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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华慈在严复研究中提出的这些论断对西方有关近代中国的研究、
特别是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史华慈关于中国近代思想
代表了与传统思想决裂的分析成为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的理
论。更为重要的是，他关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近代中国思想中主导地位
的论述、关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理论探索只不过是寻求实现国家富强
的捷径的论述、以及关于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曲解了西方自由主义的论
述，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有重大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史华兹的著作在迻译为中文后，对中国学术界亦产
生了较大的影响。书中的观点常常被作为权威而引证。若干关于严复的
新著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史华兹观点的重述。［9］。。
鉴于史华兹的著作在西方以及中国学术界都有重大的影响，本文拟
对该书中一些最基本的观点提出某些质疑，以便抛砖引玉，推动关于严
复思想乃至中国近代思想的研究。
一
毋庸置疑，近代中国思想的一个重要主题是自强救亡。西方列强的
入侵对当时中国的统治精英造成巨大震撼。李鸿章惊呼中国面临“亘古
未有之大变局”，表达了对一种未知命运的恐惧。严复用达尔文式的语
言将世界描绘为一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战场，则更进一步印证
了这种恐惧。应该指出，严复所描绘的弱肉强食的世界不仅仅是基于某
种理论的推演，而且是基于有据可证的现实。严复多次提到西方列强“经
略全球，红人、黑人、棕色人与之相遇，始则与之角逐，继则为之奴隶，
终则归于灭亡。”而“黄种之后于黑种、红种、棕种者，岂智力之足以
抗白人哉，徒以地大人多，灭之不易，故得须臾无死耳。”［10］。。
严复决不愿意见到一种亡国灭种的局面。严复介绍达尔文主义的主
要用意即是用亡国灭种的现实危险警示国人，唤起国人的民族意识，从
而变法图存，实现富强，拯救国家。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史华兹将严复思想的核心概括为“寻求富强”，
自有其合理的一面。但问题是，严复思想的全部关注只是救亡吗？或者，
将视野放得更大一些，整个中国近现代思想的全部关注仅仅是救亡吗？
王中江在《严复与福泽谕吉》中曾指出这样一个有趣的事实：民族
主义在近代中国远不及在日本强烈。民族主义“给日本带来了伟大的发
动力”，而中国则因民族主义微弱“吃了大亏”。［11］。。 姑且不论王中江
关于民族主义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的评价是否恰当，但他有关中日民
族主义程度的观察对我们所讨论的主题是颇有意义的。近几年来，西方
一些学者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了中日文化的差异。他们指出，传统中国文
化曾发生过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所称谓的“轴心时代的突破”。
其标志就是出现了与现实世界秩序相对立的“超验价值”。这种超验价
值体现为一系列乌托邦式的宇宙理想以及和宇宙理想相联系的伦理原
则。完美的宇宙理想与特定现实秩序的不完美性的对立构成中国社会与
文化进步的动力渊源。与中国相比，超验价值与现实世界的对立在日本
相当微弱。［12］。。
在这个意义上，日本近代思想展示出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是不难理
解的。毕竟，日本思想从未出现过对超验价值的强烈关怀，而在近代的
竞争性世界中，仅仅关注民族利益便是十分自然的。然而，如果将中国
近代思想同样归结为单纯的民族主义冲动，首先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
题：传统中国文化中包含的超验价值是否在近代转型中完全被抛弃？
史华兹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在《严复与西方》中，他再三
描述严复对“保种”的关切，对“保教”的漠然，反复强调严复引进社
会达尔文主义代表了从普遍主义的“文化主义”向特殊主义的民族主义
的转化。［13］。。
在笔者看来，史华兹这种观点有过分简单化之嫌。如果我们将严复
的思想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就会发现一条贯穿始终的普遍主义的或曰
道德主义的线索，［14］。。 而这条线索正是与传统文化中对超验价值的追求
一脉相承的。更为有趣的是，恰恰是达尔文主义中包含的普遍主义因素，
使严复为传统的普遍主义批上了现代的外衣，从而将传统思想中的乌托
邦变成“科学的”、以进化论为基础的社会理想。这样一种结论当然需
要论证。由于这一结论涉及关于中国近现代思想转型的核心问题，涉及
史华兹整个论证体系的中心问题，我们将多费些笔墨，依次考察严复早
期、中期、晚期的言论，作为这一结论的佐证。笔者以早期、中期、晚
期划分严复的著作并不意味着严复在不同阶段的思想有明显不同，而仅
仅意味着，就我们目前讨论的主题而言，严复这三个阶段的论述展示出
一些明显不同的特色与倾向。
1。早期著述：
严复早期的著译主要指严复在1895—1898 期间的著译，其中最重要
的是严复1895 年在《直报》上发表的四篇文章与稍后发表的《天演论》。
这些著译是严复一生所有著译中表达民族主义最为强烈的，故被史华兹
视为严复全部思想的“原则宣言”。
但是，就是在这些著译中，在救亡图存的呐喊背后，仍然深藏着强
烈的普遍主义倾向。这可以从严复有关达尔文主义的论述中看出。
严复在“原强”一文中是这样描述达尔文《物种起源》的：
其书之二篇为尤著，。其一篇曰物竞，又其一曰天择。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
者，存其宜种也。意谓民物于世，樊然并生，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然与接为搆，民民物
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群与群争，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及其
有以自存而遗种也，则必强忍魁桀，趫捷巧慧，而与其一时之天时地利人事最其相宜者也。
此其为争也，不必爪牙用而杀伐行也。习于安者，使之为劳，狃于山者，使之居泽，以是
以与其习于劳、狃于泽者争，将不数传而其种尽矣。物竞之事，如是而已。［15］
严复这一段话是研究严复思想的学者们耳熟能详的，但其中的涵义
却并非象人们一般所想象的那样显而易见。其中几个关键词汇，如“物
竞”、“天择”、“相宜者”（严复更常用的是“适者”）需要进一步
廓清。
严复的“竞”或“争”的观念包含至少两方面的涵义。其一，正象
通常所理解的那样，“争”意味着物与物、种与种之间的竞争与斗争。
严复在《天演论》中栩栩如生地描述了这种竞争：“是离离者亦各尽天
能，以自存种族而已。数亩之内，战事炽然。强者后亡，弱者先绝。年
年岁岁，偏有留遗。”［16］
但是，严复的“争”还有另一层含义，它较少意味着物与物、种与
种之间的彼此相争，而更多地意味着物或种争取成为“天之所厚”者，
成为天之所择。在我们刚刚引述的那段文字中，严复明确地表达了这种
意思：“此其为争也，不必爪牙用而杀伐行也。习于安者，使之为劳，
狃于山者，使之居泽，以是以与其习于劳、狃于泽者争，将不数传而其
种尽矣。”
在后一种意义上的“争”与“天择”密不可分。物可以“竞”，可
以“争”，但孰存孰亡，物自身不能决定，而是由“天择”决定。关于
“天择”，严复写道：
若是物特为天之所厚而择焉以存也者，夫是之谓天择。天择者，择于自然，虽择而
莫之择，犹物竞之无所争，而实天下之至争也。斯宾塞尔曰：“天择者，存其最宜者也。”
夫物既争存矣，而天又从其争之后而择之，一争一择，而变化之事出矣。［17］
严复把生物界由低级向高级进化的过程描述为“物竞”与“天择”
循环往复的过程。在每次“天择”的过程中，“天”毫不怜悯地淘汰那
些不适者，保存适者，然后又在幸存的适者中选择淘汰，以此循环往复，
推动物与种由低级向高级的进化。
但是，应该注意到，严复的“天择”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既有相同
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二者的区别在于严复的“天”与达尔文的“自
然”有所差异。严复曾对“天”的涵义作过这样的解释：
中国所谓天字，乃名学所谓歧义之名，最病思理，而起争端。以神理言之上帝，以
形下言之苍昊，至于无所为作而有因果之形气，虽有因果而不可得言之适偶，西文各有异
字，而中国常语，皆谓之天。如此书天意天字，则第一义也，天演天字，则第三义也，皆
绝不相谋，必不可混者也。［18］
不幸的是，严复尽管区分了“天”的不同涵义，但在自己的文字中，
却并没有严格遵循各种含义“不可混”的原则。以“天择”中的“天”
为例，它显然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它相当于达尔文学说中的自
然，指谓一种普遍的、无意志的、有规律的存在；另一方面，它又指谓
某种至高无上的、有意志的、人格化的存在。后一种含义显然与传统儒
家思想中“天”的含义颇为近似。［19］ 严复把天择描述为“物特为天之
所厚而择焉以存也者”，这里“天之所厚”即是一种有意志的天的行为。
那么，就严复当时关心的问题而言，一个国家、一个种族如何才能
成为适者呢？史华兹对此的解释是，适者就是强者，就是富强。尽管史
华兹强调严复心目中的富强已不是洋务派所理解的富强，而包含着一种
更深层的精神要素。然而，在史华兹那里，这些要素归根到底只是“富
强的奥秘”，而不是某种具有独立意义的东西。这种理解实在是有失偏
颇。事实上，严复所谓的适者不仅意味着拥有富强，而且还意味着得到
“天之所厚”。而一个国家如果企望得到“天之所厚”，就必须遵循某
种天理、天道。严复在1895 年的“原强续篇”中有一段评论当时日本的
文字。他提到日本改制十年，兵力大强。“乃欲用强暴，力征经营以劫
夺天下。”严复对此评论道：
夫使物类之繁衍，国土之富强，可倒行逆施而得速化之术，且不至于自灭者，则达
尔文、锡彭塞二子举无所用著书矣。华人好言倭学西法徒见皮毛，岂苛论哉！彼二子之所
谆谆，倭之智固不足以与之耳。《黄石公记》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
安，贪人有者残。残贼之政虽成必害。”今倭不悟其国因前事事太骤以致贫，乃日用其兵，
求以其邻为富，是盗贼之行也，何西法之不幸，而有如是之徒也。故吾谓教顽民以西法之
形下者，无异假轻侠恶少以利矛强弓，其入市劫财物、杀长者固矣。
然亦归于自杀之驱而已矣。［20］
严复在这里的意思十分清楚，仅有富强，若无德行，若行不义，不
是自强之道，而是自灭之道。以强权而行“盗贼之术”，只是“西法之
形下者”，并不符合他所赞颂的达尔文、斯宾塞的学说。
严复在1897 年评论德国强占胶州湾时，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严复称
德国的强权行经以及英国报刊为德国的辩护为“野蛮之民”的作为，而
不是“开化之民”的作为。
夫所谓开化之民，开化之国，必其有权而不以侮人，有力而不以夺人。一事之至，
准乎人情，揆乎天理，审量而后出。凡横逆之事，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毋以施于人。
此道也，何道也？人与人以此相待，谓之公理；国与国以此相交，谓之公法；其议论人国
之事，持此以判曲直、别是非，谓之公论。凡地球进化之国之民，其自待待人，大率由此
道也。［21］。。
从严复这些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严复在讨论达尔文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的观念时，将传统儒家学说中的道德主义塞进达尔文的理论
中。专门从事中国近现代达尔文主义研究的James Pusey 对这一点心领
神会。他注意到，儒学中“天”的观念与达尔文主义中“天”的观念的
根本区别在于，达尔文的“天”保佑强者，而儒家的“天”则保佑有德
行者。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核心是“强权即公理”，而儒家政治伦理的核
心则是“仁者无敌。”在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严复站在儒家的立场
上，而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立场上。［22］。。
2。中期著述
如果说在严复早期的著译中，道德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色彩还不够明
显、系统的话，那么，在严复中期的著译中，便更为明朗、更为系统了。
这里所谓的严复中期的著译是指严复自戊戌变法失败到一次世界大战爆
发期间的文字。严复一生的主要著译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严复中期言论的普遍主义与道德主义倾向集中体现在，第一，他系
统地阐释了社会进化的观点，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纳入社会进
化论的理论框架之中；第二，他明确批评以排外主义为形式的民族主义
情绪。
严复思想之所以在这一时期表现出强烈的普遍主义倾向，与本世纪
初年“排外主义”的蔓延有直接关系。本世纪初，由于国人对列强军事、
经济、文化侵略的不满，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各种以排外为宗旨的运动
绵延不断。义和团运动、收回路矿权运动以及抵制美货运动均体现了强
烈的排外主义倾向。［23］。。
严复对所有排外主义运动一概持批评态度。在他看来，这些运动仅
仅是一种情感的发泄，于中国的进步无补。为了批评排外主义运动，严
复区分了“野蛮排外”与“文明排外”。在1902 年的“与外交报主人书”
中，严复解释了“文明排外”的含义：
夫自道咸以降，所使国威陵迟，驯致今日之世局者，何一非自侮自伐之所为乎，是
故当此之时，徒倡排外之言，求免物竞之烈，无益也。与其言排外，诚莫若相勖于文明。
果文明乎，虽不言排外，必有以自全于物竞之际；若意主排外，求文明之术，傅以行之，
将排外不能，而终为文明之大梗。［24］
鉴于此，严复呼吁：“期于文明可，期于排外不可。期于文明，则
不排外而自排；期于排外，将外不可排，而反塞文明之路。”［25］。。 严复
将“排外”这一民族主义目标与变为“文明”之国的目标联系在一起。
在他看来，中国救亡的实质是求“文明”，若实现文明，自强的目标便
会自然实现。
严复这种文明排外的观点在稍后翻译的《社会通诠》中有了更进一
步的表述。严译《社会通诠》的直接目的是批评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反帝
排满的主张，但更深层的目的则是展示人类进化的法则。而且，在严复
看来，这两方面的目标是统一的。
马克思的观点吸引严复之处，首先在于他关于人类社会进化规律的
描述。甑克思用通俗的语言，阐述了十九世纪后半期西方社会进化论的
一个基本观点：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有规律的进程。所有社会的发展都
遵循着进化的法则，都必须经由野蛮社会、宗法社会，最后达致军国社
会。
对于严复而言，马克思的观点回答了中国知识界长期关心的一个问
题，即中国所面临的“大变局”的性质是什么？中国发展的方向是什么？
在严复看来，马克思的进化论包含两方面的涵义。从纵向的角度看，社
会进化的法则意味着一个社会的发展进程是分阶段的，是一个由低级向
高级发展的过程。从横向的角度看，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期，世界上不
同的国家可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处于较高阶段的国家在文化、道德、
社会、政治、经济诸方面必然处于优势地位，在国与国的竞争中也必然
处于优势地位。处于较低阶段的国家如果企望自强、自立，其唯一途径
是实现自我改造，改革自身的文化与制度，使自己向更高的进化阶段转
化。这一过程既是一国文明化的过程，同时也是自强的过程。如果放弃
自身向高级阶段转化的努力，企图以排外的手段避免世界竞争，达致自
强自保的目的，其结果只能是缘木求鱼，使自己离文明的目标愈来愈远，
在竞争中愈来愈处于不利地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严复批评革命党人
排外、排满的主张是“宗法社会”的行为，而不是更高级的“军国社会”
的行为。这种行为只能加剧中国的落后，而与中国的自强事业无补。
应该提及的是，在中期著作中，严复对自己早期著作中包含的社会
达尔文主义式提法颇有悔意。这可以从严复1906 年“有强权无公理此说
信欤”的演说中看出。在这篇演讲中，严复批评当时知识界流行的强权
即公理的说法。严复指出：“使此说而为感慨有激之言，犹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