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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六大以来》，接着又在这年8 月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
决定》而组建了中央调查研究局，自兼主任和下设的政治研究室主任，
集中人力为整风准备材料。＇13＇就在9 月10 日至10 月22 日中共中央历
史上持续时间最长、以完成对王明一伙最后清算为目的的政治局扩大会
议期间，毛泽东又决定组建中共中央办公厅，将文件处理、政策研究和
后勤保卫列为其三大职责，在高度统一的秘书工作体制下健全了各项主
要的工作制度。特别是其中与政策研究有关的工作制度，如编辑印发三
大绝密级情报资料《中央电讯》、《中央通讯》和《临时通讯》的情报
汇总制度和负责专题跟踪、试点摸底的调查研究制度等等，（页192－194
和245－247）实际上已经使中央办公厅从过去那种提供单纯的文字服务
的角色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实际决策中心。在这样一种制度发展的影响
下，当时对各战略大区实行一元化领导的大区中央局新设的办公厅也同
样在本地区内承担类似的职责。（页350—353）
自此，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内部机构设置和主要工作制度也就稳定下
来了，因而在1947 年3 月由于国民党对延安的军事进攻，中共中央不得
不再次迁移其总部的时候，便未再实行长征时由军队代管党政的办法，
而是将中央办公厅一分为三，跟随不同的中央领导人开展游击活动并且
一俟条件许可便马上恢复建制。（页318—328）在1949 年全国政权易手
之际，中共中央办公厅也相应地成为新政权的核心机构。
三、首长的个人秘书和作为秘书的个人
无论是秘书机构的发展还是秘书工作制度的形成与健全，都不可能
离开人的因素，特别是担任秘书职务的人。对此，《简史》首先谈到的
就是首长个人秘书的问题。《简史》举出早在江西根据地时期，与毛泽
东有夫妻关系的贺子珍从1928 年起就担任了毛的个人秘书，主要负责搜
集情报资料，管理机要文件，并协助起草文件。后来，“在苏维埃各级
政府机关设置秘书的同时，许多高级首长也配备了秘书。作为秘书，他
们总是负责文件起草、文件处理、文件管理、参加会议作记录和协助机
关领导做些其他的工作”。（页150—153）确切地说，这时的首长个人
秘书还只是从事一些简单的文字和文件管理工作，发挥着机要秘书的职
能，他们与机构中的秘书有着分工与职责上的不同；同时，在当时的条
件下，首长个人秘书与首长之间保有夫妻关系的情况也并非绝无仅有。
＇14＇
到了延安时期，情况有了一定的变化。随着党政军事务的复杂化、
政治斗争和理论争论的激烈，首长特别是高级首长开始配备个人政治秘
书。例如，陈伯达就是从1939 年开始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尽管起初名义
上是就任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副秘书长，但实际工作主要是协助毛进行
理论研究工作。＇15＇1941 年又增调胡乔木任其个人政治秘书并兼政治局秘
书，＇16＇而其他一些高级干部也大体在此时配备了相应的高级秘书。他们
成为当时中共中央决策过程中的实际参加者，例如为开展“延安整风”
而组建总学习委员会并交由康生负实际责任时，他首先就要求政治局各
委员的秘书帮助工作，由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朱德的秘书黄华、王明
的秘书廖鲁言、任弼时的秘书师哲、陈云的秘书王鹤寿、王稼祥的秘书
陶铸和他自己的秘书匡亚明提出学习纲要和整风步骤等等。＇17＇有意思的
是，在为发动“文化大革命”而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时，其原定
名称意为“中央常委的秘书班子”、由康生和陶铸任顾问，只是在陈伯
达的提议下才改称“小组”，而且主要成员如江青、张春桥、王力、戚
本禹等人当时也是秘书身份，＇18＇行从而似乎表现了与延安整风时期相近
的运动组织的特点。
但与此同时，江西时期的某些作法也得了保留。例如，延安时与毛
泽东结婚的江青也成了他的秘书之一。直到1956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开
会又一次正式任命并在文件中公布江青仍列为毛的五大秘书之一。＇19＇
由于这种情况并非鲜见，于是中共中央从60 年代初开始非正式地允许中
央和省市主要领导人的妻子充任个人秘书。＇20＇这一事态的出现又和前述
首长高级秘书的配备、后来秘书之秘书的出现以及首长个人秘书班子的
膨胀交织在一起，以致于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又形成了一种由首
长之妻出任庞大的首长个人办公室主任之职的现象。＇21＇这显然为当时的
党内斗争增添了更为复杂的个人因素和强烈的个人色彩。毛本人后来也
对这种由“自己的老婆当办公室主任”的现象提出了指责。＇22＇
从《简史》中我们可以发现另一个关于个人的问题就是中央办公厅
主任的人选问题。由于办公厅的特殊地位，进而使其领导人选的确定成
为中共中央最重要的人事决策之一。但从选择规则上看，不同时期也发
生了一定的变化。第一任中办主任是由当时任中央副秘书长的李富春兼
任的，而后则由中央秘书长任弼时兼任，但从1948 年4 月调任中央军委
秘书长杨尚昆出任中办主任之后，此职即成为专任。（页318—319）任
职者的党内地位和资格均比以前有所降低，但其为中央最高领导服务的
色彩更加明显和突出，与后者的patron…client 的关系更加明确。这样
一来，中办主任一职成为向上迁升的最佳位置，但同时也是最为敏感的
职位所在。＇23＇
此外，《简史》还提醒我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几乎所有重要的中
央最高领导人都担任过秘书或秘书机构负责人——秘书长的职务。“除
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直接担任秘书工作以外，李维汉、邓小平、
邓颖超、蔡和森、恽代英、王若飞、杨尚昆、王首道、李富春、谢觉哉
等都曾经在党政军群各机关中担任过秘书长，直接领导和组织秘书工
作。”（页391）对此，我们还可以补充说，按照正式公布的传记材料来
看，“十四大”选出的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也大体如此。＇24＇这种状况当
然会对中共秘书工作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四、结语
在中共夺取全国胜利之后，其秘书工作的机构建制、制度规定乃至
相当部分秘书工作人员顺理成章地成为新政权的机构、制度和人员。而
随着统治地域的扩大和管理职能的复杂化，秘书队伍亦急剧膨胀，以往
的秘书工作制度进一步得到强化。这样一来，我们从历史上（通过《简
史》一书）看到的秘书角色的重要性日益突显，秘书对于政治过程的责
任特征、政治决策的样式和风格、政治行动的节奏和内容都具有不容忽
视的影响。更具体地说，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人治”的长期传统和历
史且至今政治沟通尚不发达的国家，尤其突出了秘书机构、秘书个人、
特别是首长个人秘书的重要性。如果说，领导人的个人素质对于政策制
定和政策执行有着重大的影响，那么庞大的秘书群体的存在更加大了“人
的因素”对于中国政治生活质量的作用。就其优长而言，秘书使得作为
其服务对象的首长可以同时负担多项不同的工作职责，可以加快工作速
度和提高工作效率；还使得整个政治运作保持着高度的连贯性和稳定
性。但就其缺陷而言，秘书机构和秘书往往也是领导权责不明、官僚习
气滋生乃至腐败受贿发生的重要所在。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近来报刊上关于秘书问题的讨论日见增多。更
有甚者，有些省市领导取消专职个人秘书的报道也见诸报端。＇25＇秘书及
其相关问题也成为海内外学术研究的题目之一。＇26＇从这个意义上说，《简
史》确实是一本值得认真去读的书。因为，历史的发展往往是理解今日
之现状的重大线索。当然，它只是一本讲述实际历史的著作，我们上面
的概括尽管区分了机构、制度和人物，但仍主要是现象性的描述。而意
图对秘书问题、进而对中国政治运作做出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显然还
需要付出更多的学术努力。但那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只能留待其他
有心人去做了。我们在这里只是提示：《简史》是进行这类努力时必读
书目之一。
注释
＇1＇据《中国现代秘书工作技术》页178 所载中国各级各类秘书多达100 多万。原山西省政
协常委秘书长杨宗坦率地指出：“秘书工作热在哪儿？热就热在秘书工作是三百六十行中令人羡
慕、乐于为之、求之难得的工作，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一个十分光荣的岗位，一种十分有前
途有出息的职业。”（张太珍：《秘书工作者谈秘书工作》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
页67）
＇2＇郑兴汉：《党政机关秘书工作概述》，页62。
＇3＇据白虎生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职官志》（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3 年版）所载，
中共中央秘书长自此时设立直到1956 年改称“总书记”，出任此职者有17 人（次）；但在毛泽
东任党主席时期，总书记实际上还是秘书长。（据刘振德：《我为少奇当秘书》页34，毛泽东
在任命当时为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为总书记时曾说：“还是你那个秘书长的差事”。）自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邓小平被撤销总书记后，此职位一直悬置空缺。1978 年12 月中共中央
政治局会议决定恢复秘书长职位，但1980 年2 月又因恢复总书记体制而再度取消此名位。1982
年9 月中共撤销“党主席”职位后，总书记遂在形式上演变为党内最高职务。
＇4＇黄克诚：《黄克诚自述》北京：出版社1994 年版，页76。
＇5＇最显明的例证就是直到现在为止，最权威的秘书专业刊物《秘书工作》仍是由中共中央
办公厅主办和发行的。（见习仲勋：“为做好秘书工作说几句话”载《秘书工作》1985 年第1
期）同时，从建国到1990 年，共召开过四次全国秘书长（办公厅主任）会议，除1951 年的第一
次由当时的政务院召集外，后来的三次即1981 年1 月、1985 年1 月和1990 年1 月秘书长会议
均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出面。第四次会议时在京中央政治局常委专门到会接见与会代表并讲话，被
誉为“历史上的第一次”。此外，1987 年和1988 年还利用中央全会的机会召开过两次秘书长和
办公厅主任的“碰头会”。（见孙维本主编：《中国共产党党务工作大辞典》北京：中国展望出
版社1989 年版，页480 和张长珍：《秘书工作者谈秘书工作》，页1）
＇6＇例如，据中国国家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编：《中国政府机构（1990 年）》（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1990 年版）所载72 个国家部委局机构、直属机构和办事机构，均设有办公厅一
级秘书机构。其典型构成是：秘书处、值班室、办公室、档案处、信访处、保卫处、行政处、人
事处、基建处或房管处，因此其业务范围除一般的秘书事务之外，还包括调配汽车、分配住房、
安排内部人事和管理内部财务。各省、地、县、区级政府机构或党委机关内的秘书机构也有此类
功能。
＇7＇见王首道：《王首道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年版，页197。
＇8＇因其大部分成员曾滞留苏联，并在共产国际的派遣下回国工作而得名。长征之初中共与
“国际”即失掉了联系，故遵义会议时领导人选的变动未能按照“国际”规定的那样事先请示、
事后批准。1935 年底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恢复，但直到1938年王稼祥回国之际，“国际”才
承认了毛在中国党内的地位。而在此前，电讯的统一控制就显得十分重要。参见胡乔木：《胡乔
木回忆毛泽东》，页49。
＇9＇参见高华：《在“道”与“术”之间：毛泽东为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所做的准备》，载《中
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3 年第4 期。
＇10＇＇16＇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45；页64－71。
＇11＇王明在武汉的活动可参见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
年版；周国全、郭德宏：《王明其人》，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年版。
＇12＇见赵生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刘华峰、
王西亭：《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大事记》，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
＇13＇＇15＇＇17＇＇19＇见叶永烈：《毛泽东的秘书们》，页238；页159—161；页9－11；页
320。
＇14＇例如，当时与毛泽东同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任职的古柏，其秘书就是他的妻子曾碧漪。
他们和毛、贺“组成了一个人员少、效率高的首脑机关”。见郭晨、裘之倬：《贺子珍》，北京：
农村读物出版社1984 年版，页49－52。另见王行娟：《贺子珍的路》，北京：作家出版社1985
年版，页104，其中指出从1928 年到1933年贺是毛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
＇18＇参见当时为“小组”成员之一的穆欣所写的《主持＜光明日报＞十年》，北京，光明
日报出版社1994 年版，页156。
＇20＇见水静：《特殊的交往：省委第一书记夫人的回忆》页4。此书还提到王光美任其丈
夫刘少奇的秘书；余叔担任其丈夫、时任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的个人秘书并兼省委办公厅副主
任。（页234）
＇21＇据《中共中央委员人名词典》所载，当时比较著名的有“林彪同志办公室”主任叶群、
“康生同志办公室”主任曹轶欧等；另据官伟勋前引书（页24），空军司令吴法宪的妻子陈绥
圻也是他的办公室主任。
＇22＇毛泽东在1971年8月14日—9月 12日巡视外地时说过：“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
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转引自王年一：《大
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页376。
＇23＇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官志》所载，自杨尚昆之后到现在，先后出任中办主任的共8
人。在担任此职后，5 人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其中3 人还是政治局常委（内含1 个党的副主席）；
同时，所有任此职者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但另据编辑组编：《历史的审判（续集）》（北京：
群众出版社1986 年版，页24）所载，“文革”初起，戚本禹曾短期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
此人未计入上述统计。
＇24＇据1992 年10 月20 日《人民日报》公布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中央军事
委员会领导机构成员简历所载，总共23 人中，有15 人直接担任过秘书工作或秘书机构和部门的
领导工作；他们都属于经由或直接从秘书工作岗位进入更高和更关键的领导职位的领导干部。仔
细推算起来，15 人中有9 人曾在秘书工作岗位上先后任职长达10年以上；其中最典型者如姜春
云，曾经历过从区、乡、县、市、省各级共14 个秘书、办公室主任和秘书长职位。
＇25＇见1995 年10 月27 日《南方周末》，第一版。
＇26＇见Wei Li＆Lucian W。Pye：The Ubiquitous Role of the MISHU in Chinese Pol…itics，
The China Quarterly，1992 pp。 913…936。
另一套话语的表演方式
——论《灵之舞》的理论贡献
陈家琪
1987 年，当我们几个人谋划着想推出一套“边缘丛书”时，邓晓芒
报的是《表演人生》。这套丛书江西人民出版社只出了四本，张志扬的
《渎神的节日》后来作为“三联精选”中的一本于1992 年11 月由三联
书店（香港）推出，而晓芒的这本书，直到1995 年5 月，才改名为《灵
之舞》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从1987 到1995，又是一个8 年。
从书中的“前言”和“后记”来看，在这8 年时间里，作者一直没
有间断对“表演人生”的思考；而且，在这8 年中，无论是写作《思辨
的张力》，还是翻译康德的《实用人类学》、《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
础》，其实都在为“用一种哲学的方式”来“发掘我们的灵魂”、“展
示我们的生存状态”（《灵之舞》前言，下引此书，只注页码）提供着
准备。最后的成果，就是以这样一种话语的表演方式，来讨论诸如真诚、
虚伪、自欺、羞愧、人格、孤独、责任、罪过、尊严、自由等问题。
我特地强调了“这样一种话语的表演方式”，因为中国人似乎并不
习惯也不欣赏这种讨论方式；不是说这些问题不存在或不重要，恰恰相
反，中国哲学是专讲这些问题（仁义礼智信等）的，而且至少从“五四”
运动以来，在中国人心中生根并渐渐取代了“仁义礼智信”的，也就正
是这样一些引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