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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国时期获得成熟的玻璃技术，并不仅限于生产“随侯珠”。在战国墓中，出土有玻璃制的璧、印章、剑饰等等，而在两汉时期墓中，更出土有玻璃杯、玻璃牌饰等物。对此，王充《论衡》“率性”篇中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资料：“天道有真伪：真者固自与天相应，伪者人加知巧，亦与真者，无以异也。何以验之？《禹贡》曰‘■琳琅摺撸嗽蛲恋厮嬗裰橐病Ｈ欢廊讼肝迨魑迳瘢戎嬗瘢獠皇獗稹！毕匀唬诤捍斯ど找背隼吹牟Ａе破罚蚱渲实赜ㄔ笕缬瘢鄙氏恃薅啾洌曰竦昧恕拔迳瘛钡某坪拧！拔迳瘛庇搿八婧钪椤币谎诠糯南字谐３３鱿郑纭妒呵铩贰昂笳月肌奔锹际⒌墓墙ㄉ枋保吹溃骸坝痔钋捌鹇ィ咚氖桑嶂槲保刮迳衽澹缰粒虾兔！本褪蔷咛逶擞谩拔迳瘛钡囊桓鍪道�
但是，在古代文献中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过程：随着“琉璃”这一名称的出现和普及，“五色玉”一词却很快消失了。“随侯珠”虽然没有被遗忘得如此彻底，但也失去了作为“以药作珠”的玻璃珠的本义——扶风法门寺中出土了两枚唐代的“随求（球）”，却是用天然水晶磨琢而成。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外来玻璃制品与外来玻璃制造技术所形成的新一轮冲击波。
从汉代通西域始，一直到南北朝时代，出现了新的一波外贸玻璃器与外来的玻璃制造技术传入中国的过程。在战国至汉的这一历史时期里，中国在进步，世界也在进步，有着悠久的玻璃制造传统的西亚地区，在玻璃这一领域取得了诸多新的成就。色彩多种多样、光泽鲜艳莹润、特别是有高度透明性能的西亚玻璃，给古代中国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唐人颜师古注《汉书》“（罽宾国）出……珠玑、珊瑚、虎魄、璧流离”时，引《魏略》云：“大秦国出赤、白、黑、黄、青、绿、缥、绀、红、紫十种流离（琉璃）。”可以想象，来自东罗马的色彩丰富的玻璃制品最初出现在古代中国人面前的时候，是多么的具有新鲜感，多么让人惊奇。彩色玻璃，在古文献中更多地是被称为“五色琉璃”，而制作这种彩色玻璃的技术，也在北朝时代传入了中原：“大月氏国，都剩盐氏城，在弗敌沙西，去代一万四千五百里。……其王寄多罗勇武，遂兴师越大山，南侵北天竺。自乾陀罗以北五国，尽役属之。太武时，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国中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北史》“西戎传”）。更先进、更丰富的外来产品及技术，就这样迅速征服了中国人的生活。与之相伴的，则是人们意识中对于“随侯珠”、“五色玉”所代表的旧有的本土玻璃传统的逐渐失忆。
如前所述，从汉代开始，来自东罗马、波斯的玻璃制品，以及相应的玻璃技术，极大地改变、更新了中国玻璃制造的面貌。不过，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古代交通条件的限制，也由于传统的技术传授方式（匠人之间靠经验相传）的局限，中国玻璃制造在接受外来影响的同时，很难完全移植异域的全套工艺，这其中，包括无法找到与异域玻璃一样的原料及其配比。因此，本土的生产，只能是在接受外来先进经验的同时，利用既有的资源和传统摸索前进，这就使得中国的玻璃制造始终具有自己的技术特色，形成了某种虽然不是很强大，但却绵长不绝的工艺传统。“随侯珠”、“五色玉”这样的玻璃名称虽然遭到了弃置，然而，其所象征的战国以来的玻璃生产传统，却很难完全被抛弃掉。新型玻璃“琉璃”在中国本土的发展，必然是外来技术与传统经验相融合、相启发的过程。但是，不管怎样，“琉璃”这一新产生的外来词汇是被采纳了下来，固定成为玻璃制品的专用名词，一直延用到明清时期。从隋唐以来，若要问一个中国人“五色玉”是什么，他反而会发愣答不上来，根本不知道那指的就是“琉璃”。
第40节 琉璃、玻璃与《红楼梦》（2）
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由于古人缺乏科学地认知世界的能力，缺乏系统的物理知识和化学知识——“琉璃”和“玻璃”从进入中国文化的一刻起，就面临着被弄混的危险。比如，颜师古就对同时代人把人工制成的玻璃器叫做“琉璃”表示不满，认为“琉璃”应该是指天然宝石。更多的情况，则是以“玻璃”为今天所说的玻璃制品，也就是说，“玻璃”被赋予了与“琉璃”相同的含义。这一点到了宋代就很明显，如，南宋周密《武林旧事》“赏花”一节，写禁中赏牡丹，“间列碾玉、水晶、金壶及大食玻璃、官窑等瓶”，卷七再次写到“又别剪好色（牡丹）花儿一千朵，安顿花架，并是水晶、玻璃、天青、汝窑、金瓶”。“大食玻璃”，当然是指阿拉伯帝国所出产的玻璃制品，在宋代的文献中，一般都称为“大食琉璃”，例子很多，兹不赘举。此外，如《西湖老人繁胜录》中，列举“七宝社”的中外“奇宝”，其中有“玻璃盘、玻璃碗”。《武林旧事》“灯品”中，说新安创烧的“无骨灯”是“混然玻璃球也”，这是把本土的玻璃制品也叫做“玻璃”了。似乎，从宋代以来，人们喜欢把玻璃制品中质量上乘者称“玻璃”，而水平比较一般的制品则呼作“琉璃”。无论如何，“琉璃”仍然是这一漫长时期内占主流的称呼，是玻璃类制品的通称。
唐宋以来的琉璃制品，始终存在着本土琉璃与外来琉璃的两大分野。外来琉璃的重要进口国，从昔日的东罗马、波斯，逐步变成为伊斯兰文化的阿拉伯“大食”帝国。本土琉璃虽然有一定的生产规模，在日常生活中得到某种普及，并且有一定的技术创新，但是，在质量上却始终无法与实力强大的西亚地区相抗衡。程大昌《演繁录》中对此说得十分清楚：“中国所铸琉璃，有与西域异者。铸之中国，则色甚光鲜，而质甚清脆，沃以热酒，随手破裂。至其来自海舶者，制差朴钝，而色亦微暗，可异者，虽百沸汤注之，与磁银无异，了不损动，是名蕃琉璃也。”本土生产的琉璃器，始终没有能够在质量上过关，坚牢程度不够，尤其是耐热性太差，因此无法与国外琉璃竞争。进口琉璃器，也就长期成为中国上流社会所宝爱的一种奢侈品。
中外玻璃交流史上的又一大变化始于明朝中叶。这一变化，是与世界历史的格局变革相联系的。欧洲人海上霸权的建立，及其对东方航线的开辟，使得中国有了新的贸易对象。从16世纪起，欧洲的产品，包括其所生产的玻璃器，就开始进入中国，并成为富贵人家的奢侈品。明人张燮所著《东西洋考》卷六“红毛番”，就明确记载了欧洲人挺进东方的急先锋——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南洋的活动：“红毛番，自称和（荷）兰国……”文后罗列了荷兰人的主要贸易种类，其中就有“玻璃”、天鹅绒等。
荷兰人带来的“玻璃”，与中国人以前所见到的“蕃琉璃”，有着很大的不同。15世纪，拜占庭帝国的最终覆亡，促使西亚地区的一部分工匠逃到了意大利的威尼斯，他们把古老的玻璃制造传统也一同携去，玻璃业首先在威尼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随后，又被威尼斯匠人推广到欧洲各地。明代人所看到的，正是经欧洲人发展、革新了的玻璃制品，这些质量优良的玻璃新品种，立刻引起了中国人很大的兴趣。很明显的是，新颖的欧洲玻璃，被冠以了“玻璃”这一称呼，而“琉璃”，则主要局限于指称传统工艺制作的土产玻璃制品。6这一现象在入清以后越来越明显，康熙三十四年设立由欧洲传教士负责的玻璃作坊，直接引进欧洲玻璃生产技术为宫廷服务，这一设置便被称为“玻璃厂”。从最近整理出版的《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第一辑）•；雍正朝》（下简称“辑览”）7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当时的宫廷，对于进口的或者由玻璃厂以欧洲技术生产的玻璃器，都一律称为“玻璃”。《故宫博物院刊》2003年第一期所刊《清朝的玻璃制造与耶稣会士在蚕池口的作坊》一文提到，乾隆时期负责玻璃厂的法国教士汤执中编写有《法汉词典》，今天译为“玻璃”的glass，在该词典中却被对译为“琉璃”；crystal一词，才被译为“玻璃”。而crystal一词在英、法文中都有两层含义：首先是指天然水晶；其次，是指欧洲玻璃业所发明的一种高质量的透明玻璃，以其澄澈度、坚硬度都近似天然水晶，而被冠以crystal一名，在今天的汉语中译作“水晶玻璃”或“晶质玻璃”。crystal——“水晶玻璃”，是欧洲玻璃业非常重要的一项成就，是其代表性的品种。法国教士所编《法汉词典》显示，清代人是把高质量的欧洲水晶玻璃称为“玻璃”，而把本土常见的旧玻璃品种称为“琉璃”的。并且，在汤执中编写的《字母顺序常用词汇目录》中，保留了完全同样的信息。
《红楼梦》中对于“玻璃”的反映，正是在这一具体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方面，书中的描写，印证了史料文献中所记录的情况，说明在清代的上层贵族社会中，“玻璃”的称呼已经非常流行，而“玻璃”制品虽然尚属珍贵，但也不是极其罕见之物。另一方面，根据文献的记录，也可以判定，《红楼梦》中所说的“玻璃”，乃是从欧洲进口的玻璃，或是在中国本土根据欧洲技术仿制的玻璃。
在第四十九回《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中，宝玉“一面忙起来揭起窗屉，从玻璃窗内往外一看，原来不是日光，竟是一夜的雪，下的将有一尺厚，天上仍是搓绵扯絮一般”，说明怡红院宝玉住室安装有玻璃窗。“辑览”中同样收有皇家建筑安装玻璃窗的记录，如雍正元年“木作”记录雍正传旨在养心殿安窗玻璃，雍正五年“玉作”一节中也详细记载了圆明园万字房对瀑布仙楼内一面玻璃窗户的安装过程，正可与《红楼梦》的描写互相对照。按照汤执中《法汉词典》等资料所给的定义，这些用来安装在窗户上的玻璃，就是欧洲发明的“水晶玻璃”（crystal），其实，实际上也只能是这一类产品。水晶玻璃的特点是无色透明，毫无杂质，透光性能极好，反光性能也极佳，并且沉重坚实，不易破碎，这些优点，都是土产琉璃所远远不能比的。
更重要的是，欧洲可以生产出平整、光滑的大片平板水晶玻璃，这就更为国产琉璃技术所无法望其项背。也正是由于这种平板透明玻璃的发明，才使得在窗户上安装窗玻璃成为可能。“辑览”中，雍正九年“五月廿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奏事太监王常贵交……大玻璃片一块，长五尺、宽三尺四寸，随白羊绒套木板箱，系广东粤海监督督察御史祖秉圭进”，可见，皇家、大贵族家中所用的成片平板透明玻璃，要在广东等地从洋商那里进货。这样娇脆的东西千里迢迢运到北京，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之下，也真是不容易。越珍贵的东西越会成为时尚，这一种情形也毫无例外地发生在了欧洲透明玻璃片上。结合《红楼梦》与“辑览”，可以看出，用成片的平板玻璃衬摆锡玻璃而成的玻璃镜，在当时就是很显档次的陈设，雍正本人就很有兴致地一再吩咐如何在家具上、居室中安装玻璃镜。8另外，把外来物品与本土生活习俗相结合的一项新时髦，是用这些大玻璃片做成玻璃屏风9。玻璃灯，在圆明园和贾府中，也一样都是很华贵的陈设。除了透明无色的水晶玻璃之外，欧洲彩色玻璃制品也同样受到明清上层社会的欢迎。在清代，主要是通过传教士掌握的御用玻璃厂，在本土仿制欧洲彩色玻璃器获得了一定的成功。据汤执中编写的《字母顺序常用词汇目录》，至晚在乾隆时代，中国也生产出了相当有水平的水晶玻璃。10
随着中国社会逐步向西方世界开放，欧洲的玻璃制品以及相关的现代技术都被引入并得到普及，我们今天日常所用的各种玻璃器物，都是出于欧洲近代玻璃生产体系。有意思的是，在这一过程中，“琉璃”一词又被国人逐渐遗忘，“玻璃”成为我们对于这样一类人工制品的日常、通行称呼。“随侯珠”、“五色玉”，与“琉璃”、“玻璃”的更迭、替代，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玻璃史上三个非常重要的阶段，而每一个阶段，都对应于外来文化和技术的一次冲击波，都像晴雨表一样，反映了世界文明景观中的变化、人类文明与技术的进步。
附：琉璃的奢侈
在魏晋士大夫中，王济（武子）是一个非常闪光的性格人物，至少他的同时代人是这么认为的。史料中记录他的事迹若干，件件都很有个性，给人深刻印象。他的特点之一是特别有钱，也特别奢侈。有一次，堂堂的晋武帝司马炎临幸王济家，结果这位臣子家中生活作风之奢靡，让晋武帝有点受刺激，一顿饭没吃完就走人了。刺激之一是，“武子供馔，并用琉璃器”，这被收录在《世说新语》的“奢汰篇”里，作为挥霍无度的一例突出表现。此事也见于《晋书》“王济传”，说是“供馔甚丰，悉贮琉璃器中”。
无独有偶，时代更晚的《洛阳伽蓝记》中，“开善寺”一节谈到河间王元琛的奢侈：“琛常会宗室，陈诸宝器。……自余酒器，有水晶钵、玛瑙、琉璃碗、赤玉卮数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不仅说琉璃碗与水晶、玛瑙器皿一样属于“宝器”，而且还特别指明，是“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
在汉代通西域之后，各种异国产品经丝绸之路纷至而来，其中，就有东罗马、波斯生产的玻璃器，当时叫做“琉璃”。近年在考古发掘中，从北朝墓出土有那一时代的东罗马、波斯玻璃器实物，质地均为透明玻璃，当然，因为原料中含有杂质，这些透明玻璃器都微带青色，还远不能像今天的水晶玻璃那样毫无杂色、彻映无碍。但是，对汉晋人来说，这种像水一样清亮、像冰一样晶莹的制品，绝对是前所未见的神奇玩意儿。晋人潘尼的《琉璃碗赋》，就夸赞此等“济流沙之绝险，越葱岭之峻危”、万里远来的玻璃盛器是“凝霜不足方其洁，澄水不能喻其清”。另外，外来琉璃器还拥有着异域风格的造型，晋人傅咸在谈到自家的一件琉璃卮时，就提到是“逞异域之殊形”。1989年新疆出土一件隋代单足玻璃杯，杯身上采用萨珊玻璃器的典型装饰手法，无论从造型到纹饰都呈现出异域的特色，风貌与之非常接近的还有日本奈良正仓院所藏的一件配金属座的玻璃杯，可说是实际印证了傅咸所珍视的“琉璃卮”——玻璃酒杯的“异域之殊形”。现藏美国波士顿博物馆、相传为北齐杨子华作品的《北齐校书图》，非常准确地描绘了南北朝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其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散发裸身之饮”的士大夫们所用的酒杯，恰恰是无把手，下有单足，造型很接近新疆出土隋代单足玻璃杯及正仓院藏玻璃杯，也许，这里恰恰具体地、形象地表现了南北朝贵族在生活中使用进口酒杯（玻璃或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