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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随着全球科技信息化和经济一体化的突飞猛进，城市不仅在全球活动和地方事务中的地位更加重要，而且城市之间的竞争更趋激烈。面对全球化竞争带来的双刃剑，世界各国和地区尤其是太平洋两岸地区的政府，正积极致力于反省、培育和提高城市竞争力，以期在新的世纪对全球实现最有利的战略争夺。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未来2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不但对于本国而且对全球发展都将产生深刻影响，许多国外学者把“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并列为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
一、从战略的高度认识城市化的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速度达到同期世界城市化进程速度的两倍，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化程度仍然较为落后，尚处于发展阶段。城市化发展水平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工业化发展水平这种局面，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重要因素，成为快速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巨大瓶颈”。未来20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时期，大力推进中国的城市化，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历史重任，又是有效解除中国经济社会约束“瓶颈”，保障中国经济社会快速、持续和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
世界银行认为：国家的GDP达到1万亿美元是一个标志性台阶，意味着财富积累将步入新的航道。与国际已有的经历相对照：美国的GDP总量在1970年达到1万亿美元（10100亿美元），在10年后的1980年，GDP总量达到2。7万亿美元（27080亿美元）；日本的GDP总量在1978年达到了1万亿美元（10480亿美元），在其后的10年中GDP总量达到2。4万亿美元（24251亿美元）；中国的GDP总量在2000年达到了1万亿美元，依照国家规划在其后的10年（即2010年）预计GDP再增加1万亿美元。为什么美国用了10年的时间使得GDP增长了1。7万亿美元，日本增长了1。4万亿美元，中国分别比他们少增长0。7万亿至0。4万亿美元，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注意到美国当时的城市化率达到87％，日本的城市化率超过65％，而中国在2000年的城市化率仅为36％时，也许可以更深一层地认识到城市化率的不同所导致的社会财富集聚能力的差异。因此，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进程，加快中国的城市化步伐是提高经济效率的必然选择，也是消除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实现社会公平的必由之路。2001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之一的斯蒂格列茨认为新世纪对于中国有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就是中国的城市化，他提出“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并产生最重要的经济利益”，这种认识是符合实际的。
具体而言，加快城市化进程在以下方面具有深远意义。
1。加快城市化进程有利于促进农业现代化。90年代后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我国出现了低水平下的生产过剩、国内需求不足的现象。这其中城乡消费水平差别巨大，农村经济发展滞后是一个重要原因。而适时推进城市化进程，使已具备一定条件的人口向城镇转移，实现农村居民消费向市民消费升级换代。当然，从目前情况看，农业生产规律决定了农业产值增长和农民收入增长不可能很快。而积极推进城市化将从根本上解决增加农民收入问题。这是因为：首先，城市化可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为实现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创造条件。从发达国家的情况看，随着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就业岗位将主要向第三产业转移，而第三产业的发展必须以城市为主要依托。因此，城市化是转移、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根本途径。同时，城市化也有利于提高对农产品的多品种、高质量、高附加值的市场需求，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其次，由于城市化的推进，农村人口的减少，可以使留下的少数农民进入“地少人更少，收入更高”的阶段，切实提高农民的人均收入水平。
2。加快城市化进程有利于实现工业现代化。加快城市化步伐，不单纯是一个扩街建楼的问题，也不单纯是一个人口转移的问题，而是一个资源优化配置、产业优化升级、生产要素优化组合的过程。城市化过程中如果没有主导产业的支撑，即使投资再多，基础设施再好，因为没有后劲，结果也只能是一座空城，起不到城镇对区域经济的带动、辐射作用。而且发展工业不能不重视规模经济和集聚效益，城市化可以使工业实现在一定区域的集聚，形成合理的生产规模，提供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要素市场、流通网络和人才资源等。工业越是向深加工、高科技发展，其对城市化的依赖性就越大。工业结构“低、小、散”现象和第三产业发展不快，就业比重不高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城市化长期滞后于工业化造成的。因此，不加快城市化进程，就不可能较快地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和升级。
3。加快城市化进程有利于提高国民素质促进社会文明进步。一个国家能否持续稳定发展，综合国力是否强大，关键取决于国民素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素质有了明显提高，但同国外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这种状况显然与城市化滞后、导致农村人口比重过大有关。农村人口的分散居住，使得教育设施和教师的利用无法形成规模效益，教育收入不如城市且效率不高。而如果加快城市化进程，允许并鼓励已从事非农产业、有可靠收入的农村居民及其家属移居城镇，使他们与城里人共享城市文明，并不要国家投入多少资金，而他们的素质包括子女的教育，却可以因环境的变化得以迅速改善。城市是人类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生产、集聚和传播中心，城市中集聚了大量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和完善的社会综合研究机构及服务设施，从而使城市比农村更利于人的潜力和创造力的发挥。城市化开始以来，世界上所有主要的科技发明几乎都是在城市进行的。城市化建立了各种各样的现代社会结构，人类的生存能力由此大为提高，社会秩序得到有效维持，人的创造力得到发挥。城市创造的这种文明不断地传播、扩散，推动了整个世界的前进步伐。
4。 加快城市化进程有利于环境的保护和生态的改善。目前，我国的环境污染比较严重。一方面由于农村收入水平偏低而又没有更简捷的增收手段，使得追求发展的愿望更多地变为对土地、森林、草原的过度垦殖和滥采滥伐，造成水土流失及土地退化的现象更为普遍。另一方面，分散的乡镇企业由于规模小、设备陈旧、生产技术落后、环保投入少等因素，也使得农村地区的环境污染情况变得突出，且治理难度较大。如果加快城市化步伐，适度收缩我们生产活动的地域和空间，使更多的人口和企业向城市集中，那么，随着城市的发展、财力的增强，更大、更经济的治污项目的建设，将使治污的平均成本降低，综合治理的效果更为明显。同时，农村人口的减少，也会为农村地区生态环境的改善创造条件。在城市化发展中，特别要注意几个问题：一要保持良好的城市空间结构，特别是严格保护和控制城市绿色隔离地带，保持开敞的城市发展空间。二要加强区域性重点生态地区的保持，如湖泊、水源保护区、各类风景名胜区等，并制定切实可行的保护措施，保持区域生态平衡。三要继续坚持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改善环境质量，促进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城市绿化建设不仅要注意景观效果，更要重视生态效益，要把生态效益放在突出位置。
二、中国城市化发展模式选择
全球城市化发展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后发国家模式，就是城市圈模式；一种是西欧模式，就是中小城市模式。
西欧模式的代表是法国、德国、奥地利、瑞士、意大利、捷克、匈牙利等，走的都是中小城市模式的工业化道路，以类似于块状经济发展的产业集聚带动人口集聚，先由农业到纺织业，再由纺织业到机械工业，这一过程花了几百年时间。
城市化后发国家首先考虑的是效率，因此大多以选择大城市的发展模式来加速它工业化进程。日本就是典型写照。日本重工业化时期的制造业高度集中在东京、大阪、名古屋、福冈这四大城市圈，尤其是集中在四大城市圈临海部的所谓四大临海工业地带。1960年仅占日本国土面积2％的四大临海工业带占据当时日本工业生产总值的30％以上，占国土面积12％的四大城市圈更是占了全国工业生产总值的70％。虽然后来一部分工业生产功能分散到了其他地区，但实际上今天日本GDP的近8成仍然集中在这四大城市圈。
而在我国，长期来在城市化总体战略上的原则是：“严格控制大城市的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这一方针更侧重于城市的管理，而没有把城市化首先看成是一个经济过程。对于积极发展小城镇这一点，大家基本形成共识。但要严格控制大城市的规模，似乎有违当前我国城市化的阶段性规律。小城镇只是中国城市化战略中的一个方面，仅仅通过小城镇的数量扩张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城市化问题。事实上，大城市在吸纳农村流动人口方面有内在的优势：一是大城市人均占有的土地面积最小；二是大城市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三是大城市吸纳劳动力的社会成本相对较低。中国的城市化在相当程度上要通过现有大中城市的功能调整和规模扩张来实现。城市过大、过于集中，固然容易产生交通和住房拥挤等“城市病”，但如果过度限制大中城市的发展，人为地阻碍大中城市规模的合理扩张，结果不仅会造成城镇发展数量过多、规模过小、布局过于分散，使城市的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不能很好地发挥，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及城市文明的普及受到严重阻碍，而且还会引发诸如工业乡土化、农业副业化、离农人口“两栖化”、小城镇发展无序化、生态环境恶化等“农村病”。
因此，从我国农村人口比重大、地域经济差异大和城市化基数低的实际出发，我国城市化发展战略应实行大中小并举的指导思想，坚持“两条腿”走路，既要率先发展大城市，形成城市圈经济的强大带动力；也要高度重视城镇化，大力发展中心城镇，统一规划、分类指导、全面推进，实行城市化形式的多元化。
（一）大城市圈：我国城市化的必然趋势
“大都市圈”理论，又叫城市群理论，是区域发展的基础理论之一。自1957年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戈特曼教授提出这一概念以来，已在全世界被广泛运用，并被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所谓“大都市圈”理论，通俗的说法就是在一定地理或行政区域内，由一、二个大城市或特大城市为核心，辐射并带动周边一定范围内的一批中小城市，使其成为在世界范围内有一定影响力、竞争力的区域城市群或城市带。这种城市群或城市带具有集聚效应的制造业产业链和集约化的永久性城市社区居民群体。
发展大城市圈，从目前分析，至少符合以下发展趋向：第一，工业化的要求。工业有着强烈的大城市区位指向，它需要城市功能的服务、需要大规模的工业基础设施支撑、需要大量的劳动力、需要产业集聚的效益、需要紧靠它的最大用户——大城市。我国目前尚未完成工业化进程，向城市集中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信息化的要求。有人认为随着信息化的发展，人们不再需要大城市甚至城市，大家都可以住在乡村通过网络进行信息交换，享受现代版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其实恰恰相反，信息化将使大城市在信息交流、信息产业发展上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有的信息是不能从人体分离的，如电话的普及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大大增大了人员往来的交通量。可以说大城市在信息经济时代具有明显的优势。 第三，服务产业的要求。服务产业是城市经济。城市规模越大，就意味着用户基数越大，服务业的商机越大。特别是日常利用频度较少的服务业、较特殊的服务业只有在大城市中才能得以生存。因此只有在大城市，门类齐全、高度配套、分工细致、功能明晰的服务产业才会有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第四，发展效率的要求。我国作为工业化后发国家首先需要的是效率，在很短的期间内要走完工业化先发国家几百年走过的道路，因此不得不选择大城市的发展模式来加速它工业化进程的效率。工业化后发国家劳动力的转移是跳跃式的，农村劳动力从全国各地直接涌向大城市的倾向较大，农村劳动力直接进入各类现代化产业的情况普遍。 第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要求。全球经济一体化意味着全球城市圈间分工、交流、合作、竞争诸关系的日益强化。只有大城市才能具备与世界进行分工交流所需要的完善的基础设施；只有大城市才能有足够的产业集聚和经济规模参与全球性的城市间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而言，21世纪国际竞争的基本单位既不是企业也不是国家，而是大城市圈。 第六，国土利用效率的要求。工业化、信息化把一个国家的国土划分为工业经济、信息经济集中的空间——城市和农业经济、自然保全的空间——农村这样两大空间。前者的空间经济效益要远远大于后者，城市规模越大，它的空间效益越好。从一个局部来看，它的确扩大了对于土地的占用，但如果它的经济贡献率和城乡一体化的程度相对提高了几个数量级，实际上在全国范围内却大大节省了更多的土地，大大解消了其它地区的发展压力，大大加速了全国范围社会公平的实现，大大改善了生态环境的质量，大大提高了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那必然是发展战略追求的更高境界。
就我国的现实而言，有不少城市群可望发展成为大城市圈，目前相对比较具备基础的有：
以上海—南京—杭州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圈；
以广州—深圳—香港为核心的珠江三角洲城市圈；
以北京—天津—石家庄为核心的京津环渤海湾城市群；
以沈阳—大连—长春为核心的东北经济带城市圈；
以重庆—成都为核心的西南城市圈；
以厦门－漳州－泉州－福州为核心的东南沿海城市群。
纵向地看，我国城市圈经济近年来得到迅猛发展，特别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城市群呈现出强劲发展态势，有希望成为主导中国经济发展、国际交流的超大型城市圈，并在不久的将来成长为对亚太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空间。但从目前分析，我国城市圈的经济规模偏小，尤其是大城市群集聚财富能力偏低的现象十分明显，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还远远不够。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美国三大城市群、日本三大城市群与中国三大城市群对于全国的经济贡献率，有着巨大差异。表明了中国三大城市群对于国家GDP的贡献率明显偏低：
美国大纽约区的GDP，约占全美国GDP总量的24％，美国大洛杉矶区的GDP，占全美国GDP总量的21％，美国五大湖区的GDP，占全美国GDP总量的20％。美国三大城市群的GDP总量达到6。7万亿，约占全美国GDP的67％（三分之二强）。
日本大东京区的GDP，约占日本全国GDP的26％，日本大坂神户区的GDP，约占日本全国GDP的23％，日本大名古屋区的GDP，约占日本全国GDP的20％，日本三大城市群的GDP总量达到2。86万亿美元，约占日本全国GDP总量的69％（三分之二强）。
中国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GDP，约占中国全国GDP的10％，中国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GDP，约占中国全国GDP的18％，中国京津环渤海湾城市群的GDP，约占中国全国GDP的9％，中国三大城市群的GDP对于全国GDP总量的贡献率只有37％（三分之一强）。中国三大城市群对中国GDP总量的贡献率比美国三大城市群对全美GDP的贡献率低30个百分点，比日本三大城市群对全日本GDP的贡献率低32个百分点，作为经济发展主力载体和战略制高点，中国三大城市群远未形成国家财富积聚的战略平台。
因此，我国推进大城市圈建设，下一步的重中之重是必须加强对大都市圈产业分工和市场定位的调控，鼓励这些大都市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营造在国内外市场的突出产业优势和经济功能，为我国的产业布局、产业结构和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