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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倒是真的遥远了，那就是全国上下对中央的向心力，那种向心力，几千年来，都由皇帝集中在一起，构成了稳定国家的基本模式。可是，民国到了、皇帝倒了。强梁者进步到不要别人做皇帝了，却没进步到不要自己做皇帝。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就是自己要做皇帝的一个。
康有为早就看出这种危机，他在新旧交替的当口，大声疾呼，做救亡之论。可是，在众口一声并且这一声就是革命的排山倒海里，竟没有人肯登、也没有人敢登他的文章了。他住在日本，五十多岁的年纪，却已投闲置散。他的心情是苍茫的。他四十岁以前，守旧者说他维新；他五十多岁以后，维新者又说他守旧。并且这种说法，早就开始了。他五十多岁时发生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日，更是他康有为出局之时。当年别人守旧，他搞维新，大家还附和他；可是当别人排满，他却保皇；别人革命，他却“反革命”；别人共和，他却君主立宪的时候，他就显得太不合时宜了。别人只能知道第一阶段的他，却不能知道第二阶段的他。不过，康有为却是不肯怀忧丧志的，没人印他的文章，他自己在中华民国成立那年，就创办了《不忍》杂志。这杂志每月出一本，都是他自己写的，每本约七八万字，他用一个人的力量，大声疾呼，要唤醒别人。不过，二十年前，他唤醒的对象，是一个皇帝；二十年后，他唤醒的对象，却是千千万万的众生。不同的是，皇帝被唤醒，可是皇帝救国有心无力；而众生呢，却根本唤不醒他们，他们千千万万，只是梦游的患者。结果呢，有心无力的，变成了康有为自己。但是，难道他从此就停止了么？不会的，还是要找些志不同而道合的人们，来救亡图存。早在辛亥革命之际，他亡命在日本，就写信给革命党领袖人物黄兴——就是当年派同志上北京想把谭嗣同接走的黄轸，也就是黄克强，提醒他中国是几千年的君主国，骤然变成共和国是会惹出麻烦的，不如学英国学日本，以立宪的君主国，来长保恒定。他认为这种“虚君共和”中最理想的虚君是孔子的后裔。但是这种迂阔的意见，谁又听得进去呢？
辛亥革命后，一晃五年了，他所预言的革命会给中国带来麻烦，好像说中了。他决心再把中国给调回头来。现在，有一个做虚君的人选，也相当合适，那就是被废除的中国末代皇帝溥仪。溥仪的缺点在他是满族人，但优势也正在他是满族人。满族统治中国，已经有两百六十八年的历史了。这一历史背景正好表示了它的稳定性。溥仪是光绪皇帝的继承人，他的年号是宣统，宣统不到三年，中华民国就成立了，溥仪变成了逊帝，溥仪手下的王公大臣变成了遗老。遗老中有很多很多效忠清室的“顽固分子”，他们无日不想复辟，把现在扭成过去，但是，他们手无寸铁，无能为力。正巧有一个长江巡阅使兼安徽督军的张勋，是顽固专家，他为了效忠清室，把他手下的三万军队都保留了辫子不剪，号称“辫子军”，有意恢复旧王朝。遂在袁世凯死后一年之日，拥立宣统皇帝“御极听政”，收回大权。在这幕活剧里，康有为也加入了，做了弼德院副院长。可是，昙花一现十三天，段祺瑞在马厂誓师而上的部队，就把“辫子军”打垮了。宣统皇帝逃到英国公使馆寻求政治庇护、张勋逃到荷兰公使馆、康有为逃到美国公使馆。
美国公使礼遇康有为，把他安置在美森院居住，整天写书做诗，苦撑待变。在整个的复辟失败中，他最大的痛苦不是无法光复旧朝，因为他早就有心理准备，知道复辟并非易事，失败了也不意外；他也不高估这些共事的清廷遗老，因为他也早有心理准备，知道这些人不成气候，搞砸了也不意外。最使他意外的反倒是：他的第一号大弟子梁启超“背叛”了他，段祺瑞马厂誓师的真正军师，不是别人，正是梁启超。梁启超在反对复辟的通电中，公开指斥“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显然已经直接攻击到康老师头上来了。康有为躲在美国公使馆，对梁启超的“当仁不让于师”，非常恼怒。他写诗说：
鸱枭食母獍食父，
刑天舞戚虎守关，
逢蒙弯弓专射羿，
坐看日落泪潸潸。
在诗中，从动物到神话，凡是显示出忘恩负义例子的，都被他选进诗里。在诗稿最后，他还写下十三个字——“此次讨逆军发难于梁贼启超也！”可见他内心的苦痛。他最心爱的学生也离他而去了，这个世界，更孤单了。
※ ※ ※
不过，在孤单中，也有对话的声音存在，那就是美国公使馆中的一名精通华语的武官，名叫史迪威，常常过来陪他聊天，两人谈得也蛮投机。有一次，史迪威问到复辟的事。
“有人说你康先生这次参加复辟，是‘迷恋红顶花翎’不甘寂寞。”史迪威一面敬了茶，一面不经意的带进主题。
“你以为我康有为那么没出息、那么反动吗？你就错了。”康有为有点激动，“对君主政治，我其实知道得清清楚楚。有史以来的‘圣君’，不过是大桀小桀；所谓‘贤臣’，只是助桀为虐。这些遗老辫帅，根本不知政治为何物，我参加复辟，志在实现‘虚君共和’的理想而来，不是参加这些人的丑剧而来，你不要认错了人！”
第四部分 明月几时有第67节 虚君共和
“‘虚君共和’？你康先生在戊戌变法时，搞得是‘虚君共和’么？”
“那时候不是。那时候我希望光绪皇帝做彼得大帝，要有实权，是‘开明专制’；可是戊戌以后，我倾向‘君主立宪’认为君权要有限制；辛亥以后，由于已有中华民国的形式，我主张我们采行英国式的‘虚君共和’。我的政治主张是进化的，浅人看来，我是保皇党，其实我保的皇，绝非这些遗老辫帅保的皇。我认为清朝两百六十八年的统一基础要珍惜，它是一种安定力量、向心力量。皇帝就是这种安定力向心力的象征。你看英国，从过去亨利第八的绝对君权，到今天乔治五世的‘虚君共和’，都有皇帝摆在那里，英国不论怎么耍花样、怎么改变政体，它都聪明的把安定力向心力的虚有其名的象征吊在那儿。”
“既然保皇保皇，被保的皇实质上已经一变再变，甚至变到了虚有其名、空壳子，又何必这么麻烦，千方百计的吊在那儿？干脆改成人民共和国，岂不更好？”
“不然。你别忘了，中国是有皇帝的国家，已经几千年了，这个传统你必须重视，即使是利用，也是重视的一种。我在外国十六年，八次去英国、七次去法国、五次去瑞士、一次去葡萄牙，在墨西哥住了半年、在美国住了三年，所过三十一国、行经六十万里，虽不敢说尽知真相，但是一直细心考察，所以我的结论，不是虚空的，而是落实的。我深信中国当学英国，要挟天子以行共和。至于谁为天子，只要有传统象征作用的，都可以。从孔子后代衍圣公，到清廷逊帝，我都赞成。目前衍圣公只有两岁，宣统比较合适。所以我参加了复辟。我参加，是希望大家搞‘虚君共和’的，没想到遗老辫帅们没见识。我提议的定国号为中华帝国、行虚君共和制、召开国民大会、融化满汉畛域、亲贵不得干政、免跪拜、不避御讳等开明民主措施，他们都不肯接受，反倒搞什么大清国、大清门、大清银行等等，妄想恢复旧王朝的统治，大家争权夺利，这哪是我的本意呢？”
史迪威点着头、点着头，他显然被康有为说服了。他站起来，又为康有为敬了茶。
“康先生的见解远大、立身正大，我们美国人都了解，这也就是我们公使馆愿意出面政治庇护康先生的原因。可惜的是，康先生的本国人对康先生反倒了解得不够，这倒是很遗憾的。这真是中国的难题。”
康有为冷笑了一下，“难题也不单是中国的吧？你们美国又何尝不然？你们开国时的先知和功臣汤玛斯·潘恩，在把美国带入新境界以后，还不是要离开美国，到法国去另找天地？他在法国，因为反对暴力革命，还被关在牢里，美国总统虽把他救回美国，但他的后半生，却在被美国人漠视中死去，直到一百多年后才被真的肯定，你们美国人对自己的先知和功臣，还不是一样！”
史迪威苦笑了一下，说：“耶稣说先知总不在自己乡土上被接受，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不过，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这个民族的人情世故，有它独特的结构，他们对你康先生，有朝一日，也许有令人惊讶的肯定，也许不要等上一百年。试看你今天的康先生，明明是犯了叛国罪的要犯，可是你却能逍遥法外，大家除了责怪你康有为老朽昏庸不合时代潮流外，对你并没有什么恶意，这种和稀泥的态度，正是中国人的一大特色。现在公使正私下和中国政府商量，闭一只眼，放你南下，这在外国是办不到的啊！法国大革命时汤玛斯·潘恩为了保护下台的皇帝，都要被关起来；而你康先生呢，把下台的皇帝推上台，也不过不了了之。中国人不了解先知，但是，他们也不过分迫害他啊……”
“你看着吧！”康有为打断他的话，“我老了，我可能看不到了，但你会看到中国的剧变。我想我是中国最后一个仅存的先知，最后一个被群众放过、被暴民放过、被政党放过的先知。原因无他，他们认为我早已不属于他们的时代，他们放过我，一如他们放过一件活古董。但是，你等着看吧，这点残存的宽大将来也愈来愈少了。民国、民国，民犹是也、国犹是也，将来的麻烦可多得不得了呢！如果清朝是夕阳、是落日，那么民国却是夕阳落日后黑夜，将来的麻烦可多着呢……”说到这里，康有为抬起头来，眼望着窗外，“四十年来，我所预言的，无一不中；不听我忠告的，无一不败。这就是做先知的痛苦。这种人早在四十年前就看到中国的今天，也从中国的今天远看到四十年后，虽然四十年后，这种人早就死了，但是，这一对老眼永不死亡。你知道中国古人伍子胥的故事吗？他死前遗命把他头颅悬在城门口，要看自己国家的灭亡。”
“康先生还是不要太悲观了！”史迪威站了起来，“即使民国是黑夜，你康先生也是一轮明月，时常会照亮它。”
“是吗？”康有为笑了一下，也站起来，“不谈了，正好木堂先生要我为他题几个字，我要去挥毫了。中国的毛笔字真有用，当你想逃避一下现实，它可是最好的宝贝。”
“人家说康先生的书法，民国第一。康先生光凭毛笔字，就可不朽。”史迪威赞美着。
“不是民国第一，是中国第一、清朝第一。我不要靠毛笔字在民国站一席地。在众生嗷嗷待哺、国事鱼烂河决的时候，靠毛笔字是可耻的。不过，谈件小事，我的余生怎么生活呢？也许我得靠卖字来活了。哈哈，我生命中最渺小的一部分，竟在中华民国变成了最伟大的。史迪威先生，做先知不必再痛苦，只要他肯心甘情愿写毛笔字！”
在笑声中，两人分了手。
※ ※ ※
三天以后，在美国公使馆躲了半年以后，美国公使终于跟中国政府取得默契，用专车把康有为送到天津去。康有为临行留下了一些事件托史迪威料理，其中有一幅手卷，故意没有封起。史迪威打开一看，赫然写着雄浑的五个大字：
明月几时有
下有小字写着：
木堂先生属
康有为
史迪威顿然一惊，然后摇了摇头，停住了，过了一会，他把脸朝向窗外。“康先生秋天来，冬天走了。”他心里想着，“他该走了，北京的冬天，对他太冷了。”
第四部分 明月几时有第68节 古刹重逢
九年过去了。
北京的阴历七月又到了，正南正北的天河又改变了方向，天气又快凉了。
七月一日是立秋了。立秋是鬼节的前奏。鬼节总带给人一种肃杀的气氛。家家都要“供包袱”，跟死人打交道。跟死人最有肃杀关系的菜市口，更是令人注目的地方。
这天立秋正是阴天。菜市口的街道，正像北京的大部街道一样，还没铺上石板。虽然已是一九二六年，清廷王朝已被推翻了十五年，可是，菜市口还是前清时的老样子。街上的浮土，晴天时候就像香炉，一阵风刮来，就天昏地暗；雨天时候就像酱缸，一脚踩下去，就要吃力地拔着走。
路不好是一回事，每个人都得走。为他们的现在与未来而走。但有一个老人不这样，他在为过去而走。
十五年来，他每次来北京，都要一个人来菜市口，望着街上的浮土、望着西鹤年堂老药铺，凄然若有所思。他两脚踩的泥土，本该是他当年的刑死之地。而西鹤年堂老药铺前面，也正是监斩者坐在长桌后面、以朱笔勾决人犯的地方。但是，偶然的机遇，他死里逃生，躲过了这一劫，除了西鹤年堂的老屋和他自己的一对老眼，当年的物证人证，已全化为泥土。西太后化为泥土、监斩官化为泥土、六君子化为泥土，整个的保守与改良、倒退与进步、绝望与希望、怠惰与辛勤，都已化为泥土。剩下的，只是老去的他，孤单的走上丁字路口，在生离死别间、旧恨新愁里，面对着老药铺，在泥土上印证三生。
这一次来北京、来菜市口，他已经六十九岁了。中国的时局又陷入新的混乱，北方的旧大将走马换将、南方的新军阀誓师北伐，来势汹汹，中国的一场新浩劫或几场新浩劫，是指日可待的。而他自己，已来日无多，又不为人所喜，避地于域外。也不得不早为之计。他这次来北京，感觉已和过去不同，过去每次来，都有下次再来的心理，可是这次却没有了。他觉得他与北京已经缘尽，这次来，不是暂留、不是小住、不是怀旧，而是告别、永别前的告别。在菜市口，他是向二十八年前的烈士告别、向二十八年前的刑死之我告别、向过去的自己告别。
离开了菜市口，他到了宣武门外大街南口，走进了南北方向的北半截胡同，胡同的南端西侧，一座地势低矮的房子出现了，那是谭嗣同住过多年的地方——浏阳会馆。会馆里的莽苍苍斋，三十年前，正是他们商讨变法维新的地方，多少个白天、多少个晚上、多少个深夜，他和谭嗣同等志士们在这里为新中国设计蓝图。三十年，这么快就过去了，莽苍苍斋老屋犹在，可是主人已去、客人已老，除了蛛网与劫灰，已是一片死寂。唯一活动的是照料会馆的老佣人，在收了这位陌生老先生的赏钱后，殷勤的逐屋向他介绍。老佣人一知半解的述说三十年前，这是大人物住过来过的地方。他吃力的细数莽苍苍斋主人交往的人物，他口中出现了“一位康先生”。他做梦也梦想不到，那位“康先生”，正含泪站在他的身边。
莽苍苍斋的匾额还在，旁边的门联，却已斑驳不清，但他清楚记得那门联上的原文。当时谭嗣同写的是“家无儋石，气雄万夫”，他看了，觉得口气太大，要谭嗣同改得隐晦一点，谭嗣同改成“视尔梦梦，天胡此醉；于时处处，人亦有言”。他大加赞赏，认为改得收敛。如今，三十年过去了，谭嗣同“气雄万夫”而去，“视尔梦梦”的，正是他自己。“再见了，莽苍苍斋；再见了，复生。”这里尘封了他们早年的岁月、这里寄存了当年救国者的欢乐与哀愁、这里凝结了谭嗣同被捕前的刹那，在那从容不迫的迎接里，主人迎接捉拿钦犯的，一如迎接一批客人。在天地逆旅中，人生本是过客，只有旧屋还活现主人，而主人自己，却长眠在万里朱殷之外，在苍苍的草莽里，默然无语，“人亦有言。”
※ ※ ※
在阴天中，他又转入西砖胡同南口，沿着朱红斑驳的墙，走进了法源寺。
四十年前，他初来北京，就住在宣武门外米市胡同，就爱上附近的这座古庙。庙里的天王殿后有大雄宝殿，在宽阔的平台前面，有台阶，左右分列六座石碑，气势雄伟。他最喜欢在旧碑前面看碑文和龟趺，从古迹中上溯过去，浑忘现在的一切。过去其实有两种，一种是自己的过去、一种是古人的过去。自己的过去虽然不过几十年，但是因为太切身、太近，所以会带给人伤感、带给人怅惘、带给人痛苦。从菜市口到莽苍苍斋，那种痛苦都太逼近了，令人难受；但古人的过去却不如此，它带给人思古的幽情、带给人凄凉的美丽和一种令人神往的幸会与契合。怀古的情怀，比怀今要醇厚得多。它在今昔交汇之中，也会令人有苍茫之情、沧桑之感，但那种情感是超然的，不滞于一己与小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