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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军区政治部是滕海清亲自抓的点，二百人打出一百八十个“内人党”，死了十个人。
1968年12月2日，内蒙古公安厅军管会主任宣布：“内蒙古公安厅是内人党指挥部、保卫部、苏蒙修情报部。挖出了新内人党十二个支部，六十八名骨干，二百余名党徒，内人党组织已经摧毁。”
从1968年11月到1969年2、3月，这四五个月是个腥风血雨极为惨烈的对“内人党”打歼灭战的时期。
1968年12月24日，滕海清在《内蒙古日报》上发表《彻底围歼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的暗班子》。文章说：“一年来，我们大打了扫荡战，战果辉煌，横扫了一大片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分子。围歼这个暗班子，是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要调动千军万马，打真正的人民战争。围歼这个暗班子，要打进攻战，全面出击，分兵包围，一鼓作气，各个突破。”北方的十二月，正是寒冬腊月，滕海清将“反党叛国”的“内人党”党徒们关在黑房子里，天天搞车轮战严刑逼供，迫索证据。受害者在痛苦磨难中煎熬。
“内人党”要挖到羊群里去
滕海清主政内蒙古之后，在他手下成立了一个办公室。内蒙古的干部群众习惯上称它为“滕办”。这个“滕办”设有主任，还有几个秘书。它在事实上已成为滕海清的专权机构。这个“滕办”的秘书们狂妄滥权，扬言要把“内人党挖到蒙古包里去，挖到羊群里去”。这可不是信口说说而已。他们是说到做到。对于“滕办”发号施令的威力是没有人敢于质疑的。“内人党”还真的挖到羊群里去了。很多牧场畜群被宣布为“叛国”的羊群、牛群、马群，被没收、赶走以至死亡，牲畜大量减损。苏尼特右旗优良白马纯种从此断绝。“滕办”的秘书们还胆敢在1968年11月24日《内蒙古日报》上发表《狠为基础》的社论。文章说：“经过一年的扫荡战，斗争进入深挖深批打硬阶段，不狠是不行的。稳、准、狠三个字狠是个基础。”在严酷的逼供信形势下出现了惊心动魄的一些情况。
锡林郭勒盟有一个旗党委组织部长，被长期关押刑讯，在第285天，终于被屈打成招，承认自己1955年参加了“内人党”，1956年参加了“沙窝子党”，1959年参加了“自由党”，1961年参加了“团结党”，1963年参加了“统一党”，1964年参加了“青年党”，1965年参加了“成吉思汗党”。
骑兵五师战士郭建奇，当他被抽打到1600次之后，请求去了厕所之后割开肚皮挖出还在跳动的心脏，申诉：“我不是内人党，你们不信。我把红心掏出来给你们看！”
乌拉特后旗干部吴青云，受刑难熬，为了剖白心迹喊了一声“共产党万岁！”招致舌头被割掉。
巴林右旗伊和诺尔公社书记拉布杰，在武斗进行中，脑袋被砸进四颗小钉。
内蒙古地质局区测队革委主任深夜召开秘密会议，部署零点行动。全队查点，共有八名蒙族职工。于是编了二十四个行动小组：负责抓人的八个小组，执行抄家的八个小组，突击审讯的八个小组。任务和目标明确，是蒙古人就抓，蒙古人都是“内人党”，用不着审问是不是“内人党”，只令他交代罪行。专业战斗队人员昼夜三班倒，发加班费，个个积极争先，打出成绩火线入党。各个专案组用刑各有花样，敢下毒手。打死了人，大年初一送尸回家，将“反革命”交给他爹娘。
阿巴嘎旗有一个牧民老太太被批斗多日，追逼交代“内人党”。她不知道为什么天天折腾她，后来听出大意是向她要“内人党”这么一个东西。于是第二天起大早就把自留牛赶往供销社去卖掉。然后将卖牛钱放到柜台上，要买“内人党”这个东西，回去好交任务。售货员哭笑不得，说：“我们这里没有内人党，也不卖内人党。”老太太非要买一个，多少钱都行。售货员没有办法，找来一个会蒙语的人给她解释“内人党”是非卖品。她这才怏怏而去。
挖“内人党”运动的收场
1969年2月，在即将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之机，滕海清为了向党的“九大”献礼，迫不及待地将武斗逼供信打出来的口供编串起来，拟成汇报提纲向中央报功。报告中说，内蒙古自治区的广大各族革命群众，发扬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向反党叛国的民族分裂主义的特务集团“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发动了全面进攻，初步取得了重大成果。从已揭露出来的情况看，这个集团不仅是一个以分裂祖国妄图实现“内外蒙合并”的反革命组织，而且是一个与苏、蒙修特务，美、蒋、日本特务等有密切勾结的以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的庞大的特务情报组织。这个反革命组织中的骨干成员，早已窃取了我党、政、军许多大权，是乌兰夫投修叛国的暗班子，是乌兰夫叛国的铁证。把这个反革命民族分裂主义集团挖出来，清除了北部边疆的一大隐患。
滕海清在向中央邀功请赏的同时还举办了一场“内人党罪证展览”，令各级革命委员会和群众专政指挥部组织群众参观。而这些触目惊心的“内人党罪证”，全是编造出来的伪证。滕海清荒谬地把内蒙古的共产党都打成了“内人党”，将共产党的执政历史当成了“内人党”的活动，把共产党用过的东西当作“内人党”的“罪证”展出了。例如把我党政军用过的工作电台当成了“内人党”的电台，将国家备战的物资储备，当作“内人党”叛国投修的准备。
在车轮战武斗逼供信形势下，挺不过而承认自己是“内人党”，那是容易做到的。但是承认之后还必须交代上线是谁，是什么人发展你的，你又发展了哪些人，这就较难了。给自己扣反革命帽子，自作自受，容易做到。可是把别人也拉进来，那是最为痛苦之事。然而为了保命顾不了许多，被咬的人也都能理解。最为过不去的一道关是交代证据。很多人是在被逼索证据的过程中死去的。乌兰察布盟副盟长达瓦受刑不过，将《光芒》牌烟丝泡进水里，然后把白纸放进烟水汤里，再行晾干，显示陈旧之后，将“内人党”党徒名单写上去。他把这个泡制的名单交到专案组。领导人信以为真，喜出望外，立即作为战功向上报捷，受到滕海清的嘉奖，并作为“罪证”展出。
1969年的元旦、春节，内蒙古千里草原，天地昏暗，日月无光。广大受难者及其亲属，是在呻吟痛苦中度过这个年节的。此时滕海清的“挖肃”运动达到巅峰，最后向“内人党”冲刺打歼灭战。
随着运动的高压残酷，反抗行动也愈来愈激烈。锡林郭勒盟一位边境牧民逃出来，不向咫尺境外跑，而是骑上骆驼，千里向南赶往北京，找党中央、毛主席。边防派出所民警必力格，将毛主席像章别在胸部肌肤上，从戈壁滩奔向北京。
原在沈阳军区司令部当警卫营长的齐宝荣，文革前调入内蒙古军区，在步兵30师一团任副团长，被打“内人党”后第一场批斗会就被踢掉肾壶而死。他的妻子直奔沈阳军区找陈锡联司令员，通过他上报中央。
周恩来总理的侄女周秉建，1968年秋初中毕业，与同学们一起下放到锡林郭勒草原插队落户。听大队革命委员会介绍运动形势，全大队只有三户是红的，其余全是“内人党”黑户。她将牧区见闻向其伯父伯母写了信。不料，写信者无意，看信的周恩来却获得重要信息，他觉察到内蒙古的问题严重了。
1969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九大”的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的结束。毛泽东打算用一年左右时间搞“斗、批、改”和落实政策，然后结束旷日持久的“文化大革命”。
5月13日到19日中央政治局四次接见内蒙古党政军领导人，严厉批评了滕海清犯了严重的逼供信和扩大化错误，指出滕海清没有接受江西苏区打AB团、鄂豫皖打改组派的教训。中央指示滕海清挖“内人党”运动立即停下来，平反、放人，落实政策。
平反落实政策的艰难与反复
1969年5月22日，中央对内蒙古挖“内人党”、打“叛国集团”的“挖肃”运动以（69）24号文件发到全国各省、区、市。内蒙古干部群众将这个文件都叫“中央5·22指示”。文件以醒目黑体字标明毛主席批示：“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内蒙古已经扩大化了。”文件明确指出，对于误伤的好人要彻底平反，被关押人员中，除少数有重大嫌疑的要继续审查外，其余立即释放。文件传达下去之后，很快内蒙古全区沸腾了，人们奔走相告：毛主席解放我们了。
犯错误容易，纠正错误却很难。滕海清是内蒙古党政军一把手，中央叫他自己纠正错误，他却思想不通闷坐不动。影响到下边跟他犯错误的人也是思想转不过弯来，未能做到在中央指示的第一时间内平反，放人。于是误伤受害者“自己解放自己”，他们的亲属、朋友、“批滕派”往出抢人，组团上访围攻批判滕海清。滕海清索性躲起来，不主持工作了。结果挖的和被挖的形成两派，对立起来，局势失控了。
对于内蒙古出现的混乱局面，康生、黄永胜等人有话说了。
康生说“内蒙古平反一风吹了”、“犯了第二个扩大化错误”。
黄永胜说：“内蒙古批判滕海清，以错反错，搞乱了局势。”
于是中央对内蒙古采取了三项措施：
一、内蒙古东西横跨边境线太长。为此将两头切下，东部划给辽、吉、黑三省，西部分别划给甘肃、宁夏；
二、对内蒙古实行分区全面军管；
三、内蒙古党政军机关干部移往河北省各地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斗私批修”，两派各自检查“前后两个扩大化错误”。
1969年12月19日，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率领部队执行军管任务。于是，刚刚启动的平反落实政策工作停下来了。误伤受害者的抚恤、医疗、生活困难补助等项工作也都停顿下来了。一些重点人，又再次抓回去继续审查。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兴起后，广大误伤受害者的群众冲破军管的压制，强烈要求平反落实政策，再次发生大规模的群众上访，内蒙古局势又出现动乱。这时的军管领导人尤太忠坚持毛主席批的是“扩大化”，拒绝彻底平反。
因为“扩大化”是个模糊概念，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误伤受害者甚感头上悬着一把利剑，惶恐不安。
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华国锋粉碎“四人帮”，宣布“文化革命”结束。
1978年4月2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报请华国锋批示，彻底否定了“新内人党”的存在。中央指出，所谓“新内人党”是根本不存在的；当时决定挖“新内人党”是错误的，是原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几个主要负责人主观臆断，盲目蛮干，大搞逼供信造成的一大错案。因此，应该完全予以否定。
“文化大革命”中，在内蒙古发生的这场挖“新内人党”错案，历经十年，到此得以最后解决，做出了历史性的结论。
1980年中共中央31号文件指出：“十年浩劫，我们党的民族政策受了很大摧残，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产生了相当的隔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才能恢复各民族间的互相信任和团结。”
（于2009年5月22日为“挖肃”运动四十周年而写）
（作者系内蒙古党委机关离休干部）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广州会议对科技大跃进的反思·熊卫民
1962年2月16日－3月12日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简称“广州会议”），是许多老科学家终身难忘的盛会。这个由聂荣臻副总理主持，有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高教部、卫生部、全国科协、中宣部科学处、中央各产业部门科研机构、地方科技管理机构等部门的100多位主管科学技术的负责人，和全国各学科领域300余位重要的科学家参加的会议有很高历史地位。它和“科学十四条”一道，被评为“新中国50年100件大事”之一；而周恩来在会上作的《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则被认为是“建国以后代表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的三篇历史文献”之一；还有人认为，它的召开和“科学十四条”的贯彻，使“我国真正出现了科学的春天”。
令人惊奇的是，对这个重大历史题材的研究还非常不足。本文将对广州会议最基本的材料——分发给每位代表的厚约500页的铅印《简报》，其中绝大部分是他们所提的意见——进行初步的研究：对代表们的意见、建议等进行分类，以察看大跃进期间，我们国家，尤其我国的科学技术领域究竟存在哪些显著的问题；并考察1960年代初，科学界的精英们对那些问题的源头有哪些认识，试图如何去解决那些问题，以及在那些遮遮掩掩的言论和举措背后，有哪些策略考虑等。
大跃进期间科技领域所出现的问题
广州科学技术会议原定的主题是“动员并组织科学家讨论有关科学长远规划的编制问题”（主题一）。为了更好地“改进工作”，聂荣臻在会议开幕式上提出了“一不戴帽子，二不打棍子，三不抓辫子”的“三不方针”，号召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各抒己见，充分争鸣，以很好地总结正面和反面的经验，改进工作。于是会议又增加了一个主题：总结科技大跃进的教训（主题二）。在会议第二天，会议核心领导小组发现，科学家们非常关心知识分子的属性，或者说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位置问题。聂荣臻决定请周恩来、陈毅到会来解答。他俩在会议中后期所作的发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又进一步将其变成了一个广为人知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主题三）。
围绕主题二的发言最多。可将相关言论大致分为九类，限于篇幅，每类仅列举一个例子（皆引自会议《简报》）如下：
1、科学工作中的群众运动
有的同志说，有些科学技术的群众运动，我很怀疑，因为它害人不浅，破坏国家财富。如汽车列车化，四吨车拉百吨货，我听了认为这样搞会“天下大乱”，可是很多方面却认为这是“天大的创造”，纷纷报喜、参观、推广。结果，列车走不了几分钟就碰破头，跑断腿。很多领导同志对此不心痛，还安慰，说是群众创造免不了失败。
2、违背科学规律、瞎指挥
有同志列举了不经试验，不顾条件，遍地开花，造成严重浪费的几件事：一、煤气化……二、超声波化，电厂也响应，特别是锅炉都超声波化，结果锅炉千疮百孔，漏煤、漏气、漏风，影响锅炉安全运行。……有同志指出，很多地方搞柴油掺水，结果损坏机器严重。
3、浮夸风
有同志说，主导思想是：量多就能出成果。展览会上的加速器、计算机，都不能运转，就戴上国际水平的帽子，积极性发挥在戴帽子上！这是科学的学风，还是浮夸的学风？因为我有不同的意见，就说我有框框，有清规戒律，结果我做了检讨。
4、理论联系实际
数学组着重讨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许多同志认为，这个问题，关系到数学发展的命运……有同志说，这几年，代数、几何，成了难兄难弟，被认为是无用的……函数论已经成为空白学科了。
5、科学、教育、卫生界的口号和“风”
医学组有些同志对近年来医药卫生工作中的一些口号和提法，提出许多不同意见。（具体包括“创立我国的新医药学派”、“西医不学中医，只等于半个医”、“批判西医观点”、“有病就有医”、“在两三年内找出对十大疾病有效的药物”、“慢病快治”等——笔者注）
6、学术问题政治化
关于红松更新问题过去争论很多，但在整风反右之后，就停止了。因为东北兴安岭地区的带岭森林工业局党委书记口口口同志对这场争论作了政治结论。说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把研究森林生物学规律的人说成是自然主义学派和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等，并在《红旗》杂志和黑龙江林业杂志上发表了批判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