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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张有富家子弟的习性，端着架子，好面子，同时又比较能变化，但他更有知识，更有阅历，他的判断跟毛大不一样，他想发挥自己的特长。在甘孜，不需要纵横术，实际上他也搞了纵横术，但没有成效。贺龙肖克的二方面军到了以后，他只是多拿点肉、粮，就搞定他们了。他的特长，要在西北地区的现在的政治环境下才有用武之地。可能张国焘有点着急了。他要考虑的因素很多，特别是另立中央的之事，他不好处理，所以显得很矛盾。这是我们来叙述张、毛分手以后的一个叙述视角。就是，他们两个人对环境的感知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形势判断，影响着他们各自的行为。
C：但是在9月10日，之前，之后有区别吧。
Y：在此之前，他们是在一起的，那时，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内向的，是他们两个人的判断、认知之间互相缠绕的关系。对周围环境的感知，他们是相互通气的。所以，那段历史，我比较重视他们的心理状况和冲突。总之是内向的。在这之后，则不同，他们分开行动了。他们对环境的感知、判断乃至行动，就互相有了独立性。这一段就很不同于前一段。所以，我在思考、观察这一段历史时，就有了前面讲的那种视角。这个视角是不对称的。即主要是从张国焘的视角去看毛及陕北的局势。相比较而言，从毛的视角去看张及二、四方面军的行动就不那么重要。因为，毛及陕北的变化因素更多，张的变化因素少。在甘孜，一连几个月也没有什么变化，所以他的视角相对静止，去看毛的动静，就比较真切。当然，这也就使张及其部队变成从属性的，丧失了主动性。张只好依着自己对毛及陕北局势的判断而采取行动。他没有办法倒过来，以自己的行动引导毛的思路或行动。他只有去猜测毛和陕北的局面了。所以这之后，他们两人的关系是外向的。
C：他们分手之后，有几件事，我很纳闷，一件事是那个另立中央究竟他怎么考虑的。9月10日张接到陈昌浩电报，知道毛已率队独自北上；9月11日中央电报，要张北上；9月12日，张去电中央斥责；同日，中央开俄界会议；9月14日通报会议内容给张；9月15日，张开阿坝会议，在千人干部大会上，公开了中央单独北上之事；9月底，徐向前、陈昌浩南返党坝与张国焘会合；10月5日，开另立中央大会。在25天里头，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张国焘看上去很匆忙。他9月15日的那个阿坝会议，开得效果不太好，关于南下作战，也不清楚。那时徐向前、陈昌浩还没有回来。他在军事上就没有下决心。但在政治上，他也没有做出什么举动，只是泄愤和按他的判断来稳定军心了。
Y：张手下的人才是有问题的。李特，黄超不能算一流人物，李特追赶毛的那场戏，说明此人有勇无谋；黄超也没有什么亮点，这两个人资历都太浅，在党内属无名之辈，周纯全也强不到那里去。张还是比较依靠陈昌浩，徐向前。
C：但是到10月5日开会另立中央，他有一段时间考虑，也可与陈、徐商量。不知他是怎么就做了另立中央的决定。我看这段时间的张国焘心理有些失常吧。这件事就是很奇怪，既无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的说法，也没有一个义正词严的决议，只有一个组织名单，而且这名单上的许多人也不在现场，这是根本违反党的一贯的游戏规则的，不是不可以违反，只是除了共产国际，中共这一支部是当然不能违反的。而且，以前的中央，要么是共产国际指定的，要么是共产国际授意的，至少也要共产国际批准吧。他既然另立中央，为什么不立即采取行动与共产国际设法联系呢？
Y：刘伯承回忆录中提到他让人烧掉与共产国际的联络密码。
C：那个应该是没有的事。我对刘伯承的这类回忆是信不过的。刘伯承、朱德与张国焘的关系，不是那样的，他后来的那些叙述有漏洞。但张国焘确实是重视共产国际的。为什么他提都没有提这个事呢？正常情况下，他应当提，不提不正常。
Y：是啊，能不能联系上是一回事，想不想得到去联系是另一回事。相比较，在遵义会议之后，中央派潘汉年、陈云去找共产国际，就很正常。
C：另外，他既然早就打出了抗日的旗号，为什么不在这个会议，就此形成一个决议呢？为什么不马上打着这个旗号同蒋介石或川军周旋呢？他这两件大事不抓，仅仅是关注南下军事作战。而军事作战，张国焘与徐向前、陈昌浩一直以来有个“分工协作”的传统。张与毛不同，他对具体作战指挥没有兴趣，作战方向和任务确定之后，都是陈、徐二人便宜行事。几年下来，这已经成了惯例，以致于陈、徐在作战过程中通常并不太考虑张的意见，张也很习惯这一点。张拿两头，一头是政治前提，即作战的方向和任务的政治性质，这个由他来定；另一头是后勤保障，他亲自抓。所以，就以军事行动而言，张也无所事事。所以，这个会议奇怪的很，除了宣布了临时中央的名单，然后就是南下作战的战役计划。对所谓川康苏区这个政治目标，并没有详细的说明。看来，只能讲，张也根本就没有仔细地研究过他这个川康苏区的计划，张国焘的工作作风一直是非常细致的，这在党内人所共知。那这样一个非同一般的设立临时中央的会议上，具体内容就只是个军事战役计划。这很不正常。我倾向应归结于毛突然率队北上对张国焘形成了非常沉重又意外的打击。在这个打击下，他有些失常了。他忽然没有了主意，于是黄超、李特这样的易冲动、少不更事的毛头小伙的意见一下左右了张国焘。
Y：那么陈昌浩呢？陈在9月17日已返回毛儿盖了。与张联系很方便，陈昌浩到底是否赞同另立中央呢？从徐向前的回忆看，陈不赞同，但陈是否劝过张国焘呢？没有资料。
C：总而言之，张开这个会议没有想清楚，很失常。大概他开过之后，就后悔了吧。所以，他也没有对外宣布。设立临时中央，并非一定不可行，宣布同逃跑的中央互不隶属也很正常，关键是没有相应的部署同之配合，整个事情就不对劲了。
Y：对，他肯定后悔了，就如同日常生活中看到的那样，一冲动说了话，做了事，立马又后悔了。张就是这么个情况。说到底，张原先的盘算不是这样的。在9月10日前，与毛起冲突的时候，他拿的准，中央会屈服于他的，他有这个把握。因为力量对比太悬殊了，右路军又在陈昌浩手上。结果毛突然出走，张就乱了阵脚。毛的个性和不按常理出牌，使张这样的富家子出身的很正统的实力派很难受。张终其一生，是个讲道理、办事情按正路子的人，能力超群。他不怕苦难，也不畏艰险，但他应付不了“创造历史”这样的事。我有个看法，有两种英雄的路子，一路是命运总是很关照他，就是福将的意思；还有一路，就是他可以去创造出机缘来，改变命运。 毛是两个路子合一。张比较靠前一路子，他一直处在他参加的事业的核心位置上。现在，他要创造历史了，却退缩了。毛敢于率少数人，破釜沉舟，突然北上，从而改变了事态的不利于自己的发展趋势。但张国焘，从未曾做过这样的事。本来另立中央，就是这样的事，但他却只做了开头，就乱了方寸，没有继续下去。
C：我纳闷的地方是，即便是你张国焘做不来这些要紧的事，至少你应该想得到呀？为什么会议决议里头提都没有提呢？我只能说他心理失常了。从第二件事也可以看出他的失常。南下的两个战役，执行得很顺利，从10月5日下发战役计划，到11月16日百丈关战斗开始前，有大约40多天时间，整个军事行动的政治方向在哪儿呢？张国焘始终没有给出结论。指挥员提出打到成都坝子吃大米，张国焘肯定是不同意的。他在战役进行中，就已流露出适可而止、见好就收的想法了。但陈、徐不听，继续向前打，张也就听之任之了，所以百丈关大溃败。张对此有疑虑的，有预感的，但他却没有坚持。原本张的强项就在这里头。他到鄂豫皖时，大刀阔斧，就是体现在他的政治把握力上，包括撤离鄂豫皖，包括撤离通南巴，他都是这样确定下明确无误的政治目标，才放手让陈、徐二人去作战的。但南下作战，他却没有这种坚持了。依我看，可能还有一个心气儿的问题，从质疑苏维埃运动开始，张国焘可能对这个中共的胜利，已经大有疑问，经过与这些个同志们的接触，这些“要人们”所表达出来的素质，也让他大失所望，后来主持“夏洮战役计划”，未必不是死马当作活马医，中央再一逃跑，让他是气愤又失望，这些因素，未必不会影响他之后的情绪。
Y：确实，他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是他没有做到这一点。
C：当时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他做出政治判断。他只是没有坚持。这个状况，我也只能用心理失常来解释，他这个人的性格中，可能有这一面，极少显露出来，但在这一个月多时间里，他撑不住了。分裂之后，双方都指责对方是“逃跑主义”，指责的都对，就是逃跑嘛。但问题在于，这种逃跑，使得整个的革命目标、革命战略、乃至革命理论，处于空洞的状态当中了。对北上的中央来说，那些书生们问题不太大，不去想就是了，反正有个毛泽东顶在那里，他把这些他们应付不了的事情对付过去后再说，好在还有共产国际，可以替他们去想，以前反正都是如此。但是，对张国焘来说，这些问题他也没有答案，只有疑问，最多有些含混的想法，但没有一套可以拎得起来的货色，这对张是个大问题，他的困惑、悲观就变成行动中的忙乱和焦躁。你说的对，他应付不了“创造历史”这件事，当然，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毛也应付不了。从第三件事，也可以看出来，张国焘另立中央却秘不示人，等到百丈关失利、大溃败的12月5日，却郑重其事地向中央宣布了他另立中央的决定。这也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他要守这个秘密不可能，他另立中央是在大会上宣布的，早晚人们都会知道。但他选择公开的这个时机却让人看不懂。他本来可以在百丈关之战前宣布，那时，他的军事很顺利，那时他给中央的电报，已有这份自得在里头了，但他却没有宣布另立中央的事。
Y：也许他在等百丈关之战的胜利，或者他心存侥幸，认为出百丈关，逼近成都，形成大局面，是宣布的好时机？
C：那也不通。前面讲过，张对打百丈关和成都是有疑虑的，既然这样，他又怎么会期待百丈关创造奇迹呢？
Y：那也不一定，他反正是没有什么定见。在前途黯淡的时候，赌一把的心思，也会有的。最好的情况本来是他有一套政治想法，比如有意识的造成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他宣布新中央成立。但可惜，他没有这套想法。于是他将就着徐、陈试试看，等出百丈关顺利，他就宣布另立中央，再图发展。但百丈关失利，他处在溃败之中时，张又怕最终失去宣布的机会，至少他可能不想被动的、由别人揭发出他另立中央，他好这个面子，端这个架子。所以，就在这个不利的撤退中，匆忙的自做镇定地宣布了这个决定。
C：林育英是十一月中旬见到张闻天的。不知张国焘在12月5日是否知道林育英已到陕北。在12月18日前，张国焘有电报显示已知林育英到陕北了。这件事对张国焘的宣布不知是否有影响。
Y：如果张国焘在12月5日前知道林的消息，我认为会促使张发这个电报宣布另立中央，用这样戏剧性的事件提醒林，中共党内的斗争和分歧，以便在张远离现场的情况下，争取一个有利的原告的位置。张在12月18日电报中给林育英讲的那些话，就近乎是“控诉书”了。如果张国焘在12月5日前不知道林的到来，那么他宣布另立中央的动机就只能用前面讲的那种解释了。但似乎还有点牵强。说不定在12月5日前，张国焘真的知道林育英到陕北了？
C：我倾向于这个判断。就是张在12月5日给中央通报他另立中央之前，是知道张浩（林育英）已到陕北了。他就是要用这样的戏剧性动作来表达他的党内斗争的事实，以便由共产国际或是由中共驻苏代表团来裁判。他深知另立中央之事关重大。他必须从中解脱出来。他部分地达到了这个目标。因为毛及张浩都同意，两边都不用中央名义，而以张浩代表共产国际在上面协调两边。那段时间，电报署名张浩就排第一。
Y：我看这个张国焘，大概到12月5日给中央发出宣布另立中央的电报之后，就恢复正常状态了。他且战且退，退到甘孜、炉霍一线就扎下了营。这之后，他本人和四方面军就没有什么自己的故事了。他只有细心的体察陕北局面的变化，和国内外政治局面的变化。
C：他的心情肯定是有意思的。他的牌都打出去了，他的军事力量暂时对任何别人都不起作用，只是对他自己起点信心的支撑。他只能等着瞧，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让他转弯的机会。
Y：而在另一边，毛和他的团队，情况就复杂的多。大体上可以分两条线索来梳理一番。一条线索仍是逃亡这个主题，就是生存与军事斗争；另一条线索则是政治努力，讲好听是抗日统一战线，中性一点，是讲和，难听点，就是招安。我们先看看第一条线索。毛在陕北与刘志丹会师之后，并没有能改变他的艰难处境。与东北军几次作战占了便宜，只不过是略有小补，整体上无济于事。更为重要的是，东北军和17路军四面围着，围而不打，使红军没有办法。很快给养就没有了。虽然现有资料对给养状况的影响普遍估计不足，但我们从35年12月底的瓦窑堡会议决议看出来，至少中央是认为留在陕北是没有办法的，必须行动，离开此地，去解决生存问题，当时有三种方案，一是向东，过黄河去山西，一是向西北，去宁、甘，还有一种是去陕南，例如林彪就倾向于去陕南。毛是坚持向东去山西。
C：这里要澄清一点，毛去山西的意图是什么？他搞东征战役的目标是什么？
Y：这值得讨论。有几个说法一直很流行。一个是讲红军东征是为去抗日，这在道理和实际过程看，根本站不住脚，也不用多讲啦；一个是讲红军是在压阎锡山抗日，甚至有些作者干脆讲是去打击卖国贼阎锡山，这也站不住脚，也不用多讲啦；还有个说法，是去打通与苏联地联系，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因为经山西，去绥远，可以到外蒙和苏联，这条通道，也是一条很久的商道。党内不少人都走过这条路。所以，要同苏联联系，经山西，绥远是条路子。但到底当时中共是否就是这个目的呢？我有怀疑。因为那时中共并未与共产国际恢复电讯联系，阎红彦、张浩到陕北只是带了共产国际的口信和共产国际七大的信息，没有大功率电台，仍然无法与共产国际联系。所以共产国际是无法知晓红军在陕北状况的。反过来，中共也摸不清共产国际的意图，在瓦窑堡会议前，李德就对去苏蒙中边境地带提出异议，认为那是拉苏联下水，不利国际的事业，毛很不高兴。但那是否会影响毛的想法呢？我认为靠近苏联只是附带的想法，不太象是主要的目的，这不太合毛的意。同时也未必是最好的路线，经宁夏去苏蒙，似乎更方便一些。还有一种讲法，说东征是为了减轻陕北的压力，筹款，调阎锡山入陕的部队返晋。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而且事实上，实际执行的效果也确如此。但我认为提议东征的最初动机不在这里。毛的想法是离开陕北去山西打开局面，换句话说，他是不想再回来陕北了，他想到山西试试运气，搞块根据地。
C：是啊，在陕北，吃的用的都没有，又陷在东北军和17路军的重围之中，很要命的。而阎锡山的晋军作战能力弱，也是众所周知的，况且，阎与蒋之间的矛盾很深。记得是刘英回忆说，当是中央判断晋军作战能力弱，抵挡不住红军进攻，是中央下决心东征的依据之一。蒋、阎的整个部署，就是守住山区，不让红军扎根。
Y：大致上，三条理由，晋省相对富裕，又多山，适合中共和红军生存；晋军作战能力弱；阎与蒋有矛盾，晋省自治，没有蒋军驻防。这三条是毛考虑去山西的理由。但是，很明显的，入晋是动阎老西儿的命根子，一万来人，阎要是拼命的话，能否站住脚呢？显然，红军军事指挥官们至少是没有信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