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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记得最后是被郑西谛还是傅惜华买去了。那扉页，不用说也是新刻的，那
风格和我所得到的两种完全一致。这样看来，原书一定也是一个残本，也必
不只三种。傅、郑两位都是著名的戏曲收藏家，我猜他们都不会知道这里是
玩了花样的。
傅、郑两位同志都已逝世，陈大声这部散曲集如果历劫尚存，在编目的
时候，我希望添加一个附注，说明《三种》云云是值得怀疑的。
1979 年6 月4 日
西泠访书记
1957 年4 月中旬，我到杭州游览，曾访问过坐落在里西湖的浙江图书馆。
这里是清乾隆中所建的七阁之一——文澜阁的旧址，是著名的江南藏书胜
地，那抄写了七部之多的“四库全书”复本之一，遵照“十全老人”的意愿，
就藏在这里。杭州是江南文风兴盛之区，大批的读书人都到这里来借抄、借
读经过删削、改造、加工的钦定典籍，颇发生了一些影响。这无疑是清代文
化统制政策取得的一个不小的成功。后来经过太平天国的战争，这里的“四
库全书”损失了一部分，也流失了一些。地方上一些有钱的读书人就又来辛
辛苦苦地补抄，后来不知道终于补全了没有。不过那时的人力物力到底远远
不及“乾隆盛世”，补抄本无论纸墨、抄工、装潢比起原本来是天差地远了。
在过去，浙江图书馆在全国公私藏书家中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地方性图书
馆。解放以后，浙东故家藏书大量流出，一些地方上的藏书家的藏书也先后
聚集在这里。它的收藏丰富起来了。1957 年我访问时，曾经被接待到楼上看
了一些旧本，还带回了两部新印成的“特藏书目”。细细检阅，发现新入藏
的书籍中间，其实也并无值得注意的宋元旧版，精华所在倒是一些明清以来
的浙人著作的刻本、抄本和稿本。这中间颇有未之前见的秘书，而这恰恰是
全国性的重点图书馆无法相比的特色。当时曾摘记了一些名目，想什么时候
再到杭州来借读。可是“人事栗六”，一眨眼20 年，没有机会再到湖上，而
且后来这愿望好像也成为一种荒唐的梦了。
当时我所希望借读的群书之一是“明季刻本、抹云楼旧藏”的柳隐如是
撰的《戊寅草》一卷一册。这是一册异书。关于柳如是这个人物，我很早以
前就发生了研究的兴趣。曾经搜罗了她的《湖上草》和《尺牍》的旧抄本，
她的《事辑》，还有附在钱谦益文集和清初诗词总集中的她的作品，此外就
是大量散见于清初文集、野史、笔记中有关她的记述。可惜的是，一直没有
看到明末原刻的她的诗集。我只在王闻远的《孝慈堂书目》中看到过著录，
还注明“棉纸”印本，可证是明末原刻无疑。此外，在马叙伦的《读书续记》
卷六中看到一段详细的记载。那是高欣木旧藏的《柳如是尺牍一卷、湖上草
一卷》，一共24 页，不只是原刊，还有林云凤的题诗，许多名人题跋、印记，
和王国维的三首题句。据马夷初说，这书曾经张元济与高野侯“竞购”，最
后高以50 银元买得。这在当时，应该说是相当可观的高价了。这书后来不知
流落何许。现在见于浙馆书目中的《戊寅草》，是怎样的书呢？可能就是《湖
上草》的改题重刻之本，也可能是另一种未之前知的诗集。戊寅是崇祯十一
年（1638），正是如是下嫁钱牧斋之前活跃于湖上的时候。
为了一决此疑，1962 年曾托到过湖上的陈凡代为探询此书，后来还承他
亲笔抄了一卷副本见赠。可惜他所见的并非《戊寅草》，而是张宗祥手抄的
《湖上草》，一些都没有与通行本不同的地方。
这次在睽隔了十多年以后重游杭州，特别是看到陈寅恪教授《钱柳因缘
考证》的序言以后，心里一直记挂着这书，终于在一个春晨又来到了文澜阁
的旧地。庭院依然，只是更增添了一些萧寂。一般的游人是不会到这里来的。
走进去看，那楼房，楼梯，还有管理图书的人员，好像与过去都没有什么变
化，到处都充满了一种古意。我说明了来意，还取出了一位过去浙江文化界
领导人的介绍信，并出示了工作证。不过这一切都没有什么用。那位老同志
是20 年前担任过领导职务的，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故将军”。要看“善本”
书，这些都无用。还得向领导机关申请，得到批准才行。
后来经我说明住在上海，来一次杭州不容易，可否给予通融，这才打了
电话，向领导机关请示。最后的指示是必须指定一位馆员在旁监视，才能阅
读。这使我异常高兴了，监视就监视吧，这又有什么关系。我被安置在会客
室里等待管理员登楼取书。大约过了半小时，我得到了答复：“找不到”。
原因是专门负责善本的同志下乡调查善本去了，原有的善本因为编目的原因
被打乱了，这里没有人能摸得清。“什么时候熟习善本的同志才能回来呢？”
答曰，起码半年。要想快，就只有申请、批准，打电报叫回来。
这时，我终于最后地断念了。我既非长官，又非学者，想看一本旧书也
算不上什么“要公”。打电报调人，这样的提议是真的使我吃了一惊的。
这就是过了二十多年，几经努力，终于还是看不成一本小册子的始末。
走出图书馆，坐在湖滨的石凳上，面对春光明艳的西子湖，不禁想起了
许多事情。
多年以来，我对跑图书馆一直缺乏勇气，尤其是去看善本书。在旧社会，
只有专家学者如胡适之之流才有看善本的福气，不必说了。解放以后，情况
大大改变，但善本书的神秘性却又增添了新的成份。为了保藏善本所制定的
新办法也更完备而丰富了。在阅读国家藏书的权利上，如陈伯达和那个“理
论权威”以及十年来崛起的林彪、“四人帮”写作班子的大小头目？ 。简直
形成了一个新的“特权阶层”。他们不但可以无视一切规章制度，任意取阅
藏书；甚至还发展到了动用国家力量任意劫掠公私藏书，任意迫害读书、藏
书人的地步。
在“四人帮”覆灭前夕，私人藏书已经成为一种“罪恶”的、罕见的现
象。连新华书店也开设了租书部，这就说明了个人买书一事已经不合时宜，
甚至连新华书店本身的存在似乎也发生了疑问。这大抵也是张春桥念念不忘
要加以消灭的“资产阶级权利”的一个方面吧。在这种情况下，有谁还想到
“善本”呢？就是在梦里也难。
善本书是国家的瑰宝（在日本是叫做“文化财”的），应该尽最大的努
力加以保护，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它也不单纯只是一种“宝贝”，只要锁在
保险箱里就好了；还得想到利用，使之为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粉碎了“四
人帮”以后，大家知道重视书籍了，这是非常好的现象。但办法却不多，看
来惟一的措施就是锁在什么妥当的地方。说“妥当”好像也不尽然，有些胡
乱堆了十多年的书库，据说就已经发了霉，不可救药了。林彪、“四人帮”
非法劫掠来的书物，发还的积极性也不高。与其还给原主去研究利用，好像
总不及锁在图书馆这样的地方来得稳妥。理由么，有好多条，而且都十分堂
皇，可惜的是都和实际有不短的距离。
保护善本，古今中外都有一套办法的。为了满足查找资料的需要，像显
微胶片那样的设备，是若干年前就已经在使用了。为了其他的理由，必须接
触原物时，就要另有一些严格的规定。怎样读书，其实也是衡量文化水平高
低的一种尺度。记得孙从添在《藏书纪要》里就有着详细的说明。最常见的
一种必须避免的手法，是用右指给舌头一舔，然后去掀那书页。古书用纸以
棉料、竹料为多，哪里禁得这样的掀弄呢？好像这在过去还是颇为通行的办
法，相传《金瓶梅》的“作者”，就将书页下角浸了毒药，送给严东楼，当
他用那种手法读得津津有味时，就不觉地中了毒。可见即使是大官，看书时
也往往采用此法。此外，如用指甲去划开书面，翻动书页，也是要不得的。
一切书，不只是善本，都受不了这样的待遇。诸如此类，必须订定一种规程，
即使有些繁琐，也还是省不得。
现在全国的图书馆都在进行善本编目的工作，这是完全必要、亟应完成
的。不过也不可忘记同时还有其他方面的工作要作。为了编目，连书都找不
到了，事实上等于关门。这可不是好办法。
好像这也不只是图书馆里才存在的独特现象。最近报上在讨论传统剧目
的推陈出新，有人就主张当前最重要的是“总结”，然后再来“选择”、“改
革”、“提高”，最后才是为人民提供醇正无疵的优秀剧目。这是不能不称
之为高论的。依了它，戏院就得先行关门，等待这个伟大的过程的完成。这
和图书馆的有些情况有些类似，但也有不同。善本书睡在那里，只要不火烧、
水湿、霉蒸？ 。什么时候打开门来都不成问题，传统剧目则不然，它们多半
活在一些仅存的老艺人身上，现在就来抢救还嫌有些晚了，哪里等得到那伟
大的“总结？ 。”过程的完成。老艺人还会有多少活下来；即使没有死光，
还有多少能工作呢？
这样的高论，其终极目的不过是取消而已。希望在对待善本书的问题上，
不出现这样的倾向。
1979 年7 月13 日
谈“善本”
“善本书”这名目，现在知道的人不能算少了，但要具体地下定义、立
界说，就不大容易。自有书籍之日起，应该说就已经发生了善本与非善本的
争论，异说纷纭，莫衷一是，如果一一浏览，是会使人头昏脑胀的。但仔细
一想，争论之起，总是由于标准的不同。而标准在抱有不同目的的人眼中，
又总是不一样的。以古书而论，它既是文献，又是商品。这就基本上划清了
两种不同标准的界限，一切争论，大抵总是由此而起的。
清代中叶有一位著名的藏书家，黄丕烈（荛圃），以收藏宋版书著名。
他有一个别号是“佞宋主人”，可以想见他的主张的坚决与真挚。他主张一
切古书，以宋版为最好，因为它古。他校起书来，即使宋版书中明显的错误，
也必据以“改正”非宋版的并不错误之处。他是主张越古越好的，可惜唐版
还不曾发现，否则一定改号“佞唐主人”无疑。黄丕烈收集、鉴定、流传古
书的功绩是不可否定的；他主张古本可贵，也并不错。不过他把事情搞过了
头，终于弄得可笑而荒谬了。
黄丕烈并不是这一主张最早的发明者，在他以后这种主张又有了惊人的
发展，一直到今天也还不曾消失。黄丕烈是藏书家，但后来又开了“滂喜园”
的书铺，经营旧书交易。在古书商品化的过程中，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萌芽
的浪头中，他都很有些代表性，因此在这里提出他来作为一种典型。
留心书市风气变迁的人，可以看出一种有趣的现象。在不同时代，人们
对书籍价值的评断是不同的。从很早的时候开始，群经的地位一直占据着最
高的宝座，那原因是容易理解的。到了清末，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那时晚
明野史、清代禁书的身价突然上升了。这是民族主义思想风起云涌的结果；
紧接着是群经地位的一落千丈；再以后是小说戏曲书变成了珍品，这自然是
五四运动以后，俗文学研究兴起的必然趋势。再后来，是过去无人过问的地
方志大行其时，这与帝国主义者的大力搜罗是密切相关的，他们为了不可明
言的目的，想尽力占有资料，对中国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不过往往美其名
曰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
以上粗略的勾勒，是就书籍门类横断面观察的结果。大致说来，发展趋
向还是健康的，那就是知识界摆脱了经义和道学，逐步走向实际，眼界也开
阔得多了。其间每一变化，都有着深刻的社会变革的原因。越古越好的教条
终于打破，“善本”的定义有了新的内涵。
如果我们拿宋人明人的藏书目录与清初、清末、晚近的目录书加以比较，
是会发现很有趣的差异的。宋人不必说，明人目录中也大抵不记版本。从清
初以毛氏汲古阁为代表的常熟派藏书家开始才有版本记录。同样，过去的藏
书家很少记载地方志，但范氏天一阁与祁氏澹生堂是例外；记载小说的，除
明人《百川书志》外，只有钱遵王曾加以注意；戏曲的命运尤为寂寞，只有
也是园、祁奕庆藏书楼曾加记载。这都不能不使人佩服他们特异的眼光。如
果谁收集了清末以来旧书店作广告用的目录，那就能看得更为清晰，因为照
例在这些目录中都附有定价，不但可以看到书籍流转的踪迹，也能看到书市
风气、供求关系的变化。这些，照我看也同样具有文献价值，不可忽视。
前面提到的黄丕烈，一方面在藏书家中有重名；但同时也为讲求实用的
学者所讥嘲，他们给他加上了“古董家”、“赏鉴家”？ 。等徽号，大加调
侃。我想余嘉锡先生的见解可以作为代表（见《论学杂著》），那意见不能
说是没有道理的。不过也不可说过了头，否则也会向反面转化的。有些旧时
代的学人，由于条件的限制，没有可能看到丰富的古刻、旧抄的实物，他们
讲求目录之学，往往是从日录到目录，缺乏实践经验，因此也容易发生不应
有的谬误。版本学是一种科学，到底离不开实践。
说到这里，我想在为“善本”作界说时，至少要考虑两个方面，它们的
文献的和文物的价值。
有些书籍，不只因为它古、稀少（所谓“孤本”、“罕本”）而可贵，
还确是极可贵的工艺美术品。韩愈和柳宗元的文集，当然算不得罕见的东西，
但宋世彩堂刻的韩柳文则无疑是国宝。那纸墨、刻工，就绝非后来别的刻本
所能比拟。这两种书都有明万历中郭云鹏的翻刻本，也算是刻得好的，但与
原书一比，实在是天差地远了。这样的古书，珍藏在国家图书馆里，是人民
珍贵的财富，我们就绝不应讥之为“佞宋”。
过去有一种可笑的办法，就是在时代上画一条线，作为判别“善本”的
标准。这条线大抵又是随着时日的流逝而逐渐后移的。清初的《汲古阁秘本
书目》中就没有明版书，到了解放前，就将崇祯以前刻本通通算作“善本”，
后来觉得不够妥当，就把一些清刻列入“乙目”，实在是形而上学的方法，
其实还是逃不开尊古的旧框框。好像至今那影响也还没有完全消失。真的照
此办理，明人所刻大量草率的“书帕本”？ 。也将全部列入“善本”。自然，
即使是明人的恶刻，也是值得保存的，但保存是一事，“善本”是另一事，
没有混淆的理由。
如果真有这样一条线，则太平天国刻行的书，以及大量近代的刻本、稿
本、抄本又将怎样看待呢？鲁迅、西谛所印的《北平笺谱》，成书不过四十
余年，其文献、艺术、版本上的价值，难道是什么通常明刻所能比并的么？
似乎文物出口的规定中也有这样一条线，同样也是极不科学的。这些，看来
都是在上层建筑领域推行的“一刀切”作法的例证，都是值得重新考虑的。
和这个问题有关，可以看看当前出版机构印行古籍方面的一些问题。已
经证明是伪书的李卓吾的《史纲评要》，被印成了精致的大册，这是叛徒江
青的“杰作”，不必大惊小怪，但至今还被人们当做必读的历史课本，就值
得注意了。朱彝尊的《词综》、沈德潜等的《五朝诗别裁》都不是什么“善
本”。特别是《清诗别裁》（原名《国朝诗别裁》），沈德潜为了逢迎清朝
皇帝，竟将一些明遗民的作品，改得一塌糊涂，连他自己祖父沈钦舆的诗也
改得俯首贴耳、吞吞吐吐（可惜我所藏的沈钦舆集尚未发还，这里举不出例
证），真是令人发指而且气短。印行这样的选本，而且浪费了人力物力大册
精印，看来实在没有什么必要。
曹寅的《楝亭集》列入“清人别集丛刊”影印了，而且有两种版本。曹
寅的著作是有印行的价值的，但是否影印，似乎也还值得考虑。当前纸张和
印刷力量都还较为紧张，像这样的书，看来还是排印为宜，为读者的负担考
虑也应该如此。听说还要印行纳兰容若、朱彝尊、金冬心等的别集，这些书
之为“善本”，是无疑的，但它们究竟并非孤本，在雕版上也并没有影印的
突出特色，排印之余，附加两张原刻的书影也尽够了。
我是赞成搞好影印的工作的，国家所藏的重要善本是大量的，值得影印
的也是很多的。过去一些学人以个人的力量印行过一些古书；商务印书馆那
样的企业也印行过大量的古籍。但印制水平还不是令人满意的。今天，我们
应该努力用最好的技术、有选择有重点地印出有代表性的国藏善本来，这在
保存珍贵的文化遗产、提供研究资料、进行国际文化交流上，都有�