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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外衣，里兜儿揣着整整齐齐的6万块钱。他以最快的速度一叠叠地抽出来，撒向空中，有一叠落在了房顶的大吊扇上。大冬天，我们不得不启动它，让“无数张”百元大钞纷纷飘落下来。我们全家都撅着屁股捡，满屋回荡着我们欢快的笑声。
英达有名了，能挣钱了。他的事业有成增加了我对他的信任和依赖。我什么事都和他商量，听从他的决定。不可否认在那10年的恋爱及婚姻中我是幸福的，但是也很累。很难想象我竟有如此韧性，长此以往地担当着那个家庭的“顶梁柱”，无论物质上还是精神上。
那时的英达不是一个具有很强的生活能力的人，他不会也不愿做属于男人的家务，他的忘性令人发指。他从来不记得我交代他做的事情。如果别人有什么东西交给我，万不能由他中转，说不准他会随手往哪儿一扔，然后一点儿都想不起来。
一次我给他的小书房安窗帘，我把缝制好的布交给他，并给了他一根细长的铁丝，“帮我穿上”。我开始在窗边钉钉子，我们边聊天边干活，很久了我才发现他那根铁丝一点儿都没穿进去。“它老扎出来，这活儿我没法儿干！”他急了。
我拿过来，把铁丝头弯回来一点儿，一分钟就穿上了。每到这种情形他都会发怒：“为什么你老想让我感觉自己是个白痴？！”基于他的这些能力，我很少让他或指望他能干什么。家里修灯、修锁、修煤气、修马桶样样都是我。
有一天我们的汽车坏在半路动不了了，谁也不知出了什么问题。英达打算放弃，要叫辆出租回家。我对他说：“把前盖打开。”他笑了：“你什么意思？你想修车？”
看着他难以置信的样子我根本不理，挽起袖子就开始瞎碰。请注意，我根本不懂车的构造，我那会儿还不会开车，也丝毫不知道车前盖里头的那些乱七八糟散发着热气的东西是什么。但我把它“修”好了，触拨几下车就发动了，我们开车回了家。
“你是魔女。”他对我说，“你有一双神手！”我也许天生不该做演员，我其实可以成为了不起的勤杂工！我们在1988年就买了刚才提到的那辆车，墨绿色的、流线型的英国车：Vauxhall。英达说在美国窗体顶端窗体底端留学都没开过这么好的车。我们对它心爱极了。
窗体顶端
窗体底端
新车刚刚买回来的时候，全家兴奋得坐立不安。那天正巧我刚从外地拍戏回来，吃完晚饭大家决定开新车出去兜风。请注意：家里任何一个人都还没有驾照，只是英达和他父亲在美国都曾开过车。那天晚上他父亲喝了许多酒，临出门时揣上了他的“ 窗窗体底端人大代表证”。“万一出什么事，谁也不能抓我！”他说。我们笑着走下楼，我埋怨他这话说得很不吉利。
英达把车开到了离我家不远的红领巾公园附近，那里没什么人。他父亲强烈要求“过过瘾”，我们同意了。他坐到了驾驶的位置。先是发动不着，打火的时候发出一阵阵金属摩擦的刺耳的声音，英达在耐心教他。终于发动着了，然后车“噌”地一下就蹿了出去。
无法想象当时的情景，车就像一匹脱了缰的马在飞奔，眼瞅着就冲一个骑自行车的中年妇女去了。那个女的还回头仿佛微笑了一下，她全然不知身后的这辆绿车的驾驶员多么可怕。他喝了许多的威士忌，并且很多年没开过车了。他没驾照，只有兜里的“人大代表证”！
我和英达都在大吼，我们疯了一样地喊：“快踩刹车呀！”然后就看见老人家手中的方向盘拐到了一边，只听见“嗵”的一声，车右侧的后视镜在1秒钟之内就没了，“咣”地一声车子撞在了一根电线杆上。车停了，我们谁也没动，那个中年妇女又回了一下头，继续骑走了。我听见车窗外一个老大爷的声音：“镜子在后边那，还不捡去！”
我们回去了。把车停在楼下谁也不肯上楼。英达父子俩蹲在单元门口，英达说：“这下可好了，从来没开过这么好的车，一转眼就变破车了。”我们看着车鼻子前面巨大的“酒窝儿”，谁也没埋怨已经吓坏了的“ 窗体顶端窗体底端人大代表”。
第二天早晨起来，他们父子俩说夜里做的都是撞车的梦，其实我也一样，我的脚在梦里一直使劲儿地在踩刹车。这辆车我们开了不到两年，英达相继弄丢了行车执照和车钥匙。没办法我们只好请了监狱里专干溜门撬锁的小偷把车打开了。他每天出门我都大喊着：“带驾照！”而他比预定的时间晚回来半小时我就坐立不安。最后我坚定不移地把车卖了，要不然我有可能死在这上面。
得心脏病都会快活
1993年我到欧洲演出，在意大利给英达买了一双细腻如丝的皮手套。那副手套太漂亮太精致了，花了我一百多美元！我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给他买的，交给他时我千叮咛万嘱咐：“千万、千万、千万别丢了，本来我可以给自己买双皮鞋！”他很郑重地收下了。
一天他和一个朋友一起去办事，出家门的时候他第一次戴上了新手套。他们一起走到胡同口叫了辆“面的”，当然他就把那副手套落在了出租车上。他只戴了不到100米，然后，是对那个朋友的一路叮咛：“不许告诉丹丹！”
过了一些时候他又要出门，仿佛很随意地对我说：“是不是应该给我买双手套？太冷了！”“你的高级手套呢？”我担心地问。“怎么问我？我哪儿知道，我从来没戴过。你不舍得让我戴，谁知道你又藏哪儿了！”我开始在家里找，急死了。我想我真是老了，什么都记不住。我把箱子柜子翻了个底朝天，然后十分歉意地上街又给他买了一副。过了很久那个朋友才把这件事告诉我，我一点儿也没生气，我已经知道他那么怕我唠叨，也已经明白了我不能要求他做“做不到”的事情。我想在接受他的优点的同时接受他的缺点，反正我们在经济上已经不窘迫了。
在这儿我还要讲一件事情，为这事儿我差点儿得心脏病。英达的父亲英若诚是一个极其顾家又热爱“科学”的人。很多年前，在别人还没听说过那些新鲜玩意儿的时候，他就把日本出的“换气机”和英国产的“电灭蚊器”搬回了家。插上电源我不知道空气是否被换过了，反正电表的指针老是在“揪”我的心。而我在“电灭蚊器”里没看到过一只蚊子，即便把它放在院子里也一个小虫都没有。
有一天，他看见报纸上登了一则广告：“3800块钱的真空管太阳能使您一年四季24小时享受热水。”于是他决定安装。大卡车拉来了设备，能装几吨水的大锅炉往房顶上扛。我们所谓平房房顶都是斜瓦，我真怕那几个工人掉下来。我们的墙被凿了无数个大洞，直径近1尺的大圆管子从房子的最东头穿到最西头。洗手间的窗体顶窗体底端瓷砖都碰坏了，墙上好几个窟窿连接着错综复杂的电线、好多个水管的开关和电插座。装好以后，我们果真看见房顶的锅炉冒着烟，可以肯定水开了。可是打开我们所有的水笼头，却没有一滴热水。
我打了无数次电话请他们来修，他们确实每次都上房顶看看，但丝毫不见成效。我请求老人家让他们把它拆下来，房顶上压着一个盛着几吨开水的大锅炉实在让人害怕！他去了，回来高兴地告诉我：人家决定不收我们1分钱，并且把那些“真空管”都送给我们了。后来我发现水不冒烟了，也就没再想这件事。
不久后我去了美国，有一次跟英达通长途电话的时候，他对我说：“你能想象吗？咱们家两个星期以来一直顺着房顶往下哗哗流水，1秒钟没停过。院子里长出了许多不知名的植物，隔壁残疾人基金会每天都来敲门，因为水也流到他们院子里去了。”我在电话的这一端一下子就懵了，心动过速。我大喊着：“快去找人修呀！”“我不知道找谁！”“快把所有的笼头都关上！”“关上了。”“再把窗体顶端窗体底端卫生间所有的插销都拔掉，别挂电话，现在就去，然后告诉我情况！”他放下电话去了，然后气喘嘘嘘跑回来说：“好了，水停了。你快回来吧，家里没你不行。”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能让你得心脏病，而你得心脏病都会快活。
1994年我们的四合院准备拆迁。城建公司在方庄给了我们两套单元房。我觉得房子分配得不够到位，就四处奔波上告要求再加一套。“我们家有老人有孩子，我公公和英达都需要书房。如果不多给一套，我们没法生活。”我在相关人士面前喋喋不休。
历尽千辛万苦，终于争取到了3套单元房。这下可有活干了，我开始了漫长而劳累的窗体窗体底端装修。所有的装修材料、设备、墙纸、瓷砖、洁具、大理石、花岗岩和热水锅炉都是我挑选并拉回来的。3个单元有3个洗手间、3套洁具、3个锅炉和无数的瓷砖。我一趟趟搬运，往返于城南和城北。历时近1年，房子终于快装好了。有一天我对英达说：“今天抽空来看看新家吧，瞧瞧我的劳动成果。”他来了，一进门看见我正趴在地上给地板打蜡。“你可爱死了！”他对我说，“咱们家真漂亮！”装修花去我太多的心血，几乎每一个钉子我都那么熟悉。我把好多从国外带回来的小饰物挂在墙上，给许多画和证书都配了框子挂起来。整个家看上去是那样整洁典雅。不光是心血， 窗体顶窗体底端装修还花去了许多的钱。11间房子，每一个房顶都需要吊灯，6个房间需要空调，添买了新的电视，并购置了很多家具。没有一样不是我一个人买回来的，没有人不为我的“能干”而惊叹。当然，我也总忍不住去炫耀自己的能力，后来我发现为此英达有些不高兴。“你让我觉得我什么都没有做，”他说，“而实际上你什么都不让我做，什么都要按照你的意志。”他说得对，这的确是我的问题。我是那么霸道，那么精力充沛。记得有一年我出国回来，英达为了让我高兴，把家的样子改了，窗体底端客厅的家具都挪了位置。我看着别扭极了，虽然嘴上没有说什么，但在当天夜里3点钟，我一个人把所有家具又放回了原处。不能想象我是如何挪动那些大柜子和大电视的。我总显得那么力大无比。直至今天我才明白一个道理：如果你和一个人共有一个家，你要照顾对方的感受。你要与他共同分享一切，包括情感，也包括劳动。
当爱已成往事
1991年英达的父亲出现了第一次大吐血。当时血就像水笼头里的水一样从嘴里喷出来，我被那情景吓得一声声尖叫。这样的事情自1994年至1996年又发生过多次。时间长了，我也习惯了，每每遇到这个局面我都会表现出异常的镇静。我会以最快的速度把他送进医院，然后开始漫长的守候。病房允许支床的时候我就支张行军床，不能支床了我就蜷在沙发上，一住几个月。“你去忙吧，”我对英达说，“我一个人行。”
老人得的是酒精性肝硬变，吐血前他每天晚上手里都会拿着一杯加了冰块的威士忌，吐血后他连酒酿都不敢吃了。他病得太久了，我已经完全成了“特护”。我借来医书研究肝硬变的病理，我知道如果他发生什么情况该如何抢救，输什么药。我每天用医院的微波炉给他做两顿饭，他需要吃很软很软的食物，正常人吃的米粒可能把他的食管划破。我还负责为他洗脚、擦身、剪指甲……
他住在协和窗体顶端窗体底端医院。过去“协和”的大部分医护人员都住在医院里，长时间不见阳光，几乎个个脸色苍白，他们自称“协和脸”。有一天，一个护士对我说：“宋丹丹，你也有一张‘协和脸’了。”
我曾经因48小时没睡晕倒过。
我曾经一连10天吃方便面。
没有人问我：“你的吃饭问题怎么解决？”也没有人问我：“你是否需要回去洗个澡？”
我几乎48小时没合眼的那一次，第三天我出去给老人买饮料。当我提着两大兜饮料走进病房，迎面撞见英达的表弟英宁和他的妻子，我眼前一下子黑了，晕倒在床上。醒来后我大哭，说我需要帮忙，需要有人换班，我要睡觉！
英达不是不帮我，首先他特别忙。他不是在给上一部片子做后期，就是在准备下一个戏。并且多年来“丹丹什么都行”“丹丹不需要也不喜欢别人帮助”的概念在他心里已根深蒂固。记得一次老人连续几天高烧、说胡话、出现幻觉，吓得我很久没敢好好休息。终于熬到有一天的后半夜，我躺在用3把椅子搭成的“床”上睡着了。凌晨3点半，我的呼机“嘀”声大作。起身打开一看：感谢你使我没有后顾之忧，我永远都会爱你。英达这就是他，在你需要感情的时候，他随时散发出让你土崩瓦解的温暖。
不知道我们的爱情是哪一天悄悄溜走的。那些年我只知道忙于家里家外的活儿。没有一个妻子会像我一样给丈夫更为广泛的自由。我忘了撒娇，忘了受保护，忘了得到应有的温存和体贴。我只是忙着给予，忙着告诉我的亲人们：“没关系，天下太平，再大的困难我一个人就能扛住。”诚实地说，那些年我累苦了，到极限了，要崩溃了。
窗体顶端
窗体底端
离婚之后英达还对我说过：“你应该给我点儿预感，让我明白你已经支持不住了。”
我像溺水者急于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地急于得到照顾，急于有一个成熟的男人对我说：
“你要多休息。”
“你不能吃太多。”
“你该穿厚些。”
我忽略了一个生活中重要的原则：给予比接受更为幸福。我总是忙着给予，忙着让自己幸福。我不会也不太懂得接受，我忽略让他人给予，也就是忽略他人得到幸福的权利。
是陈词滥调，也是绝对真理：婚姻需要经营，需要两个人不断地付出。错就错在，我以为，10年的时间能包容一切尚未说开的话，能化解一切来不及疏导的郁结。我还以为10年情缘堪比血缘，不必再修正自己的弱点，反正他已习惯，并且我那些“汗马功劳”足以抵消我做错的一切了。
好像是3年前，我从报纸上看到李宗盛和林忆莲分手的消息，难过莫名，有种为他们流泪的冲动。我对一个朋友说：“他们曾经那么相爱，那么多动人的歌都是李宗盛为林忆莲写的，连他们也分手了，爱情这东西真没意思。还有什么是可以相信的？”
我的朋友迟疑了一下，告诉我：“丹丹，当年你和英达离婚，我们就是这种感觉。”
我愣住了。如果不是我自己为了一对陌生人深感惋惜，我绝不相信我的婚姻破裂竟会影响到、甚至动摇了其他人心中的什么。
是的，那个冬天，所有的朋友听说了这消息都表现出极大的震惊，所有的人都在问为什么。
必须诚实地说，离婚是我提出来的。那时候我偶然地认识了一个人，迅速堕入“情网”。10年来我有了第一次“婚外遇”。没几天我就打电话给英达：“我有外遇了，咱们离婚吧。”
“行。”他说。没有犹豫，也没有挽留。
挨过烫的小孩都躲着火
我们是1997年1月2日离的婚。那天早晨我们约在剧院门口见面。
之前他对我说：“丹丹，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是模范夫妻，所以分手时也要和和气气、高高兴兴的，这对我们彼此都好。”我说“好吧”。
对他的话，我一直由衷地信服。所以那天我们挽着胳膊一同走进了人事处。管人事的同志眼睛瞪得像铜铃一样，“你们俩——要离婚？！”“是啊。”我一脸笑容，生怕别人以为我很痛苦，或者为我们惋惜。要想 窗体顶端窗体底端离婚我们必须带着结婚证。像往常一样，英达把它落在车上了，当然要由我跑到楼下去取。剧院开好了介绍信。我们找能办手续的地方。我们是开我的车去的。一上车英达就对我说：“丹丹，送你一首歌吧！”
爱到尽头，覆水难收
爱悠悠，恨悠悠
为何要到无法挽留
才又想起你的温柔
给我关怀，为我解忧
为我凭添许多愁
在深夜无尽等候
独自泪流
多想说声真的爱你
多想说声对不起你
你哭着说情缘已尽
难再续，难再续
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时间
再多一点点温柔
别把一切都带走
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空间
再多一点点问候
别再让我独自难受
我哭成了泪人，没说一句话。
我们先去东城区街道办事处，因为结婚登记是在那儿办理的。去了以后才得知离婚在中山公园里面办。随即我们把车停在了公园门口。
那天特别冷，地上是厚厚的结了冰的积雪，公园里静极了。英达总怕我滑倒，紧紧地搂着我。我们彼此间掏出了最心底的话，好像不是要去离婚，而是在约会。“英达，我有两个请求。”我说。“你说吧。” “第一，孩子跟你一起生活，但我希望随时可以去看他。”“当然，你是他的妈妈。”“第二，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