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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当而确切的解释和说明，虽然离不开对经验现实的归纳，但是，仅靠
归纳很难得到科学的理论认识，必须主要依靠逻辑演绎和经验实证，正
确地提出理论假说就成为逻辑推理和经验检验的基础和前提。因为，经
济理论假说是对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内在联系或规律性的一种科学猜想
或一种假定性的理论解释，它是用来回答现实经济生活中提出来问题，
并且必须和可以经由经济过程中的经验事实作进一步检验的（张曙光，
1989）。因此，正确地提出理论假说，不仅能够具体界定自己的研究任
务和考察对象，提出自己所要解答的问题，而且能够指示解答问题的途
径。可见，提出正确的理论假说是理论研究中关键的一步。理论假说是
否恰当，直接决定着继之而来的建模工作和论证过程，关系到研究工作
的成败。
经济理论假说并不是对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简单描述或事实陈
述，而是对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一种理论解释。从这种解释中，人们
不仅可以看到经济主体的活动及其行为方式，而且可以进一步发现经济
现象和经济过程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还可以借以预测经济生活变化
的发展趋势。因而，在经济理论假说的内容和结构中，既包括有事实的
陈述，也包括有理论的陈述；既有已经证明了的比较实在的内容，也有
其真理性尚待判明的内容。因而，作为一种科学猜想或假定性解释，经
济理论假说并不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胡思乱想，而是以社会经济生活过程
中的相关事实作为支持的经验依据，以一定的经济学原理作为论证的理
论基础。也就是说，必须以一定的经济理论为指导，从对现实经济生活
的大量观察中得到的事实材料和经济现象的描述出发，通过比较、分析、
概括、提练而得，或者采取逆向思维，从经济现实和经济理论中的悖论
出发，运用类比、想象、演绎推理而成。因此，研究者要正确地提出理
论假说，不仅要精通经济学的理论，而且对现实经济运行和发展要有深
切的实感。张维迎其所以能够在企业理论上作出自己的贡献，一方面与
其在牛津的三年苦读有关，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他对中国现实经济生活
的深入观察和透彻了解。
3）建立分析模型
经济理论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严密的逻辑演绎和使用严格的数
学方法来证明或证伪一种理论假说。因此建立理论模型，进行模型分析，
是现代经济分析的基本手段和主要工具。
所谓理论分析模型就是分析的理论框架，它是从单个现象中提练出
来的，其内容包括一系列有关的具体假定和必要的定义，一方面用以界
定演绎分析的各种前提条件，另一方面，根据人类行为的某些一般性原
理（如最大化行为，边际效用递减等）和一般的技术函数关系，去推导
经济现象之间的必然联系。模型分析的作用不在于向人们提供到处适用
的普遍真理，而在于能够明确地指出，在什么条件下，某些特定的经济
现象之间存在着某种特定的联系。由于模型分析把理论研究的重点从强
调理论的构造移至理论的实证检验，使之从推理的终极移至实践的始
端，因而使得理论的建立和发展更加严谨和更加科学，也更加实用化。
建模的过程是，从提出的有关理论假说出发，理清问题的逻辑关系，
找到说明问题的关键，提出正确和有用的假定，恰当地定义有关参数和
方程，用适当的数学工具描述出经济现象和过程的内在联系。这是需要
着力把握的事情。
《企业》正确地运用了模型分析的手段，在构成其理论体系主体部
分的三章中，作者都建立了相应的理论模型。仅以第3 章建立的资本家
职业选择模型为例，为了说明资本家究竟是选择作企业家或者积极的资
本家还是作工人或消极的资本家，作者提出了三个假设：（1）自由择业；
（2）完美的资本市场；（3）非负消费的无限责任假定。假设（1）暗含
着经营能力是私人信息，不能为外人直接所观察的假定，假设（2）是为
了分析的方便，其含义是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职业选择，按照市场利率
借入或贷出资本；假设（3）是最重要的，企业家负有偿债责任，其强制
履行的程度取决于个人财富的可观察性，其主要含义是，当企业破产时，
企业家承诺的支付和实际履行的支付之间可能有差别，这一方面引起了
企业家选择方面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也使工人和消极资本家要
承担企业家不能履约的风险。在此基础上，作者定义了企业总期望收益
Ey（是企业家经营能力的一个线性增函数）、企业家个人期望收益（依
赖于他的个人财富W0）、一个拥有W0 的个人选择作工人/消极资本家的
期望收益、以及贷出者承担借入者不能履约的风险程度，并据以建立了
个人选择作企业家的模型：。指出给定个人财富，一个人做企业家还是
做工人的选择，既取决于他本人的经营能力，也取决于他对潜在借款人
经营能力的期望。这就为进一步的理论实证奠定了基础，指出了进一步
进行演绎推理的具体方式和途径。
4）进行逻辑推理和数学证明
分析模型建立以后，接着而来的工作就是进行理论实证，具体作法
就是进行思想实验和数学证明，通过提出和证明一系列相关的定理和引
理，推导出所要证明的结论。这样一来，就使得经济学的分析具有了数
学的严密性和科学的真理性。
在这个过程中，数学本身的推导并不困难，只要有了比较札实的数
学基础和训练即可完成，困难在于如何保持抽象过程的有效性和推理逻
辑的严密性。这里的关键有二：一是要明确分析过程的抽象层次，即确
定先证明什么，后证明什么？一般的做法是，先舍掉一些次要的因素，
在最抽象的层次上进行考察，待基本关系证明以后，再将舍掉的因素一
一引入，一步步接近现实。例如，《企业》第3 章的证明，先假定利率
（和工资）固定在一个统一的水平上，抽象地考察个人的临界经营能力
与个人财富的关系，待这一问题证明以后，再放松上述假定，把利率（和
工资）的变化引入讨论，分析利率（和工资）的变化如何影响一个人当
企业家的临界经营能力，特别是利率（和工资）在何种程度上以及如何
成为限制财富少的人选择企业家的机制。二是要注意证明的逻辑性，要
根据给出的假定，考虑到各有关因素，一步步推导出有关定理和引理，
综合有关定理的证明，给出所需要的结论。例如，在《企业》的第3 章
中，作者根据模型中提出的三个假定，不仅证明了个人临界经营能力和
意愿企业家的期望经营能力与本人个人财富的关系，而且证明了其与潜
在借款人个人财富的关系（因为，由意愿企业家变成实际企业家的充要
条件是能否成功地筹集到所需要的资本），进而证明了在经营能力是私
人信息和个人财富是公共信息的假设下，只有当一个意愿企业家的个人
财富大于某一确定水平时，才能成为实际的企业家。在这里，三个证明
之间的逻辑递进关系是非常清楚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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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一书
写作背景的说明及对三个评论的答复
张维迎
我的《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一书出版后，引起了经济学界
同仁的兴趣，使我感到很欣慰。上海人民出版社在1995 年12 月专门就
此书召开了为期两天的研讨会，出席研讨会的有30 多位国内颇有影响的
经济学家，大家除了对这本书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作了肯定之外，也
提出了不少很好的批评意见。这本书的市场销售情况也大大出乎我的预
料之外。我原来以为，在中国目前的研究气氛下，这样一本非常理论性
的著作能卖出去2000 本已算不错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陈昕先生算是
胆大，首批印数就达5000 册。没有想到的是，到今年3 月，第一批印的
5000 册已满足不了市场需要，第二批5000 册已开印。这样的销售状况使
我感到一种希望，这就是，在经过几年浮躁之后，中国经济学界特别是
年轻一代的经济学者对理论的兴趣正在复苏。
在这篇短文里，我首先就《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一书的写
作背景作点说明，我认为这对理解书中的理论是有帮助的。然后，我们
对汪丁丁、张春霖和张曙光三位先生的书评作点答复。
关于写作背景的说明
《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一书是我在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的
中文译本。这本书要探讨的问题是什么因素决定市场经济中企业委托权
（所有权）的安排：为什么资本雇佣劳动而不是劳动雇佣资本？为什么
企业家监督工人而不是工人监督企业家？为什么资本所有者选择经营者
而不是工人选择经营者？什么因素决定在均衡中什么人将成为企业家？
这样一些问题可以说是非常理论性的，与中国经济本身没有多大关系。
记得1993 年夏天我在深圳访问时，我原来工作单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研究所）的一位同事问我在研究什么，我告诉他我在研究“为什么资本
雇佣劳动”。他认为这样的问题有点可笑，劝我多研究一些对中国经济
改革有意义的东西。
要让所有的人（哪怕是自认为对理论有兴趣的人）理解理论研究的
价值是很困难的，我这里不想解释我的理论对中国改革有多大的重要
性。我想指出的是，我并不是一个从概念到概念的经济学家。尽管这本
书研究的问题是纯理论性的，但我选择这样的题目是有很强的现实背景
的，这个背景恰恰是中国改革的现实。80 年代中后期，我在国家体改委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从事改革理论和改革政策的研究工作。当时经
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诸如企业行为短期化、工资膨胀等）使
得企业家问题成为经济理论界的热门话题。经济学界几乎一致认为，改
革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与中国的企业缺乏企业家有关，造就企业家队伍对
保证改革成功和新体制的有效运行具有关键的作用。但在有关如何造就
企业家，特别是企业家的形成与所有制的关系上，经济学家之间很有分
歧。当时的主流观点是，企业家是重要的，但所有制是不重要的；造就
企业家队伍的关键是公平的竞争环境和充分的经营自主权，而不是所有
制。有些学者甚至引证市场经济中的所谓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
的“事实”特别是日本的例子说明，正是由于所有者不起作用了，企业
家才真正有了用武之地。有的学者提出用“国家股份制”解决政府部门
对企业的行政干预以保证经营者的自主权；有些学者建议用“资产经营
责任制”解决企业行为的短期化问题；还有些学者提出让职工变成真正
的企业“主人”来约束经营者的行为，所有这些建议都试图回避一个核
心的问题，即所有制问题。我当时的观点与这些主流的观点相反，我认
为，企业家是特定的财产关系的产物；没有真正的财产所有者，就不可
能有真正的企业家；因此，造就企业家队伍的关键是所有制改革（见张
维迎：“企业家与所有制”一文，载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经济体
制改革研究报告》1986 年第30 期；张维迎：“造就真正的企业家”一文，
载《人民日报》1986 年9 月19 日）。但是，我当时还缺乏一种理论对那
些在我看来是非常浮浅的观点予以有力反驳。我感到，要驳斥这些浮浅
的观点，必须解释市场经济中“资本雇佣劳动”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这
里的逻辑是，如果所有权是不重要的，为什么企业的所有权归资本所有
者而不是工人？1987 年10 月，我到牛津大学进修，开始接触近二三十年
来发展起来的现代企业理论文献。然而，尽管我从这些文献中得到很大
启发，现存的文献并没有提供给我一个现成的武器。比如说，科斯等人
研究了为什么存在企业，但没有回答企业中的权利如何分配的问题，特
别是，为什么是资本家而不是工人成为企业的老板；阿尔钦和德莫塞茨
认为团队生产要求有一个监督者（monitor），但没有真正解释谁应该是
监督者；70 年代中后期发展起来的委托…代理理论将股东作为委托人，经
理作为代理人，或者，经理作为代理人，工人作为委托人，研究委托人
如何设计最优激励机制诱使代理人努力工作。但是，在这一理论中，委
托…代理关系本身是给定的，而在我看来，更为基本的问题是，究竟谁应
该是委托人谁应该是代理人？为什么资本所有者成为企业的委托人？特
别是，既然企业的收益不直接依赖于资本所有者的行为（如理论假定
的），为什么经理人员的积极性问题不能通过把他们直接变成“委托人”
来解决？ 1990 年9 月我回到牛津大学，将博士论文选题定为“为什么资
本雇佣劳动”。从博士论文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甚至可以
说是太大了，做起来自然有很大的风险。但长期的思考使我感到。冒这
个险还是值得的。我认为，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解剖古典资本主义企
业中经营者…企业家…资本家三位一体的现象：为什么从事经营决策的人
索取剩余成为企业家？为什么资本家拥有成为企业家的优先权？只有解
释了这些问题，才能真正理解现代企业制度。得益于信息经济学的发展，
我的研究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到1991 年底，论文的基本思想和模型化
工作已经完成，论文的初稿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