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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品评人物的方法之一，是按照行为表现，分为三等：中行、狂、狷（《子路》）。能够列等的，都不是泛泛之辈，必须以性格配合修养，展现特别的风范。
先说“中行”，一般解为“中庸”，以“喜怒哀乐”为例，可以“发而皆中节”。为了“中节”，必须具有高度的智慧与自制力；稍一不慎，可能流于矫情，好像连喜怒哀乐都要时时反省是否恰到好处。孔子在颜渊过世时，“哭之恸”，十分伤心，别的弟子提醒老师节哀。但是我们记得孔子自认“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而彼时已过七十，应该没有过度伤心之虞。自以为“中节”，别人却未必认同，连孔子也觉得为难，由此更可见“中行”之不易了。
第二部分 第18节：傅佩荣《论语》心得（18）
孔子以此为目标，发现古人各有所长，他自己却是“无可无不可”。表面看来，好像具有弹性智慧，既不坚持什么，也不反对什么。深入思考，才明白生命的开展原本是活泼的，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我们所能掌握的只是问心无愧而已。这种“时”的观念，正是儒家人生哲学的核心所在。
任何东西都有一个价格。——西谚因此，所谓“中行”，可以解为“当狂则狂，当狷则狷”。“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孔子有时栖栖惶惶，求一明君而不可得，无异丧家之犬。有时却又安贫乐道，曲肱而枕，对于权威当道不假辞色，好像稍让一步，就宁可一死了之。这不是狂狷合一吗？
其次，就“狂者”来说，所谓“进取”并不是指英文里的“Aggressive”，凡事力求表现，不落人后。而是指其志向高远，眼光看准“古之人”。孟子的描写十分生动：“其志嘐嘐（ｘｉǎｏ
ｘｉǎｏ，形容志大而言夸）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换言之，狂者标举极高的理想，但是实际作为却未必合乎期许。我们若有这种朋友，相聚之时，意气风发，人生何止不再乏味，简直就像要改造世界似的，充满无限的动力呢！
再就“狷者”来说，他们不屑于委屈自己，去做那些不合水准的事，譬如“为五斗米折腰”，或者跟着风潮投机取巧，稍获小利，即沾沾自喜。须知人的格调是由“不屑做什么事”开始的。如果条件适合就可以做任何事，则不符合狷者的要求了。西谚有云：“任何东西都有一个价格。”如果人也不例外，则无法凸显人性尊严。
以此观之，我们先由狷者做起，有所不为；再升至狂者，有所必为；然后以“中行”为目标，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迁怒与贰过
儒家重视教育，鼓励大家好学。好学的效果十分明显，可以明白做人做事的道理，增进专业知识与技能，在社会上取得安身的凭借。
但是，另一方面，“好学”似乎又很特别，譬如孔子就认为自己要比别人好学。《论语》两度提到有人请教孔子，弟子中有谁算是好学？答案都是一个，颜渊。只有颜渊一人算是好学，这标准未免定得太高，让人无所适从。
原因很清楚：好学须在具体的行动上表现出来，因为所学的是“人生正途”，光说不练是毫无用处的。孔子在晚年时，赞美颜渊好学，说他“不迁怒、不贰过”（《雍也》）。当时颜渊已经过世，听不到这样的评语。其他弟子大概也佩服颜渊，无话可说。
问题是：“好学”与“不迁怒、不贰过”有何关系？这是显示在颜渊身上的特定成绩，还是大家都应该共同接受的判断标准？我想，后者的可能性较高。
第二部分 第19节：傅佩荣《论语》心得（19）
因为，迁怒与贰过，正是人性的通病。人有自由，难免犯错，犯错之后必须找个借口，否则心中不安。找不到借口，就转移目标，把怒气发泄在别的对象身上。迁怒的用意，是让别人—起承担自己的过错，好像在说：我不痛快，大家也别想痛快。这种情形并不少见。听以《大学》强调“洁矩之道”，如“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我讨厌老板怎么对待我，我也就不要这样去对待属下。这是恕道的引申。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进而分辨人我关系。最难得的是，受到上司苛责，却还能宽待部属的人。所有怨怒到他为止。我们说“谣言止于智者”，由此可以加上一句，“怒气止于仁者”。
流言止于智者，怒气止于仁者。不迁怒的人，自然养成反省的习惯，经常考察自己的毛病与过错，做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然而，孔子却叹息说：“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公冶长》）他居然没有见过一个人犯错之后自我责怪的。由此可见人性弱点实在根深柢固。
颜渊的不迁怒，尚且可学而至。他的不贰过，就非吾人可以想象。谁能不犯同样的过失？人的过失与性格密切相关，因此，若要做到不贰过，就须向自己的性格挑战，成效则是“士别三日，刮目相看”。一个人老是在前进，隔几天就如脱胎换骨一般，真是不容易啊。孔子也不禁说他：“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子罕》）这个“惜”字似乎暗示了后来的“不幸短命死矣”（《雍也》）。我们宁可相信颜渊死于营养不良，而不是死于好学过度。然而，若为了修德而死，亦是求仁得仁，颜渊应当心安理得。第二辑《论语》对生活的启示孔子哭了
—般人心目中的孔子，大概接近子夏所说的：“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子张》）今天我们诵念孔子的话，确实有些严肃，都是掷地有声的大道理，或是刻在石板上的座右铭。事实上是否如此？
子贡的印象比较缓和，他认为孔子的性格是“温、良、恭、俭、让”（《学而》）。孔子是谦谦君子，文质彬彬。孔子在自述时，很少谈到个性，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肯定他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
他善于观察大自然，经常发生感慨，如：“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他看到颜渊力求上进，会说：“惜乎！”（《子罕》）为他担心身体。看到伯牛病重，则说“命矣乎！”（《雍也》）认为命不好，无可奈何。看到子游用心教民，还会开他玩笑，说“割鸡焉用牛刀！”（《阳货》）听到曾点言志，他甚至悠然神往，叹息一声：“吾与点也！”（《先进》）
第二部分 第20节：傅佩荣《论语》心得（20）
不仅如此，《论语》还记下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述而》）孔子在这一天哭过，他便不再唱歌。我们可以顺着推想：
第一，孔子大概经常哭，并且不在意让学生看到。如果他一年哭一两次，学生无法得出“是日哭，则不歌”的结论。那么，这种结论要求的频率多高呢？我想，一个月总有一两次。
第二，孔子如果这一天哭过，就不再唱歌。反过来看，如果孔子这一天不哭，他是否一定唱歌呢？在逻辑上不能如此武断，只能说：若是此日不哭，“通常”他会唱歌。由此可知，他的生活充满快乐的旋律、审美的情调。的确，他的学生向他习诗、习乐，都要边唱边学。他周游列国，曾经困于陈、蔡之间，虽然七日以干粮果腹，子路不停抱怨，他照样“弦歌不辍”。
他唱歌时，还有一个习惯：“于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述而》）当他与别人一起唱歌，唱得开心时，会坚持别人再唱一遍，然后他再以和声相应。这与我们在卡拉OK歌厅所见的朋友欢聚景观，相去不远。
适当的悲哀可以表明感情的真切。——莎士比亚现在要问的是：孔子的哭，又是为了什么？个人理想无法实现，天下百姓流离失所，都可能让人悲从中来。像孔子那么典型的人道主义者，太多事情可以让他感动了。《论语》记得最直接的一段，是颜渊之死。孔子已经七十一岁了，眼见最好的弟子先他而死，实在情何以堪。他哭得十分伤心，以致别的弟子提醒他不要过度悲恸。他说：“如果不为颜渊哭得过度，我为谁哭得过度呢？”（《先进》）既发乎真情，又合乎常理，孔子真是令人敬爱！不为酒困
许多先进国家已经为了民众酗酒问题而深感困扰。以慢性病来说，高血压、糖尿病与酗酒引发的身心疾病，成为最主要的三项求诊原因。我们不必探讨一个人酗酒的理由，却可以思考正确的饮酒态度，所参考的典范仍然是孔子。
首先，饮酒是高尚的社交活动。一乡之人在特定节日或庆典，相聚饮酒，共叙乡情，有助于闾里的认同与共识。《论语》记载：“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乡党》）孔子与乡人饮酒，结束之后，总是要等老年人离席，他才离席。今天大家聚餐时，往往不大注意年龄大小，只注意身份高低。于是，聚餐无异于上班，有时还要恭请长官训话，实在减少许多乐趣。
其次，饮酒若是享受，则应该想到父母与长辈。《论语》提及，“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ｚｈｕàｎ），曾是以为孝乎？”（《为政》）意思是：这样还不够，但是至少应该如此。可见古人以酒食奉养父母，是孝心的表示，同时还须努力“和颜悦色”。我们经常在外应酬，是否想到父母也需要我们陪伴共同进餐？
第三部分 第21节：傅佩荣《论语》心得（21）
第三，谈到饮酒的节制问题，孔子的表现令人佩服。孔子“唯酒无量，不及乱”。他的酒量如何，不得而知，但是从来不会喝醉失态。有人宣称：“但知人间有酒，不知酒能醉人。”虽然豪气干云，未免有些夸张，并且对身体健康也不好。孔子的酒量则以不喝醉为准。这是需要高度的自知之明与自制之力的。
好花看到半开时，饮酒适到微醺时，最为亲切有味。——古谚接着，谈到“不为酒困”。孔子曾经自述日常生活的原则如下：“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子罕》）一个人在社会上要尽忠职守，回到家则须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姊妹。遇到丧事的场合，则要力求尽礼，因为人生的礼以丧为大，必须特别谨慎。然后，以“不为酒困”代表日常生活在享受方面的自我约束。何以单单提及“酒”？或许因为酒是不分年龄与体质的人都可以享用，同时又很容易过量上瘾的饮料。万一陷入酗酒的习惯，就是为酒所困了。
能够做到上述四件事，就可以说：“何有于我哉？”意思是：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也可以译为：这些对我有何困难呢？两义并陈，更能显示孔子的人生态度：先求尽好自己的本分，对工作、对上司、对父母、对手足的责任，以及对亲友的丧事，都做得恰如其分。即使对饮酒同乐，也有明确的守则，适可而止。唯有尽其在我，才能乐天知命，我想，“不为酒困”四字，对现代人颇有启发性。起居作息
单就言论来看，孔子的表现可圈可点，思虑周全、用词精当，金声玉振，无懈可击。然而，人生的道理必须以行动来配合，否则光说不练，怎能成为君子？
行动又分两类：一是在公众事务上，求其立德、立功、立言，嘉惠百姓，造福社会。二是在日常生活中，淡泊自甘，坚守志节，看似平凡，其实最难。孔子的起居作息颇有值得参考之处。以下引文皆取自《论语？乡党》。
首先，“食不语，寝不言”。吃饭时不交谈，睡觉时不说话。考虑可能有三：一、对健康较有益；二、避免有碍观瞻或不够礼貌；三、专心做好每一件事。即使三者兼顾，我们也觉得不妨稍有弹性。家人或朋友聚餐时，怎能不交谈呢？只要所谈不是太严肃的事，应有助于和乐的气氛。“寝不言”，睡觉时说话，中气不顺，心随念转，有碍安眠。但是，多年老友抵足而眠，从清醒说到昏沉，未始不能偶一为之，可以平添许多趣味。
生命宝贵，不必轻易冒险。其次，“寝不尸，居不客”。睡觉时不像死尸一样，仰天平躺；平日坐着，也不像见客或做客—样，跪着两膝在席上。这两件事似乎合乎养生之道。侧睡是既正确又舒服的姿势，尤其向右侧睡，对肠胃较好。平日居家，当然不必像见客或做客一样，连坐着都嫌拘谨，何况衣着正式呢？因此，除非相约，否则绝不贸然走访朋友。下班回家，应有个人家居的自在与怡然。
第三部分 第22节：傅佩荣《论语》心得（22）
然后，“斋必变食，居必迁坐”。斋戒时，一定改变平常的饮食，如少量素食；居住也迁移房间，与妻室不同房。由此可见，斋戒在孔子生活中十分重要。问题是：我们现代人一年之中有几天斋戒？或者，我们还有“斋戒”的观念吗？又为了什么而斋戒呢？如果不是宗教徒，恐怕不易回答上述问题。那么，孔子信仰什么？这是值得思索的。
至于饮食，则孔子有许多情况“不食”，譬如“食而、鱼馁而肉败、色恶、臭恶、失饪、割不正、不得其酱”等等，看起来有些挑剔，其实是以饮食为养生及享受之途，原本应该多加注意。
最后，“迅雷风烈，必变”。遇到疾雷、狂风，一定改变态度，严肃以待。何以如此？朱熹说是“敬天之怒”，有些道理，不过接着却须说明何以天怒。此外，可以补充说：为了安全理由。天灾人祸出现时，我们必须提高警觉。生命宝贵，不必轻易冒险。由此可知，孔子的起居作息很有原则，而其背后应有一套人生信念。遵守礼节
由于经济繁荣、社会富裕，知识分子担心各种并发的后遗症，乃重新标举孔子的观念，呼吁大家“富而好礼”。所好之“礼”，当然不只限于口惠，像“请，谢谢，对不起”，还应该延伸到行为规范，甚至深入到人生信念。
礼仪的目的与作用在使得人性中本来的顽梗变柔顺，使人们的气质变温和，使他敬重别人，和别人合得来。——洛克人是一个整体，言语、行为与信念是连贯的。信念存于内心，言语与行为则表现于外，因此礼的作用首先即是规范言行。孔子著名的“四勿”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用一个“礼”字，把人的视、听、言、动圈限起来。看来有些消极、被动与无奈，其实仍有积极的一面，亦即“合礼”则可以视、听、言、动了。
换而言之，礼除了禁制约束，还有中和调节的作用。说得最清楚的是：“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
“恭、慎、勇、直”都是美德，谁会认为“恭谨、慎重、勇敢、直率”是不好的表现呢？但是，如果缺乏“礼”的中和调节，则难免顺势发展，优点转为缺点，流于“劳苦、畏缩、冲动、刻薄”。由此可知，“礼”为社会群体订下适当的行为模式，依照个人的角色、身份、地位、功能而有合理的规划。在一个特定的时代与环境中，礼必须普遍受到认同与遵行，否则社会难免动荡不安。
深入分析，礼的基础在于“人的真诚感受”。追溯根源，孔子会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八佾》）人如果缺乏真诚的感受，无法体认他与别人之间的特定联系，那么光靠礼的外在规范，是毫无用处的。不仅无用，而且有害，就是虚应故事，伪装言行，最后成了乡愿。
第三部分 第23节：傅佩荣《论语》心得（23）
孔子一生的志向在于：为衰颓的周礼注入新的动力，化解礼坏乐崩所导致天下无道的危机。新的动力由何而来？来自人性的自觉与真诚。人须自觉为一道德主体，同时真诚感受他与别人之间的特定关系，然后发为言行时，就需要“礼”的规范了。离开人的自觉与真诚，“礼”与“法”只是一线之隔。儒家与法家之别，亦在于此。
再往上追溯，则“礼”具有明显的宗教涵义。《说文解字》曰：“礼者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古代的人重视祭祀，原因并非畏惧鬼神，而是为了回归生命的根源，所祭的对象包括祖先、大自然，以及上帝、天。只有回归根源，人类才能真正安身立命。
因此，今日强调“富而好礼”，须就人的言语、行为、信念去考虑。特别值得重视的则是人的真诚心意与终极信念。有关礼的问题，确实称得上“大哉问”！莫要财大气粗
趋利避害是出自本性的行为，本身并不涉及价值判断。中国古人向往的“五福”是：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尚书？洪范》）谁不希望五福临门呢？但是，要让人人达成这种希望，恐怕不大容易。五福之中，最难实现的或许是“富”吧！其他的要靠自己保重身体、修养品德、安享天年，尚可努力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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