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龊苄〉氖浚＝饩�13亿人的问题，不能靠别人，只能靠自己。〃
控制人口是一项历史使命
谁能看透人口问题
追溯历史会发现，远古时期中国的气候地理条件和现在有很大不同，那时我们这片土地是全世界最适合农耕的土地。在农业社会，劳动生产力水平很低，所以生产的增加、财富的增加，主要是靠劳动力的贡献。对劳动力的追求，就是对财富的追求。这样的追求，中国人延续了数千年。
庞大的中国人口，创造出世界上最古老也最灿烂的文明。那些新颖农具每一次在中国出现，都代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力。
史学家司马光在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上，曾经写下了这样的话，〃民多则田垦而税增，役众而兵强〃。人多，赋税就多；兵力就强。这也被后来的中国帝王，当作国家兴亡法则的最好总结。事实上，从西周时期开始，中国就已经取代埃及和巴比伦，成为世界的人口中心。
亚当o斯密在他著名的《国富论》里这样写到：〃一国繁荣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居民人数的增加。〃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主流思想就是不断增加人口数量，皇帝们治国的主要思路为鼓励百姓多生。因为农耕文明的特点是生产力水平低，人力构成经济生产和军事力量的决定因素。从康熙至道光，中国人从不到1亿猛增到4亿，150年里翻了两番，完成了中国古代史上人口最大规模的一次增长，与它相对应的是那时候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例，已经超过1/4，中国的繁荣与富足让西方人望尘莫及。
不过，这依然算不上最高纪录。一百年之后，中国人口增速再一次被刷新。
从建国到1970年，中国连续出现了两个人口高峰，中国人从5。4亿猛增到8。3亿，和康乾…道光时期相比，同样是增加3个亿的人口，但这次我们只用了20年。这20年里，全世界人口增长了11亿，也就是说当时全球新增人口中每3个人里就有1个是中国人。尤其是从1964年到1974年的十年，中国差不多每年都要生出了一个澳大利亚的人口来。
建国初期，国家百废待兴急需发展生产，大多数人认为人多力量大，所以就多生，这也参照了当时苏联的人口发展模式。那时，人们对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认识并不深刻，只把人当作了生产者，并没有认识到人同时也是消费者，没有考虑到积累问题。
人口的发展变化幅度很小，2％的人口增长就是在快速滚雪球了，更何况中国以9％、10％的速度滚大雪球。人口从量变到质变，常常跳出人们的视野之外。当人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暴涨时，很多人还沉浸在〃人多力量大〃的遐想中，只有少数人如马寅初等人有先见之明地提出人口控制问题。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在1957年提出控制人口的主张，表示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称其为计划经济，马寅初主张必须控制人口。
马寅初被群起而攻之，有组织批判他的文章数以百计。反对控制人口的人提出〃人手论〃，人手论与人口论针锋相对。人手论的理由振振有词，人总要有两双手，一个人两双手创造出来的价值总是超过消费的，人创造出来的东西超过消费，就有积累，就有剩余，有了剩余社会才能积累。马寅初仍然坚持他的〃新人口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所投降！〃特殊年代，马寅初的孤军奋战最终换得〃理论批判从严，生活给予出路，此事不可手软〃的批示。很多与马寅初有类似主张的人，被划为右派，中国失去了一个控制人口的机会。
一直到1979年，整整20年时间内，中国的人口研究变成禁区，无人问津，最终人口的急剧膨胀〃吃〃掉了发展成果，无论是国家财富还是个人财富都很难积累。60年代，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工人10年没长过工资，城里容纳不了，就只有上山下乡……
农耕时代，由于自然灾害、疾病、医疗卫生等原因，人口的增加是缓慢的，人口起落往往与王朝循环同步。但到近现代社会，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生率不断提高，死亡率不断下降，人口终于膨胀到与自然、社会资源不可调和的阶段，吃饭、教育、医疗、住房等一系列问题接踵而来。
越来越多的人把天平倾向以马寅初为代表的人口论，或许，〃人手论〃真的过时了。
拨慢人口钟
〃只有膝盖疼痛的时候，才会感到膝盖的存在。〃法国著名人口学家索维的名言，在中国人身上得到应验。
人者，邦之本也。中国人自古相信：〃民之众寡为国之贫富〃，〃民之众寡为国之强弱〃。然而当历史翻页，人类步入知识经济时代。一个国家的贫富与强弱，已经不能再和人口数量简单地划上等号了。
80年代初，有一部特别轰动的电影《甜蜜的事业》，这是中国第一部以计划生育为题材的电影。电影是喜剧，看了很轻松，那是中国人人口观念开始变革的一个起点。也就从那时起，中国拨慢了人口增长的钟摆。1980年，意识到〃人口起飞〃不再等于〃国力起飞〃的中国人，将几千年的生育传统深埋心底，为了国家前途和全球减贫目标的实现，开始了30年的艰难跋涉。
巨大的社会经济压力，让那时的中国政府第一次尝到了〃人多之痛〃。
传统社会与工业社会对人口的标准已是冰火两重天。传统社会里，人口的繁衍文化为贫穷和富足可以服从于生育，但生育不能服从于贫富。但新工业社会，对人口数量的唯一衡量标准变成是不是有效率，是不是有利于社会发展。
对于人口与国家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世界上其他国家也都是在实践中慢慢探索。中国虽然在人口认识问题上走了一段弯路，但也提醒我们，在人口问题上我们必须警惕，一旦政策失误，影响的将是未来几代人。因为人口对社会经济的压力，比如吃饭、教育、就业、住房等问题，往往要十几、二十年才能暴露出来，我们当前很多经济矛盾和问题，其实都是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的反映。
历史总是在行将失控的瞬间，窥见真理的光芒。1978年的中国，一场新的改革蓄势待发，而此时中国人口已经逼近10亿大关。
1999年全球人口突破60亿的时候，联合国向每个国家的首脑都赠送了这样一个人口钟，提醒各国首脑随时警惕人口的变化。中国人这30年少生4亿人，意味着我们少生了一个欧洲，我们不仅帮助全球缓解了资源压力，而且促成了中国经济奇迹。中国的人口钟，非拨慢不可。
拨慢人口钟，西方没有〃西学东渐〃的经验复制给我们。西方在全球跑马圈地的过程中，一直存在人口紧缺的问题。即使西方出现间断性的就业不足，这是伴随经济周期不断显现的结果，但也很少有经济学家或官员认为是人口抛锚了，大多把原因归结为市场机制或社会管理。
一场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坚决而痛苦的人口控制，自此在中国大地上展开。对于三十年前的那一代中国人来说，他们内心的生育传统与国家前途纠结在一起生与不生，已经不再是个人的选择。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对中国政府来说是艰难而痛苦的选择。而为了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以及子孙万代，又必须这么做。一代人为此做出了牺牲。很多人甚至丢掉了工作或者走上手术台，中国所有的妇女都把生孩子的年龄向后推迟了三年甚至更多。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历史事件的受益者，为了能让更多人受益，很多人主动或被动地被推到付出者的传送带上。
未来的岁月时光发展到遥远的以后，我们的后人回观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过程，波澜壮阔的计划生育运动，辉煌惨烈的程度，远远超出红军长征，超过土地，它有着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力。计划生育是在拯救我们和未来，所有的人都应为这场轰轰烈烈的人为生育运动鼓一次掌。
计划生育〃摸石头过河〃
提起上世纪80年代那段疯狂的计划生育岁月，李响的父母仍然心有余悸。
当时，兄弟姐妹多达7个的李父，怎么也想不到，等到他结婚生子时，只允许生一个孩子了。生了李响后，李响的父母一直再想要个女儿。但是，国家政策已经不允许了。邻居就因为超生不但被罚了款，还被掀了屋顶，最后邻居的老婆还是被迫流产了，李响的父母再也不敢动生第二胎的念头了。
多子多福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李响的父母只能守着李响这个独苗过日子。计划生育，这个在历史上从未出现的字眼，成为中国挥之不去的印记。
在西方国家，人口的规模经历了自然的发育过程，不需要也没有出现过人为的干预，人口某个阶段的多和少，生命对于传宗接代愿望的热和冷，是社会生活方式变化的自然后果。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人口也经历着不温不火的自然繁殖状态，很少有人为干预的状况出现。
中国人的生育伦理是多子多福，努力生育。然而，传统社会中，也有其独特的平衡人口的规则。在封闭生活条件下，有限的医疗保障限制了人口存活能力。同时，在传统王权循环规则当中，会出现周期性的社会冲突，秩序崩溃造成人口大面积淘汰。一旦秩序处于失范状态，生命对生命的淘汰毫不手软。繁荣与萧条的周期交替，成为中国人口自发调节〃旱涝〃的自然手段。然而，新中国成立后，有利于人口增量的条件多子多福的生育伦理与提供人类健康安全的保障，两者嫁接到一起，中国的人口版图以大跃进式的速度蔓延。
事实上，在大规模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之前，中国也尝试进行了人口调节，如上山下乡。尽量稀释人口，不断消减城市人口，以降低全民族生存质量的方式来消化都市人口的负担。当然，这些措施既不能解决根本性问题，又背离社会工业化和都市化的方向，而且大部分经历过上山下乡的人，心中都会留下一个或大或小的疤痕。中国，不再等待，不再等待以人口自然成长过程来完成对生育热情的消减。从大潮的浪头只是少数智慧，到领导层或者全社会的人认识到人口无节制地增长也是在掘社会主义的坟墓，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觉醒状态。控制生育的时刻终于来临，整个民族朝着与民族生育愿望越来越远的地方前进。
从1980年到今天，将近30年的时间，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基本国策深入人心。为我们全社会节约了高达7万亿元的抚养费用，也使中国的经济变革处境更为宽松：
1980年，党中央发表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
1981年，成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
1982年，计划生育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同年写入《宪法》；
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人口问题被提高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首要位置；
1991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
1991年开始，中央连续15年召开专题座谈会，研究部署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随后，我国低生育水平出现；
2000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
2001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颁布实施；
2004年，国家启动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历时两年，研究成果为国家制定重大战略规划和政策提供了重要支撑；
十六大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为认识和解决人口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2006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这标志着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进入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三十年，计划生育政策也经历了从野蛮到文明的蜕变过程，逐渐从行政性向法制性转变。除了行政性政策还有奖励政策。国家开始用经济政策进行引导。在西部农村出台了这样一条政策，少生快富，一个家庭可以生两个孩子，但如果这个家庭自愿放弃不生第二个孩子，政府就奖励三千元。在西部，三千不是一个小数字，可以办一个猪场或鸭场了。多项政策多管齐下，中国人口的繁衍乾坤被慢慢扭转。
人口，这辆曾经呼啸而过的生命火车，经过猛刹车的阵痛与冲击后，开始缓慢行驶。人口政策越来越人性化，并开始放宽。
中国的人口控制已经在两难抉择中挣扎，控制人口往往会带来老龄化。以寿命延长为前提，生育率下降往往会带来老龄化，老龄人的比例越来越高。一旦数量问题得到缓解，就不能忘记质量问题。我们并不主张出生率越低越好，人口降得越快越好，稳定在两个以下，才是中国大政策的战略部署。人口学上，通常以生育2。1个孩子的生育率作为人口世代更替水平的标准。到2006年，城乡平均是1。8，即一个妇女平均生1。8个。
不过，中国人口太多，龙头我们只能慢慢拧。放开龙头的时候，中国选择了微调，实际上中国的生育龙头已经拧松不少了。
人口学家邬沧萍这样告诉我们，〃有严格法律规定的占中国整个人口36％，36％的人只许生一个。59％是什么呢？是农村生了一个女孩子可以再生一个，所以叫一个半的政策。但是现在我们还有可以生两个的，很多地方，尤其宁夏边缘少数民族地区，生两个，甚至可以生三个和不受限制的。所以不能说是我们中国里面人口都是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还是有区别的。现在微调也是有区别的，每一个省微调的程度不一样。〃
与改革开放一样，中国的人口政策没有经验可以复制，也没有历史借鉴，是摸着石头过河。庆幸的是，我们顺利过了河。经过了将近30年的冲突、调整、磨合、适应，今天绝大多数中国民众甚至绝大多数中国农民已经理解了人口控制与国家前途，与自己生存质量相关，已经适应并接受了国家人口政策对生育的干预。生育，这辆拉满了中国人历史价值观的火车，经过三十年艰难而沉重的跋涉，已经改头换面。
16亿人的〃资源稀薄〃蓝图
西方国家在工业化时代，不可遏制地从生育高峰下滑，经历着人口冬天。但有着独特生育伦理的中华民族，可能在未来人口的生产领域，为全人类提供希望。但是，中国人口过多，将会是中国不能承受之重。
13亿的重量，已经让中国气喘吁吁。中国用不到一半的土地养活13亿人口的压力，是客观的自然条件决定的，并不会因为经济发展了而得到缓解。恰恰相反，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会不断向资金充裕、资源充裕的地区流动。近年来，我国东部以及一些大城市的人口承载压力在不断增加……中国特大城市和大型城市的人口数量已经远远超出国际标准，比如北京，每平方公里要比世界其他特大城市多出8000人。中国目前还没有一个城市能达到宜居城市的标准……
不过，13亿还不是终点站。很多人猜测，中国的人口将会达到16亿。假如今天的中国人是16亿，而不是13亿，那将意味着什么？
大庆油田自1960年投入开发建设，累计探明石油地质储量56。7亿吨，累计生产原油18。21亿吨，占同期全国陆上石油总产量的47％；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548。2亿立方米，特别是实现年产原油5000万吨连续27年高产稳产，创造了世界油田开发史上的奇迹。如果中国的人口是16亿，那么我们至少还需要一个大庆油田才能应付每年的石油消费；
如果中国有16亿人口，还意味着中国的人均耕地下降，逼近联合国警戒线；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1760立方米，中国不得不跨入联合国有关组织确定的中度缺水型国家的行列；
……
16亿，很轻易就把中国的〃地大物博〃平均得所剩无几。除了摊薄资源，16亿的人口大国，接踵而来的还有一系列令人焦头烂额的社会问题。交通拥挤、住房狭小、就业难、看病难、社会犯罪率上涨……
我们不希望人口再多了，如果真到16亿、17亿，那就很糟糕了。16亿，已是中国的人口底线。如果我们的人口雪球真的滚到16亿，那么中国将坐在人口火山口上战战兢兢。就连西方媒体在用挑剔的眼光评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他们自己也会变成矛盾的综合体。他们一面在各种人权报告中对中国这项国策指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