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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反思的，感谢本次座谈会提供了这样一次再思考的机会。
从出生的时间来看，《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是老大。为什么在有了
《季刊》之后，还要创办《中国书评》？在倡导计划生育的今天，这个
老二的生存合法性在什么地方呢？这就涉及到《中国书评》的创刊宗旨
和具体功能了。记得一个说法，大致意思是，《书评》以学术为本，提
倡“确立学术自尊心”。从学术研究出发，鼓励讨论、批评、回应、再
批评，。。通过这种良性的循环往复，达致“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确立
学术评价体系、严格学术规范要求”的目的。因此，就学术宗旨而言，
书评》与《季刊》并无二致。它们都致力于一个共同的目标——提升学
术水准。在这一意义上，人们将二者视为协力的同胞姐妹刊物显然有足
够的道理，尽管严格地说，季刊是亚当，书评是夏娃。夏娃是上帝用亚
当的一根肋骨造成的，《书评》则是由《季刊》的“书评”栏目扩展而
分立的。
那么，《书评》和《季刊》并立的基础是什么呢？简言之，在于功
能方面的“差异”和“互补”。如果说《季刊》的主要功能在于开拓一
个新颖的学术空间，提供发表严肃（谨）的学术成果的场所，那么《书
评》的重点则在于建立规范的学术生产机制。就此而论，《书评》为《季
刊》分担了一种确立游戏规则，营造学术氛围的任务。由此，回过头来
重新考察邓正来君当初主倡发起的关于学术研究规范化的讨论，其涵义
便有了新的显露。尽管这场讨论在许多问题上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但
对于学术研究游戏规则之重要性，众人已经达成共识。这是一点非常了
不起的“星火”，我们今天不是已经可以感觉到它的燎原之势了么？
在《书评》的众多栏目中，我比较喜欢的是“主题书评”，尤其喜
爱它的运作机制。在确定书目以后，便邀请学界相关人士撰写评论文字，
再组织作者和评论者一起座谈。或一杯啤酒，或一杯茶水，在“烟熏火
燎”中，面对面地进行讨论和交流。最后，由作者对他人的评论作出回
应或反批评。
在学界阿谀之风盛行，溢美之词贬值的环境下，能够听到发自内心
的、没有商业和功利杂质的声音，这是一种多么惬意的气氛呀。此时，
就像摆脱了一切喧杂和污染，回到了清新的大自然，找到了自我的本真。
尽管这种对话和交谈有时不乏火药的冲味，甚至有点“苛刻”（应该承
认，良好的批评机制同样需要一个发育的过程），但重要的是，作者、
评论者、编者和读者都在此一过程中，共同致力于培养一种豁达宽容、
又严肃认真的交流品质与胸怀。
一期一期的“主题书评”就这样不断地推了出来，它们慢慢地聚合
成一种累积效应。借用前面提及的话，从学术关怀出发，讨论、批评、
回应、再批评。。，通过这种良性的循环往复，观点得以交锋，良莠得
以分辨，规范得以确立，思境得以升华。由此可以形成一种严肃的、有
益于促进学术发展的批评机制。经由此一机制，学者之间能够通过坦率
而理性的对话，发现学术研究的薄弱之处，找到进一步发展的生长点。
如果说正常和严肃的学术讨论和批评交流是中国社会科学健康发展的一
个必要条件的话，那么（在这一意义上），《书评》的分而独立，乃是
《季刊》的一大幸事。我相信，《书评》的这种“辅助”功能对于季刊
质量的提升将发挥长期而深远的影响。当然，同样需要提及的是，强调
这一点并不是否认《书评》自有它本身相对独立的其他功能，以及其他
栏目的优异性。
当初，编委会的目标是将《中国书评》办成国内第一流的书评，但
愿我们所做的一切正在逐步逼近此一目标。作为编辑队伍中的一名，我
为《书评》取得的成就感到欣喜和自豪。
贺《中国书评》选集出版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宋新宁
《中国书评》在休养生息一年之后再次复刊，令学界同人无不欢欣
鼓舞。《中国书评》自1994 年9 月创刊，其对中国学术界所作的贡献是
有目共睹的。“确立学术自尊心”、“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确立学术评
价体系、严格学术规范要求”作为《中国书评》所奉行的宗旨，在其最
初的十期中可谓始终如一，并主要体现在其“主题书评”和“社会科学
本土化和规范化”栏目中。
主题书评的方式在中国实属创新，《中国书评》（以及《中国社会
科学季刊》）自1995 年11 月第八期始，先后对《走向权利的时代》、
《社会中间层》、《企业的企业家》、《儒家思想与民主思想的逻辑结
合》、《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中国的国家利益》、《充分信
息与国有企业改革》等书进行了别具一格的评论。与传统的书评模式不
同，主题书评由一组对某个领域颇具研究水平的学者对某一著述进行评
论，著述作者对评论作出回应，并在此基础上由范围更大的学者群对双
方观点进行评议。正式发表的文章实际上已经是学者们交锋后的产物，
使读者不仅对所评著述本身，而且对学界对其的主要看法均有更为全面
的理解。
主题书评的创新所具有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其形式的变化，更重要
的是学者们对书评所持的更为严谨和负责的态度。对一部著述的评论，
其学术功能并非仅仅是对其进行品头论足，而是要通过对某部特定著述
的评论，引发人们对该学科领域及相关领域之理论和学术问题的广泛、
深入的思考。以《中国书评》围绕夏勇主编的《走向权利的时代》一书
所展开的评论为例，评论者所讨论的不仅在于人们对公民权利意识的认
知及其发展，而且着重探讨了中国法律社会学研究中的若干重要理论问
题，如法的社会理论、权利的互动解释模式、法律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等
等。再以《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对阎学通所著《中国的国家利益》一书
所进行的评论为例，该主题书评从作者对中国的国家利益的思考中，所
引申出来的是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系列基本范式和方法，如民族国家
的地位、国家利益的系统结构和分析层次、国际关系中权力与道德的关
系等等的思考。
“社会科学本土化和规范化”的讨论在《中国书评》中进行了近两
年的讨论，先后发表了25 篇文章，其在学术界的影响之大是中国社会科
学发展进程中所少有的。
《中国书评》选集的出版，不仅对我们这些《中国书评》的忠实读
者和作者，而且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同人，特别是那些正在读书的后继者，
无疑是一件盛事。
小世界里的“书评”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程农
《中国书评》的工作是在一个特定的时空里发生的事情，这个特定
时空里的学术界有它特定的结构，注意这个情况也许有助于调整《中国
书评》的工作。
我们当然很容易列举中国大陆学术界这样那样的问题，它们几乎都
很突出，从最起码的尊重知识产权，到最高级的能否在国际学术圈里有
不容忽视的声音，各不相让。问题实在太多，所以不能让问题来决定书
评该承担的功能，而是我们要去选择问题，选择书评的功能。至少，我
们可以将问题区分成两类，一类是“低级”的，即涉及尊重知识产权，
注释体例一类的问题，有学者使用的“学术纪律”形象地概括了解决这
类问题所需要做的事情的性质，也许粗制滥造、水准低劣的问题原则上
也可划到这一类别里。另一类则是如何提升学术到高水准的问题。重要
的是，这两类问题，虽然笼统地说都是所谓中国学术界的问题，但细究
起来，它们倒更像是两个区域里的问题。夸张和简化地讲，中国人文与
社会科学中存在着一道深深的断裂，九十年代学人自办的学刊群的出
现，可以说就是这种断裂的证明，《中国书评》本身的作者群也是这种
分野的显示。当聆听这些群体讨论上述“低级”问题时，人们总能听见
这种对立的弦外之音，总能感觉出这是“我们”在谈“他们”的问题，
而且，说这些“我们”总体上代表了大陆目前学术的一流水准，大概是
能列举出无数依据的。
既然这些“低级”的问题，主要不是“我们”的问题；既然《中国
书评》也已经在前面的工作里对揭示这些“低级”问题，尽了起码的义
务；既然这些问题的解决，更多的只能指望体制改革和人员更替，那么，
《中国书评》是否还是少做点学术警察，而将精力集中到在大陆现有局
限下的最高水准学术层次上，发掘这个级别上的问题，做这个层次学术
沟通与评价的空间。
这个在大陆现有局限下相对高层次的学术世界，本身当然有自己的
许多问题。例如，它是一个小世界，尽管其中也有许多围绕专业分野的
小圈子，但这些圈子彼此高度交叉。这种多样化程度不高的小世界，是
否有其特定的封闭性，在中国社会科学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它很容易生
产出一个接一个的学术小气候，并以这些小气候支配着国内学术的轨
迹。当然，回顾大陆近二十年的学术，倒正是通过这一个个小气候实现
了自身的发展，小气候的累积，使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学术资源，并逐
步趋于学术路数的多样化。但是，时至今日，也许我们应该能更反思地
面对这种小气候逻辑，更自觉地寻求不同的资源，更自觉地制造多样化。
《中国书评》的作者群与这个小世界是相当重合的，因而也许特别有必
要反省这类小气候，而避免完全淹没在它的逻辑里。
此地的小气候，往往都是从外面的世界选择性的舶来品，即使是对
知识地方性和本土化的强调，也逃不过当了西方若干理论软着陆，塑造
新的小气候的运载工具。这本身当然也不是过错，如前所说，中国学术
就是通过一个个气候的累积成长起来的。但这个情况可以揭示我们，《中
国书评》在致力于成为小世界内部对话的空间时，是否也能在努力寻找
不同的声音上多花力气。现在新设“当代西方论著简介”栏目，我就倾
向于从这一点来理解它的功能，重要的不是它是冲着“西方”，而是它
是在小世界之外寻找有分量的声音。它之所以不要求有评论，就是为“虚
心”听听与我们现有知识网络反差较大的声音。这种聆听总会受到我们
现有知识状况的影响，我们也难以避免倾向于只听顺耳的声音，但有比
没有强。我们不可能摆脱历史的制约，但我们可以通过反思地制造反差，
使小世界快一点变大。当然，我这里只是借着这个栏目来说事，它毕竟
只是一个很有限制的方式，除了保持这些方式外，我们还应寻找别的更
有力的方式。
不要将学术讨论意识形态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盛洪
知识积累、学术发展和文化演进，是一个社会自发地演进的一个重
要部分。它依赖于“自由”，即学术的自由探索和理论的自由竞争。而
自由与规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只有存在着公正的秩序，才能保证学术
自由不是若干个人的，而是全社会的。
既然要自由地探索，就会有学术上的分歧以至冲突，解决的方法，
就是学术讨论、争论以至竞争。具体的形式，就是批评与反批评，理论
的挑战与应战。批评的意义，不仅是一种理论向另一种理论的挑战，对
于被批评者来说，批评可以使得他思考得更为周密，理论表述更为无懈
可击，更可以激发他对自己理论的拓展。因此批评与反批评做为一种制
度，对于学术发展的促进作用，要高于任何个人。
但若要批评与反批评的制度发挥作用，就必须有恰当的规则，否则
批评与反批评就不会达成上述的积极后果。一个不太好的倾向，就是将
学术意识形态化。所谓意识形态，就是对一种主张的简化的表述，它可
以帮助大众理解相对复杂的理论和政治主张。但意识形态的形式不易引
入学术讨论中。因为学术讨论需要的是细密的分析，而简化的表述会忽
略许多概念的细微区别，掩盖问题的复杂性，损害学术研究的质量。更
为严重的是，意识形态的因素往往年政治因素联系在一起。将意识形态
的因素引入，就相当于将政治因素引入。我们知道，一旦如此，就很难
有公正的学术批评与反批评了。
因此我们一直主张，要小心谨慎地将学术与意识形态分开，推而广
之，要避免将学术之外的因素引入到学术领域。在学术批评中，我们主
张第一不要怀疑对方的动机，第二不要怀疑对方的智力。一个理论，只
接受两种形式的批判，一是逻辑批判，一是经验批判。在此之外的所谓
批评，只能被认为是对学术讨论的干扰。当然，这样的主张和原则，目
前并没有被普遍接受；并且没有一个高高在上的法官强制大家这样做。
因此自律是重要的，如果我们还自称是知识分子的话。
社会科学与学者志业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王焱
1917 年11 月，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应一个学生团体的邀请，在
慕尼黑发表了《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的著名演讲。八十年过去了，今天
的社会科学，已经远非韦伯时代的规模面目可比，然而韦伯的这篇演讲，
却依然以其深邃的思想力量而跻身二十世纪的经典著作之林。
韦伯不仅仅是当时德国渊深博大的学术大师，同时又以非凡的政治
远见与洞察力蜚声于政坛，以致后人曾经慨叹，韦伯最终未能投身于政
界，乃是德国人最大的不幸。他一生出入于学术与政治两界，一日之内，
乍冷乍寒，却能严格把握住两者之间的分际所在。当时的德国在欧洲列
强中还处于后进地位，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艰难竭蹶，民众情绪躁动不安，
德意志民族的头顶上正乌云密布。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韦伯却没有论
及听众最关心的政治问题，反而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态度，探讨了作为理
性化时代的知识类型，社会科学能否成为满足人们终极关切的志业问
题。这就涉及到杜会科学的政治与伦理意涵。
在韦伯看来，社会科学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系统，同时也可以视为一
种社会建制。
社会科学是伴随着近代社会一起诞生的。它为自身取得自主性的制
度背景，则是大学渐次摆脱中世纪教会的监控，成为独立的知识堡垒。
而在德国，直至1870 年，作为普鲁士科学院院长和柏林大学校长双重身
份的科学家杜布瓦—雷蒙（Dubois－Reymond）还在演讲中说：“柏林大
学，依着我们的建校目的说，就是索朋霍伦王朝的王家思想卫队。”迄
于韦伯时代，德国的大学依然处于依附政治的附庸地位。韦伯为此在报
刊上发表了不少讨论德国大学问题的文章。他在这些文章里指出，俾斯
麦“使德国强大，但使德国人矮化”的强权政治下，不仅德国人失去了
公民的自重，以及对自己行为的责任感，即使大学的成员在政治权力面
前，也无法维持知识独立，他们失去了担当学术角色的尊严感与责任感。
为此，韦伯在他的演讲中力图为社会科学确立两项学术规范：一、社会
科学家为世界祛除巫魅的权利不受约制。二、学者没有牺牲理智的权利。
前者要求学术在建制方面的独立，后者则是对学者人格的内在规范。
社会科学由于它所具有的理性化品格，天然就预设了一个开放的、
理性的社会，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社会科学才能够得到长足的发
展。反之，我们也能以社会科学的发展程度，作为衡量一个社会开放与
理性化程度的标尺。
将近二十年前，走向开放之路的中国开始了对现代社会科学的重建
与引进。那个时候，这一新生的社会科学在建制方面，依然不过是金字
塔型政治体制的一种延伸，而在知识方面，则不得不依附于主流的意识
形态。晚近的经济改革，对于学术而言，虽然具有化解僵化意识形态的
作用，却又产生了一种商业性的拉力。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在社会
世界中依然缺乏驻足之地。处于这一背景下，《中国书评》作为《中国
杜会科学》的姊妹刊起自民间，以刊发社会科学学术书评为主，标举“提
升中国社会科学，确立学术评价体系，严格学术规范要求”的宗旨，引
起了学术界的瞩目。这一现象本身就是耐人寻味的。借用清代学者章学
诚的话来说：“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俊之
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也。”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书评》选集，邓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