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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经熊眼中，六十年来西洋法学界的“争奇斗艳”主要是因为“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实际方面，这个时期可以说是富于创造性的。” 近六十年来法学方面的创造性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产生了耶林、柯勒、施塔姆勒、惹尼、狄骥、梅因、霍姆斯、魏格摩尔、庞德、卡多佐等一大批最著名的法学家，还有“二等角色和后起之秀实在是同春汛的爆发不可胜数” 。除了法学家群体的争奇斗艳之外，吴经熊认为近六十年来“还产生出三个在法律史上各树一帜的民法典——《德意志民法典》、《瑞士民法》和《苏俄民法》。”
吴经熊看来，六十年来西洋法学的花絮之一，是耶林的《为权利而斗争》。吴氏指出：
殊不知没有争讼，就没有运用法律的机会；而法律的生命，就在于运用。依照耶林氏的主张，我们对于刀锥之末，也应争个明白；并非为自己的利益，实在为保障法律。……非法治无以维持社会秩序，非争讼无以完成法治。凡是法律的忠实信徒，必须为自己的权利竭力奋斗。退让一步，即是不忠实；放弃一丝一毫的权利，即是法律的叛逆！
花絮之二是柯勒和施塔姆勒的学说。吴氏看来，二君的学说意义在于正确处理好法律和文化的关系：
文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文化的目的凡二，一曰内心修养，一曰克服自然界。……法律既是文化之一部分，不消说也应以文化的理想为理想。虽则法律的力量有限，但也应在可能范围之内尽量地促进文化，尽量地消灭和减少一切文化上的阻碍。
按照吴氏的观点，“法律诚然不能发明拍照术、留声机、无线电、飞艇，以及其他各种足以冲淡时间和空间阻挡力的技术，可是法律却能从旁奖励和保障科学上的种种发明。” 吴经熊认为除了法律对于文化的间接的贡献外，还举了民法中代理人制度、对胎儿利益的保护以及债权法等等规定，认为“有的地方法律遽能直接克服空间和时间”。
花絮之三是施塔姆勒对于法律的定义，以及公平的原则和定义。施塔姆勒“平生最得意的工作是在阐明法律的概念” 。
花絮之四是霍姆斯和庞德打倒机械化法学。吴经熊对霍姆斯及庞德在美国法学界的地位作了极高的评价，“现代美国法学之所以不但未落于不景气的状态，而且有百卉争艳、欣欣向荣的气象，盖以庞、霍两氏之力最多。” 在吴经熊看来，庞德于1908年发表的《机械化的法理学》是一篇“具有在法学上革命意味的文章” ，该文章中作者提出了法学上的两种通病，“易趋于太过专门化的途程，其流弊就是使不懂法律的大众莫明其所以然”；“太过顾虑内部的矛盾、太过苛求形式上的完美和统系上的一贯，容易使法律变得僵化” 。吴经熊对此感同身受。
花絮之五是法治的限制。吴经熊认为庞德的法律哲学有两个出发点，“第一，他是反对机械的法学的；第二，他是主张法律的能力是有限制的，所以要和别的社会科学合作。” 而关于法治的限制，吴经熊认为庞德分析了五种：“确定事实的困难”；“许多道德上的义务法律不能强之使行”；“人类越趋文明，利害关系越复杂，而侵害法益的方法也随之日趋高明和巧妙”；“许多法律规定的义务，事实是不能强制执行的”；“法律不是一部自动机器，还须有正当的人才去运用它的”。 就此吴经熊认为，法律的能力既然是有限的，那么：以立法权立法，不如以司法权立法。法律好比一所房子，应随时加以修理，加以洗刷：漏的地方应弥补，旧的地方应调换，每日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这样才始不负祖宗置产的苦心。法官的任务，一方面要保守，一方面也要创造；既不能太过保守，致蹈墨守成规，胶柱鼓瑟之讥，又不可太过创造，致涉捣乱纲纪的嫌疑；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这是何等高深，何等奥妙的艺术！做司法官的一定要有一种历久的内心修养，才能达到可以守则守，可以创则创，寓守于创，寓创于守境界。非法之难，而所以用法者实难；对于司法人才之难得，无论古今中外，皆有同一的感想。
五 “在进化中的自然法”：晚年吴经熊1937年底，吴经熊受洗皈依天主教，从而从法学界消失。对于吴经熊从法学界逃逸的原因，许章润认为是“当法律不足以慰藉心灵时”。 事实上，一直到晚年，吴经熊关于法律的思考都没有停止，其法律哲学仍然在进化中。晚年的吴经熊尝言：我的法律哲学，主要不外乎二点。第一点是：自然法是一切法律之基础；第二点是：自然法不是死僵僵的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与时俱进的有机体。因此，我的法律哲学，可以用一个标题来概括：在进化中的自然法。
吴经熊自述，其自然法的思想可以追溯到早年师从施塔姆勒。
而霍姆斯大法官的法哲学亦是吴经熊自然法的源头之一，其对形式和内容合一的承认，亦使得吴经熊“喜出望外”了。 “我基本的和持久不变的心向，一直是想超越一切相反相承的观点，在认识论方面，我曾企图超越并综合概观和个观。同样，在自然法的问题上，我曾企图超越并综合恒常和无常，固定与变迁。” 吴经熊认为：虽然自然法是导源于永恒法，但是它绝不能与永恒法混为一谈，否则将重蹈十七八世纪所有自然法学派的覆辙。……自然法有一不变的核心，它的最根本原则——为善避恶——不应有任何变化。而一切比较具体的规律，在消极方面，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积极方面，像“己之所欲，亦施于人”和“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都是上述核心原则的直接结论。这些直接结论与核心原则似有同样的效力。
那么，相对于人定法和永恒法，自然法的地位究竟如何？吴经熊给出了答案：我以为永恒法，自然法和人定法是一贯的。自然法譬如一座桥梁，其一端架设于人定法的这一边，而另一端则根植于永恒法的彼岸，若从人定法这边看自然法，自然法可变的一面，清晰可辨；然而若从永恒法的彼岸看自然法，则自然法不变的一面亦甚了然。以前抱独断论的自然法学者，似乎只看到自然法植根于永恒法的彼岸，认为自然法的整体是具有不变的倾向，甚至连同它的微末细节亦包括在内。就另一方面看，抱怀疑论者，完全把注意力贯注于自然法在人定法的彼岸，否认自然法的不变性，甚至于它的最根本原则——为善避恶——亦不例外。
类似的意思，吴经熊在《自然法哲学的比较研究》中亦表达过，其提出“自然法是一座沟通永恒法和实证法的桥梁”，认为“虽然永恒法、自然法和实证法三者是不同的，可是三者之间，却构成了具有一贯性的连续体。”
吴经熊关于自然法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题，即自然法的拘束性。吴氏认为，自然法的拘束性根植于两种根本的理由，一方面它根植于事物的本质中，另一方面它是天造的而非人设的。 正因为如此，吴氏提出了自然法的制裁问题，并对此有着精彩的论述：
可是事实上，自然法是较人定法具有更大制裁力的。首先，善的本身就是一种报尝，恶的本身就是一种惩罚。直截了当地说，人能够为善，不会不感到快乐的，同样，人若为恶，不会不感到痛苦的。我们生来的目的，就是要彻底地自我实现，也就是完全地忠于自己的本性。善促进这一目的的实现，而恶却在破坏它。中国有一句话：“为善最乐。”我们也可以说，作恶就是地狱。这就是自然法对于一个人的内在制裁。其次，人类亦受无形因果律的制裁。有一分耕耘，就有一分的收获。……最后，如果我们体识上帝是无上公正的。我们就应该相信，真正的美德，特别是隐德，一定会得到善报；或者，故意的和无悔意的过错，也一定会受到惩罚。
吴经熊就此提出，“因为自然法并不是仰赖逻辑和经验的推理建立起来的；我们以直觉认识它，这种直觉就是人所称的良知，良知是我们认识自然法的天赋官能，而良心则是把良知所体认的自然法，适用到个别情况上的作用。” 同时吴经熊还认为，“自然法呈现在人类文明的每一阶段” ，而且从教义上亦可得到实证，“自然法是与任何天启无关的，它的第一原则为一切民族所同具，并非属于基督教徒的专利品。”
清华版《法律哲学研究》还收录了晚年吴经熊于1966年6月6日在国立政治大学法律学系所做的一个演讲：《正义的探讨》。这篇简短的演讲词体现出了吴经熊自然法思想的归宿，即对正义的追求。在吴经熊看来，“‘正义’并不是单纯的元素，它的观念很复杂，含义也很丰富，它是含有‘真’、‘善’、‘美’三种成分的。” 吴经熊认为，“正义”与“真”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法律事实的认定方面。正因为如此，因此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求“真”的工具越来越进步，则法律也是越来越进步。 而“正义”与“善”的关系，吴氏认为法学除求真外，还要注意“价值”成分和权量利害关系的问题，我们除了重视因果关系外，还要注意“价值”的成分和权量利害关系的问题。 “正义”与“美”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呢？吴经熊给出了一种答案：“其实‘正义’就是‘美’，而‘美’也就是‘正义’。所谓‘美’也就是‘平衡’。” 吴氏最终将这些归结为一点：
吾人研习法律，应当知道“正义”是以“真”为基础，以“善”为目的，而以“美”为本质。因此，我们可以说，法律乃是非常高贵的学问。正义的“美”是不能用言语来描写的，……一言以蔽之，不外乎恰到好处。做法官的，对于量刑的标准，也应该用艺术的灵敏感觉来衡量。斟情酌礼，务使能恰到好处。
“恰到好处”，不正是自然法追求的终极目标吗？吴经熊一辈子超越了东西方，方悟出人类文明发展中需要矢志不渝去追求的目标。读者诸君自可看到，吴经熊此时的法学胸襟的确已经超越了东方与西方，既是东方又不完全是东方，既是西方又不完全是西方，既是东方又是西方，试看古来中华俊杰浩浩荡荡，真正有此眼界的恐怕唯吴经熊一人矣。
杨兆龙的人生与学问（1）
杨兆龙（1904～1979），浙江金坛人，早年就学于燕京大学哲学系，1927年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1927年大学毕业后，任律师、书记官、法官一年多，1928年任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及上诉法院推事，因对违法洋人依法判案，得罪洋人被解职，后赴美留学。1935年以学位论文《中国司法制度之现状及问题研究：参考外国主要国家之制度》而获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S。J。D）。1935年在哈佛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后，即到德国柏林大学法学院作博士后研究。1936年回国，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后改名资源委员会）专员，兼任中央大学法学教授。1938年任立法院宪法起草委员会专员，仍任中大教授。1940年出任西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院长。1942…1945年任教育部参事和法律教育委员会秘书长并任中央大学、东吴大学重庆分校、朝阳法学院法学教授。1945年6月完成了《联合国宪章》中文翻译工作。抗战胜利后，国立中央大学由重庆复员南京，他仍任教中央大学及中央政治大学，任法学教授。抗战胜利后率中国司法代表团赴欧美考察。在他任司法行政部刑事司司长、最高法院检察署代理检察长期间，释放过一批地下工作者，并说服李宗仁释放了一批政治犯。1948年他当选为中国刑法学会会长、国际行政法学会理事、日内瓦国际刑法第五届大会副会长、国际比较法学会理事，1948年他被海牙国际比较法学研究所评为比较法学专家。
949年后曾任东吴法学院院长、
复旦大学外语系俄语教员、《华东政法学报》编委，后转入上海社会科学院，1957年以后，累受政治运动之苦，受到“右派”、“现行反革命”、无期徒刑等极不公正待遇和折磨，1979年4月1日杨兆龙病逝，终年75岁。1980年得到平反，杨兆龙的著述，涉及刑事法、诉讼法、司法制度、宪法、立法、比较法和法律一般理论以及法律教育等诸多领域。
对于杨兆龙，上了点年纪的人们，可能都知道一二。毕竟在1956年底的时候，是他的《法律的阶级性与继承性》一文，使得关于法律阶级性与继承性的讨论，从上海法学界乃至法史学界内部，一下子成为全国法学界学者议论纷纷的话题；更何况，在稍晚些时候，杨兆龙先生作为上海政法界、教育界“右派”之一，饱受批判。
然而许多年来，稍微年轻点的人们，几乎都不知道杨兆龙是谁了。这些跟有关杨兆龙的资料匮乏有关。杨兆龙晚境凄凉，未流传下来任何专门的传记材料。杨氏后人陆锦璧、杨黎明伉俪遍过各种途径搜寻，但关于杨兆龙的许多关键性细节，依然不很明了。这使得我们研究杨兆龙的工作难上加难。人们只能零星地，在一些资料中看到杨兆龙这个名字。 《杨兆龙法学文选》忝列“二十世纪中华法学文丛”，在2000年出版之后，杨兆龙终于回到了我们眼前。2004年11月27、28日两天，杨兆龙的亲属、杨兆龙1949年初营救出狱的地下党员以及数百学者云集苏州大学法学院，隆重纪念杨兆龙诞辰百年。本文所要做的，就是在陆锦璧、杨黎明等前辈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对杨兆龙的人生与学问做大致的梳理。
一 从燕京到东吴
杨兆龙，字一飞，1904年11月8日，即甲辰年十月初二出生于江苏金坛东岗村。幼时家贫。出生后不久，就过继给伯父杨立本为嗣。6岁时，杨兆龙入金坛某私塾，接受了传统的启蒙教育。1910年，杨兆龙先后进入金坛初等小学、镇江高等小学以及美国基督教会在江苏镇江办的私立润州中学。之所以选择教会私立学校，仅仅是因为教会教育以公益为本，学费极其低廉甚至免费，能够而且愿意向学生提供数目不菲的奖学金。在润州中学读了六年，杨兆龙只有一年没有拿到奖学金。1922年杨兆龙成为燕京大学哲学系新生。
学哲学并不是杨兆龙的初衷。由于他出生农家，在读中学时家里经济本身就很拮据，他更想以后找个能够谋生的好点的职业。除此之外，就兴趣而言，杨兆龙本人也更倾向于学医。只是学医至少要七年时间，而其他学科时间则短很多，四五年即可开始养家糊口。好在杨兆龙亦珍惜学哲学的机会，还是很认真地开始其学业。
杨兆龙考入燕京大学的时候，这所大学成立不过三年左右的时间。 1922年春天，也就是杨兆龙来燕大前后，司徒雷登刚刚花了4万银元，从陕西督军陈树藩将军手中购得燕大勺园新校区，此时 “燕京大学在组建初期（1919…1924）因受校址的限制，院系的设立并未走上正轨。当时，学校仅简单地分为文理科男校、文理科女校和神科等三个部分。其中文理科男校和神学科设在原汇文大学的旧址盔甲厂”。 盔甲厂一带曾是明清两代制造军火的地方，后来才改成制造盔甲和弓箭的作坊。燕大周围全是民居，校园面积十分狭小，校舍也非常简陋。 1923年秋天燕大行政班子开始搬入新校区，但是新校区的建设一直持续到1926年6月，此前教学区一直在盔甲厂。 这也就是说，杨兆龙在位于东城区的盔甲厂，即原汇文大学的旧址，度过了自己的大学时代。
尽管此时的燕大名不见经传，但是要成为其学生绝非易事， 即便是燕大嫡系的“承认中学”的学生，要想参加燕大入学考试，首先必须使其“平均成绩在85分以上，品行端正的应届毕业生才能参加考试”。 连自己嫡系的学生条件都这样严苛，那么对于非嫡系的中学毕业生恐怕条件就更为严苛了，“燕大报考和录取学生的比例一直保持在6∶1左右” 。杨兆龙进入燕大很不容易。
进燕大难，出燕大更难。为了保证学生的质量，燕大不光设立了严苛的考试门槛，对于其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也实行了坚决的淘汰制，像医学预科“淘汰率近50％” 。这种淘汰制的实行督促燕大学生养成了刻苦读书的风气。 从1922年入校到1924年修满学分提前毕业，杨兆龙在燕京大学待了三个年头，实际仅两年多时间。
杨兆龙不仅在较短的时间内修满学分，以优异的成绩提前毕业，而且其语言造诣，也在这华洋杂居的校园里获得了较大进步，除了继续巩固英语之外，还掌握了法语和德语。杨兆龙完成燕大的学业后，接受了校长司徒雷登的建议，转学到上海的东吴法科学习。
当时地位高而且收入不菲的职业有“传教士、医生或者律师” 。对于杨兆龙而言，医学至少还得学习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