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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沉。名家相逢又直抒已见，短兵相接却能相互促进，可以称得上是科
学批判的楷模。特别是托马斯·库恩和卡尔·波普尔两位科学哲学名家
相互批判了对方的科学哲学观，探讨了他们之间的主要分歧及其实质和
产生原因，各自的拥护者在进行辩驳的过程中，也都进一步发展了各自
的理论思想。玛格丽特·玛斯特曼把库恩关于科学“范式”的21 种含义
和用法概括成哲学（或形而上学）范式、社会学范式和构造（或人工）
范式三类，指出了库恩批评者在理解和批评上的片面性，又以范式为标
志把科学发展分为无范式科学、多范式科学和双范式科学三类（或三个
阶段）批评了库恩的混乱和对前范式科学缺乏分析。作为波普尔的学生
和拥护者，拉卡托斯和费耶阿本德，在主要批判库恩观点的同时，也对
波普尔的一些观点进行了批评，各自提出了新的知识增长模式，即拉卡
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和费耶阿本德的科学韧性功能和增生本质及
其相互作用＇9＇。
然而，在我国的经济理论研究中，科学批判始终未能很好地开展起
来（其他学科和理论研究的状况也差不多），即使在目前比较宽松的政
治社会环境中，学术空气依然比较沉闷。大家都是谦谦君子，你好我好，
这里是重要的科学发现，那里有重大的理论创新，实际上到底有多少货
真价实的东西，彼此心里都很明白。一些有水平的学者没有拿起科学批
判的武器，就关系本学科的重大理论问题大胆争鸣和勇敢辩论，很多理
论讨论会往往讨论不起来，或者虽有讨论和争论，不是既无假设前提又
无逻辑推理、只论结论是非的混战，就是无谓的概念之争和概念游戏。
批评性书评寥寥无几，似乎出版的学术著作都是上乘佳作；（其实不然，
大量的也许还是平庸之作；）就是上乘佳作，也有可批评之处，何况不
同认识的交流和不同观点的交锋更有可以充分发挥的余地。一些学者门
户之见严重，文人相轻之风盛行，既不鼓励也不欢迎别人的批评和辩论，
也没有公开承认错误、修正观点的精神。一些人形成一些小圈子（不是
真正的学术团体和学术流派），互相吹捧，彼此抬高身价。一些人“文
革”之风犹存，把科学批判变成“革命大批判”，不适当地把问题抬到
吓人的地步，摘一段被批评者的观点，引一段经典作家的论述或领导人
的讲话，然后作出一个政治性结论。这就败坏了科学批判的名声。我国
经济理论界缺乏大胆创新之作，形不成具有自己独立理论的学术流派，
创造不出可以称得上是无愧于我们时代的经济理论，与我国目前科学批
判的状况的水平有很大关系。
为了发展经济学的科学批判，除了要重视书评的写作以外，还要搞
好学术杂志的争鸣和学术会议的讨论。目前，学术杂志的争鸣太少，不
是无鸣可争，而是争不起来，其中原因很多。杂志如能造成自由讨论的
氛围，编者如能主动地有意识地加以组织和引导，使杂志成为重大经济
理论问题的争论中心和争鸣场所。这样的学术刊物才能办得富有生气和
吸引力。目前举办的各种学术理论讨论会，大都缺乏充分的准备和有效
的组织，与会者会前看不到彼此提交会议的论文，开会的方式也是放羊
式的，不是各唱各的调、互不交锋，就是即席发言、随意神聊。结果是
代价不小、收获不大。在这里，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和惯例，对我们的
学术理论讨论会来一番改造。或者将会议的中心论文事前印发各与会
者，由各人写出评论或辩驳文章，然后再开会讨论；或者将每个与会者
的论文事前送交至少两位与会者阅读，写出评论意见，然后开会讨论，
由他们作主要评论人首先发言，然后再由其他与会者发言讨论、最后由
论文作者进行答辩。出版讨论会文集，也要在每一篇文章之后收入两篇
评论文章。这样的理论讨论会，才能形成科学批判和理论争鸣的良好风
气。
三、关于经济学的科学评价
科学评价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又新鲜的问题。说古老是因为它与科学
的产生发展同时并行，说新鲜是因为这个问题在我国至今还没有得到很
好的解决，科学评价体系和评价制度尚未完全建立和健全起来。因而还
需要作一些进一步的探讨。
科学评价的性质和主体
科学评价不是官方评价或领导评价，也不是社会大众评价和新闻传
播媒介评价，而是科学家的评价。因而，评价的主体是本行业的专家学
者。然而，对这个问题我们似乎并不十分明确。我无意贬损官方评价和
大众评价，它们也是一种杜会评价，有着自己的评价标准和评价作用。
但在目前情况下，人们往往重视科学理论工作的官方评价和大众评价甚
于科学评价。一篇文章、一个报告或一本著作，只要某位领导说好，那
就是好，各种各样赞美称颂之词和奖赏鼓励之举都会接踵而至，尽管这
样的文字在内行专家看来是谬误百出，没有多大或毫无科学价值。于是
诱使一些人搞起了“奏章经济学”，不是把精力放在调查研究、积累资
料、分析思考上面，而是花在探风向、摸气候上面，一旦摸准了当权者
的心思和需要，便投其所好、送上奏章、以求批示。同样，只要某位领
导说某个作品不好，那就是不好，不仅会受到不公正的批评，而且还可
能会怀疑作者的动机和道德，追查作者的历史和背景、甚至有可能禁止
刊发出版，即使在专家看来，这种文字还颇有一些新意和价值。
大众评价也不是科学评价，但在目前情况下，却比科学评价具有更
大的作用和吸引力。一位作者、一篇著述，一旦在大众传播媒介中受到
好评，就成了晋升、提拔、立功、受奖的主要依据。这也使得一些作者
搞起了“广告经济学”，千方百计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包括请客送礼、
哥们义气，甚至由作者本人捉刀代笔，使其作品出现在大众传播媒介的
评价之中。然而一些大众传播媒介的反映往往是快速敏捷有余、社会轰
动效应显著，而科学的真实性和严肃性不足，很难作出中肯的科学评价。
科学评价一件非常严肃的工作，其科学性不亚于科学研究和理论探
索本身，从事科学评价的专家学者必须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对待之。这里
不仅来不得半点马虎和懈怠，更不能掺有个人恩怨和个人义气，需要的
是客观、公正和科学家的科学良知，即实事求是。否则也就丧失了一个
学者的资格。只要建立起科学的评价制度，只要专家学者们实事求是、
认真负责地从事科学评价工作，严肃的科学评价一定会得出科学合理的
评价结论，一定会发现出优秀作品，也会使大批有作为有造诣的专家脱
颖而出，同时也可以减少和防止官方评价和大众评价中可能发生的扭曲
现象。
成果评价和人员评价
科学研究工作的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因而，科学评价也包括科
研成果评价和科研人员评价两个方面。二者既互相区别又密切联系。成
果评价是科学评价的基础和核心，也是人员评价的主要依据。人员评价
是在成果评价的基础之上，具体确认每一参加者在其中所做的工作和贡
献，然后把每个人参与的全部研究工作和做出的贡献汇总起来，确定其
科学研究能力和学术理论水平，进而对每个研究人员作出综合评价。然
而，在我们目前的实践中，二者的相互关系往往是颠倒过来的，具体表
现为重视人员评价而忽视成果评价。我们在人员评价方面建立了一套述
职评聘活动，每年都进行人员的述职活动和专业职务的待聘活动，虽然
其中还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但与成果评价比较起来，情况要好得多；
而成果评价往往无人组织、无人负责、无人过问，形成自流，缺乏象人
员评价那样的制度。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下，
科研人员的工资报酬同专业职务紧紧拴在一起，职称评定变成了报酬之
争，人员评价名义上是为了多出人才、早出人才、出好人才，实际上是
为了利益分配。于是，人员评价和职称评定变成了人人关注的硬指标，
成果评价变成了可有可无的软任务。经济学著作的书评之所以变成广
告，水平不高，经济学的科学批判之所以不能很好开展，与我们对成果
评价的忽视有关，与人员评价同工资晋升拴在一起的制度关系更大。
颠倒成果评价和人员评价的关系，忽视成果评价而片面重视人员评
价，还表现在学术委员会的工作上。目前，各研究单位都设有学术委员
会，也都制定有学术委员会工作条例。就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学
术委员会工作条例”来说，在“职责和权力”一章中规定：学术委员会
“有权评议重要科研成果”，“负责评定副研究员（含相当职务）的任
职资格，对拟聘研究员（含相当职务）的科研成果和学术水平作出鉴定”，
“审议优秀中青年学者破格晋升高级专业职务的资格”＇10＇。这里一个是
“有权”，一个是“负责”，提法上有所区别。从实践来看，职称评聘
基本上是年年都搞，学术委员会都要履行自己的职责，但重要科研成果
的评议，据笔者所知却从未搞过，学术委员会是有权不用。不仅如此，
除了职称评定以外，学术委员会也很少开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名
誉机构。就是职称评定，由于不是建立在成果评价的基础之上，很多也
只是根据印象画圈打叉而已。很多研究单位也只在年初制定科研计划，
年终汇总统计科研成果，很少对本单位的重要科研成果组织定期评价。
科学评价的方式和组织
科学评价的方式很多，有书评、评论会（或讨论会）、评奖活动等。
书评和讨论会已如上述，鉴定会和评奖活动是近几年来科学评价活动中
经常使用的方式，对推动科学进步和理论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
不少问题，需要略作分析。
目前，由国家科学基金资助的科研项目，大都在项目完成后，聘请
若干专家学者组成成果鉴定委员会，对项目完成情况及其成果的科学水
平进行评审鉴定。这是一种很好的科学评价组织和评价方式。凡认真去
做了的，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也有一些项目未按项目管理办法的规
定进行成果鉴定，就算自动通过。不仅如此，有些鉴定会也与书评的水
平差不多，往往是赞美褒扬过多过头，批评讨论不足；一些鉴定会也是
搞搞形式，走走过场，只有宣传效果，而无科学意义。
评奖活动也是一种重要的科学评价方式和评价活动。目前，经济研
究方面的评奖活动不少，有国家级评奖，也有省部级评奖，还有企业单
位的评奖；有专题论文评奖，也有会议论文评奖，还有报刊征文评奖。
在这些评奖活动中，有的如孙冶方经济科学组织得比较好，已开始逐步
建立了一些评奖的程序和制度，评出了一部分好作品，并给予了适当的
奖励，对推动经济理论研究起了很好的作用。但也有不少可改进的地方。
有的组织得比较差，评奖机制很不健全，评奖工作的主观性、随意性很
大。有的凭印象评判，有的按照自己的观点决定取舍，凡不符合自己观
点的通通枪毙，尤其是在评奖活动中渗入了大量人事关系、地方关系等
复杂的非科学因素，把科学的评价活动变成了庸俗的人事平衡关系。甚
至有时政治气候和政治考虑也成了评奖的决定因素。结果是不仅埋没一
些学术价值较大的创新之作，也评选上了一些不够格的平庸之作。因此，
改进和提高现有的评奖组织和评奖机制非常必要。鉴于孙冶方经济科学
奖是经济理论方面最重要的评奖活动，在经济学界享有比较高的威望，
现提出以下几点改进意见，仅供参考。
（1）进一步减少评奖数量，著作1—2 部，论文2—4 篇，宁缺毋滥。
（2）改变评奖时限，如1992 年度评选奖励1990 年及其以前的作品，
给予1—2 年进行评论和检验的时限。
（3）把评奖活动建立在文评和书评等科学批判的基础上，待评选著
作不仅要有专家的推荐，而且要有专家学者写的严肃的评论文章。
（4）对评选上的作品再组织进一步的评论，既可推动科学讨论，又
可总结检验评奖工作。
（5）对奖励作品，要写出奖励决定和简单评价，指出其理论上的前
进之处和实践上的应用价值，并公开发表，以利监督检查。
注释
＇1＇参见拙文：《推进经济政策理论的研究探索——评郝云宏等著〈经济政策学〉》，载：
《经济文献信息》1989 年第8、9 期。
＇2＇笔者的评论仅限于书评，不涉及书评所评的著作本身。书评写得不好，决不意味着所评
著作不好；书评写得好，也不意味着所评对象就是佳作。
＇3＇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24、25 卷，人民出版社1964 年版。
＇4＇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83 年版。
＇5＇让—帕斯卡尔·贝纳西：《市场非均衡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年版。
＇6＇罗纳德·科斯、阿尔钦·道格拉斯·诺恩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
1991 年版。
＇7＇詹姆斯·M·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 年版。
＇8＇赫伯特·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年版。
＇9＇伊姆雷·拉卡托斯、艾兰·马斯格雷夫：《批判与知识增长》，华夏出版社1987 年版。
＇10＇中国社会科学院监察室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规章制度选编》，经济管理出版社。
规范化与本土化
——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发展面临的双重挑战
梁治平
一年前的今天，我有幸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在京
举行的周年纪念会，并且在会上以《季刊》作者身份作了简短发言。那
次发言的主旨是要说明，清除伪学、创新秩序、全面建立学术规范，既
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当下最急迫的任务，也是我们对于中国文化之重
建可能有的一种贡献。末了，我提到所谓“中国社会科学”问题，大意
谓：倘若“中国社会科学”这一名称并非毫无意义，那它一定不只是简
单指发生于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而应当是与中国人之特殊经验有着密
切关联的社会科学研究。进一步说，它必定产生于是种特殊经验，且能
给予这种经验以最有力的说明，而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富有启发性的概念
体系的产生，或可视为“中国社会科学”成熟的标志。
显然，当时我谈的即是一个关于规范化和本土化的话题。不过，以
那样一种简单方式提出如此重大而且复杂之问题，现在看来是太冒失
了。事实上，此一主张所涉问题既深且广，绝非一次简短的即兴讲演能
够说明，而在当日，我对于相关之问题，既不能说已经过深入思考，更
不敢说已达致通盘了解。因此，今天有可能重新提出、审视和思考这个
话题，在我实在是一个学习的好机会。
讨论社会科学的中国化或本土化问题，应当紧扣中国的历史与现
实，这一点毋庸赘言。因此，下面不妨先回顾这样一种主张在中国的提
出及发展。
社会科学中国化或本土化（以下简称“本土化”）之主张始见于三、
四十年代，而以当时社会学家倡导尤力。中国社会学前辈学人吴文藻有
感于社会学长期作为知识文化市场上一种舶来品而不能扎根于中国土壤
的事实，明白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其立场是：“以试用假设始，
以实地证验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与事实揉和一
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又
必须有了本此眼光训练出来的独立的科学人材，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
究，社会学才算彻底的中国化”（吴文藻，《社会学丛刊》总序）。由
吴氏推动、组织而编纂的《社会学丛刊》即是实践此一主张的一项有代
表性的成果。这段历史或可以视作“本土化”运动在中国获得发展的第
一个阶段。
“本土化”运动第二阶段始于八十年代，且同样以社会学家为主力。
在大陆，社会学在被取消将近三十年之后重新恢复，其性格更趋实用化，
即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目标，自觉地变成“应用社会学，一门为人民
服务的社会科学”（费孝通，1994）。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发展或如有
人所说乃是早先由吴文藻、费孝通等为代表的燕京社会学派所开创的中
国社会研究及社会科学本土化传统的继续（甘阳，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