄤的躯体也挂了起来，使他的胸贴着木杆，背朝着众人，大家看见他背上的肌肉被割成一条一缕的，却没有割掉，千百条密麻丛集，就像刺猬似的。这时，凌迟之刑宣告结束，有两名校尉手舞红旗，骑着快马向东飞驰，他们是去宫中把剐的刀数向皇帝报告。后来，有刽子手把郑鄤的尸体取下，把他身上的肉一条条地出售。据说人们买这人肉是作为配制疮疖药的原料。
“人皮草袋”和“沥青人”
活剥人皮这种刑罚不在官方规定的死刑处死方式之列。但在历史上确实被多次使用过，并见诸史籍记载。六朝以前的剥皮之刑只是剥人面皮，后来便进而剥人全身的皮了。尤其明朝剥皮之刑用得最多、最狠。
叶子奇《草木子余录》记载，朱元璋对官员责治甚严，若有贪污暴虐，准许百姓赴京诉冤，贪污数额在六十两白银以上的，就要处以死刑，杀头后枭首示众，并且剥下他的皮，皮里填上草，把这“人皮草袋”置于衙门里官座旁边，让后任官员触目惊心，起警戒作用。府州县衙附近，都要设立一座厅堂，祭祀土地神，若需要实行剥皮就在此执行，因此这座厅堂便叫做“皮场庙”。
天启年间，魏忠贤擅政时也常用剥皮的手段，而且，剥皮的方法非常奇特。夏充彝在《幸存录》中记载：一天，某旅店里有五个人在一起饮酒，其中一个姓徐的术士说魏忠贤作恶多端，不久肯定会倒台。另外四人有的沉默，有的害怕，有的劝他说话要慎重，不然会招来灾祸。那人大声说：“魏忠贤虽然专横，他总不能把我剥皮，我怕什么！”夜里，众人熟睡，忽然门被推开，闯进来几个人，把那位说大话的逮走了。不一会儿，又把一同饮酒的另外四个人带到一处衙门，先捕的那人一丝不挂躺在那里，手脚都钉在门板上，堂上高坐着魏忠贤。他对四个人说：“这位说我不能剥他的皮，今天不妨试一试。”就命令手下人取来熔化的沥青浇在那人身上，过一会儿沥青冷却凝固，用锤子敲打，只见沥青和人皮一齐脱掉，形成一副完整的人的皮壳。那四个人吓得半死，魏忠贤对他们每人赏给五两银子压惊，把他们放走了。
烹
此刑比剥皮更胜一筹。俗称“上油锅煎”或“油炸”。
楚汉相争之际，楚霸王项羽就威胁要把刘邦的老爹给“烹”了。刘邦倒是满不在乎：“吾与项羽举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分我一杯羹。”项羽听了气得半死，眼看就要把刘邦的老爹烹掉。幸亏项伯及时相劝，才使刘邦的老爹免此一难。
明朝大将铁铉却没有刘邦老爹的好运气。当燕王朱棣兴兵颠覆建文帝之际，铁铉等忠于建文帝的臣子奋力抵抗，然而，终是以卵击石，朱棣攻下南京，铁铉也被朱棣大军所擒获。即位后的永乐大帝大开杀戒，把建文帝的老臣一一处死，铁铉自然难逃。蔡东藩《明史演义》第二十六回记载——
……兵部尚书铁铉，受逮至京，陛见时毅然背立，抗言不屈。燕王强令一顾，终不可得，乃命人将他耳鼻割下，爇肉令熟，纳入铉口，并问肉味甘否？自古无此刑法。铉大声道：“忠臣孝子的肉，有何不甘？”燕王益怒，喝令寸磔廷中。铉至死犹骂不绝口，燕王复令人舁镬至殿，熬油数斗，投入铉尸，顷刻成炭。导使朝上，尸终反身向外。嗣命人用铁棒十余，夹住残骸，令他北面，且笑道：“你今亦来朝我么？”一语未完，镬中热油沸起，飞溅丈余，烫伤左右手足。左右弃棒走开，尸身仍反立如前。不愧铁铉。燕王大惊，乃命安葬。
过山龙
李伯元的《活地狱》对此刑如此记载：“是叫锡匠打一个弯曲的管子，扯直了要够二丈多长，把犯人赤剥了，用管子浑身上下盘了起来，除掉心口及下部两处。锡管子上边开一个大口，下边开一个小口，用百沸的滚水，从这头浇进去，周流满身，从那头淌出去。这个开水，却不可间断。”
这与谢肇淛《文海披沙》所说的明朝万历年间福建某官府中盘在犯人腰间的“锡蛇”是一样的。审讯犯人时往“锡蛇”的空心里灌开水，犯人受不住烫，只好屈招……相形之下，清代“过山龙”要比明代的“锡蛇”更有想像力和“趣味性”。
连坐宫刑
宫刑，这种让男人不男的刑罚并非仅存于中国，却在中国得到了极大的推广。因为男子被割除生殖器后，数日内伤口会发出一阵一阵的肌肉腐烂的臭味，所以又称为腐刑。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被判宫刑的人当属司马迁。此人因为没有管好嘴巴，而把那话儿丢了。这让后世文人接受了不小的教训，从此之后的文人老实了不少。
翻开中国的历史，受过此刑的人实在浩如烟海，其中绝大部分是宦官，这本也不足为奇。可是，发生在秦代的一场“连坐宫刑”实在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秦朝大奸相赵高是当时战国七雄之一的赵王室的远亲，在他打入秦国内部之前，被赵国处以宫刑，伤好后他逃到秦宫做了宦官，成了嬴政小儿子胡亥的家庭教师，后来升至宰相，位高权重。说起赵高的受刑，那实在是冤屈。其实犯错误的不是他，而是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按照赵国的律法被处以宫刑，赵高的母亲当时正在干柴烈火的年龄，那能和一个废人共同生活，于是改嫁别人，生下了儿子。根据赵国的规定，妻权夫授，即便改了嫁，生的儿子都承继姓赵，于是那个倒霉蛋名叫赵高，而不是李高王高。于是，更别出心裁的法令让赵高陷入水深火热——当时赵国的法令规定，这样生下来的儿子也要被处以宫刑。
对于这种刑罚，姑且称之为“连坐宫刑”。所蕴含的各种变态心理实在值得把玩。这究竟是一种灭绝式的断后刑罚，还是一种仇恨式的报复？
太监们的生殖器哪里去了？
太监们生殖器的归宿一直是一个不宣的秘密，当然，更多情况下是因为人们不去关心这历史细节中卑微的细节。
北京紫禁城西华门外有间名叫“厂子”的破屋，就是明清两朝赫赫有名的太监工厂，那些身怀绝技的“刀子匠”，按“圣上”的旨意不断制造着太监。按照太监门的规矩，割下来的生殖器不可随便扔掉，大有排场之用，俗称“宝贝儿”。一遇到升迁的机会，必须拿出来呈验；就是在太监临死入棺之前，还得找回“宝贝儿”在原处装上，到了阴曹地府，才不至于尸首不全，以求来世能够六根齐全，重享荣华富贵。
清朝大太监李莲英因自己的太监身份而痛苦，他不止一次说过，来世一定要做个真正的男人，他恳求家人在他死后为他下体装一个木制的生殖器，以求一个完整的身子去见阴间的祖宗。然而，这段“口述史”终究经不住推敲，考古队打开李莲英保存完好的墓葬时，发现除了一颗头颅外，什么也没有。后人猜测：尽管他的家人沾了他不少的光，但他到底是个阉人，就算安上木柄也是辱没祖宗的，故此把他整个身躯都舍弃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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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对女子行刑的极端处心积虑的艺术
向来不大有人提起那方法（幽闭，对女性的宫刑），但总之，是决非将她关起来，或者将它缝起来。近时好像被我查出一点大概来了，那办法的凶恶、妥当，而又合乎解剖学，真使我不得不吃惊。——鲁迅《病后杂谈》
女子在中国古代地位的低下，常常使她们处于男性附属品的地位，深居简出。因此犯罪的几率较之男性，当是凤毛麟角。不过，也不排除某些女性的过激行为惹怒了官府的事情。于是，如何给女人施以刑罚，成了一个颇让人伤脑筋的问题。
有的妇女犯了罪，根本可以不受惩罚，因为她们是男人的附属品，可以有自己的男人代为受刑。这应该算是对女子行刑的一个极端。古书中关于“妇人不著械”“妇人无肉刑”的说法也有很多，体现出法制的“德”的一面。就笞杖刑罚而言，对妇女也是有照顾的，而改用鞭背，对于犯奸罪的则采取脱裤留朡（内裤）的方法。而且，对这类不得不施以笞杖的女犯，行刑者也多半会比较宽容，怜香惜玉之心怕是天生的。
对于处死女犯，古人多用毒药、活埋等“体面”的方法。赐三尺白绫让人自尽的方法看起来也是比较人道的，可是法国一位汉学家依然批评了这种做法，因为在中世纪的法国，为了“体面”，女人是不会被吊死的，毕竟一个女人吊在半空中，在众人的眼皮下甩来扭去，晃动着双腿是极不合礼仪的事，所以必须活埋她。
近代民主革命烈士秋瑾在被捕赴死时，向县令提出了三个条件：“一请作书别亲友，一临刑不能脱衣带，一不得枭首示众。”县令同意了后面两个条件，“秋谢之”。
不过，总有些心理变态的长官，不仅不懂得给女犯留面子，还要变本加厉地暴露她们的耻部。在他们看来，目睹女性赤裸的臀部受抽打，耳闻雌性弱者的呼号，世上或许没有比这更能满足人的偷窥欲和更刺激性欲的事了。前面“旁观者”一节提到的故事，也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不知什么时候，一种超级变态的刑具——骑木驴，悄悄登上了历史舞台。这种刑具是专为因奸情杀夫的女人设置的，当然也包含与奸情有关的直接责任人。据《二十四史演义》说，明末的骑木驴是这样的：先在一根木头上竖起一根木柱，把受刑的女子吊起来，放在木柱顶端，使木柱戳入阴道内，然后放开，让该女身体下坠，直至木柱“自口鼻穿出，常数日方气绝”。遍览中国野史，死于木驴的中国女性有姓名可考者不下百人。这不能不说是一门处心积虑的刑罚，为了寻找这种“伟大”刑罚的发明者，我几乎沦为“寻章摘句老雕虫”，终于在一个夏日的午后，寻到了这位在中国历史上口碑极好的神判——施公施世纶。《施公案》中，这位老爷子洋洋得意地将自己的发明展示给看客，看客们快感十足——谁让那女子淫荡，这下，做鬼也是做爱的姿势！
中国历史上对女人使用凌迟也是极少的，主要用于谋杀亲夫、忤逆以及政治犯。由于受刑前要脱掉衣服，原来与皇帝有过关系的，有身份的嫔妃就可以免受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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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神奇的中医不可否认的精湛技艺
我们的中医药，是几亿人经过五千年的实践证明了的。著名的医书《伤寒论》从唐朝到现在也有两千多年，是经过实践证明有效的，是经过总结的相当科学的医书。金庸
之所以在讲到医学的时候先把洋人的牢骚和几段戏谑的文字抬出来，是因为平素生活中我们见到的庸医总是比较多。但这一点丝毫影响不了中医的伟大与玄奥。事实上也是这样，最了不起的事物往往并不总是可以轻见。
中国古代的名医众多，医学典籍也非常多。但是，在信息极不发达的时代，百姓与名医的接触几率也就少了许多。不管如何，扁鹊、华佗、孙思邈、钱乙、李时珍……这些伟大的名字如皓月般挂在中国文明的重要部位，让人发出无尽的追思。
下面所记述的是信手拈来的几个故事，与浩瀚的神奇中医相比，不过是沧海之一粟。
用药如用兵
对于用兵，许多人认为是军事家的事情，与平民无关。尤其在如今的太平盛世，这一点越发明显。然而，在兵荒马乱的古代社会中，情形就大不一样了——百姓茶余饭后更多的谈资便是战场上的生杀成败。这一点在医学界也有体现。背着药箱的医生同时背着被医者的生命，因此，他俨然战场上的将军，可以很自豪地说上一句：“用药如用兵”。
说来真是形象得紧，身体染了病灶，如同被敌人觊觎已久的领土暂时被敌人占据，用兵用得好，可以恢复领土主权，用兵用不好，不仅收不回领土，还可能导致更大的损失，甚至，领土尽失。对生命体而言，自然是该寿终正寝了。
清徐大椿《医学源流论》中对于“用药如用兵”有着很精彩的阐释——
圣人之所以全民生也，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荣为充，而毒药则以攻邪。故虽甘草、人参，误用致害，皆毒药之类也。古人好服食者，必有奇疾，犹之好战胜者，必有奇殃。是故兵之设也以除暴，不得已而后兴；药之设也以攻疾，亦不得已而后用。其道同也。
故病之为患也，小则耗精，大则伤命，隐然一敌国也。以草木之偏性，攻藏府之偏胜，必能知彼知己，多方以制之，而后无丧身殒命之忧。是故傅经之邪，而先夺其未至，则所以断敌之要道也；横暴之疾，而急保其未病，则所以守我之岩疆也。挟宿食而病者，先除其食，则敌之资粮已焚；合旧疾而发者，必防其并，则敌之内应既绝。辨经络而无泛用之药，此之谓向尊之师；因寒热而有反用之方，此之谓行间之术。一病而分治之，则用忧可以胜众，使前后不相救，而势自衰；数病而合治之，则并力捣其中坚，使离散无所统，而众悉溃。病方进，则不治其太甚，固守元气，所以老其师；病方衰，则必穷其所之，更益精锐，所以捣其穴。
若夫虚邪之体，攻不可过，本和平之药，而以峻药补之；衰敝之日，不可穷民力也。实邪之伤，攻不可缓，用峻厉之药，而以常药和之；富强之国，可以振武也。然而，选材必当，器械必良，克期不愆，布阵有方，此又可更仆数也。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
今天看来，这篇短小的论述依然有着非常强烈的可借鉴意义。甚至可以称之为中医用药的典范。“古人好服食者，必有奇疾，犹之好战胜者，必有奇殃。”这句话是对魏晋时期服食以求长生者的总结。事实上也是如此，大量靠吃药乞求长生不老的人最终暴毙。就好像经常无端挑起战争的人，最终很难有好的结局。如今的电视广告上，各种补药铺天盖地袭来，试问，身体如何能够消受得了？
中医非常讲究因人施药。“若夫虚邪之体，攻不可过，本和平之药，而以峻药补之；衰敝之日，不可穷民力也。实邪之伤，攻不可缓，用峻厉之药，而以常药和之。”此原则中体现了中国哲学中最伟大的“和”的精神。逢事不可过，用药如此，用兵自然也是如此。也只有如此，才可能让病人得到恰当的治疗，才可能保证立于不败之地。
能起死回生的小小银针
针灸疗法如同几年前流行一时的刮痧疗法一样，为大多数西人所不理解——一根小小的银针，扎在身上就能治病，这究竟是为什么？
针灸疗法的基础是中医经络学说。按中医古籍的说法，经络是经脉和络脉的总称，它是人体气血运行的通道、脏腑联系的网络。用一个形象的比喻，经络好比一棵树的枝干，而针灸的穴位，就分布在这棵树的各条枝干上。中国对针灸术的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